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干校〖畸形年代系列〗
陈向阳

娱乐生活

每隔一两个星期我们就去信阳市玩一次，搭车去。干校有十几部卡车，天天跑来跑去，但没有任务拉人去信阳玩。所以我们能否去的成，先看有没有车去信阳，再看司机高不高兴。如果去车队问，肯定碰一鼻子灰。全干校最上等的人就是司机，第一，他们是工人，领导阶级。第二，他们是工作人员，决不像五七战士到干校是改造思想来的。第三，他们掌握着汽车，虽然不能完全决定想去哪去哪，但至少可以决定车什么时候坏，出不了车。如果硬让出车就肯定坏在半路，请搭车的人走路。所以五七战士见了司机全都点头哈腰，师傅长师傅短，时不时递上一支烟。我们小孩从不递烟，所以司机对我们理都不理。我们就去食堂问。食堂的大师傅和司机的关系最好。食堂的米面油盐煤肉菜都是司机拉来的。每逢食堂吃肉，大师傅也有责任通知司机。司机们千方百计调整工作时间，以避免耽误吃肉。我们吃肉是一人一勺黄心菜加一勺肉，司机们却不吃黄心菜光吃肉，爱吃几勺吃几勺。别管哪个食堂吃肉，司机们都知道，哪怕十里地外的四连食堂吃肉，司机也不怕，开上车就去。如果一个食堂来上七八个司机，有时再加上几个修车的，每个五七战士就要少吃好几块肉。后来各食堂悄悄联络，要吃肉同一天吃，以分散压力。

不管怎样，哪天有车去信阳，食堂大师傅们都知道，而且不保密，谁都告诉。于是司机要走的时候往往发现车边已围了一大圈人，性急的如我们小孩已经爬上去占据了最好位置。司机一般是一脸的不高兴，可也没办法。去信阳的车常常是空车，带些人也没关系。可带去多少还要带回多少，而且是装满货之后。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坐在木头上，砖头上，煤上，家具上。回来的车好搭，我们只要去干校在信阳的转运站，那里的干部千方百计也要让司机把我们捎回干校，不然就只好给我们安排吃住。其实信阳并不好玩，只不过能买到干校小卖部见不到的好吃的。第一好吃的是鸡蛋糕，比北京的都好吃。人家信阳鸡蛋糕的鸡蛋味特足，还常吃到鸡蛋皮，充分证明里面放的是真货。我们一人花不到一块钱半斤粮票就买一大包蛋糕，边逛街边吃，算是午饭。糖也有好几种，最好吃的一种叫猪油糕，广东佛山生产的，方方的，扁扁的，又甜又软，但其实没有一点猪油。到现在也不明白干嘛叫猪油糕，就像冰棍叫香肠一样完全是误导消费者。此外还有罐头，最好的是水果罐头，至少汤很好喝。其它的就完了，比如红烧鹅罐头，不仅没香味，烂糟糟的干脆就不像肉。油焖大头菜更完了，好似烂泥，不光没香味，连咸味都没有，好几毛钱糟蹋了。一到干校，大人孩子的购买力都比在北京时大增。一人一月只交15块钱饭钱，什么房租水电煤气月票之类的全免了。干校就那么个小卖部，有钱也花不出去。衣服更不用买，旧衣服破衣服穿吧，多破都没人嫌破。要穿件新衣服反而浑身不自在。

干校有篮球场，水泥地的，不会一玩一身土。大场子的一头架着木杆子，拉起白布就能放电影，两三个星期就放一次。十里八里之内的老乡全知道，天还没黑就成群结队的来了。三条狗眼见大敌压境使出浑身本领也无济于事，只好缩小防区，退守食堂。影片很有限，像〖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还有几个样板戏转着圈的演。好片子有〖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阿尔巴尼亚的片子如〖创伤〗，还有纪录片，像〖南京长江大桥〗，新闻简报也算好片子。

干校还有宣传队，主力是青年班青年排的，还有青年干部，其中有从专业文工团退下来的，全是俊男倩女，又唱又跳，还有玩乐器的好手。上年纪的五七战士看热闹，而没结婚的年青人则一边看一边暗恋台上的一个两个，感到每场演出都特别浪漫。宣传队最出色的节目有女声独唱，可爱的女歌手一曲‘黄水谣’唱的台下男青年如痴如醉。还有舞蹈‘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毛主席’，跳的好坏不说，男女演员个个漂亮，那配乐在当时也算是很好听的。笛子独奏，手风琴独奏也极受欢迎。还有个宣传队自编自演（？）的小话剧‘一块银元’，虽说内容是忆苦的，让人有点起腻，但演员都很卖力，那配乐是二胡独奏‘江河水’，在样板戏整天狂轰滥炸的年代也算个新鲜调剂。

干校的夜生活还包括游行，那是在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的时候，比如跟美国叫阵的5.20声明，还有咱们的第一颗卫星上天，那是1970年4月25日，提前就通知有重大消息，晚八点全体听广播。没到点呢全干校就按连排班排好了队，大喇叭一传出特大喜讯，立刻一片欢呼‘毛主席万岁！’，然后锣鼓敲起来，接着游行。干校游不开，所以就游到了附近的村子，准备与老乡共享幸福时刻。长长的队伍还没走到，村里的狗们已经把嗓子都喊哑了，惊慌的不知如何是好。村里没电，村民也点不起油灯，天一黑就全体睡觉。听到锣鼓喧天，口号一片，看见手电乱照，慌忙从一间间黑洞洞的房子里跑出来。他们很感激干部们送来了热闹，全咧开嘴傻笑，半天也闹不明白到底出了什么事。

