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被关在库尔勒郊区的一个招待所里做设计。漫长的白昼，下班时间过了好像都还剩一个白天，成天趿拉着拖鞋，有事画图无聊了也只好画图。一盘磁带反复放，罗大佑的恋曲听得都进入新陈代谢欲罢不能了。像大多数建筑师一阵一阵迷恋某种形态一样，也许是肥美的曲线看多了，我迷上了椭圆，死活做了个椭圆形大厅,把合作的同事们画惨了。后来听说它并不好用。幸好这一次我观察并体会到当地居民对户外集会活动的喜爱，在那个大厅外附加了一个室外剧场。据说倒是这个附加的户外空间比较受欢迎。建筑师在设计前应该尽量删除自我，观察现实。这个建筑我仍然没有见过，开工时我已离开。完工后留守的同事不懂摄影，专门挑了个凉快的阴雨天，拍回来一叠迷迷蒙蒙的照片。
对我这一代的好些人来说，除了当知青时的青春期迷茫，1989年之后的那几年，通常会像戈壁一样荒凉。理想幻灭，感情破裂，我个人的情节中还有一场真实具体的老屋烈火作为象征。我想出国，哪里都行，能不能以壮男之身随便嫁个外国胖婆娘，已在国外的朋友还帮我认真张罗了一阵。但何多苓正告我，那胖起来可不是你想的那种胖哦，再说你这样对人家也是极不尊重的。我想挣钱，哪怕从阴沟里爬出来，手上有叠钱就行，但这也不易因为人人都在竞争。缩编情色小说，出演最差主角……走新疆有点像前人走西口，总之是从位置到内心都必须另寻去处。戈壁的荒寂而不是雪山的雄奇更适合我的情绪。受聘于作协文学院当专业创作员的一段日子，其结果是使得我得了文学厌恶症。我放下拿不动的钢笔改摸绘图仪，同样也是一种逃避。
上大学之前从来未听说过“建筑学”，填志愿时连“仓库保管”和“皮革处理”都填了，无非也就是一个知识青年想跳出农村找个工作。毕业10多年间，主要的精力和兴趣都没放在建筑上，由我主持设计的两个建筑远在边疆没有见过，我想，从未经历过图纸变为物质的那种撼动，也许是我总是对建筑提不起兴趣的重要原因。1993年，我已经考虑改行，这时恰逢同学汤桦在上海办个展，我作为朋友而不是建筑师出席。这次活动对我震动很大。从上海转道南京的列车上，窗外的景物纷纷向我诉说关于建筑的事情。我拍了很多照片，现在看起来图像不清动机不明，但从那以后，用同行的何多苓、翟永明的话说，我“一夜突变”，成了建筑人。
有很多词语可以修饰一个人的突变，转型，扬弃，甚至顿悟，等等，但具体的感受其实就是撕离。在南京的一间幽暗房间里，韩冬给我看他从诗歌转向以后的第一篇小说，看他用炼砖一样细密坚实的文字一层一层砌筑想象中的楼房，我感觉到自己正在一帧一帧地远离这种乐趣。其实我当时还没有向建筑真正迈出，但我已经在心里暗暗对文学说我还要回来。之后许多年，我听许多人都说过类似的话，却没见一个人真正能够回来。我是不是也一样？我是不是不一样？相信前面的心有不甘，相信后面的自欺欺人；对我将要放弃的我已经失去信念，对我将要投身的我全无信心，但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走了。今天我已明白，文学，这么困难的事业，真要做好一生加天赋都嫌不够，哪容你进进出出！拔得出来的肯定就不是最深的根，人各有其命。
