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访谈 :电影--它使你的心没有那么冰冷
崔卫平

崔：影片中与母亲的关系是准确的，特别好。我看这条线索比与小男孩的关系还要实在。

李：可能有自己的体验在里面。

崔：你怎么理解影片中这个小男孩，是她的儿子，然后又不像，怎么想出这么一个角色？

李：那天我又看了一遍《红颜》，觉得是不是她的儿子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在这个电影中这个小男孩其实是一个很美好的化身，周围这么一个残酷的世界，残酷的一个社会，她遭遇了很多的事情，唯一这个小男孩给她的一丝温暖那些美好的东西，让她觉得她还有理由在这个世界上。因为故事大概它是这样一个故事，很容易让人理解的故事，最后发现他是她的亲生的。很多人也把他俩看作他们之间有爱情，我觉得这个都不重要，他们是不是有爱，这个爱是爱情还是友谊还是亲情，这个都不重要，就是你看到的是什么。这个电影也有它的比较大的空间，每个人能看到的理解的地方不同。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不好的。

崔：你刚才讲你的母亲是个很善良的人，我看影片时，也觉得那个小男孩是一个非常善良的维度。好像是对于小云16岁怀孕、人生一下子被击碎的一种补偿，一个弥补。用这种方式，仿佛创作者是在替小云辩护，站在小云一边。如果说放到与母亲的关系中来，这个孩子也仿佛是与母亲对抗的战利品，是在绝望之中的一次胜利。这个胜利是她自己也做了母亲，成为与母亲对等的一个人。这一笔有出神入化的东西。

李：你觉得这个电影它有打动你的地方？

崔：这个女孩她当时恨不得死掉了嘛，她什么都没有了嘛，然后只有小男孩这一条线，这样是把曾经的作为灾难的东西加以祝福，这一点我看了很感动，非常喜欢。很多女孩子看了都会很感动。那是一个想象中的弥补，这是有同样遭遇的女孩子可能都会想到的：事情最好是这样，尽管事实上不是。

李：我们当时在点映的时候，有朋友就说老徐——就是徐静蕾——在里面等你，她坐在那儿，眼睛哭得特别肿。我也很奇怪，我觉得这个电影它不至于是让别人特别痛哭的一个结尾，她那天真的哭得很厉害。我不知道，我觉得她不一定是为了故事本身，她可能联想到她自己，她可能联想到生命的这个部分，人给予和失去的这么一个关系。还有就是你说的那个，还有点呼唤的那个。

崔：是在想象当中给小云一个补偿，是她在遭大难之后的一份礼物，这个关系并不实际，但是有很深的善意在内。

李：电影有魅力的地方就在这儿。它使你的心没有那么冰冷，一直在温暖。这个温暖是很多方面的。你在创作故事的时候，你给了这些人这么一个人生，其实你在左右这些人的人生。我每天翻剧本，我们这边有一个拍记录片的他就说，你看你每天都在翻剧本，每一篇文字都变成了活生生的、呈现为影象的这么一个人，呈现在影像里的空间里，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在这之后。观众对于你呈现得这么一个东西又有一个反应，这整个过程都是非常让人感动的。

崔：从女性视角来说——很大程度上女性是由一些特殊时刻造成的，比如怀孕和生育。面对这样的时刻，面对这样的时刻带来的麻烦，是特别女性化的视角。你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触及这个问题的？

李：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我有意识的，也可能是因为我天然的视角，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女性，躲不掉的。就像张艺谋他一直在拿女性作主角，但是他视角不一样，你看起来还是个男性的电影，是他笼罩的东西不一样。我觉得我也是，我没有刻意地要表达女性的就像你说的那样一些时刻，还有它整个因为那个时刻引发的东西……。你这些东西可能是你生来就带的那些东西，就是现在做的这个电影也是一样的。

崔：那你怎么理解小云与后来结婚又马上分手的刘万金的关系？

李：那是她的社会角色的需要，她作为女人很真实的一面。她和刘万金可能没有太走心，他们的关系可能只是她需要，这个需要也有想接受温暖的那一部分。刘万金是一个有妇之夫，在社会性方面来说她就成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所以她才会在大街上被打嘛。但是对她自己来说她并没有觉得自己错了，这是女性社会角色的一个延伸，就是她也需要这么一个东西来释放，要不然她每天的生活太压抑。那也是一个亮色，对她来说那一定是一个亮色，对社会来说那是一个暗色。

崔：从你的两部片子来看，《今年夏天》和《红颜》其中的男性形象比较不完整，不是很美好，他们表现不佳。

李：表现不佳可能是我从小形成的一个印象，纪录片阶段也是一个印象。小时候你周围的就是这些男人嘛。其实我自己觉得童年里的男性他们是可爱的，只不过传统意义上认为……比如说影片里那个钱老板，大家肯定觉得在《红颜》里面他是个反面角色。但是在我看来他是可爱的，就是他自己也不明白他想得到一个女人为什么会得不到。他是有钱啊有脸啊，有脸面的人，那他为什么得不到他想要的呢？你如果站在他那个角度你会觉得他没错。而且刘万金也是一样的，表现欠佳是呈现出来的和小芸的那种关系，大家都觉得这里面的男人是不可取的，但是对我来说他是正常的，真实的。

