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静、朱朱
被采访人：黄锐
采访人：王静，朱朱
按：采访分两次进行，2007.8.15下午14：00，于北京798黄锐办公室，由王静采访；2007年9月17日沪宁道上，由朱朱采访。访谈有删节。
王静：针对过去已经有的关于星星的活动，首先我想请你谈一下，在星星之前你个人的一些情况是怎样的？就在这个事件之前，你自己是个什么样的状态？请详细回忆一下当年的情况。
黄锐：《星星》发生在1979年。1979年《星星》做了第一次展览会，1980年做了第二次展览会。在那以后，以《星星》的名义的展览会就没有了。以后都是一些分散的资料展，或者是《星星》成员展，或者是《星星》纪念展，不是纯粹从中国本土一个艺术上充满了矛盾的环境里提出自己的问题和看法的展览。这些资料、回顾之类的《星星》展览中，都是想介绍曾经发生的一个故事。我记得1987年在哈佛大学文化中心有一次《星星》的资料展，当时我就在场。1989年一月份在香港汉雅轩画廊，做了一次《星星十年展》。1993年在东京的东京画廊，做了一次《星星十五年》的小型展览会，当时只聚集了五个艺术家。1999年在东京画廊做了一次《星星二十周年展》。这些是已经被记录的《星星》的踪迹，就是以上我所回忆的这些。
策划星星展览的时代背景，首先说是和我个人有关系。我出生在北京一个小小的四合院里。我记得上幼儿园的时候——可能还没有上幼儿园，就已经开始大跃进了。我所接触的、可以说是美术的视觉感觉就是像图画一样画在四合院的白墙上，我先看有一些工人把墙给涂白了，然后在院墙的后边——正好四合院的房墙上旁边是砖，中间有一块墙是抹灰的，然后就画上什么火箭啊、高炉啊、火车啊，然后画上红旗，当然肯定是有红旗的，没有红旗指引，火车就要开到一个很坏的地方去了。然后很快就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当时是铺天盖地的报纸宣传说是“震撼所有人心灵深处的文化大革命”，可是我们自己，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也就十三、四岁吧，刚刚小学毕业进入初中，对于文化是什么样的形式完全不了解，文化是被灌输下来的，不是自己可以选择的。文化是被政府和政府有关的一切概念——你所去的街道，你所去的学校，包括学的一些基本教育课，曾经也被说成文化，但是现在我想这个应该都有自己的认识和把握，都可以自己去考虑，后来我自己考虑这个事情。突然发生了这个很大的事情，一切我们自己对于生活的安排和时间上的想象都改变了，比如说学校停课了，要学习——那时候才上初中嘛——毛泽东的短篇、老三篇这些东西，然后大家争着抢着想去获得《毛主席语录》。
我家在西城，那时候到伟大的天安门，伟大的长安街，都是笔直的大道，有那么多可以看见汽车的地方，从壁画里看得见未来的地方。那时候我上的小学叫护国寺小学。如果走路的话，我要经过很多寺院。比如说，我家旁边的胡同，离我家只有二十米，有一个宝产寺，原来叫宝禅寺，后来文化革命中所有的名称都要改变，宝禅改称了宝产，这个寺院也是被拆掉了。我家对面是大觉寺，大觉寺的旁边是观音寺，这边我上学呢是护国寺，护国寺小学嘛。这些寺庙的东西在这个时间是被拉出来烧掉的。这些和尚——如果是道观的话，这些道士们，还有如果是庵的话，这些尼姑们，就赶回他们的老家。这些旧东西是都要拿出来烧掉。
在我的记忆里，我曾经四次看见过毛主席。都是在这样的角度里：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我们挥手。因为我那个时候已经开始眼睛不好，但是还是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他站在中间，别人是不可以向他靠近的。我第一次看见他可能是1964 年——我在上小学，还没有开始文化革命。1964年第一次，1965年是第二次，小学五年级和六年级，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始文化革命。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发了一个“五一六通知”， 后来基本上说是毛泽东写的，其实是毛泽东改写的大半部分。五月十六号中共中央的一个通知，开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年的秋天，大概是八月十八号，我混进革命队伍，第三次看见毛主席。那个时候情况都不一样了，真的都不一样了。我说的都是纯粹百分之百的我的亲身经历，不是我道听途说的。因为那个时候，我可能拿到毛主席语录稍微晚了一点，举着红宝书——大家都要举着。而且毛泽东一出来（他已经穿上绿衣服了，他比兵高一点，我还是恍恍惚惚能看到），所有人都疯了一样地喊，然后我看我那些同学们都哭了，当时我很震惊，真的，所有的人流眼泪，要哭，我却感觉全身都发凉，就是状态的不统一。