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 秋
《鸽子到成都做什么》
我接到张东在彭县境内出车祸请求帮助的电话。
“这一次，鸽子也在，”张东在电话里说。我讨厌他说“这一次”的语气，好象要挟人似的。我说让鸽子接电话。鸽子在电话里哭诉：“出大事了。那个人血淋淋的抬到医院去了！”我问：“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和他们在一起？”她没说话，却不哭了。想必她理了理思路，换了赌气地口气说：“正因为如此才不告诉你。”我急促地说：“那又何必在缺钱的时候打电话给我。”这句话说草率了些，她挂了电话。不久张东又打电话过来，口气坚定地说：“你一定要来！”接着他说：“你知不知道，鸽到彭县是来打胎的。”我说：“不知道。”他说：“鸽子故意不告诉你的。”他还说，鸽子是个坚强的女孩，本想独自一个承受打胎的痛苦，没想到遇到了车祸。
我到财务室借钱。因为饮料厂的老板是我表叔，我打张借条给她就可拿钱，会计自己会拿条子找经理补签字。她问：“要多少？”我说：“三千。”她蹲在地上，打开保险柜里取钱，屁股垂在地上，站起来时便看见粘了一团圆灰。她边点钱边说：“你叔对你真好。”我“哦”了一声，点点头。会计叫柳月，一个颇有姿色的少妇，这时她还不是我表叔的情妇，她整天抱着条名叫”保罗”的北京犬时才是我表叔的情妇。
我一共揣着五千元钱，站在厂门口打的。有一刹那间我想让出租车直接把我拉到广汉，到一家名叫“原色”的渡假村里一口气和八个姑娘玩。我见过她们齐刷刷地翘架两腿坐在门厅里的样子，刚蒸过桑那，粉红而热气腾腾。我知道她们能一口气将我吸干、抽空。我知道我身体里有些毒素需要被她们吸干，抽空。但是我必须赶到彭县去，而且要十万火急地去。我闷闷不乐地问出租车司机：“彭县，多少钱？”
成都到彭县有五十公里，我让司机加快速度，也许只用了四十分钟。这四十分钟里包括风驰电驰的轰鸣、气急攻心的怨愤、受打击的自尊、怀疑自己被当作傻瓜的愤怒等等，听起来这四十分钟应该是难以忘怀的人生精华。我应该记得这四十分钟的，但是我眼前翻来覆去的，只有出租司机那张闷闷不乐地冒汗的脸。起初他通过无线寻呼和其他司机很热烈地聊天，讲一个女人让司机摸她以抵出租车费的事，后来寻呼突然断了，他便说：“出城了。”又说：“其实早就出城了，只是因为有无线寻呼网，我们不觉得。”他还说：“都说城市像一张网，其实没有网，哪来城市！”我没说话，他沉思良久，感叹起那个让司机摸她以抵出租车费的女人。说她很漂亮，因为车费只有十二元，她只让司机摸到大腿。你说这女人是怎么想的？只有十二元啊！一份回锅肉，再加一份炒油菜，十二元。他满脸焦虑地说。见我不搭话，转为闷闷不乐。见我长久不搭他话，闷闷不乐的脸便开始冒汗。我觉得我第一次看见有人因为孤独而冒汗。
快到彭县的时候我给张东打了电话，张东告诉我他们在申燕家开的茶馆里，茶馆叫风雅颂。我把手机给司机，让他来问详细地址。汽车开进城，停在一座正在搭脚手架修塔的公园门口。那座塔，是一座重重叠叠有许多小塔的大方墩，有个大牌子写着“纪念彭祖修诞辰一万三千五百八十年。”司机嘀咕道：“怎么算出来的？”他显得一楞一楞的了，他在计算了。我问他：“是这儿吗？”他说是。又等了一会儿，我打电话给张东，这一次是申燕接的。她一听说我们停车在彭祖塔便骂出租车司机是个瓜娃子：“谁跟他说在彭祖塔了？真是瓜娃子！我来跟这瓜娃子说！”司机接过电话，争辩说：“不是彭祖塔啊！彭县不是有个彭祖塔吗？我们就是在彭祖塔啊！”我说：“你听仔细了，我们不是要到他妈的彭祖塔。”他对我摆摆手：“别说话，我正听呢。”听了一会儿电话，他恍然大悟地说：“原来不是彭祖塔。”他合了手机盖递过来，对我说：“我知道了，我们不是到彭祖塔。”
