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静、朱朱
为了找一个展览场地，我和马德升快将美协的门槛踏破了，但一直没有结果。一打听什么地方有这个展览场所呢，就是美协管理的北京市美协，就跑到北京市美协。马德升拄着拐杖，我骑着自行车，你别看不起他，有时候拄着拐跟飞一样。可是到了雪天他就糟了，他是真正的在空中飞，跟飞镖一样，摔出去了。尽管，1979年4月，时任美协主席江丰写了画会开放宣言，无名画会成立也排在美协日程之中。但美协领导自有苦衷，星星与无名画会不同，形式杂乱无章，抽象、半抽象、超写实无奇不有。美协的主席叫刘迅，红小鬼，见过毛泽东，是反右时期最年轻的右派，曾被关了九年。文化革命的时候又关起来了。他关了十几年，然后出来和江丰，江丰是当时的全国美协主席。刘迅非常好，支持年轻人。但是美协的副主席、美协的主任，主管们，说：“好好好，你说的对，你说的对”，然后下来，“我们看看你们的资料吧” ，然后你给他一打电话，“我们正在研究呢”“你再把这个家庭地址给凑全了”，然后“工作职务”“政治面貌”都要写。所以就解决不了。最终，我们决定在中国美术馆旁边的街心花园露天自行展出作品，计划从9月27号到10月7号展出12天。与此同时，美术馆里的《建国三十周年全国美展》也刚好开始预展。9月27日，40来米的铁栅栏整齐的挂满了23位艺术家的150余油画、水墨画、木刻、木雕。一些大的木雕摆在地上。还有一些画挂在树上。《今天》诗人配了些诗也排在画旁。四月影会的朋友则忙着拍照拍电影。观众超出想象越来越多。天黑前，大家将作品摘下，放在美术馆大楼东门厅内。
我那个时候被大家知道的是《圆明园三部曲》，但是很可惜，那时候没有很好的记录，就丢失掉了。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特别多的艺术家，在那个年代，大概是1978年左右，工艺美院、中央美院，各进了十套日本印的世界美术全集，美术学院和我们学校比较近，很多新认识的人也是从美院毕业出来的或是在学校的教师，其实那个时候在我们个人作品的风格方面，也是有影响的。在这个时候，可以有很多单纯的追求。后来展览进行了两天，免费的、公开的，老百姓挺欢迎的。我们做了个意见箱，便于大家可以在本上面留言，放在意见箱里面。一些反馈都非常好，差不多百分之七十的老百姓是赞成的。9月28日早晨，30多名警察到达展览现场，要求我们撤展，但在据理力争下，展览最终没有被禁。相反，观众的踊跃超出想象，人们围了里三层外三层，从外面几乎看不到画作。
可是到了第三天早晨，按照惯例，我是第一个去展览会会场的人，因为是组织者嘛！到了展览会的会场一看，展览会的会场前面的树上的广告牌都没有了，因为头一天就已经来了两次警察，我就预感不好，我们的作品是存放在美术馆的。因为那时是七点钟，我们是准备九点钟开始，一进去，会场上一片警察，因为那时的警察都换上了白色的上衣，一片白蒙蒙的，我当时也懵了。作品是被押收了，然后警察在展览墙上，挂了好几幅宣布取缔的公告。那是9月29日，作品是在十月初还给我们的。我忘了是10月几号了，好像是10月3号（5号？）还给我们的。9月27、28、29号，我们一直在开会，我们和刘迅开会，在美术馆开会。因为刘迅是作为一个我们可以进行直接交涉的，北京市政府委托的一个代表，我们要求包括返还作品、展览场地等。但是政府也担心，公安局也担心，他们是不愿意把作品还给我们的。他们为了10.1不愿意还给我们。但是你不还给我们，我们就要抗议，这里面，《四五论坛》主编徐文立，他就有个建议，在抗议书里面，大概是在9月29号就提出来了，有两个要求就是返还作品，公开道歉，否则我们就在10月1号进行游行。9月28晚上，我们在赵南的家里开会。当时是“星星”的七个人参加的：王克平、我、马德升、曲磊磊、钟阿城，严力、薄云。大概是七名代表参加。开会的时间很长，方案提出来了，会场很严肃。薄云说：“我那边还有会，我要过去开会。学校里还有事，我先走。”严力要出去玩，严力走了。钟阿城一看要表决了，在最后一分钟走了。当时要表决游行不游行，钟阿城一看要表决，他站起来说：“对不起，我工作还没有转正呢！”然后他说：“我先回家了，我家里有老婆。” 钟阿城也走了。表决我投了反对票。“星星”的剩下的马德升、曲磊磊、王克平都赞成游行，他们赞成徐文立的提议，我反对。我觉得这个太过于极端，这里面都是政治，我厌恶政治。我尽量不选择政治的手法，但是我也不恐惧政治。那么大家最后决定选择游行。表决后我一看人数，我就说：“好了，我投降。”游行我参加了，为什么呢？当时参加游行的都是民主青年，都是搞政治民主的。他们的借口是“星星”的作品被无理押收。如果没有“星星”画展的人参加，特别是没有像我这样的人参加，就没有一个交待，就没有一个来龙去脉，就说不清道理了。我就说：“好，参加我参加，但我保留意见，我不同意游行。我跟着你们一块走。”那参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身上最值钱的北京牌手表，（“北京牌”手表能值钱吗？）要放在家里头。那天最重要的是徐文立发言。徐文立现在还在享受免费的政府颁发的一日三餐。因为当时他是组织者和发起者，然后十几年他进去了。后来放出来又搞了劳工什么党，又进去了。
