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及后97的城市认同
王维仁，建筑师，王维仁建筑设计研究室主持，任教于香港大学建筑系，现居香港。
“天际轮廓线是城市的标志。一个城市的定位和发展潜力，都显现于其中。外形独特的地标逐一于城市中崛起，标志着属于该地人民的信心、力量与成就。渐渐地，它们塑造出城市的外形，同时突显出城市的形象。这形象往往针对着外界。从中世纪建筑艺术家在绘画中创作城市的天际轮廓线之始，他们心中的观众，是异地的朝圣者，外交官以及一般的旅客；他们一点一点地改变并重塑在人们心中的景观形象。直到有一天，我们察觉到高高屹立的火车站及酒店已盖过了昔日峗峨的大教堂；市中心被摩天大楼所占据，我们才渐渐意识到我们的价值正被取代，被压垮在私人企业的庞大宣传攻势之下。最终，我们的天际轮廓线，是一个竞争与协商产生的符号。凡是能脱颖而出的，就能够站在城市的前线，成为城市剪影的一部分。”
——考斯多夫《城市塑形：历史的都市模式与意义》
前言
“天际轮廓线”一词传统上是指“土地与天空接合点所连成的线”。直到十九世纪，“摩天大厦”成为当时建筑革命的新名词，它们快速的扩散使城市与自然有了全新的关系，并使其传达的公民讯息有了重新的定位，“天际轮廓线”才因此被重新定义为“由城市中高楼大厦所构成的整体结构”，或是“由许多摩天大厦构成的局部景观”。层层叠起的高楼建筑，是私人企业为求达到最高土地经济效能的产物[ Spiro Kostof, The City Shaped: Urban Patterns and Meanings Through History (Bulfinch Press Book, 1991), p. 279.]，尽管如此，它们还是主导了一个城市视觉上的形象。这些先后被誉为最高建筑物的摩天大厦，不但在视觉和功能上显着，而且附带着举足轻重的象征意义。城市的天际轮廓线常常被看作为具体化的城市公共领域，市民与旅客都能在其中找到其魅力与生命力；它们成为当代发展卓越的公司企业的模范，并帮助从视觉与美感的角度调和社会与阶级间的冲突。
从维多利亚港对望的香港，大概可以号称是世界上最壮丽的城市天际轮廓线之一。它那些丰富而宏伟的城市建筑外观的组合是香港形象的最佳引证。在过去的半世纪，尤其在二十世纪末端，这天际轮廓线急速发展。不像纽约和东京以金融经济为主调所发展而成的城市天际轮廓线，香港那天际轮廓线的竞争还受到政治、身份背景与意识形态等价值的影响。这在太平山下形成的大片致密织理的、多变和多样化的“垂直织理”展示着各个层面的权力角逐：金融或工业的资本、中、英或本地的资本、殖民意识或爱国主义、填海造地或土地投机[ Wang Weijen, “Hong Kong Viennae-Learning from Antipodes”, Map Publishing, 2002]。
特别是贝聿銘與佛斯特在97前设计的两个对立的象征地标，在这场竞争角力中最重要的，是大家眼中其殖民反殖民，或国家认同意义，远远大于建筑本身其美学与技术的形式论述。
本文主要是回顾香港回归前后天际线的转变，不单是从政府政策与意识形态构建的角度看城市认同象征的重塑与市民认同转换的问题，而且还希望能从下而上探讨市民意识与集体记忆的崛起与抗争所造成的影响。在中央大力延续香港经济及金融中心的重要地位的同时，重构港人对城市认同和建筑象征的意识形态构筑，更被认定是回归后不可缺少的思维工程。一方面，特区政府着力透过大型公共基建项目为新政府建立崭新的形象；另一方面，拆除带有殖民政治含义的历史遗迹，也被视为一项解构带有殖民象征的空间结构的措施。
回归以后，对香港的城市天际轮廓线影响最大的项目大概包括于2003年落成的国际金融中心、位于维多利亚港湾对岸的西九龙文娱艺术区发展计划、以及拟于2007年开始的添马舰政府总部大楼、立法会综合大楼，以及海滨休憩用地的发展工程。同时，对城市议题向来漠不关心的香港市民也在这段时间逐渐改变，社会对于保护维多利亚港湾和反对大规模填海计划的声音不断増长。这两年间，公众因拆毁天星及皇后码头和大会堂等历史建筑的抗议意外地增加。也许这正反映出一个成长中的公民社会正在界定新的市民意识与城市定位，而这些议论的结果很可能影响到以后香港城市景观的发展。
殖民城市的天际线
图１：艺术家描绘的1855年香港天际线
比较十九世纪末香港、广州、上海或澳门等沿海中国租界城市的外销油画，我们会发现它们的主题均离不开其繁华的港口：二至三层楼高的殖民式建筑并列在海岸线上，配衬着海港上来往的商船与舢舨（图1）。具影响力的洋行与公共建筑都希望标志着它们身份的建筑物能跻身于这城市展示之中。纪念碑与公共空间、公园和林荫大道、广场和城市节点等建设逐渐顺着海岸沿线展开，成为城市标示的重要构成。宏伟的城市立面形式与天际轮廓线不但反映了政治与经济权益在城市的角力，而且是文化跟意识形态协商的结果，也是市民对于城市空间想像的投射。
香港跟其他于十九世纪中国沿岸欧洲人建立的的租界港口一样，由洋行、公共建筑以及军事的建设在沿海的狭长平地上发展出初期的城市面貌。随着港口的发展，沿岸的建筑物逐渐向内陆及东西两侧地区扩展，形成与海岸线平行的街道与街区模式。而沿着斜坡与海岸线垂直的道路则贯穿了宁静的内陆街区与活跃的港口活动，形成早期的城市织理。
二十世纪初期，位于香港城市天际轮廓线前排的标帜性建筑几乎全部是英资企业，其中包括香港上海滙丰银行、渣打银行、怡和大厦、太子大厦以及皇后酒店。这些建筑物以圣约翰教堂为背景，围绕着皇后像广场而建，并与其他殖民建筑设施如香港会所大厦、大会堂以及前最高法院（现为立法会大楼）等，组构成为一幅展现大英帝国荣耀的城市形象（图2）。从十九世纪直至二十世纪中叶，这种城市外观一直是英国海外殖民地鲜明的标帜。跟与香港遥遥相对竞争的上海外滩上的建筑群一样，这些建筑主要由来自伦敦或英资事务所如巴马丹拿公司(前公和洋行)和利安顾问有限公司的建筑师负责设计。这些新古典主义或殖民主义样式的城市建筑可说是这一时期殖民建筑在东亚与东南亚的最佳范例。在这华丽的殖民建筑的背后，则是一挂排的华人贸易行与店铺街屋，从皇后大道东一直延展至皇后大道西，以活跃的贸易活动作为前排的华丽建筑在经济上的重要腹地。
图２：20世纪早期的皇后像广场和维多利亚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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