车到风雅颂茶馆门口，申燕跳出来嚷：“别给这瓜娃子钱！”张东抱着两臂踱出来，对司机说：“你知不知道你差点误了我们的大事。”司机委屈地望着我说：“你有大事，也不对我说。”我掏钱给司机，下车走到张东跟前。申燕抓住车门，继续骂司机。我问张东：“差多少钱？”张东指着门边蹲着的一个汉子说：“那儿等着要住院费三千元。还差一千五。”我数出一千五给他，他将钱递给那汉子。那汉子接过钱，转身对着墙松了裤带，将钱卷成卷儿，塞在内裤兜里。塞了钱，那儿看起来很棒。他瞟瞟申燕，脸红了。张东笑说：“这个狗杂种！”他便蹦跳着跑了。
张东说：“等会儿他的那帮穷哥们儿要来，还得预备几百元。最主要的是打点警察。那兔崽子还缠着鸽子呢。”我说：“鸽子也没钱了吧。”他忙说：“我们三个钱的全都凑出来了。”我数了两千元给他。
踏入茶馆门时眼前一黑，我这才发现外面是艳阳天。原来我在大太阳下面奔驶了将近一个小时。出租车是辆夏力，带不动空调，茶馆里也没有空调，这一路的没有空调，身上像粘着一层胶水那样的不舒服。我慢慢地走进去，看清了茶馆里面亮着灯管上缠着粉红色纸条的荧光灯，以区别于外面的太阳光。鸽子面前坐着个交警。我拍了拍她的肩膀，挨着她坐下，她没理我。
交警穿着新制服，黑的上面镶着边，他将制服穿得特别周正。我的意思是说我发现小城镇的警察总要比大城市的警察穿得整齐似的，而且冒出一股不同凡响的认真劲儿。我对警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满，只是同大多数人一样，希望尽量少看见他们。他和鸽子一个劲地说话，我坐下时他对我说：“等一会儿才叫你。”我盯着他说：“关我屁事！”他看了看我，没说话。我点了只烟，把烟雾吹在他面前。他说：“别妨碍公务，我在查案呢。”我问鸽子：“他问完了没有？”鸽子说：“早完了，我在和警察大哥聊天呢。” 我对警察说：“你叫下一个吧。”我抓住鸽子的胳膊，她挣了挣，但我用了更大的力气将她拉了起来。
她在我手里挣扎，我用力控制住她。她继续挣扎然而被我强行拖离座位，从两排座椅间拉扯着出到屋外。一些人从茶馆里跟出来，警察、服务员、张东和申燕。还有更多人的目光从街两头、街对面凑过来。他们汗淋淋的脸也靠近了。跟着看，永不放松。我拉着鸽子一个劲儿地走。她问：“拉我到哪儿去嘛？疯子！”这时，张东和申燕追近。他们紧追不放，带着责任感快步赶过来。他们那副义不容辞的样子比其他没心没肺的旁观者的脸更让我痛恨。我怒不可竭：“打胎啊！你不是要打胎吗，干吗还在这里鬼混？”鸽子的手一下变硬了。她摔开我：“我打胎关你屁事！”于是，我抬手打了她一耳光。
她的脸呆了呆，一种奇异的表情，好像变了质。我想就是这样的。我想，作为一个男的，总有一次被迫打女人耳光的吧。是的，总有一次。许多围观的脸，许多恳切的、热诚的等待下文的脸，等待结论，“是个男人或者不是个男人”。换一个角度想，若我不打她一耳光，任她说气话，他们就会用不怀好意的眼神色迷迷地打量鸽子了。“呵呵，这么个连打胎都背着男人的女人，恐怕是因为搞不清是哪个男人让她怀胎的吧。”
