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物来到圩尾街
何葆国

我老爸怎么也想不到那个头戴旧军帽手拄木拐杖走路一瘸一拐瘦得像一具干尸的老头是个大人物。那时我老爸还是一个流鼻涕的12岁囝仔屁，他被面前的盛大场面惊呆了，一条长长的鼻涕也忘记吸回去，像瀑布一样直挂到胸前的衣服上。

大人物出巡的场面，我们在脑子里想象一下，就可以复原了，这应该是比较容易的事情。现在我们每天在电视上都能看到一些大人物，在前呼后拥的队伍中，大人物总是容光焕发，面带笑意地向人招手，有时还说一句“同志们辛苦了”。那时我老爸所看到的场面和现在完全相同的一点是，大人物被众星捧月似地簇拥在中心，所有的人毕恭毕敬唯唯喏喏，回话时的声调、表情和用词都拿捏得相当到位，但是最大的不同是，现在的大人物脑满肠肥大腹便便，而那时的大人物则干瘦如柴，腿脚不便，像我们圩尾街的箍桶匠跛脚天成，两脚一长一短，走路像傀儡样一晃一晃，但是，大人物就是大人物，两个穿军装的人时刻跟在他身边，时不时要伸出手来搀扶一把，时常被不悦地推开，却始终不离左右，而那些县领导只能站在那两个贴身侍卫的身边或者身后，微微弓着腰，脸上挂着平日里很少见的笑容，一般说话总是一叠声地“是是是”是个不停，脑袋随着一点一点，腰身就弓得越发像是一张弓了。

那时我老爸真是看呆了。

大人物来到圩尾街，那是个灰蒙蒙的下午，街上一片空寂，因为大人们都到田地里炼钢铁去了，家里就剩下一些老得走不动的老货仔和我老爸这样的囝仔屁。我老爸坐在家门口的石门槛上，手上拿着两只陀螺。这两只陀螺的铁钉都被我爷爷拔出来炼铁了，它们就变成两只截肢的残废陀螺，不能在青石板上欢畅地跳舞了。我老爸一手抓着一只陀螺，百无聊赖地一碰一碰，砰砰砰的闷响，像锤子一下一下地敲打着圩尾街的荒凉。这时阵我曾祖父躺在老厝的后进厢房的眠床上，一口痰堵得他发不出声音，他抬起手在床道上拍了一下，又一下，他青筋暴起的手臂软弱无力，像一根稻草，浮起来，掉下去，无声无息。我曾祖父像烂泥一样糊在床上，他想要喝水，但是没有人听到他的声音。

大人物来到了我家门口，我老爸彻底地惊呆了，一只陀螺掉到地下也顾不上了，他甚至感到某种恐惧，缩到墙角上，贴紧墙根一动也不敢动，似乎只要他动一下，那些黑压压走过来的人群就会像洪水一样把他吞噬。

大人物盯着我家的门楣看了一会，那上面的春联早已剥落，只有一块污迹。大人物把手中的拐杖往前一戳，落实了支撑点，便向前移动了一步，稍稍偏着头往我家洞开的门里张望，像是在瞄准一样。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期待着大人物扣响扳机。终于，大人物干瘪的嘴呶动了一下，他的头也左右摇了摇，只吐出两个音节：“不——是。”

许多年之后，我老爸还清楚地记得大人物说话有气无力，腔调古怪，尽管那时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他像一只壁虎一样地贴在墙上。那时大人物说过两个字之后，没有人应声，那些县领导只是有些紧张和难堪地面面相觑。大人物沉着脸，举起手上的拐杖，意思是说向前面走去看看，那两个军人伸出双手扶住他的胳膊，但是随即被他推开了，他有些逞能地跨出了一大步，落地不稳，身子摇晃了一下，好在那两双手及时地稳住了他。大人物突然叹了一声，说：“我老了，我以前挑一石米一口气能从圩尾街挑到水尖山，现在——”