崔：真实是一回事，但我们在表现真实时，都会伴随着对他的评价。你看包括他们外形的设计，包括他们和小芸的关系。如果讲社会角色的话，这些人的社会角色扮演得很糟糕的，看不出他们在其间有什么美德。

李：其实我倒觉得这些男人他们在这个电影里面是传统角色。大家认为传统的男人都是这样的，有一点点好色，有一点点不付责任，然后和人的关系上有一点点虚伪。

崔：传统男人是这样的么？哦，第一次听说。

李：传统男人是这样的。而且现在很多男人，尤其是三四十岁的男人，他们特别喜欢标榜自己是传统男人，他们觉得是一个褒义词。我很传统啊，我想要孩子。但这不妨碍他做那种大家觉得违背传统的事情，但是他是暗地里的。我倒喜欢现代的男孩，现代男孩他一夜情啊，他都是很坦率的。作为传统的意味是不一样的，在现在的理解中，传统男人就是这样。很多男人现在特别标榜自己是传统男人，他觉得他保持了传统，但是传统男人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大红灯笼高高挂啊。那是传统男人啊，他要传宗接代，他要对每个人负责任。

崔：那个叫做负责任么？也可能在传统上，男人是与这样一些东西联系在一起——比如说理性啊、规则啊、纪律啊、客观啊，被描述为一些正面的东西。

李：我曾经和一个欧洲导演也聊过，我们也是一直在争执。你说的这些是啊，但是他自己为人不知的那一面和这个是割裂的啊。当然有一些是很统一的人，但是那些统一的人里面你也会发现他们不为人知的事情。我聊过很多人，就是真是好好先生，就是特别好，你跟他相处时间久了，我会冷不丁的问他一个特别不堪的问题，因为他们了解我是这样一个人，那他们会放松这个界限和你聊。聊聊聊就会又证实我的一个猜测。我们抛开电影不说，我这样的也不好，就是你看到的东西太多，有时候你只是看到他是个传统的好男人你会很幸福。其实这个东西是一个永远可以讨论的话题，因为你翻一番它是这样，翻两番它又是那样，再翻一番它可能又是另外一面的。

崔：哦，将这样的男人表述为“传统”的，而且不管是谁，都有不为人所知的特别不堪的那一面，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新鲜的表达。

李：因为事情它永远是有很多面的，永远是这样。所谓传统只是相对的嘛。

崔：还会持续的关注女性题材么？

李：我觉得一定会的，不管在什么时候，所以我说这是个天然的东西，本能的东西，没有去有意识的。因为我自己觉得我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就是女权。我觉得男人和女人都同样美好，男人的强和女人的柔是一个彼此都不能缺少的东西。

崔：为什么人们都愿意说自己不是女性主义者？

李：我说这个的意思是我没有有意识地把自己归为哪一个。就像张艺谋跟我开玩笑说，你是哪一代？我说为什么要分这些呢，为什么你要分女性主义和非女性主义？我觉得这个不要刻意去给它划分。

崔：在华语电影或外国电影里，你都喜欢哪些片子？

李：我喜欢北野武，北野武的片子我都很喜欢的，可能是因为喜欢他那个人的感觉，所以他每部电影我都挺喜欢的。华语电影，《活着》我比较喜欢，《阳光灿烂的日子》，老版的《小城之春》，台湾的杨德昌的电影，侯孝贤的电影其实我只喜欢他的《童年往事》，杨德昌的《一一》、《麻将》、《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那些我都很喜欢。前段时间我看了许多老电影，包括《小兵张嘎》，都翻出来看了一些。因为我觉得中国电影为什么现在会是这样，我看《小兵张嘎》的时候我觉得如果当时电影观念先进的话，它是个很好的故事，很好的商业故事，它会是一个好莱坞的那种《小鬼当家》版的东西，但是它拍的很朴实，那个年代的产物，那么多人喜欢看，那么多人记住这个。现在电影你不能老怨电影局怎么怎么，导演本身其实应该多想一想。你为什么会是现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尤其年轻导演发展这么难，找不到投资，都在这样说。当然提供的机会是一方面。我觉得除了机会之外，如果有一天电影局说不审查了，我们全取消了，open了，中国导演做好准备了么？我觉得未必。真的是，你能拍得出像好莱坞那样非常优秀的商业影片么？商业烂片我们先不讲，商业片是很难拍的。

崔：那你说缺什么呢？需要做好什么样的准备？

李：各方面啊，包括心态的。韩国现在每年都派年轻人去好莱坞学习。中国没有这样的，他就觉得自己的东西不错很好。有些人也在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你的心态一定要打开。就是类型要多一点，不要怕主流。当然主旋律和主流是不同的，不要怕主流语言。这个时代已经新到你在说边缘的时候，你已经在主流当中了。包括另类，另类现在已经变主流了，就像艺术电影，大家都在拍贾樟柯那样的电影的话，那就已经变成主流了。其实你没有必要，现在是一个自由的时代。自由表达就好了，不要去想人家喜欢什么，不要去想哪一种东西流行。现在艺术电影变成一种流行，很可怕。

