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师匡晓明访谈
凌琳：可能上海是一个天时地利的特例。但是对于更广泛的中国城市来说，这种空降式的规划，以及远程操控的模式，会有很积极的效果么？
匡晓明：同济的观点是输出思想，带动整体。1990年代初我们的文本就放在各个规划院的办公室里作为参考样板。今天广东省院、深圳规划院、中国规划院，他们的规划水平在中国算好的，思路跟我们差不多，写文本的方法跟我们一样。
凌琳：这种一样岂不是很可疑么？
匡晓明：我说的是输出思想，输出思维方法，不是方案一样。
凌琳：思维方法一样也可疑呀。
匡晓明：在目前这个阶段，这种比较成熟的思想，不能说绝对正确，但我们思考问题的方法比较全面。比如我们在做广州白鹅潭地区设计的时候，把佛山考虑进去，把大广州、把香港考虑进去。这就是一种思维方法，用地区产业多样性造成跨区域联动发展。
凌琳：多样性也许可以分为原生的和规划的。首先我们对城市化的追求，让农村城镇的青壮年离开故乡进城打工，这就消灭了原生的多样性，然后你们把多样性自上而下地赋予它……但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局面。我有个疑问：现在一窝蜂地建新城确实有必要么？因为不少城市的老城还是有发展余地的。
匡晓明：你说得对，但必须考虑到，造新城是一个经济问题，不仅是解决城市空间的问题。中国GDP当中很大部分是房地产拉动的。旧城开发最大的麻烦是拆迁，任何一个开发商一听说给你一块老城区改造，都不乐意，因为不知道会不会出现钉子户。旧城改造最大的阻力是钉子户，来自于群众的觉醒。
凌琳：这要感谢舆论，一开始钉子户完全是弱势群体，《城记》记述了北京的四合院怎么被强行拆掉，当重庆钉子户被媒体曝光，等等，这些造成舆论压力，政府或开发商就不敢像从前那样粗暴对待钉子户。
匡晓明：这是有好处的，单方利益变成利益共享。房产商和原住民坐下来谈判，但毕竟谈判是个漫长的过程，钉子户存在一天，对开发商就是上百万的利息。所以外地都倾向于搞新城，新城就没有拆迁的压力。
凌琳：官商勾结地造新城。
匡晓明：官和商本来就是狼狈为奸，利益一致嘛。
凌琳：规划师在这一双狼狈之间扮演什么角色呢？
匡晓明：协调，服务。政府要政绩，开发商要钱，从GDP的角度来讲更容易搞在一起。房地产占中国GDP的比重很大。
我们再说老城，广州有个沙面，1980年代的时候盖了白天鹅宾馆，一时间趋之若鹜，涉外宾馆啊，被视作广州的骄傲，我还特意去住过。可是今天呢，恨不得把它炸掉。它把沙面原本的肌理破坏掉了。可是当时人们认识不到这一点。在不知道怎样保护好老城的时候，还是把大量的建设留在新城吧。
凌琳：目前的经济危机，有些建筑师认为不完全是坏事，因为建设的速度放慢了，可以花多一点心思在每一个项目上。对城市规划来说是不是这样？新城建设会不会放慢？
匡晓明：非但没有放慢，反而加快了。国务院提出“保八”，要拉动内需，防止失业啊。房地产是内需的重头，包括建筑材料的生产和消费，给建筑工人创造就业机会。
凌琳：但这些都是一次性的。房子盖完就耗尽了，怎样保证这些建设成果有人接盘，继续运作下去？
匡晓明：接着就是通货膨胀啦。你要有钱的话，赶紧买房子吧。硬通货总比软通货有保障。
凌琳：最近老百姓也都这么说。一方面我没钱，一方面也不想助长泡沫，我对泡沫的持久力没有信心。
匡晓明：中国的房地产是不会倒的。《城市中国》还有一期：怎么用好四万亿？我们主张尽可能放在持续性方面，投入教育。