大人物来到了圩尾街，可惜那时没有摄像机，也没有电视，圩尾街人事后听到了一些传闻，同时又编排了一些传闻，出入很大，版本众多，他们说起来的那个劲，好像他们全都在现场一样。其实现场只有我老爸，他像一只壁虎样贴在墙上，从头到尾目睹了大人物来到圩尾街的过程，可是他除了惊奇，还有害怕，什么也不明白。

许多年之后，我老爸对我说：“你老祖（曾祖父）死掉的第二天，大家准备给他办丧事，‘土公’给他换衣服时，他突然开口说了一句话，吓得天天跟死人打交道的‘土公’跌倒在地，尿都流出来了。”

“这么说，他还没死。”我说。
“都死了一天呀。”我老爸说。
“死了还能说话，怎么有这么奇怪的事？”
“是呀，奇怪，世间上什么奇怪的事没有呢？”
“我老祖说了什么话，快告诉我。”
“你老祖说：‘臭头金’怎么没来看我？’说完，合上嘴，闭上眼睛，又跟原来死去一模一样。”
“哦，‘臭头金’是谁？”
“那时我也不知道……”

我老祖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因为我老爸也不知道，我老爸见我老祖见过12年都不知道了，我见都没见过我老祖一面，就更加不知道了。不过我知道，我老祖长着一只酒糟鼻子，红彤彤像一只红萝卜。当然这也是我老爸告诉我的。圩尾街人全叫他“红鼻”，我从语文课上明白这是一种修辞手法，叫作“借代”。

我老祖单身一人从乡下流落到圩尾街，用捡来的烂木头破竹片围了一小块地，然后就用黄泥糊起了一间房，其实那也不能叫作房，只能算是一个避免露宿的栖身之处，风也遮不住，雨也挡不了，不过我老祖也总算是安居乐业了。他没什么手艺活，有的是力气，以打短工为生。这样的日子是很苦的，就像现在进城的农民工一样，其实我老祖那时也算是农民进城。有一年过年了，除夕的那天晚上，我老祖不知是买来还是赊来一根猪蹄，放在鼎里煮汤，味道慢慢飘出来了，他心里想，今年可以好好过个年了。但是这时阵，一个债主闯进来了，抽了两下鼻子，对我老祖说，你没钱还债，有钱吃肉。脸一横，便掀起鼎上面的盖子，把猪蹄捞起来，一边骂骂咧咧一边提着走了。我老祖不敢吱声，心里想没猪蹄吃了，至少还可以喝汤。谁知那个债主转身又回来，手上握着一块石子，往那口盛满猪蹄汤的鼎砸了下去，嘭的一声，鼎破了，汤哗啦啦全漏到灶里了。这日子看样子没办法过了，我老祖就想起原来同村许多人到台湾谋生，觉得自己也应该到台湾去碰碰运气，圩尾街何年何月才有出头天？

“老祖当时去了没有？”这是我最感兴趣的问题。
“要是去了，你还能在这里吗？”我老爸说。

我老祖到底没有去台湾，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但是我老祖在圩尾街的日子终于有了一些起色，那间烂竹片和黄泥糊起来的房倒了，他建了两间夯土房，还讨了一个老婆。我老爸说，那是个兵荒马乱的时节，有时阵都不用讨老婆，捡就有了。那时有很多从乡下逃来的灾民，有的倒在路边都快饿死了，要是碰上一个女的，你把她捡回家给她一口饭吃，她就愿意做你老婆。我老祖母就是这样被我老祖从路边捡来的。

