深 陷
杨犁民

不知道母亲和伯娘将县城城周的山坡跑遍了好几次，才终于选定了这一方土。我清楚地记得，早在好几年前，她就已经在开始为这事做打算了。只是我们一直没把它听进耳朵里去。早着呢，着什么急呀。

最近一两年，母亲的步伐明显地加快了。也许，她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了岁月在自己身上不断刮过的风声和日渐加重的寒冷。

父亲已经离开多年。记忆中，母亲一直坚持“百年”后回到高坪村，回到那个荒芜偏远的小村庄，与父亲相依相伴，并排埋在一起。父亲去逝的时候，母亲就已经一并为自己买好了棺椁，寄存在一个远房亲戚家。此后每年都要大老远跑去给上一道漆。可是后来，母亲的主意却突然间改变了，让人有些始料不及。她总是有间无意地提醒，转弯抹角地表明自己的想法。大舅舅这些年在城头做生意发了财，于县城后山建了偌大座“阳生基”。我已经记不清这座“阳生基”母亲去看过多少次了。她甚至悄悄地对大舅舅说，“阳生基”旁边勉强可以安放下一处墓穴的那点空地，可不可以留给自己。大舅舅为难了。说行吧，担心我们哥俩有意见，“臊了我们的皮”。说不行吧，又唯恐母亲不高兴。“你想留在县城就留在县城嘛。看上了哪块地就给我们说，我们出钱就是。”等到我们终于明白了母亲的心思，得到了大嫂明确的“表态”，母亲高兴得像个孩子。

只是我一直在寻思，是什么原因，使母亲在突然间就改变了自己曾经那么果断决绝的决定。也许，是我们哥儿俩特别是我这么多年很少去看父亲，她已经从父亲身上看到了自己日后可能面临的孤独和荒凉？！

母亲和伯娘选定的那块地在县城北面的小山上，小地名太阳堡。大概四五十平方米，旁边长着棵高大的梨树。与伯娘合伙，共用一块墓地，既减少寂寞，又降低成本。领我们几家大大小小男男女女去看地时，两个老人已经谈好了价钱，不住地给我们解释这地如何地好，如何地适合两人的生辰八字，前面是什么山向，后面有什么背脉。

可是后来，卖地的主人突然变卦了。说原先谈好的3600元的价钱太便宜。两个老人一气之下回老家找了个先生，重新在县城南面的小山上选了块地，汲取教训立即付钱写好了纸（合同）。母亲把纸包了又包，放在裤袋里拿给我们看时，都有些皱了。然而挂一漏万，纸上忘了将谈好包括在内的两棵梨树写进去，致使付款后女主人硬是活活地将两棵梨树砍了。没办法，两个老人只有一声叹息。

从走上社会至今，我履历表的职业栏一直都没有变过。开始叫干部，现在称为公务员。然而，在高坪村，至今还保留着我的一份土地：一例的台土，却已是高坪村最好的土地。我清楚地知道，我是一个十足的农民。我的身份一直跟随着母亲，住在母亲的村庄里，挂的是母亲村庄的农业户口，分的是母亲村庄的贫薄土地，与那个当干部英年早逝的父亲没有任何关系。

土地到户的时候，父亲尚在人世。区工委领导干部的身份及他在高坪村建立的威望，使我们这住在“后家”的人竟分到了高坪最好最近的土地。

如果不是父亲的病，我相信母亲一定会将这些土地很好地经营下去。她相信土地，熟悉每一块土地的皱纹，把握着季节和大地内部和秘密。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年寒假，天已经很黑了，村子里的人们都已忙完了一天的事情慢慢安静下来，关门闭户在火铺上摆龙门阵。母亲扛上锄头，让我跟她一道出门去。我欲转身提马灯时却被母亲制止了。屏吸跟在母亲后面，径直来到了菜园里。只见母亲选了靠墙的一个角落，将一棵巨大的萝卜挖了出来，小心放在一边，在萝卜坑上继续深挖，直到出现了一个大坑，才从衣服里取出一个大玻璃瓶放了进去，然后把萝卜放回原处埋好，努力使它看上去呈现出不曾动过的模样。我不敢向母亲打听关于玻璃瓶的事情，只能对母亲让我记住埋藏地点的叮嘱使劲点点头，让满腹疑问永远地，留在心底。

早在我们哥俩出生之前，爷爷奶奶就已去逝多年。父亲已经与他的老家杨家湾没有任何牵联了。他的所有时间，一半呆在单位，一半在外出治病。我们娘仨一直住在舅舅家的厢房里。儿子尚小，感觉自己去日不多的父亲开始酝酿。他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让我们娘仨有个蔽头之处。

这可能是父亲这辈子做的唯一一项工程。他花掉部分积蓄——也可能是治病的钱，买下了周围山上的数十棵杉树和舅舅家的老房子。随即又拿出部分上好的土地，换了堂舅家屋前的自留地。