中国的经济太依赖于世界了。所以当时我和苏运升搞“E托邦”，出发点就是希望中国不仅为全世界制造电脑电器，我们还要把房子变成产品，卖给全世界，让他们都住上便宜的房子，一旦推进将会是中国制造业的新增长点。有形的空间设计只是城市规划的一个分支，另有一部分人是研究产业问题的。中国最头疼的是工业，它必须保持持续增长，不然没法解决就业压力。年前我参加重庆都市论坛，题目是城乡统筹，而实际是农民都变成挑夫“棒棒军”，人手一根棒子，站在解放碑，场面非常可怕。重庆的发展还是要解决工业化问题。中国内需一直不够，外需就很重要。我们琢磨着给世界人民提供些好产品。比如非洲造房子的成本很高，好几千美金一平米，我们可以2000美金给他造起来；再比如欧洲人工成本很贵，所以鼓励装配式施工，但是中国劳动力很经济啊……所以中国真的有条件输出这个产业。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地域不平衡。上海有解决问题的办法，重庆也有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没有一个方法可以同时解决上海和重庆的问题。
凌琳：这也是规划的困惑。你们用一个方法论解决全中国的问题。能不能谈一下四川灾后重建的情况？
匡晓明：这件事情越来越糟糕了。
凌琳：怎么讲？
匡晓明：变了味了。我是5月19号去的。当时带着深情厚谊，血液里流淌着英雄主义，去灾区救人、去重建家园，豪情万丈。但后来每去一次，热情就熄灭一点。很多东西都变味了。由援助变成了攀比，我们杨浦区和宝山区攀比，灾区群众也互相攀比。我负责都江堰的向泽乡，从开始建设到现在，速度很快，总的来说花了不少钱，虽然有不少是冤枉钱，但老百姓也还挺高兴的。但映秀就很头疼，因为映秀是温家宝总理关心的重点。映秀重建最早也是投标的，我们的方案是中标方案，十天时间突击出来的。我们在那儿呆过，知道老百姓需要的是什么，所当别人强调纪念、强调灾难时，我们强调和平、友好、可持续发展，所以我们中标了。我们觉得当地人民关心的不是这些轰轰烈烈的东西。但是映秀被列为抗震救灾的典范，要具有示范价值，于是我们又提出了“实验区”的概念，联系了一些青年建筑师，像马清运、刘家琨、张永和这样的，他们也都表示乐于参加。但领导的想法不一样，认为典范要找院士来做——5000人的小镇。结果真的做成了，请的全是院士！“典范”超出想象，用力很猛，下料很猛。
凌琳：这已经不是典范了，根本就是贡品了。谁能学它呀？
匡晓明：中央领导过分关心以后，地方领导也很紧张，建设很缓慢，人家都搬进去了，这还在做设计呢。
凌琳：看来不光民主效率低，讨好领导效率也低。
匡晓明：援建者也跟着过度重视，大家都想去捐钱。××中学倒塌死了很多孩子，被媒体报导了。各单位抢着捐这所中学，抢不上的就捐小学……导致灾后重建公共建筑过多，老百姓却连住的地方都没有。老百姓也不想住多层，都想住有天有地的院儿，可是地没有啦。一方面是公共建筑过多，一方面是山上不允许建房子，怕滑坡，建设用地其实很小。
凌琳：会不会有这种情况，明星灾区和非明星灾区之间落差很大？
匡晓明：绝对不会，我们“不差钱！”全国对口援建政策一下来，各省市都是比着上！一个省对一个市，一个区对一个乡，拿出GDP的1%来投入建设，互相较劲呢。
上海对口城市是都江堰，我设计的向泽乡对口宝山区（宝钢所在地），所以送过去的全是钢结构！（笑）再不会震倒，绝对安全。“中国式救灾”也有好处，灾区人民很快得到了救助，援建标准很高，比城市标准都高。这就好像中国人请客，非得剩一桌子，才是请“到位”了。当地人毕竟是农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援助对他们的冲击很大，心态失衡。所以，更迫切的是他们的精神的重塑，但这不像物质援助来得那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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