寒来暑往，日子流水般匆匆流逝，我老祖娶妻生子，毕竟是小人物的营生，和过去、和现在都没什么不同，且按下不表。单说那一年秋天，红军和白军在水尖山打了一仗，枪炮声整夜不息，血都流到圩尾街来了。这应该是比较夸张的说法，水尖山距离圩尾街有二三华里路，如果说血蜿蜿蜒蜒流到圩尾街，那简直是血流成河了。而实际上，那只是两支队伍家常便饭的交火。不过第二天清早，圩尾街头出现一摊血迹，这倒是真的。我老爸说，那天晚上红军打败了，死了好多人，也有一些人负伤跑了。白军追到圩尾街时，惊奇地发现了血迹，要命的是这血迹就在我老祖的土房的前面，于是他们就进入我老祖家搜索，可是他们什么也没找到。这些白军有些气急败坏，为了表示他们的心情，就把我老祖家的水缸砸烂了，顿时水漫金山，据说我爷爷穿的一只木屐都漂到了街上。那天晚上，我老祖的东家叫人送来了一只水缸，我老祖以为这是在做梦，但水缸实实在在就摆在那个地方，让他整夜无法入睡。

第二天，我老祖早早就往东家家里走去，东家家在圩尾街中段，是一座三进式的老厝。走到东家门口，正好东家出来了，手上拿着一把剖开的麻杆片，看样子他是要上茅厕了，我老爸说那时阵擦屁股都是用麻杆片的，不管穷人富人，屁股面前人人平等。我老祖就向东家鞠躬叫了一声：“邱爷。”东家姓邱，虽然他比我老祖大不了几岁，但人家是东家，所以我老祖叫他邱爷。我老祖说：“邱爷，那水缸……”邱爷看了我老祖一眼，因为内急，也不想和他说话，快步往前面的茅厕走去。我老祖一边叫着“邱爷——”一边碎步跟在后面。邱爷进了茅厕，拉上柴门，里面就传来一阵山崩地裂似的声响。等他起身推开柴门之后，看到我老祖低头站在门前，一副惶惑不安的样子，不由笑了一笑，说：“那水缸是送给你的，不会从你的工钱中扣除。”我老祖一愣，脸上立即展现出感激不尽的欣喜，拉着东家的手连声道谢，他一晚上睡不着觉就是担心东家会多算他水缸的钱，没想到东家是白送一只水缸。我老爸说，那东家其实对雇工不错，不管是长工还是短工，他都很仁义。我老爸说，那姓邱的东家和我老祖一样也长着一只酒糟鼻子，和他比较熟悉的人叫他“红鼻”，他也不会生气。

我老爸说，解放初期，邱爷被定为大地主，那时水尖山下一百多亩地都是他的，圩尾街上好一点的房屋也都是他的，不管这些土地这些房屋是怎么来的，反正你有这些土地这些房屋，这就是明摆着的罪行。于是邱爷就理所当然被抓了起来，那时主政的是一些穿军装的南下干部，背着枪，操着叽哩呱啦的北方话，别说那些关在牢里的家伙，就是街上的小孩子看到他们也会不由自主地浑身发抖。我老爸说，那时他还在吃奶，晚上肚子饿得哭个不停时，只要母亲说一句“阿北佬来了”，他就吓得不敢再哭了。可是，谁知道呢，身陷大牢的邱爷居然敢跟那些“阿北佬”顶嘴。“阿北佬”很生气，后果很严重，邱爷立即被五花大绑拉到一个公审大会上，一阵口号之后，枪决于木板搭起的台上，据说邱爷的身体在台上挺了好一会儿，不肯倒下来，有一个“阿北佬”给了他一刺刀，他才像一块破布一样，慢慢掉到地上。

那一年，我老祖分到了原来东家名下的一栋三间一厅的砖瓦房。我老爸说，我老祖搬进这房子的那天晚上，还背着人给东家烧了一柱香。但是这件事不知怎么回事竟然被隔壁的柯大耳知道了，不过他也没有马上去告密，直到有一天，他准备在我家后窗搭建一间木棚房，我老祖不让他建，因为那会挡住我家的采光，这时他才生气了，当夜就到县军政委员会告密，说我老祖给老东家烧香。我老爸说，那时阵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县里当夜就把我老祖抓起来，还没审问就先痛打一顿，可是我老祖坚决不承认有烧香这回事，大概被关了半个月才放出来。我老祖被放出来之后，就变得有点傻了，反应迟钝，记忆方面产生了错乱，比如我爷爷叫作邓吉利，我二爷叫邓吉林，他就搞混了，一定要把我爷爷叫作邓吉林，把我二爷叫作邓吉利，别人说他错了，他还振振有词地说：“我错了？我会错吗？儿子全是我生的，我怎么会弄错？”搞得别人不得不怀疑可能是自己弄错了。

