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及后97的城市认同
填海造地与空间秩序的转移
1842年，当英国人刚来到占领土地时，测量土地与填海批地是他们从殖民经验学来的首要任务之一。十八世纪中叶以后，海岸边的平地已被耗尽，填海工程开始于香港岛北岸以及九龙半岛南边的沿海地区进行。尽管维多利亚港经过整个世纪的填海造地过程，在地图上，我们还是可以找到沿岸不同层次的城市织理的发展证据：皇后大道南侧的战前唐楼；沿着轩尼斯道兴建的1970年代现代主义形式的街区与1980年代的平台群楼与塔楼，继而有告士打道以北填海区的大型发展与大楼。
每个时代的填海工程与城市织理均有各自代表它们的公共建设：如电车、隧道、沿海公路及机场鐡路等。新一层的海岸线地标建筑往往重叠在旧的一层之上，享受短暂的荣耀光景，继而被新的填海发展与新的建筑项目所掩盖。
最具野心与最大规模的填海工程要算是1980年代规划的计划，意图供应中环及湾仔更多发展与公共建设空间所需的土地。主要的计划大多已在97回归以前开展并完成。第三及最后一期填海工程是皇后像广场面前水岸的填海，包括天星及皇后码头的拆卸计划即将实施。根据政府于1999年发出的中环海岸发展计划里提出的，具历史象征的据点皇后像广场将成为一个大平台综合商场（图14）。
图14：皇后像广场基地上的新中环提案
规划中大型的海滨绿带将成为贯穿中环与湾仔，包括当中150米宽的军事码头。这个空间秩序的转型及转移，或去殖民地化的工程，并不一定是刻意的政治政策，而是一项在香港发展前景的实用主义前题下，将被顺利地实行的巧妙的实用性方案。
皇后码头与迟来的公民意识
持续不断的填海工程终于在2004年因政府与民间保护海港团体的一场法律诉讼，于终审法院的裁定下暂时告一段落。政府宣布第三期的中环填海工程将由原来的32公顷减至18公顷，但工程仍可能因法院提出“超越公众需要”而继续进行。尽管如此，2006年12月，拆除天星码头的工程行动却激起民众保护古迹的热潮，并将市民对公共空间的关注推至顶峰。
2003年的市民民主大游行是香港公民意识与社会参与的一个重要里程碑。50万人上街游行不单是因为对经济政策不满或对基本法二十三条解释，还是为了争取对公共事务参与的权利。讽刺的是，香港华人长年面对殖民政府由上而下的管治机制，在英治时期一直沉寂压抑，却在回归祖国后的数年间被引爆。这迟来的公民意识也成为政府实施空间组织改革工程的主要阻力（图15）。
图15：2003年皇后像广场上的公众抗议
天星码头建于1957年，是一个简单实用现代主义形式的公共设施，40多年来是外地旅客与香港人心目中城市生活的一部分。它的钟楼虽然不过是一个简单的混凝土结构，多年来却成为往返香港九龙的乘客认同的地标之一。吊诡的是，天星码头于1960年代曾因渡轮加价五毛而触发草根阶层出来向殖民政府抗议，成为香港开埠以来一次最具影响力的反殖民社会运动。
这座建筑物的楼龄与美学规格或许与政府所订下的古迹保护规范标准不相符，可是，那出乎意料的拆卸行动却引起很多激进的示威行动与社会各阶层的反对。事件引起社会大众对香港市民集体记忆的讨论，当中包括他们殖民时代的回忆与日常生活的经验。讨论亦扩展至剩下的数个殖民时代的建筑，包括皇后码头、爱丁保广场以及大会堂建筑。
建于1925年的皇后码头无庸置疑地是大英帝国管治的标记。它是所有港督抵达香港的首站，在它旁边的大会堂，就是历任港督就职宣誓、效忠女皇管制香港的场所[ Chan Sui Shan, “A Survey Report of Historical Buildings and Structures within the Project Area of Central Reclamation PhaseIII,” Antiquity and Monuments Office, SAR Government, Hong Kong, 2001]。它更是当年英女皇驾临本港的着陆码头，以及香港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离去的地点。不管百年来他们的公民权益是如何被剥夺，在殖民时期透过报纸电视，这些影象记忆与印象始终是香港市民生活的一部分，不管他们如何被塑造教育，这是不能改变也难以忘记的历史。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权被剥夺，其实是殖民时期长期的被压迫，市民对码头拆卸行动的抗议不单是对拆古迹的控诉，还在于争取保护那带有苦涩味的集体回忆。
西九龙的真正地标
回归后第三年，后97特区政府计划中最大规模的形象工程建设与土地开发，西九龙文娱艺术区，在2001年4月主办了第一次的建筑概念竞赛。继汇丰银行和新机场的工程后，英国建筑师诺曼?福斯特以一条两公里长，隐喻着龙的造型的天幕设计得到政府的青睐。在“一个文化与休闲的地标符号”(An Icon for Culture and Leisure )的宣传口号下，特区政府结合了地产开发与形象和文化建设的第二轮建筑竞赛，于2004年堂堂推出，吸引了长江、新鸿基、信和、九仓等大地产商的大力投入与动员。然而，经过了2003年民主大游行洗礼的港人，已经不再是昔日港英政府统治下只求温饱的顺民了。由于牵涉的地产开发利益太大，文化活动的内容与经营方式不明确，以及港人对公共空间自主性的期盼，开发计划经过长达一年的公众咨询后，在学术、文化、艺术、环保等各界人士的严厉批评下，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最后这片面临维多利亚海湾的50多公顷土地，计划由一个大财团垄断的文化项目，不得不在不同利益团体及社会大众的声讨中收回，先缓再议。
