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朽回忆录
吴涛

老朽我今年七十有八啦，一个人住在南山秦岭脚下。独处的时候，最容易让人回忆。我时常抬头去望眼皮顶上的山峦。每当我瞧见一丛一丛嫩嫩的绿荫依偎在山体面上飘摇时，我就想到了自己的生命。从我住在秦岭脚下开始，我就一直觉得，我的生命，曾经也像这连绵的绿荫一样，年轻过，活泼过。那些个记忆，在岁月的磨砺下渐渐沉淀，匿在我的心底，只供我一人品味。

（一）

我三十年代初出生在关中靠西的一方小村庄里。我记不得那个村庄的名字了，那太久远了。也许现如今我真的是老糊涂，脑袋瓜子都使不了了，哪里还能记得那幼童时候的碎事啊。不过我能想起，那村庄外有一条河，河不大，水也不急，只是条小河。我们从暮春开始，一直到秋初，差不多是天天都要下河几趟，耍水，逮虾。虾和我们一样，并不嫌河小哩，只要有泥虾就往里钻，几代虾儿钻到一个泥洞里蜷成团，只等着我们伸手去挖。我其实很胆小的，可我竟也不怕虾的钳子来夹我。那些虾呀，都是窝囊，根本夹不下我的一丝皮肉。我还能记起来，村子边上有一台比我年龄还要大的石碾子，村里人收了麦，就排队在碾子边上磨面。有钱的人家靠驴拉磨，没钱的人家只好靠人了。一家十几口甚至几十口一同上阵，换着来，磨上个天昏地暗才扛着磨出来的粗面回家。

我转着脑袋想想，关于村庄，我记得的似乎就只有这些了。

我生下来的就没见过我大。我从一出生开始就一直盯着我娘看，看了几个年头。

娘说我太笨，快四岁的时候才学会走路。我一学会走路就喜欢往出跑，和邻家几个比我大的或是虽然比我小但已经会走路了的碎娃们耍。我们耍谁家盖房子剩下来的土，也耍过家家，我每次都当儿子。我当儿子，一样当得兴高采烈。

后来，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快吃饭的时候，其他碎娃除了他娘来唤他外，还有个大男人偶尔也唤，我却不一样，我只有被我娘唤的份。

我就问我娘：那些男人是谁呀？
我娘倒不隐讳，平静地笑三声，说给我：那是人家他大。
我说：那我大呢？
娘依旧平静地回答：死啦，早死啦。我一怀上你你大就死啦！
我这才知道了，我没大，而别的碎娃们都有，那些偶尔唤他们回家吃饭的男人们就是。
慢慢地，我就长大了，走路也稳当多了，也不玩过家家了，因而也就不再当儿子了。
有一段时间，村子里来了一帮人，都穿着一样的衣服，绿绿的，却也不完全是绿。还有一帮人，穿得并不整齐，衣服各有各的样，还破得不行。他们两帮人就在村子边上的野地里打仗，都拿着枪打哩！
那可不是我们平日里玩的木头枪，那一挺一挺可都是真家伙呵！
娘怕我们被枪炮伤到，所有碎娃他娘和他大也都怕伤到，就都引着他们的娃躲进早年挖好的地道里去了。人一进去，再盖上盖子，我们就老老实实地呆在里头，连气都不敢出大喽。全村的人不分男女老少都塞在里面，地道被塞得满满的，我们就像一窝老鼠。地道里面黑洞洞的，伸手不见五指，我微微耸了耸肩，就碰着了四五个站在我旁边的人。

外头的炮就打响了，震得土地像要翻个跟头了。地道顶上的土层也被震得簌簌地直往下落，落在我的头发上，又顺着额头滑下来，眯了我的俩眼睛。我就举着手直揉眼皮，揉得眼泪唰唰地掉，我却不敢吱声。
外头的炮响了好久不见停，啼哩哐啷吵了大半天，我在地道被憋得差点晕倒。娘不知什么时候用肘顶着我，我能猜出来，娘怕我真的给跌倒了，那样我会被人踩得断了腿脚哩。

外头的仗打得热热闹闹，丝毫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我的肚子终是挺不住了，饿得瘪了一圈。我就拉着娘的衣服袖子问她要吃的。娘俯了头，把一张大嘴贴在我的右耳朵上说：败家子不要命啦？呆在家的时候给吃又不吃，等到现在枪子飞到头上了又要吃，真是张贱嘴。