事情的突变是从一个下雨天开始的。那个下雨天的下午，我家涌进了几个披雨衣戴斗笠的人，带路的是两个县领导，另外几个都是很陌生的面孔。他们进门就用普通话问：“红鼻同志在这里吗？”面带微笑，显得平易近人。我爷爷读过书，听得懂普通话，那时阵圩尾街人都叫我老祖“红鼻”，就把他们引到我老祖的床前。那些天我老祖一直病歪歪躺在床上，床前一下涌来一群人，他在眩晕中还以为是小鬼们来抓他下阴间了。

“你就是红鼻同志吗？”为首的小鬼问。其实他说的什么，我老祖根本就听不懂，他说的是普通话，在我老祖想来，应该就是阴间通行的腔调吧。他点了点头，又用劲地点了点头。那个问话的小鬼兴奋地握住我老祖的手，一边摇着一边说：“太好了，太好了，我们老首长终于找到你了！”在我老祖看来，面前这个小鬼嘴巴一张一合，像是对他进行某种判决。他头昏脑涨，只能听任摆布了。

我老爸说，那些人七手八脚把我老祖搬到客厅上，那里有点光线，有个人脖子上挂着一只黑色的木匣子，对准我老祖，轰地按了一下。我老爸说，那是给我老祖拍照，不过那时他还不懂得那就是照相，这是后来才明白的。面对那老式相机轰的一声，我老祖就不用说了，几乎昏死过去。

接下来的事情可以这么简要地叙述一下：那些人给我老祖拍完相片，回到省里把相片洗了出来，送到了领导面前。领导一看就摇头了，许久才说，我找个时间下去看看。

于是，有一天，圩尾街就来了一个大人物。

回头再说那些神秘的客人给我老祖拍完照之后，圩尾街很快传开了我老祖的伟大事迹。你想想，那时阵没有电视，也没有超女，人们所能谈论的话题多么有限，我老祖一夜之间便成为全圩尾街、全马铺县的公众人物，被所有的人津津乐道。

原来，许多年前，红军和白军在水尖山打了一仗，红军很不幸被打败了，有个受伤的红军排长跑到圩尾街，我老祖把他藏在家里，给他治伤，供他吃喝，后来这个排长走了，寻找部队去了，再后来这个排长就当了大官，变成了大人物，不久前他调到了省里来，想起当年的救命恩人，可是名字早就忘记了，只依稀记得有人叫他“红鼻”，住在马铺圩尾街。大人物也老了，有时就不免感叹自己的命是“红鼻”给的，便派了人下来寻访，果然在圩尾街找到了“红鼻”。

不用说，这个“红鼻”就是我老祖。圩尾街人都知道我老祖就叫作“红鼻”。

马铺县随即授予我老祖“革命接头户”的光荣称号，我爷爷被安排了工作，我二爷被送到了工农干部学校培训。我老爸说，那时阵圩尾街人还传说，省里那个大人物拨下了一笔款，准备给我家盖一幢楼，同时给我爷爷和二爷都安排一个老婆，整连的女兵由他们挑，想要谁就是谁。许多年之后，我老爸跟我说这些话时，我还是笑了，让我觉得圩尾街人还是很幽默的。