张东和申燕齐声责怪我不够冷静，我没说话。警察凑过来说：“你这样做是违法的。”我对他说：“对，我违法了，抓我走吧。” 我真心实意地希望如此。抓我走吧。但是警察说：“这种事不归我们交警管。”他对申燕说了句“都是朋友劝劝他”，便爬上他那辆黑白两色的摩托突突突地走了。
到申燕家我们沿着一条好长的大道走，没有什么车，我们走得静悄悄的。有一阵张东赶到我身边说：“给警察了四百。”好像一定有必要对我说这个似的。我没吱声，觉得这路又长，又宽，又直。那种宽阔和笔直，逼得人心里有种古怪念头。一个劲儿的暴露自己，一个劲儿地暴露自己的空空荡荡。一种疯狂。我们走得静悄悄的。
到了申燕家，申燕迫不及待地打开电视，马上跳出赵本山的“泻立停”广告。我们不约而同，很怪异地笑了。申燕的母亲从厨房赶出来，积极地参与我们的笑。她笑的时候许多皱纹抽搐，许多皱纹里挣扎的笑。她跟着笑了一阵，边笑边四处瞅。接着，她的笑好像落入水里的石头，突然消失。她说：“有啥好笑的？”她母亲这一说，大家刹时静了。老人以为自己说错了话，连忙退入厨房。
我说：“还没给我介绍呢。”申燕说：“没事。”我们坐在沙发上，看赵本山拍的广告又播了一遍，这时，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开了一个房间的门出来。申燕说：“我妹。”我对她点头，她不理，径直坐在沙发的边的一个圆凳上，支起两肘撑着腮帮盯着电视看。
申燕妹妹开门出来走到电视机前坐下，就没瞅人，一心看电视。受她影响，我跟着看了一会电视。电视上演一个男的爱上了一个女的，这个女的爱上了另一个男的。一个男的是大背头，另一个留着学生头，被女人爱的是学生头。张东开始打哈欠，用手捂住嘴。
我和张东散了烟点上，还没抽完，申燕的母亲就叫吃饭。饭桌上申母对鸽子说：“都安排好了，你明天早上到医院来。”又说：“我今晚执夜，明天早晨小燕带路。”鸽子低声说：“谢谢阿姨。”申燕的母亲和鸽子说这事时始终没看我一眼。
吃了饭，讨论车祸的问题。张东的意思是直接登门拜访交警，不管怎么说，他也算个省城的诗人，现在还是某报的编辑部主任，有直接登门拜访的气概。他坚持说：“这才是我们这种人的本色。”申燕不同意。她丈夫的一个堂弟是110巡警，她认为不应该浪费这关系。她说下午去见那帮农民是就要把堂弟叫上，看看哪个狠。张东说，这对农民不公平，只要止住他们的贪欲就够了。申燕立刻骂他呆子。紧接着俩人就争吵了起来。
申燕的丈夫不是张东，她丈夫在广州做生意，开始我以为，申燕对她母亲和妹妹隐瞒了她和张东的关系，现在才发现并非如此。当然，发现这一点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他俩不停地争吵，直到最后，要么是其中一个愤而出走，要么就是抱着上床。根据经验，后面这种情况又要在这里发生。我不知到他们是怎么干的，我学不会他们这招。我拉了拉鸽子的衣袖，于是我们一道站起身，走到申燕母亲身边时鸽子对她说：“阿姨，我们出去遛遛？不走远。”申燕母亲点点头。
申燕的妹妹将电视开得山响，我们下了四层楼都好像听得见。
我拉她衣袖的时候她很敏感、很顺从地站起身。这是我们的暗号。如果我们对当时的气氛不满意，想单独溜号，我们就会这样做。要么是我拉拉她，要么是她拉拉我，总之我们都明白。我想到这里，想哭。很多事想来想去就是个想哭的结果。