游行的队伍声势浩大，走到府右街的时候，前面突然出现警队，人群立刻散去，只剩下孤零零30个人，连奋力喊出的口号也被风吹散了。散去的人们躲在街角，退后200米的地方，眼巴巴地看着我们。这个场景令我终生难忘。
这个游行可以说是平安无事。因为我们听从了警察的管理，在长安街只走了三百米。然后走到长安街后面那条街，就是走到前三门，和平门、前门、崇文门。崇文门拐个弯就到了市委大楼。然后大家递交、解散。后来我们听说解散是十二点半。一点钟如果我们还不解散，我们就和徐文立一样去吃免费的政府三餐了。没有想到的是，这次请愿活动最终达到了目的。画作不仅被归还，而且还允许我们在画舫斋继续展出。“星星”第一次展览会在游行的帮助下得以恢复。1980年夏，星星画会成立并最终向美协正式注册。8月20日，第二届星星美展开幕，展览引起轰动，每天观众5000人左右。9月7日，创下买票9000多张的记录。当时这在社会上是一大兴奋。观展的人数特别多，星星画会的一下子扩大到全国范围。很快我们进行了第二年的展览会。展览会是在中国美术馆进行的，是江丰帮助协调的。“星星”在美术馆创造了一个记录。原本展览三个星期，后来又延长了两个星期。人数是16万，每天都有七八千人来展览。
王静：听了您刚才详细的回忆，感觉星星的诞生和发展，是与你的思考和坚持分不开的，你后来有没有思考过，作为你个人来讲，为什么继《今天》之后，你又会成为星星的一个主要的领导人物，你觉得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跟你的那些性格有关？
黄锐：我现在拉开距离去看，我为什么会这样？可能一方面是我自己的性格问题，也包括个人的经历等等，另外还有一些冥冥之中你不可琢磨的一些很自然的追求。
王静：你刚刚提到你在当年被毛主席接见时并没有其他人的那种兴奋的感觉？
黄锐：没有，特别是在毛泽东第一次见红卫兵的时候，毛泽东突然变成了一个好像是“转换人类命运”的“救星”，但这种精神上的绝对的向往领袖的感觉我没有。我在那个时候没有意识到，当时我还不到14岁，是这么一个情况，过去“十一”的时候都有游行，当然那次是1966年8月18号，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场检阅，天安门游行的最后一个节目往往就是“拥场”，所谓拥场就是在广场上站着的，做拼图的一些小孩涌到金水桥前边，金水桥前边是一道封锁线，拥到封锁线前就是离天安门最近的一个地方。
毛主席出来对年轻的这一代招手，那时候红卫兵们特别激动，我的同行人都特别激动，周围的这些红卫兵也都非常激动。也有一些人不是红卫兵，但是很多人哭了，这个反差我以后每一次都有体验，就是夹杂在群众狂热里边，我的身体绝对是冰凉的，这实际上不是一个正常状态，我是走向相反的，就是那个时候我发现自己是这么一个情况。我在那次我发现我必然的要和群众走到相反的。因为我身体的素质是自然形成的，我当时想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那么激动？这以后好几次，当然毛主席去世的时候也是一样，都是一样的。
王静：我看有很多人参加星星画会的时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对政治、或对现实的失望，同时经历过文革更会使人有一些反思，另外家庭经历或每个成员的出生背景在星星画会中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
黄锐：现在想应该算是，星星成员许多主要成员的家庭应该说不是普通百姓家庭，这是一个普遍现象，我父亲是一个，怎么说呢？他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他在文革中是被定性成资本家的，但是他是一个很特殊的资本家，解放前他是燕京大学（北大）毕业的，后来他去了西北联大，就等于去了西安没有去延安，并最早加入了国民党。那时候的学生，要么参加国民党，要么参加共产党。加入了国民党后，他等于走循规蹈矩的路子，一直是技术员、工程师。到了解放初期的时候，有一段有点儿像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因为前方正在打仗，是抗美援朝的时候，跟美国人打仗。后边是发展生产，发展生产就是号召“开放”这种企业、商业。我爸爸是那个时候开的工厂，大概是1952年前后的样子，他开工厂的时间到1956年只有三年半的时间。可是1956年就把个人财产没收了。1957年公私合营后，我父亲把厂子捐给了国家，自己做了厂长。他的工厂在后来变成了北郊木材场，是做家具的。北郊木材场、光华木材场和第一通用机床厂，以及首钢、国棉一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是文化革命中的六厂二校，都是一些改革的典型。毛泽东亲自发表最高指示，提到这些工厂和这些学校的变化，提到怎么进行管理。所以，我是出生在这么一个家庭，很矛盾的一个个体在夹缝中生存。