我老爸说，县里组织一些笔杆子来采访我老祖，准备挖掘一些感人的革命故事，重点是他怎么精心照料受伤的红军排长，可是我老祖总是呆呆的说不出话来，戴眼镜的笔杆子就提示说：“你有没有把家里的鸡杀给他吃？”我老祖摇摇头，又点了点头。眼镜高兴地说：“有，好，很好。”立即兴奋地在纸上记了下来。突然我老祖咳了几声，他用手揉了揉脖子，好像是告诉卡在脖子中间的那口痰，别捣乱了，让他好好说几句话，我老祖说：“‘臭头金’……”那个眼镜眼睛一亮，大声地说：“你叫他‘臭头金’是吧，他叫你‘红鼻’，这是多么亲密无间的革命友谊，鱼水情深呀。”我老祖猛烈地干咳起来，全身在抖动，脸部中间的红鼻子一颤一颤，好像要跳起来。他说的“臭头金”正是那个大人物当年在马铺县的革命生涯中留下的绰号，很多人都知道，我老祖也知道，可是他不知道他要说些什么。

据说马铺县整理了一篇材料，送到了省里，那个大人物看着看着，眉头就皱了起来，立即决定到马铺亲自走一趟。

于是，几天后，大人物就来到了圩尾街。

大人物来到圩尾街，在我家门口看了几眼之后，便继续往前面走。前面一座大厝吸住了他的目光，那门楣是光滑的青石，那上面还刻着三个字：儒林第。大人物抬起头，眼光定定地看着门楣。所有的随从全都静了下来，好像大人物正在酣睡，大家呼吸一下就会把他惊醒。时间变得很慢，现场一片寂静。

大人物的眼光慢慢从那三个字上面移开，大家全都暗暗松了口气，但是这时候，大人物突然说：“就是这里。”

“这里，没错。”大人物说。

现场一些目光开始转来转去，一些表情变得惶恐不安。

大人物向前走了一步，亮开嗓子叫了一声：“‘红鼻’，我来了，我是‘臭头金’……”

这时，陪同里最大的那个县领导不得不挤到大人物面前，用一种恭敬的汇报口吻说：“金老，这个人是大恶霸大地主，罪大恶极，已经被我人民政府镇压。”

大人物的脸色立即沉了下来。大家注意到他的身子似乎晃动了一下，好像是站在风浪滔天的船上。不过他身边两个侍卫紧紧扶住了他。县领导小心翼翼地说：“金老，您辛苦了，还是回去休息吧。”大人物面无表情，像一个纸人一样，缓缓转过身子，干瘦的个头夹在两个高大的侍卫中间，像是被挟持的人质。

浩大的队伍再次经过我家时，县领导又凑到了大人物跟前，说：“金老，这是‘红鼻’家，这个‘红鼻’苦大仇深……”但是大人物双目微闭，神情恍惚，好像是在梦游之中。县领导就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

回到县委招待所，大人物就躺在了床上，安静得像一根苍老的树根。几个县领导肃立在床前，低头注视，表情凝重。突然大人物抬起一只手，在空中划了一个圈，又徐徐掉了下来，大人物说：“你们定了就定了……”

“说谁就是谁……”大人物说。
大人物来到了圩尾街，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我老祖居然也知道了，他迷迷糊糊地喊着：“‘臭头金’……‘臭头金’……”

几天后，我老祖死了。据说，“土公”准备给他换衣服时，他突然睁开眼睛说了一句话：“‘臭头金’怎么没来看我？”把现场的人吓得魂飞魄散。我老爸说，他说这是我爷爷说的，我老祖在生命最后的几天里神志不清，连他自己也相信自己就是那个收留红军排长的“红鼻”。

我老祖死了，出乎我们家的意料，县里开了一个隆重的追悼会，县领导都来参加了，花圈摆满了一地。有一个县领导读着手上的纸，深切缅怀我老祖的革命事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当年不顾个人安危，把红军排长藏在家里养病治伤。我老爸说，这就像一场戏，演到中间发现演错了，但是戏是不能停下来的，更不能告诉观众演错了，所有的角色必须将错就错，把戏继续演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