你看，她们也可能是外地的一些年轻的女孩子们跑到北京来唱歌。毛泽东，我记得他是十四次接见红卫兵。后来，八月十八号以后，他觉得红卫兵是他信任的、他可以依靠的、并且要推动和扶持的一股年轻的在社会上具有破坏性的力量。他出来见这些红卫兵是不定期的。我第四次见毛主席就是这么见的。那时候没有戒严，没有说伟大领袖来了要全体戒严，这些红卫兵都是站在广场上等着，包括一个朋友叫谢光立——其实他学习比我好，他也出生在北京，他跟我关系特别好，跟我一起上的幼儿园、小学，他没见过毛泽东，他想看，可是我一个人见了三次，那怎么办呢？我就带他去。这个谢光立现在在台湾开了一家水墨画的画廊。他的父亲叫谢天民，是张大千在北京的时候的入室弟子。因为后来我去台湾，我看他父亲和张大千拍的照片，他父亲收藏的画，还有信。他父亲因为长年跟张大千有联系，在北京美术公司画一些规定好的出口画，就是画有点山水有点人物。但是文化革命的时候被抓起来了。他的父亲在1967年就去世了。那个时候他父亲是被关起来了，他就跟着我。那个时候是早晨六七点钟就跑到天安门去了，我们坐在天安门广场上，那天也是碰巧了，突然队列就形成了，然后我们跑到前面去，大约十点半左右——那个时候准确时间都不知道，只能看太阳，十点半、十一点，毛泽东和陶铸，我们都不知道，毛泽东周围的这些人全部都是反动派，我举一个名字就是一个反动派——林彪反动派，刘少奇反动派……除了周恩来，周恩来不在他的旁边，周恩来在他的办公室工作呢。江青也是反动派。他来了，在一个车上，我们那时候算是红卫兵里的小东西，特别小，特别挤，然后跳一跳看看车过来了。这是我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记忆。
为什么有《星星》，为什么有《星星事件》出现？得先讲讲当时我个人的一些情况，刚才我讲了一些我所亲身经历的和政治有关的背景，后来十届还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是真正在全国公开的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共产党发布了通知对文化大革命作了一个全盘否定。你说全盘否定，他说不是全盘否定。可是如果一个东西七分是坏的，三分是好的，一个大白菜，百分之七十都烂了，你说着大白菜是好的吗？你不可能说我吃那白菜头去吧。是吧？一个豆腐臭了就是臭了，你不能说中间百分之三十是好豆腐，另外百分之七十是坏豆腐。毛泽东三七开，三分是不好，七分是好的。那么起码，你说十的时候，一、二、三，毛泽东不好，可以不可以说？四、五、六、七、八、九、十，毛泽东好。这次公报发表的时期，是文化大革命在一个漫长的时间的彻底结束，敢于公开讨论，政治上透明，也有一段老百姓心情舒畅的时间，这个时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引导了文艺上的很多现象，包括星星以及李晓斌的《四月影会》发生。1979年政治上有一个相当透明的时期。对文化革命的这么一个认定导致出现了民主墙。
在1978年的12月23号，我一说这个时期我就乐了。因为12月23号我有两个经历，一个是我跟北岛、芒克——北岛是著名诗人，芒克也是著名诗人，虽然他幸福地住在北京，但是我感觉他仍旧是流亡状态——我们三个人共同发起了《今天》 。
那是1978年10月的一天，北岛和芒克到我家来找我，在我家院子里的一棵杨树下，我向北岛提出一起办个诗刊。结果大家一拍即合。《今天》最早的成员就是我们三个人。芒克是个自由散漫的人，他那种个性决定他很难成为一个组织者，我由于专注绘画，主要工作就成了美编。北岛是这本刊物的核心。在办刊的同时，我们在八一湖和圆明园组织了许多朗诵会。圆明园那时还是一个公园，一派荒凉，人烟稀少，那儿成了我们最喜欢去的地方，但是一些细节我已经有些记不得了。12月23号《今天》作为一本地下杂志印出来并公开贴到了民主墙上。12月23号是我曾经经历和记住的很多个一年中的12月23号，因为我们的《今天》诞生了。以后《今天》变成了跟其它的政治刊物不一样的人文刊物，它还有比较浪漫的形制就是它是诗歌讨论会、诗歌朗诵会。在那时的八一公园，《今天》一共做了三次这样的诗歌朗诵会，在八一公园有两次，圆明园有过一次。在八一公园的公开的诗歌朗诵会，大家知道的一些诗人们，包括自杀的顾城，食指什么的都跑到这儿去，食指是我比较崇拜的一个诗人。北岛比我大几岁，他的诗我非常喜欢，非常爱读，可是因为我跟他太经常一块玩了，所以我对他没有一种精神上崇拜的想法，我设计了《今天》的封面，当然也排了版，可是今天看这算什么排版啊，现在看来就是小儿科了。这个封面带有时代色彩，《今天》当时卖五毛钱一本，他们一抢而空。因为是油印的，三百多本，已经是印刷特别有技术了。原来是油滚子滚的，后来就是这种滚筒印刷机，如果能印到六七百本已经是不可能了，看不见字了。当时只要印出来，拿到西单民主墙那边，马上一抢而空。就为了这一个蓝色，为什么呢？其实那个时候大家也都穿这蓝色的衣服，可是既然衣服都是蓝色的，你就看不见一本书的封皮是蓝色的，全部是红色的、白色的，就是没有蓝色的。这又是一个小儿科，蓝色是什么？蓝色是天。天是什么？自由、无限。这是一个小儿科，可是那个时代就是这样的。