我们刚刚认识的那次就这样，她拉拉我，低声问，想不想出去走走？我说想。于是，我们一道出去。那次我们离开朋友请的饭局，遇到个花园。我们在花园里聊天。聊了一会儿她问我敢不敢亲她。我说敢。从那时起我们就保持了这个拉拉对方衣袖的甜蜜传统。想想这个，我怎么也无法相信我竟动手打了她。
我们默默地走下楼，走出单元门，走出小区。我想着那次，那是第一次：她拉拉我的衣袖，后来我们总是这样作暗号。我想着这个，我想她也想着。我们也许用了全部的力气想着这事，所以都无法开口说话。听不到耳朵里的争吵声、电视声，听到的是沉默。但我们无力打破沉默。我们只好放弃这次单独在一起的机会。
我们又兜回来。走入小区的门口时看见申燕的母亲和妹妹站在收发室门口，好像在和收发室里的大爷说话，又好像不是。我们和她们站了一会儿，鸽子说：“这里的空气比成都好。”申燕的妈妈说：“是啊。”我们四人在小区大门口站了半个小时，估计张东和申燕的事也干完了。于是，先是申燕的母亲往家走，接着是申燕的妹妹，接着是我和鸽子。走到三楼楼梯时遇到申燕一个人下楼来，说：“我赢了。现在我去找堂弟，有了他什么都解决了。”她脸色红润，口气痛快，接着说：“你们在家呆着等好消息。” 鸽子坚持要和她一起去。申燕问我：“你也只好一起去罗？”我摇头。
我很累，想睡觉。进到屋里，张东在一间房里不出来，估计累坏了。申燕家的房子是两室一厅，我没想明白申燕带着张东鸽子到这里来，晚上是怎么睡的。我今夜住旅馆去，就算是能安排我也要住旅馆。我烦透了看申燕和张东折磨家里人。
同时他们也无所顾忌地折磨朋友。我很生气的是鸽子竟傻乎乎地将他当作最好的朋友，连打胎的事也和他们商量不和我商量。也许我最气的就是这个。我要找到那个最令我生气的原因。是的，我生气，我理直气壮，我投入过多的热情，甚至可以说是激情。我总是投入过多，包括金钱。然而这些都因为我动手打鸽子这一个动作而毁了。也许我过多的热情就是毁灭事情的根源。
事情安常理进行，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与我没有关系到好。一旦我去爱或恨，就会被夸张地孤立出来。世界上的很多事都是因为我们热情洋溢的参与而荒诞的。
我心灰意冷地想这些。接着，电视上又闪出赵本山的广告。广告插在一个长达八十集的日本言情剧里。日本美女和好莱坞的丰乳肥臀大不相同，个个都有张娃娃脸，梳妹妹头，申燕的妹妹就是那种发型。
申燕和鸽子回来说，申燕丈夫的堂弟往交警四大队跑了一趟，将证词都改了。新的情况是既不存在酒后驾驶，也不存在占道的问题，张东可以不负任何责任。当然，人道主义的医疗支持是必要的，那是更纯粹的人道主义了。从卧室里出来的张东听得直发愣：“这样了？”
我不知道情况，也不曾动念去了解，这时才恍惚明白。原来是昨天晚上，彭县的几个写诗的请张东喝酒，席间张东受了恭维，豪兴大发，作了朗诵。散席后要飚车。张东和申燕，由张东驾驶，冲出彭县不到五公里，就撞翻了一辆机动三轮车。那是个种菜送货给成都冻青树市场的小伙子，估计腿保不住了。他们将伤者送往医院，想法联系了他的家属。那家人立刻来了十几个壮汉，相互对峙的时候张东苦口婆心地请他们相信人道主义，但是他们还是要打。要不是申燕迅速叫来一帮彭县街面上的朋友，事情就不可收拾了。
“农民式的愤怒”，对张东刺激很大，大过车祸。他说“农民式的愤怒”这词儿时手抖得烟灰都掉下来了。我看出他找到了一个好词。一个可用来朗诵、可用来写诗的词儿。