屋基已经砌好。只待东南边一个深坑填平便可请木匠进场。

然而，无论怎样坚持，病痛都没有让父亲将自己的工程继续下去。带着些许遗憾，他只好撇下自己的工程外出就医。父亲这一去就再也没有机会让这工程重新启动。当他再一次回到高坪村时，村庄已经为他准备好了另一块土地。

父亲的墓地是先生临时选定的。岂知墓地挖开时，发现里面竟睡着一惟妙惟肖的石人。生产队长便认定了这是一方好地。平时对父亲恭敬有加的他硬说这块地是以前就为自己母亲选好了的，死活不让父亲下葬。

为土地扯皮，这在高坪村是再平常不过的事。然而，为墓地扯皮，这在高坪村可能是第一次，但决不是最后一次。

高坪村人常说人死后“落地有千斤。”父亲终于入土了。与那块土地有关的争执也已平息。然而，与那块土地有关的怨怼，却一直留在了生产队长的心里，并且有可能继承给他的儿孙。就像父亲留在高坪村的那块屋基。它至今坦露在那里，舅舅舅娘年复一年地耕种，仿佛一次又一次地剖开它深藏的心事。巨大的深坑和苔藓遍布的墙头，使它至今看上去仍然心有不甘。

父亲为修房屋买下的那些树长得很快。我小的时候每次放假回去，母亲都会带着我，拿一把大柴刀，于丛丛荆棘中砍开一条通道来，逐一找到它们。然而命我猴子一样爬到树上去，用柴刀刮开一块树皮，再拿毛笔写上大大的“慧”字。“慧”是母亲名字中的一个字。丈夫没了，孩子尚小，母亲是在告诉人们，这些树是她的。离开高坪村后，给树写字的事只好作罢。多年过去，也不知道这些树怎么了。只是我相信，那些大大的“慧”字，已经深深地，长进了树们的骨头里。

那块屋基自此以后又恢复了它的本来功用。只是它与堂舅家的晒坝紧紧相连，每年趁着晒玉米打豆子的机会，堂舅家皆会干些争边夺界的勾当，悄悄将边界后移尺许。母亲没办法，只好在边界上栽了许多泡桐树。泡桐肯长，没几年功夫，便遮天蔽日地疯串，树下的豇豆、四季豆、玉米、蕃茄被遮得病蔫蔫的，逢上雨季便一个劲地长虫子。

这是我至今仍然记得的我家唯一的一块地。哥哥13岁接父亲的班参加工作后，我们一家就离开了高坪村。其它的地早就忘了，消失在了我们的记忆里。只有在舅舅舅娘的心中，它们还是属于我们家的。所以，尽管人老多病，自家的土地已经够多了，他们仍然坚持一年一年地耕种下去，以便有朝一日原封不动地把它们归还到我们手里。他们一直以为，我们跟他们一样热爱土地，这些地一定被我们牢牢地记在了心里。却不知它早已被我们像丢弃故土一样丢在了高坪村的荒郊野岭中。

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候，舅舅隔三差五找人带信，说村里的部分人认为我们哥俩都参加了工作，吃上了皇粮，不应该再拥有那份土地，要求退还村里。口信几经转折，都还能感觉舅舅心中的那份急切。只是我们对那几分薄土却再也提不起任何兴趣。晾在了一边的，是舅舅的担心和焦急。

这事后来不知怎样就不了了之了。有一次，一位在我们乡政府工作的朋友语蔫不详地向我提起什么农业税的事，好像是舅舅家欠了农业税一时交不上来，乡政府又催得急，这位朋友颇为为难什么的。我才想起这么多年，我们家那几分薄土一直是舅舅家替我们耕种，农业税也一直是他们家在交。户口和名字虽然是母亲的，然而有一份地的农业税却不折不扣的是属于我的。如果算上劳动力、肥料、农业税，那几分薄土的产出一定远远低于投入。我自己那时也在乡政府工作，催税催粮是经常的事，遇到实在困难的人家，偶尔也会掏出微薄的工资帮其交纳税款。却从来没有想过为自己应缴的农业税尽一份力。难道，在我的潜意识中，竟认为舅舅种我们家的地，缴农业税是天经地义的事？又或者，自以为自己是干部，哪有当了干部还得缴农业税的？

舅舅舅娘们干的，都是“磨骨头养肠子”的活儿。我们家那几分地，没有多养舅舅舅娘几根肠子，却不知磨坏他们多少骨头。好在，农业税如今已经全免了，这多少让我们心里稍微坦然一些。划算便种，不划算就让它荒着吧。然而我知道，舅舅舅娘不会让它们荒着。那该是多大罪孽呀。可是如今，舅舅舅娘年事已高，行将就木，三个女儿外嫁，唯有的一个儿子也去条件好点的外乡做了上门女婿，我们家的几分薄土却仍然毫不识相，死皮赖脸地，躺在两个老人的手掌里。