像我们这样家庭出来的孩子一般学习都不错，也都能上好学校。像我所在的北京三中，当然还有四中等聚集着不少名流或高干子弟。在当时的封闭环境下，只有这些人能接触到一些内参资料或翻译小说，眼界自然比普通人开阔得多。后来，好多小说就是通过这种渠道以手抄本的形式流行开来。而我们这个圈子的许多人也是这么认识的，比如芒克、多多、曲磊磊（他的父亲就是《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跟我就是同一所学校的。但是，真正开始形成一个小团体，还是在认识北岛之后。
回到刚才的话题，我还要补充一下。我上到初中的时候，就开始文化革命了，以后就去了内蒙古上山下乡，1971年，我在内蒙古插队，北岛到我们村看个同学，我们就这么相识了。第二年春节，我回到北京。经常骑自行车去找他。并参加了两次沙龙式的诗会。其实，也就是几个朋友聚在北岛家里念念自己的诗。北岛自然是沙龙的中心，经常参加活动的还有郭路生（食指）、陆焕星等。
1973年我调回北京，在北京皮件三厂当工人，业余时间除了画画就是和北岛他们在一起，也写一些诗。当然，我的诗和他们没法比，但比那时候流行的打油诗或古体诗还是强不少了。这种不定期的散漫的诗歌沙龙活动一直延续到“文革”后。进皮件三厂半年以后，我就参加了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然后就被扣了起来，关押了四个半月，但“天安门事件”使我非常快地成长。所以我个人的经验，就是我体验过一些政治运动，引起的身份转换比较复杂，或者说比较艰苦的经验。
那么我可以说，在判断一个政治方面的压力时，我会有一层对于“底线”的考虑，这和别人不一样，没有进过监狱的人和进过监狱的人不一样；为了政治事件进过监狱的人和为了刑事事件进过监狱的人，他都有各种与众不同的勇气。
王静：那就是说，您刚才谈到星星的游行，你当时并不十分赞成游行，对当时的政治事态的判断，你的预料跟后来发展的结果一致吗？
黄锐：我当时觉得不至于走到这一种地步。我这个人是非常争取的，我是不怕承担责任的，我坚决反对游行，我一个人在坚持反对的意见。但是我觉得不能釜底抽薪，最后还是去了，因为如果没有我在的话，会有更多的危险。我觉得需要还原一个故事的真实性。我本来是坚决反对通过游行的方式解决问题的。但是，在投票表决的时候，星星的七个代表有五个人投了赞成票。为了保持星星的完整，作为这次展览的主要发起人我最终参加了游行。星星成员们打着艺术自由的横幅，要求归还被没收的作品，恢复展览。
可以说我并不相信政治。游行的抉择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决斗、摊牌，跟政府摊牌，让政府低头。可是政府没有低头，所以不得不游行。某些情况是有利的，可是这个事情是没有看好角色。实际上是违背了我个人的一种角色，我觉得这个角色，的确，个人的尊严是不可逾越的界限，但是角色是艺术家和角色是孤注一掷的政治斗士不一样，可惜，这是当时的表决的时候，大家都同意的东西.
王静：星星画会的成员参加游行的并不是很多。
黄锐：我看了几篇文章，严力与李爽说他们跟在游行队伍的后面，在游行队伍的里边只有马德升、王克平、曲磊磊、甘少诚和我五个人。那么如果加上严力和李爽的话，他们是在游行队伍的外圈，一共是七个人。问题就是这些人在表决之前，都已经走掉了，在表决的会上只有我，马德生、王克平去了。
1976年之后到1984年之前，有一个政治上比较混乱的过程，当时华国锋刚刚下台，邓小平还没有巩固他自己的势力，邓小平在1984，他才利用赵紫阳、胡耀邦真正推行他自己的政策，以前都有很多左派、右派什么的一团乱，可是对于民间，基本上他们意见还是统一的。对我来说，我比较争取的，我虽然要求艺术品返还，可是我已经有一个沟通渠道了。我已经有一个交涉渠道了，就是刘迅。他已经成了我和马德升的私人朋友了，特别是刘迅特别相信我，希望我能摆平这件事。当然，他觉得这是不可以的，因为他也是共产党员，虽然是被打压的一个右派。但是影响国家的威信，党的威信的事，他是绝对不能承认的。
作为一种尝试，我觉得这个游行，在现代看来未必不是好事情，因为宪法允许你个人有这样的权利，必然应该有一些人进行这样的尝试，来挑战宪法的正当性。从政治自由的这种观点上，从国家对于每个公民所赋有的自由权利上讲是这样。可是实际上作为一个组织和一个活动的主要负责人，他不能这样。你要对你的成员负责任。也许有的人只要进了监牢出来以后，非常坚定；有的人进去以后很有可能就完蛋了。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好去挑战的事情。你作为一个负责人，应该保护这些人员，保护这些作品，所以我当时是这么一个考虑。我觉得现在这么看，是历史发生的偶然，也是历史的必然，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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