那个时候，你骑上自行车哪儿都可以去。所以那时候有一个特殊的环境就是小圈子。我们当年没有电话，比如说我找北岛，因为北岛他和我的距离只有一公里，那个距离非常快就到了。我可以吃完晚饭去找北岛。很多人，我现在不好意思跟大家讲这些名字，因为这些人我也不知道政治上发生什么问题了，他们很多跑到外边。特别是诗歌上的小圈子，我非常熟，跟我私人的关系更多，像食指、根子、多多，我们不是同一年龄，只是一个年代出生，这种小圈子我觉得是一个封闭的现象。《今天》的影响随后不断向外辐射着，逐渐吸纳了多多、阿城等众多诗人小说家。也许没有多少人知道。陈凯歌都在《今天》上发表过文章。那个时候，文化界的联系是很密切的。诗歌、美术、电影、思想界基本上都处在一个混沌状态的一个大圈子里。许多人都是很密切的朋友。有的时候，我在想，这种朋友关系与创作其实是关系不大的，比如我和多多的关系非常好，可能只是因为我们两个人的家很近，来往自然频繁。但就是这些简单的关系可能对你造成了很深远的影响。那个时候，在信息极不通畅的情况下，朋友的这种简单关系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再比如说我和《四月影会》的李晓斌认识，那么《四月影会》的罗群、王志平，当时都是鼎鼎大名的人物，我们都知道。写小说的史铁生，这是我们常见的。这是一个小圈子，我们年龄很轻，我才二十来岁。有这个小圈子，才可以洗涤思想——铺天盖地的报纸上全都是谎言。你听那些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演唱东方红”，然后大家唱。它们能给你知识的、人生的成长，给你的艺术上的进取有什么帮助？你唱了“红一片，红一片”，把别人都染红了，可是红是什么意思啊？中国是红的，红得够不够？
尽管，我是《今天》的发起人之一，但我一直觉得我是《今天》的一个边缘人，从事着美术装饰这个并不十分重要的工作，在这个刊物中，我的舞台并不大，可做的事情也并不多。于是，在1979年春天的时候，我开始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酝酿新的行动。
办画展的想法源于《今天》在圆明园的一次诗会，画家薛明德也被邀请参加。他恐怕是中国第一个办露天画展的画家。当时的天气很好，我开始勾画稿。不一会儿，我的朋友都跑到薛那儿观战了。薛啪啪地甩着画刀，他的动作引起一片喝彩。他的颜色是明亮的，结构却一塌糊涂。而我的作品完全是学生之作。
诗歌朗诵会回来，筋疲力尽，觉得百无聊赖，有一种失落感。因为诗人们出了风头，可是画了这个蓝色封面的永远停留在蓝色封面上。晚上我疲劳、孤寂，跑到七十六号闲坐。只有于美好一个人在，她是薛的女友。我说我在《今天》没有什么可干的事情了。她说，“不管你做什么，我都想参加。”她是一位画家，做什么呢？还能做什么呢？北京的画家够窝囊的了。我说：“我组织一个展览，一个北京人办的展览，可以镇住全国的展览。”后来我就去找了马德升，（马德升现在住在法国），说要做展览会。马德升尽管身有残疾，走路必须拄着拐，但却有着超乎常人的意志。他所在的工厂当时有个口号，叫“远学王铁人，近学马德升”，他蹒跚的样子成了对所有人的激励。 1979年春，我开始与马德升筹划举办一次与全国美展完全不同的美术展。如果没有马德升，我想这个在我心中酝酿了很久的想法，永远只是个想法而已。在七十六号，我们召开了成立会，除了我们俩以外，还有钟阿城、朱金石、于美好、唐平刚，还有两三位很早就画现代画的。薛明德是七十六号常客，不请自来。结果成立会开成了垮台会。薛明德和唐平刚觉得自己是知名画家，提出种种要求，我们商量“像薛明德、唐平刚这样的全甩掉。”
后来就比较顺利了，找了一些新伙伴。曲磊磊、李爽、薄云、王克平、严力。我和马德升先看作品后定人选。在克平的家中选作品是戏剧性的，我们发现了不少奇怪的木雕。我说：“在展览里，你的作品会最轰动。”他说：“是吗，那我就参加了。”可是他连最轰动的画家马蒂斯、康定斯基都不知道。在严力家里，我看到几幅风格别异的画，严力说是他画的，并问：“怎么样？”“不错，有新东西，来参加展览吧。”我们回答。严力被突然的邀请乐坏了，据说他当晚就喝出了毛病。在这之前我只知道严力是个诗人。毛栗子、杨益平则是最后才走进星星大门的，曲磊磊把他们带来，他们两个都身穿军大衣，干部子弟模样，手里拿着画。我们正布置展厅，觉得挺麻烦，于是就说，“此画一般，以后再说吧。”曲磊磊说：“他们是我的老哥们了，请进来吧。”“那好吧，来，把画挂上！”结果他们也成了星星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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