以画家罗中立的工作室为开端，我开始了在川西平原的建筑实践。罗中立工作室是当时国内首批兴建的艺术家工作室。这举动已经奢侈得令画家自己不安，投资建设当然更要节俭了。买地的时候已经约定要由当地人来施工。卖了地，想通过修房再挣点钱是情有可原的。就这么些农民兄弟，大家往田里一站，事情该往哪个方向去做好像不言自明，如果你执意要去干些花钱多技术上又难的事，不过是自找没趣。到修建何多苓工作室和犀苑休闲营地的时候，情况稍好，但也差不多。经过几十年的衰落，农村工匠的手艺已经失传，丢失得更彻底的是那种要把东西做好的质量意识。原本自下而上的技艺累积已经失去了基础，而在城里建筑业打工的农民，做的也多是杂活，带回来的也是新时代技术的低端甚至坏习惯，手上出来的活儿比原来就很粗制滥造的城市建筑更加粗劣。一眨眼，他们就会出错，有时令人啼笑皆非。但就是不会嘛，你就是把他打死又救活，他仍然会出错。扣工钱也只是说说罢了，但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制约，他已经在底线，你把他“社员的身份取下来也还是个农民”。
从最初的气、无奈到逐渐习惯，我自己慢慢调整适应：与人合作要多想人家的优点。传统技艺的丢失不是他们的过错。和城里一些做油了胃口做大了的施工队不同，这些刚刚起步的施工队慢是慢点，生是生点，但却十分认真，对承接了这么“大”的工程有点诚惶诚恐。有工做，已经是一种满足。他们没有套路，听话，愿意学习，还特别不怕修改，只要认点微薄的工钱。他们有点质朴，也有点狡黠，还有一点我始料不及的上进心。为了避免大片墙面抹灰不平整，我干脆用乱抹以掩盖瑕疵。当然这也有另一种难度，它不像平整抹灰那样有一个明确的标准，需要掌握分寸。另一个难度是我没有想到的，不管怎么示范，那些民工千方百计总要把它抹平，但又不能真正抹平，弄得两头不靠。过了几天我才知道，原来他们心里暗暗打着些算盘：首先，他们并不真正相信城里人修的房子连“衣服都不穿”（指不贴瓷砖），当真那么没钱；其次，他们认为自己下死劲去抹还是抹得平的，就这样乱抹有点看不起人嘛；最重要的是，他们生怕以后会用没有抹平作为理由来扣工钱！我们划定了一块示范段，并规定抹平了才拿不到工钱。农民兄弟们你推我戳地笑成一团，觉得遇到了傻瓜。但将近完工的某一天，我正摸着墙壁检查效果，墙头上突然有个声音说：刘工，这狗日的还是有点好看呢。
在乡村盖房子自有其乐趣：川西平原，节奏舒缓。“菜花黄，明月东方，日西方。”“活儿比命长。”劳动力亦工亦农，放下裤脚修房子，卷起裤脚下田。我们的工地氛围跟从耕种季节，农忙冷清，农闲热烈，抢收抢种的五月间只有包工头蹲在墙头上兀自抽烟。工程不大，就那么些人，差不多都认识了。下工地的时候会有人在墙角打个招呼，手上拎个灰刀，脸上脏兮兮笑嘻嘻的。当然，是个甲方都急，但也不真正急成什么。反正不卖，也不向某个日子献礼，毕竟不像城里的房子，是某种强大规则下急吼吼的经济作物或政治作物。散漫是散漫，“明七暗八正九点”，但总是在做，所以总有个完。
1997年发表在《建筑师》上的《叙事话语与低技策略》一文，记录了我在乡村完成这几幢房子的体会。由于“低技策略”这个概念，好多人记住了我。十年过去，不再有人提那些建筑，但却经常有人提起“低技策略”这个词和那段文字。比作品影响力更长久的是思想：“……面对现实，选择技术上的相对简易性，注重经济上的廉价可行，充分强调对古老的历史文明优势的发掘利用，扬长避短，力图通过令人信服的设计哲学和充足的智慧力量，以低造价和低技术手段营造高度的艺术品质，在经济条件、技术水准和建筑艺术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由此探寻一条适用于经济落后但文明深厚的国家或地区的建筑策略。”
建筑设计和写作颇有几分相似：都是一种设计。都要先有一个构思（往往先有结局），然后想方设法寻找合理性、甚至制造合理性向这个结局走去，就像是实施阴谋。立意、架构、序列、节奏、伏笔、分寸、整体感、细节……所有这些用语和其含义都很近似。对一个从文艺青年转身而来的建筑师来说，建筑学不是学识和技术，而是常识加智慧。纵使还不成熟，但由于相对更熟悉那套调动感受的法则，因此比较容易避免贫乏平庸，营造出某种美学感染力。建筑学需要这些。今天看去，那些早期作品，可能更多是表面特征的而非内在风格的，是文学的而不一定是哲学的，更像是好故事而不是诗，也未必真正抓住了建筑学的核心价值，但它们已经是建筑了，虽然建筑学远远不止这些。