他说：“农民式的愤怒是一种无法理喻只服强权的可悲情绪，我不希望事态的发展变成这样，这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是大家都在理性的尺度上解决问题。”申燕说：“不可能。农民是非理性的。” 张东面红耳赤：“可我们也不能混淆黑白啊。”申燕说：“不是混淆，我认为好的人应掌握主动权，主动权掌握了以后，我们可以好好给他补偿。”鸽子说：“对，我们都是好人。”张东说：“那到也是。知识分子的底线是在的。经济上我也不在乎的。”鸽子拍着胸膛说话了：“一伙儿出的事，大家都会负责的。”她是个重庆人，重庆的女孩儿都会拍着胸膛说话的，可我还是觉得怪怪的。特别是他们大谈什么农民没有理性，因此不能有权力，甚至不能让他们占道理而社会公正就是该把一切权力交给那些有理性的人等等宏论时，我觉得好奇怪：那是我的鸽子吗？但我认为那是因为我的一耳光的错。我觉得她之所以如此起劲地参与讨论那些她永远搞不明白的理论，是为了避免与我的存在相遇。
他们说过不停，久而久之，我只好和申燕的妹妹一起看日本言情剧。那个被爱上的学生头说：“我不会说我爱你，我决不说。因为我爱你是个脏词。”这句话很酷。
申燕的妈妈招呼吃饭，我觉得松了一口气。吃完晚饭，这痛苦的一天就只剩零头了。他们提议去散步，说彭县有新名胜，可以去看修建中的彭祖塔。我们去了。到了彭祖塔，张东发表了一通看法，说有一篇关于成都卫星城镇规划的很好的议论可以写。干吗搞那么多广场呢？干吗搞那么宽的路呢？干吗搞那么多毫无价值的名胜呢？等等。看完彭祖塔，我跟着他们回到申燕家，申燕对我说：“你和鸽子睡我妹妹的房。我和妹妹睡我妈的房，张东睡客厅。”鸽子没异议，我也没提到旅馆去住的意思。
我们又看了一会儿电视。还是日本言情剧。原来他们收看的是地方有线电视台，可以整天都是日本言情剧。可以一口气看十集，看过瘾。看了一会儿，他们又开始讨论车祸的事。我一个人先睡了。
我一直睁着眼，等着看见鸽子进屋来。她关门，然后坐在床边脱光衣服，再跑到墙边的包里拿睡衣出来穿上。在家里她也是这样的，有时她脱得光溜溜的以后，还要在房间里各处混混，玩玩。她穿的是我给她买的白色短绸睡衣，她出门也带着。她躺下，在我左边。一般来说我会自觉将靠墙的一边留给她。天气热，毯子没用，她完完整整地曲躺在那里。我们沉默了一会儿，我碰了碰她，发现她在装睡。于是，我也躺在一边装睡了。
第二天早晨。申燕和张东到茶馆继续与交警商量。申燕的妹妹带我和鸽子到医院去，她很不高兴做这事。鸽子将随身听借给她，她接过来就立刻将耳朵堵上了。
到了医院，找到申燕的妈妈。她爬在值班室窗口后面的桌子上睡觉，申燕的妹妹敲敲窗上的铁条，她猛的抬起头来，半边脸上印着一块竹杯垫的花纹。她就这样带着皱纹和杯垫花纹地对我们笑了。
她带我们上四楼妇产科。她对鸽子说：“今天是刘医生，我给她说好了。”看起来她对我这个失职的男人不满呢。鸽子有些过意不去地向我解释，妇产科有两个医生，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刘医生是女的。
“妇产科”三个字刷成红色，很有气势地写在走廊尽头的毛玻璃平移门上。玻璃里面很亮，那三个字也很亮。鸽子突然将我的手袖抓住了，与此同时，我的手也紧紧握住了她的那只手腕。刘医生将鸽子领了进去，她进去的时候以一种很绝望的眼神看我，不知道我看没看错。从很快合拢的门缝我看见里面有一张铺着白巾的床，那种白，白得不像我看见过的任何一种白。