母亲的话很锋利，像她缝衣服用的针一样，扎得我的右耳朵生疼，既而又传染给了我的左耳，于是我的两个耳朵一起疼了起来。但娘的话锋利归锋利，她说话时的声音却是很小的，大约只有我一个人能听见吧。我知道她是怕地面上的打仗着的人听到，不管是穿整齐衣服的还是穿破烂衣服的，那样我们可能就真的再也见不到太阳了。我就不敢再要着吃了。

一个下午就过去了。呆在地道里足足有两个时辰，直立得我的脚像掉了脚后跟一样又痛又麻。终于地面上的枪炮声音渐渐消散，最终一片安静。隔壁重汉掀开了地道顶，双手撑着道沿出去打探了一番。确认打仗的两伙人都走了，才回到地道让我们都出去。一地道的人拥拥挤挤地上到了地面。慌乱里，我的一只布鞋被踩掉了，我来不及回头捡拾，就被娘一把提上了上去。

回到家的时候，娘才发现我的右脚上的鞋子没了。娘就劈头盖脸地骂我，又骂我败家子，好好的鞋子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没了。我心里说：这咋能怪我哩？要怪就怪我后面的哑巴，是他一脚踩掉了我的鞋子的么！可我嘴上依旧不敢言喘，我大大地知道说出口的后果。

我回过神，突然发现我一下子说了这么多小时侯的故事。啊，啊，啊，我的枯老的脑袋似乎突然一下明朗了许多，幼时的事情也像洪水一样奔流而来。我什么都想起来啦！我看看窗外，春天的花在春天的时节开放了，红红绿绿，好不痛快。我闻见了一缕香味，并且香味越来越浓了。莫不是花香刺激了我的大脑神经，让我忆起了那些个早已老去了的往事？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总之，我似乎在一念之间年轻了十几岁或是几十岁，原先混沌的脑子变得空前的清晰。我还能说什么呢？往事继续冲击而来，我只能接着讲我的故事了。

那段时间，那两队穿着整齐衣服和破烂衣服的军队，整日里在我们村口的空地上打仗。我们也就只好整日里往地道里钻。地道里的那种腐烂我味道我也慢慢习以为常了，我能坚持呆在地道里的时间也越来越久。
等他们的仗打完，我们一上到地面上，我就看见满地的死人。我穿着珍奇衣服的，也有穿着破烂衣服的。有时候穿整齐衣服的人死的多，有时穿破烂衣服的人死得多。他们就那样横七竖八地躺着，有时一个死人还压在另一个死人身上。还有死马，马倒在地上，四只蹄子像竹竿一样直直的，并不动弹。还有一地的铁子弹壳子，黄通通的，还闪光。还有一尺来长的手榴弹。我想拣一颗回家，娘却死死地拽着我，直朝家里走。

我一边跟着娘走，一边问娘：他们为什么打仗啊？他们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啊？
娘就喃喃地说：他们都不是好人哩，好人可是不打仗的哦！你可要听话，从小就不能打架呵！
我不住地点头，也不住地相信他们都不是好人，都是土匪，是坏蛋！

（二）

后来打仗的那两队人就像蒸发了一样消失掉了，再也没有在我们村子和临村里打过仗。
我们这里一片祥和。

后来我知道，他们都去打日本鬼子了，有的跟鬼子面对面打，有的只在鬼子背后打。但不管怎样，他们都去打敌人了，都是英雄了。我就从此不再说他们是土匪，也不说他们的坏蛋了。
我大了些的时候，娘把我送到了村子外的小学里让我念书。同去的，还有我们村子里的好几个和我一样大的男娃。

教书的先生姓秦，临村的，听说还是个小秀才。我不知道什么是秀才，就在他上课的时候问他。
先生倒不生气，很温和地摸我的脑袋，说：秀才啊，就是知识分子啊！是看书写书的！
我就问他：那你写过书吗？
先生说：写过的写过的，那可都是过去的事喽！现在国家乱了，谁还看书呢！
我就不再问了，回到我的座位上捧起书来念：人之初，性本善……

我们学校说大也大，说不大也不大。教室后头的空地边上有一堵土墙，靠着墙有一排石阶，顺着石阶上去有一洞土房子扎在坡上。我们原来偷偷地上去过，去看里面有啥好东西能耍。可很遗憾，上面啥都没有，只是看见房子靠着的土墙上有还几排密密的洞，指头蛋粗，半尺来深。