崔：哦。你觉得你在你的这几部片子里面，基本上是在自由表达么？是在说自己想说的话？

李：我觉得我对自由有不同的理解。自由一种是你想拍什么拍什么，还有一种自由是你可以把各种限制变成你有利的部分。你的婆婆特别多，每个人都可以对你指指点点，因为他们投了资，他们确实要负责任，他们有不放心的地方。你要把你的这些东西变成对你有利的东西。除非他们把你说服，要不然你会变成一个很好的沟通而不是对抗。有的时候你越想对抗它越变成一种对抗，因为你态度决定了一切，就是你对人的态度决定了。如果你是一个交流的态度，他们也很高兴的和你沟通。这样的话就是说让他们理解你去做什么，比起你是说我就要这个，这样要好得多。他帮你而不是你去对抗他。

崔：你觉得在现在的拍片环境中还是能够释放你的一些东西？

李：能，完全可以。就是看你有没有这个智慧，我觉得我的智慧还没有达到一个绝对是自由的程度，但是我觉得已经很好了。

崔：我们现在讨论好莱坞的经典叙事，其实那是和当时的审查制度当的讨价还价中，慢慢走成这个样子的。在这个意义上，所谓限制不一定仅仅是消极的东西。

李：对，它刺激你更……比智慧嘛。就像去年还是前年我们和电影局有一场对话，在对话当中大家都在了解，都在成长，因为这个社会新到就像老师和学生都是同步在接受新的信息，不是谁教谁了。出来一个新东西大家一块儿去消化，每个人都是学生。而且谁也不比谁傻三分钟，真的是这个时代就看你自己是怎么理解了。

崔：但是，娄烨还是因为他的《颐和园》被禁拍五年哦。

李：他是一个战士，呵呵！我觉得我还是能够变通吧。

崔：你对市场或者观众有什么样的期待？

李：作为我这样一个导演，我不知道其他，我觉得口碑就是票房。因为我为什么不太重视前期的宣传，电影开拍了喊一嗓子，然后请一些记者。然后中间探班了又呼隆一下，等到杀青了又喊一嗓子，其我觉得观众对这些东西太小儿科儿了。我觉得像我们这个也有实大家是看的电影本身。就像《疯狂的石头》它口碑积累起很多，它已经算是票房奇迹了，对于它的投资来说。我觉得这个口碑太重要了。因为如果你电影不好，你只靠这些宣传你只能骗一轮儿，你再骗，你骗不下去了。大家一说这个电影怎么样，说是烂电影，那谁还去看呢？我觉得口碑真的意味着一个票房，我觉得在现在中国的这个环境下和好莱坞的宣传是不一样的。土壤不一样，长出来的花儿不一样。

崔：你刚才说，灾难成就了你。像目前这样做电影对于你是不是一个合适的释放、一个合适的转换？

李：现在有电影有小说，有可以让我释放的地方，要不然我觉得我会成为……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可能会成为一个很有问题的人。不是心理问题，就可能是一个过了头的愤青，过了头的愤青就会做一些有害于人民的事情，呵呵。但是我现在很平和很安静，然后也变得很包容，可能和自己有一个释放的空间，再加上自己的这种多年的沉淀也有关系。我觉得我可能会变得越来越有爱，这个爱是一个广义的，就是我特别怕自己的电影会没有爱。

崔：有没有想过去拍一些古装的东西？

李：不排斥，真的不排斥。我就说我现在不像以前那么愤青了，觉得一定要怎么样。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定要怎么样的。就像如果哪个演员他说他最适合，我一定不认同，没有哪个演员一定是适合这个，每个人也会有不同的东西在里面。就像我们人生的角色一样，你不一定非得扮演这个，非得扮演那个。我觉得你一定要顺应这个自然的变化。

崔：刚刚杀青的新片也是自己写剧本的么？以后会不会也拍别人写的剧本？

李：对，这个是自己写的剧本。但是原点，最初的感觉是和制片人聊出来的，聊现代社会人的心灵的走失啊，发展那么快，人心已经跟不上了。这些观点是和制片人一直在讨论的，差不多是一起创作的。其实我不排斥去拍别人的东西，但是我现在找不到满意的，找不到让自己内心有反应的。

崔：最后一个问题是一位年轻的观众朋友想知道的，《红颜》的碟上面写着“中国版的《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你对这个说法怎么看？

李：对，我觉得看了那个挺可笑的。因为卖给了中凯了嘛，中凯他们就自己做了一个宣传的封面，他们肯定觉得这样好卖。当时他们也没有跟我们商量，网上也有一些这样的。但是我觉得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东西吧。但是不要紧，我觉得这都是大家的自由，你作为一个导演你必须要承担这些，不要那么愤怒。我觉得不要那么愤怒，轻松一点，这都是可以的，可以允许的。哪怕是你电影出来也是要准备被别人骂啊，你也不能光喜欢听夸奖的话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好的东西，我觉得你就一股脑儿的全接收了就完了。

2006年11月3日

（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