申燕的母亲在我旁边坐下，说了句“别担心”就站了起来。仿佛坐下来就为说这一句似的。我跟着站起来说：“谢谢阿姨。”申燕妹妹耳里塞着耳机，一只腿一抖一抖的，她母亲过去打了她一下，于是她就跟着母亲走了。
坐在“妇产科”门口的长椅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为什么这么长？没有一个人，也没一点声音，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这干净、清净得今人窒息的医院里，我感到一种类似于阴谋那样险恶的东西存在于四周。我抽烟，故意将打火机弄得镗镗响，但没什么事发生。我抽完了一只烟，觉得还是应该保持起码的公德，便捏着烟头找洗手间。男用洗手间在三楼，我跑下去，扔了烟头就回来了，我觉得没有错过什么。
我接着抽烟，抽着抽着就想起了鸽子。我难道不是一直在想她么？我有点不敢肯定。鸽子是旅游学校的学生，目前在岷山饭店实习。鸽子想当空姐。鸽子十九岁，鸽子是重庆人。我用力想着，好像要把这些写下来一样。鸽子是个十九岁的重庆女孩，在成都怀了孕，此时正在成都一卫星城彭县的医院里打胎。
此时，鸽子躺在白得无法再白的床单上，曲起两腿并分开。小电筒、钳子、小刀、树胶手套，全伸向鸽子那里。鸽子那里是敏感而娇弱的，必须先打麻药。打麻药了吗？打了吗？
我觉得我多虑了。我们应该对医院有信心。挂号、交费、排队、动手术，在动手术之前大夫还有一套程序要做呢，所有的错误都会被程序排除。我该信任程序。沿着程序的递进我们越来越严肃，好像朝圣的西藏人做的那样。因为有关系，送了三百元的红包的，于是我想，她会用更多的器械和时间来对付鸽子那里。
我想起一本杂志，杂志上说：现在有很多少女怀孕，虽然知道避孕技术，但用一种卤莽的态度轻视它，认为作爱的时候考虑避孕有损激情。还说，现在的年轻人中间，有一种过分神话性感受的趋向，这是社会价值空虚化的结果。现在有很多杂志都采用了这种笔法，灰暗、深思，商品化的流行思想，恰如酒吧里摇头丸药性过后的自怨自艾。
我不知道鸽子什么时候怀孕的，说有三个月了，在肚子里该有拳头那么大了。我什么都没觉察，她也不告诉我。打胎也不告诉我。
我这样想下去，抽了很多烟，每个烟头都跑到三楼洗手间去扔。所以有一些想法是在下楼的时候产生的，有一些想法是在洗手间里产生的。我产生了很多想法，觉得我打鸽子耳光的事已经不重要了。
鸽子出来的时候表情呆滞，可能使用了麻药。我注意地看着她的眼神，看见我在里面好像个茶色玻璃里的人影。我扶她坐，她一挨到椅子就弹了起来，刘医生说：“扶回去好好休息。”我想背她下楼，她不肯。
到了一楼，我去开药。照着单子开，又听药房的人说红桃K生血好，流产后主要是补血，于是买了十盒。手续费、手术费和给刘医生的红包申燕妈妈早就代办了，问清楚这一点，我松了口气。没事就好了，我想立刻离开这里。
她软弱地靠住我的肩头，我楼住她，发现她的身体有一种没底的柔软，好像逐渐失去弹性一般地软下去。我搂紧她，慢慢走到门口。医院门口没出租车，出门又走了一阵，到了那条又直又宽的马路上。这条路是从成都过来的，将彭县一破两半，县城格局立刻就变了。
等了一会儿，来了辆出租。我扶鸽子坐上车，对出租司机说：“成都。”鸽子说：“还不能走，张东的事还没完。”我说：“别管他们的破事，我们走。鸽子。”她太虚弱了，这次没和我争。
（一）（二）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