我们离开高坪村后，最先住在一个乡场上。哥哥虽然已在粮管所工作，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孩子。母亲很快便和周围的农民混得烂熟，东家要块地种点红苕，西家要块地种点洋芋。粮管所的几处废弃花台也被母亲用来种上了蒜苗、火葱、青菜。她把厕所适当改造，便成了条件不错猪圈。

粮管所没几个人。全都在我们家搭伙。那几年，母亲每年都要喂几头大肥猪，改善食堂的生活。吃不完的便请屠夫帮忙拿到乡场上去卖。每次杀猪的时候，母亲都要准备一沓纸钱，往猪颈抹上血后烧掉，口中念念有词。

这期间，母亲不顾大哥大嫂和我反对，花1500元人民币给我买了个非农业户口。这可能是母亲单项支出最多的一笔钱，也可能是母亲一生独自所作的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她对土地有着如此深厚的感情，却希望一纸非农户口，能够让我永远地，告别土地。我不知道，如果我没有考上学，我命运将是什么样子。在非农业户口可以卖的时候，附加在非农业户口上面的，像安排工作，每月供应30斤单价仅为1毛3分8厘的大米之类的特权已经没有了。买非农业户口给我带来的唯一好处是，我后来考上学办理入学手续时，不需要再向国家缴纳玉米。好多年后，大嫂都还在母亲的枕头下面发现了她省吃简用节省下来的大卷粮票。尽管已经是一堆废纸，母亲却一直舍不得丢弃。

我们到丁市镇住的时候，母亲已经明显地感觉到找别人要地再不像以前那么容易。可是母亲没有死心。粮管站的仓库后面有片巨大的空地，已经好多年没有耕种了，长满了野蓖麻、白刺，板结得像块毛铁。谁也不知道母亲用什么办法，没多久竟在上面种上了庄稼。随我们到县城居住后，想找到一分半寸土地就更难了。然而母亲隔一段时间就会往我们家送莴苣、火葱。看到上面布满的煤灰，夹杂的树叶，我们便知道母亲又回了趟丁市。那片地她一直舍不得放弃。哪怕她去一趟丁市的车费不知要买多少莴苣和火葱。

后来，我们哥俩相继在城里买上了房子。母亲虽然高兴，却也似乎不无遗憾。她希望我们能够买块地，自己修一座宅子。在母亲看来，商品房再好，脚下却没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土，好比空中楼阁，上不沾天，下不着地，怎么都让人觉着不踏实。

最近几年，母亲总算清闲下来，也离土地越来越远。然而我却明显感觉到她似乎越来越孤独，有时候显得无所事事。她总是喜欢跑到一位进城卖油粑粑的远房亲戚那里去，带着大把年纪义务帮她做些杂七杂八的事情，随便打发日子，赚点唠嗑。每天黄昏，母亲都会准时去烟厂和老年人文体队汇合，扭身歌，跳摆手舞。有一次，我悄悄去看她。天已经很暗了，只能勉强分辨出人的影子。只见母亲站在队伍的后面，动作机械的附和着，目光呆滞，心早不知飞到了哪里，喧闹的人群中越发显得荒凉和孤独。

从乡到镇，从镇到县城。我们离高坪村越来越远。母亲回高坪村的次数却并没有因此减少。有时候一去就是十天半月。大部分时间跟舅舅舅娘一道，早出晚归，淹没在辽阔的土地里。母亲最近一次回高坪村是因为卖地。舅舅带信来说，有人想买我们家位于机耕道旁边的一块地做屋基。那是块在高坪村来说是再好不过的土地了。平坦、齐整、肥沃，位于高坪村唯一的一条公路（机耕道）旁边。

母亲一听便急忙赶回去了。没多久，又来给我们报告结果。百余平方米地，卖了1400元人民币。我算了算，单位价格相当于母亲所买墓地的十分之一。好在卖出去的面积大，再凑点，就足够支付母亲买的那二十平方米墓地的钱了。而高坪村距离县城不过近百公里。她甚至可以不在乎自己眼下的生存状态，却不得不在意自己必将回归的那片土地。母亲和土地斗争的目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离开土地。可是，当她真正离开土地的时候，却不得面对土地再次妥协。

我想起小时候有一次，天很晚了母亲都还没有回家。牛铃声响，云团翻卷，不断加深着我的焦急。当我终于在一块新翻的土地边找到她时，我看见母亲深陷在巨大的黑土里，身体呈下蹲姿势，几乎就要被辽远的土地所淹没。在她身后，是渐次深远，越来越暗的黑夜。

我想喊，却被什么东西堵在了喉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