2009年，经过四年的准备与协商之后，当政府再度精英式地邀请几位国际知名建筑师，准备进行第三轮的西九龙文娱艺术区设计竞赛之际，我们由港岛抬头回望维多利亚港对岸，九龙的天际线早已不是97前后的另类它者了。启德机场移址后解禁的九龙建筑高度限制，不但带动了由尖沙咀到东九龙一带的地产开发，高楼建筑如雨后春笋般地拔地而起，西九龙的天际线更在西九文化艺术的政策争议中，悄悄地被资本与市场全盘改造了。沿着机场地铁快线车站上的大型高层住宅开发，在97后的十年间，不但在地面层形成了与周遭城市机理隔绝的大地盘，更在天际线上形成了如巨型都市屏风般的景观遮蔽。擎天半岛，君临天下，凯旋门、玉玺等一系列的豪宅命名，一方面宣示了它们房价的档次，一方面也说出了它们的城市姿态。
在这一群新富豪当中突出群雄而即将完成的，是118层高的国际商务中心 ICC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enter）。这栋由新鸿基地产主导，Kahn、Peterson and Fox 设计的超高层办公楼及酒店，完工后将挑战维港对岸90层高的国际金融中心IFC，使九龙首度超越港岛，成为香港天际线的霸主。在西九文化艺术地标未完成的争议中，资本与市场早已再度夺魁，静悄悄地完成它的地标建构。
图16：顶部仍在建设中的西九龙ICC国际商务中心
2007首届香港建筑与城市双年展的主题“城市再织”所揭示的议题，与所批判的大型开发带来的城市空间危机，已经在西九龙的开发中得到最负面的示范。巧合的是，2009年的香港建筑与城市双年展的主题“城市动员”，正计划在西九龙文化艺术区尚未动土的基地上举行。这一次双年展期望以建筑文化的活动来动员城市，成为文化先行、开发在后的前卫宣言，而双年展建构的临时棚架也将成为西九文化艺术区的第一栋建筑物。笼罩在财团资本的地标天际线之下，届时这个由民间团体建构的临时文化地标，或许能对香港的公民社会与公共空间开启一扇新的大门。
香港以外的天际线：真正的城市竞争
透过历史去了解考察香港城市织理与天际轮廓线的形成过程，本文希望能对香港城市天际线的标帜建筑的崛起和兴衰及其对城市形态产生的改变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描述。通过分析主要的在不同历史阶段参与塑造城市天际轮廓线的各个权力：企业、银行、机构或是经纪等，这个竞争的天际线与建筑不单只是商业机构之间的竞争，也是公民跟国家身份矛盾的角力。香港在97的政治交替成为殖民前后城市地标的分野，而且开展了在其天际轮廓线上对于城市认同的竞赛。可是，关于城市未来的真正竞赛很可能发生在香港以外、另一个跟她遥遥相对的殖民港口城市——上海。
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促使上海在黄浦江的两岸迅速发展。新兴的浦东大都会形象的天际轮廓线，于十年前看起来可能还令人觉得表面刻意，但当愈来愈多跨国企业进驻发展，香港跟上海作为东亚金融中心的竞赛也因此愈见剧烈。这数年间，香港或上海被学者与政治家作为引证以突显其作为地区性的全球中心地位的例子屡见不鲜[ Jeffrey Wasserstorm, “The Politics of Exclusion in Old Shanghai and Colonial Hong Kong : Public Space, Municipal Governance, and Social Life” Conference Proceedings: Repositioning Hong Kong and Shanghai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2]。上海将于何时取代香港成为中国唯一的世界级大都会，上海将如何分享香港在殖民时期享有的专利，成为了97后港人最关注的问题之一。
各个城市与其建筑物之间的竞赛不仅是经济性的，也是文化与想像性的，后殖民和后现代成为丰富城市元素中不可或缺的字词。时间与空间的视觉消费从生产的逻辑中同时被加速与构建，迫使传统空间特征的瓦解并于新的纹理上重组[ Sharon Zukin, “Postmodern Urban Landscape: mapping culture and power.”]。后现代都市空间因此同时存在于社会过程的解体以及在这个经验中的文化暗喻。
从高处眺望香港中环太平山，可见一幢幢大楼从半山开始一路连绵至海岸线的边缘。它们在海港的前端散开，从中环漫延至湾仔及铜锣湾，一直到北角以至柴湾，最后消失于地平线上，看上去好像是一排生长得茂盛的竹笋。唯一能打破其垂直性的，只有那横向的高架高速公路及各种水平向的元素：公路、地铁、渡轮和行人天桥等，重叠或相交着穿过垂直面，暂时打乱了垂直的织理，产生了多层的交汇节点。相对昨日的唐楼，今天垂直的城市织理并不怎么扰乱我们的视觉，却形成一种复杂与整体互补的关系。这样的织理不断地寻求自身的基因改造，如同一个强烈的机会主义者，力图推陈出新，义无反顾地拆解过往所努力建立的秩序，寻求更新的空间组织。像纽约、伦敦、东京及其它全球性资本流动的核心城市一样，香港的都市形态，也由一种充满着交易和消费的投机性辞汇组构而成，而其独特的不同点，大概是殖民与反殖民的斗争，将在都市形式中留下鲜明的痕迹。
（本文原稿于2007年以德文及英文刊载于Stradt Bauwelt 175 期及同年12月WA-Bauwelt，现经作者改正后再发表。）
（一） （二） （三）（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