我在潜心于这几个乡村建筑的同时，也在干着设计院的政府大工程。这两类工程的指向如此不同，以至于崔恺后来看了戏称为“变脸”。我老大不小了，半路回家，重新起步，需要抓紧学习，必须要掌握的技术我正是在设计院恶补的。两年间，我已经懂得建造活动是怎样一件社会性系统性的事。办公室的同事教会我怎样画施工图，也带给我关于这个行业的现实感，老一辈建筑师不经意说的话至今记忆犹新：“人家出钱让你生活，又出钱实现你的想法，其他不要太计较了。”“这个细部人家是看不见，但是你自己心里看得见。”
比技术更重要的是进入当代建筑学的语境。虽然设计院的同事尽是建筑师，但当年好些人对学术思潮并无兴趣。我知道建筑学比起我在学校里知道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我还不在圈子里，建筑学前沿发生的事对我而言像些传闻。我不知道哪个建筑师在哪个位置，当年吓了我一跳的安藤纠夫后来又译成了安藤忠雄。巴拉干，我那么喜欢，但早知道他那么有名我也不敢学他了。出差日本，我亲手去摸了摸槙文彦、矶琦新、安藤忠雄的作品，那些作品和当时中国建筑的巨大的落差使我既兴奋又失落。
我交了辞职书，很多同事感到愕然。几个房子画下来，从心理上我觉得自己已经是个建筑师了，而且我也考取了注册证，设计院也更器重我了，用一个领导的话说是“浪子回头”。在设计院，我有了一个看得见的前程。当我突然提出辞职的时候，有人分析我是在闹条件。当时真的许给了我当总建筑师、副院长什么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也不是那个材料，我还是辞职了。今天回想起来，我确实相当莽撞，但当时一切情绪都很真实，人有时候会被一些细节左右：我想要一张特别大的工作台，但我没有为什么要与众不同的理由，我说不出口。使我沉溺于其中的那些小房子，和生产与收费无关。我在公共工程上翻来复去地修改，给大家造成的返工，在设计院的流程中是个让大家努力容忍的麻烦，而不那样做我感受不到设计的乐趣，那样做了我自己又很内疚。另外还有一个理由——设计院通常那样——以一个不热爱建筑设计、不知建筑设计本身乐趣或本身对设计没有见地的人来当领头人，虽然确实是一种管理的需要，但也确实抹去了当一个建筑师最内在的那一点满足。
我晓得创业十分辛苦，前程未卜，如同运动员上场前先去趟厕所一样，我甚至匆匆忙忙赶完了后来发表在《今天》上的那个长篇《明月构想》，准备接下来有一番苦战。但我没料到竟是如此艰难。好在我也有个底，大不了一无所有又当一回知青。北京三磊公司支持我度过了最初的基本生存。张永和在紫竹院那个寒酸而又洋溢着理想主义激情的工作室给了我极大的激励。
我的第一个工作室在一条仿古街上，三层坡顶楼的顶层，空间很高，只是停车不便，底层二层又是个茶楼，甲方来找我时开始总有接待女郎笑脸相迎，但一听不是喝茶的马上又给个冷脸。但搬家的原因不是这个。公司结构的模糊和思维结构的冲突使该发生的都不可避免地发生，朋友都做不成。拆伙就像小离婚。我现在的工作室空间差多了，不过是普通的商住楼，但好在是在一个生活方便的老社区里，窗口常飘来饭馆的菜香或馊臭。“把建筑放在了生活里。”这是一个老外最近随口说出的观感，它成了我继续在这里工作的上好理由。
（一）（二）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