老先生曾经站在石阶上看着我们笑。一边笑一边还说：那些洞都是他们打仗时子弹打出来的哩！我们这才恍然大悟。

能记起几十年后，我成了干部，一次随同局长来县里的仓房小学视察时，局长盯着这堵土墙足足有三分钟，然后对着土墙说了一句：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我对我的上学经历记得不大多了。或许是因为当时的生活太平淡了吧，没有大的波折，就仅仅是提着个黄布书包辗转在村子里通往学堂的土道上，看着道两边的苹果渐渐变红，听着青蛙蛤蟆一起叫春。

我上了几年学我也不记得了，但我在学堂里学会了很多汉字。出了学堂告别了那个秀才先生后，我能读书看报，也能自己写字写文章。这些本事让我受用了差不多一辈子了。

出学堂的时候我虚岁是16岁，那时共和国刚成立不久，毛主席的图象挂得满县都是。我扔了书就被分到了县里的信访局，给人家跑腿了。不过我很满足，每个月能拿回九块钱的工资哩！我把每次发的工资都一文不少地交给娘，让娘保管。娘很高兴，装好钱压在枕头下面的一张扁平的木盒子里，看着我笑。
娘从我第一次拿回九块钱工资的时候就不再骂我是“败家子”了。大概是因为我长大了，能赚钱了。也大概是因为娘开始把我当家里的顶梁柱了吧，没男人的家里，女人总是希望有个依靠的吧，而我，这时候有做这个依靠的资本了。

我就成了公家的人。我不用种地，不用像村子里的大部分和我一般大的娃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我那时虽然已经开始上班了，但我终究还是个稚气没脱干净的碎娃，我就问娘：为什么我就成了吃国家粮的干部了？
娘才讲了个故事。

原来，我的舅，也就是我娘的哥哥，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被抓壮丁抓走了。我娘说我舅舅死活不去，那些来抓他的人说就算枪毙了他也不能让他留下，最后竟然把我舅舅活活给绑走了。至于我爹，他没被抓，就是因为我娘那时正怀着我，我爹就以要照顾我娘生产坐月子的借口给留在了家里。至于我爹为什么在我还没出生时就死了，娘一直不告诉我，一直不，直到她也架鹤西去时也没对我说起。我爹的死因就这样成了我们家的谜，没有人知晓了。

我舅舅被抓走后就与家失去联系了，十几年没回来过一次，也没有一封家信。对于我们家，舅舅在被抓走的那天开始就不再算是我们家的人了，是死是活谁也说不清楚。可这世界就是这么奇妙，意想不到是事情似乎时时都在发生，我们家也就正巧撞上了一件。当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刻，也就注定了我们家要翻身了。

我的舅舅，被抓走后，就跟着共产党一起打游击。听说，他跟着部队爬过雪山走过草地，也北上打日本，后来还渡江打到过蒋介石的官邸。打了一路也升了官，还接受过彭德怀元帅的接见。共产党打下了江山就要给功臣封官，我舅舅就沾了光当上了礼泉的县长。呵，我就扯上关系被舅舅安排在了县里的信访局子里，摇身一变告别了黄土地，脱胎换骨成了吃国家粮的干部了。我喜滋滋地，也努努力力地上班，把上面给的任务都一件件地做好。回家有娘，便也有饭。娘很按时地做饭，蒸个疙瘩面啦，打顿搅团啦，散锅糊涂啦，美美地吃，也便和娘一起活得有滋有味。

我讲到这里的时候，一群乌鸦正巧从我的屋子顶头翔过，叫得淅沥哗啦的。我倒并不觉得乌鸦的叫声有什么不祥的意味。我只感觉满肚子的兴奋蠢蠢欲出，指使我接着我下面的故事。我讲得乐滋滋的，口水都淌在了窗沿上。

我在县城上班，偶尔和单位里的人发生发生小的口角，也是很快就美美解决。日子和和睦睦，像水流一样不急不缓地顺着地势滑向坡下。我淡淡地过，和娘一起。我早上出门黄昏回家，娘守着家门拾掇琐事。
这样五年就过去了，我就二十岁了。

我二十岁刚过，娘对我说：我的娃呀，得找个媳妇了吧！快找快结婚，娘还等着抱孙子哩！
我满脸的羞意，不知道如何回答娘的话语。娘并不看我的绯红的脸颊，接着说道：现在是新社会啦，娘也不跟你找，你自己看着哪家姑娘合你心意就行啦！

我依旧不知怎么去应答娘。
娘举起右手，笑着打我的头，问：听到了么？
我傻呆呆地点头，脑袋都已经在娘的问话中僵硬了。

（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