干农活

春天不知不觉到了，田野里变了样。山坡上的冬小麦变的墨绿，长高了一截。低处的水田里长起了紫云英（紫花苜蓿），一片片的挺漂亮，不久就被犁倒在田里当绿肥。开始插秧了，除了青年班的，我们这些孩子居然成了插秧的主力，因为大人们都说‘小孩没腰’。我们，尤其是豆眼那么大的孩子特愤怒：‘谁说没腰？’，一边使劲的挺起肚子来，以显示在同一高度上的腰。大人又解释说小孩不闹腰疼，我们更愤怒：‘谁说的？’我们整天插秧，插的腰酸腿疼，老睡不够觉。大人又说他们都有腰肌劳损，弯一小时的腰还得再用一小时才能把腰重新伸直了。没办法，我们只好从早到晚插秧，没法到处玩了。大人们管拔秧，在秧田里坐在‘秧马’上，像个小板凳，但下边不是四条腿而是块板，人可以坐着在泥巴上滑来滑去。他们拔出秧，捆成捆，有人挑到水田边上然后一捆一捆的扔进田里。这些稍微好玩一点的活都没我们的份，只让我们插秧。插秧倒不算太累，但是蚂蟥太多。蚂蟥咬人不疼不痒，一点没感觉。等它吃饱走了，伤口还不停的流血，招来更多的蚂蟥。蚂蟥像牛皮糖，很有韧性，放在手里搓，它就缩成个团，像个栗子，放在地上它又变长了。每到休息时我们就玩蚂蟥，玩够了再全部处死。踩是踩不死的，切成两截也不行，据说会变成两只。最好的办法是‘翻过来’，拿根小棍顶住一头，用手一撸，蚂蟥就套在了棍上，只是内脏朝外了，疙里疙瘩挺恶心。但小孩，比如豆眼就特爱玩，一定要把每一只抓住的蚂蟥全翻过来，留在田埂上晒。豆眼还提议：他以后就不管别的了，专门负责对付蚂蟥吧，现在就请每个插秧的同志都把抓住的蚂蟥交给他。但大人不同意，说快来插秧。豆眼只好噘着嘴又下到田里。

正当天气越来越热，农活越来越多的时候，突然传来消息，说北京70届初中毕业生要分配工作了。不用上山下乡，分配工作！已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全都气的眼睛发绿，包括干校青年班的。眼睛最绿的是青年班里70届的，因为他们失去了回北京分配的资格。不是干校不让走，是北京市不干，说他们已经把户口和人事关系转到了干校，等于上山下乡或参加工作了。而像我这样的，没有进青年班没有转户口的还可以回北京。于是青年班里70届的都恨不能揍我一顿，得尽量躲着他们。当初看他们跟我一边大，都进了青年班，一月挣18块钱，我还挺羡慕，也想参加青年班。我妈倒没意见，可我爸却老让我再想想。我说早想好了，他就一会儿说去他们四机部干校，一会儿又说一机部干校也行，但要等他先过来看看。他来看完又说还是他们那好。再追问，他就说已经替我写了申请，可等来等去老也等不到批准，这一耽误就来了好消息。我深感爸爸的老谋深算，心中很是佩服，但嘴上不说。他也从来不夸我。上小学那会，别管我得多少5分他连一个好字都不说，所以我也不夸他。我们都有怕对方骄傲的意思。终于，1970年6月的一天，我搭了干校的一辆卡车，站在最好的位置，一路吹着暖暖的风，看着路旁的林荫道，洋洋得意的笑眯眯的到了信阳，坐上火车回北京。

剧 变

我一共在干校呆了7个多月，所以老说干校好。呆过时间更长的全都不同意。比较讲理的就说干校最好的时期正好就是我在干校那段。再早呢，是创业阶段，比较艰苦，而我走后干校也就不行了，越来越糟，但决不是因为我走了，而是因为军代表来了。其实，军代表早就到了干校。那时稍微重要一点的单位就要实行军管，由军代表当家作主。一机部五七干校建立不久军代表就来了，但一直不大管事，因为不好意思。军代表们一般都喜欢大权独揽，自以为全国数他们最棒，这是毛主席说的。军人只佩服军人，而且是比他级别高的。机关干部如果从没在军队干过，官再大他们也不往眼里放。可一机部派到干校来的第一任校长是个转业没几年的老军人，军级干部，来干校的军代表呢，最高的才是团级，所以面对军首长不敢放肆。

在我离开干校前后脚，那位老校长也调回了北京。这下军代表们再也按捺不住了，因为他们早就发现了严重问题。第一，干校太腐化了。建了那么多砖瓦房，人家柳河五七干校住什么？‘干打垒’，地窝子！吃的更不像话，每个礼拜都吃肉！看看人家农民都吃什么！还调来那么些汽车、拖拉机，还有推土机、压路机，铺张浪费。居然派汽车跑什么合肥、武汉甚至上海去买吃的买日用品。还修水塔装自来水，还调打井队来打深井吃清水，人家农民祖祖辈辈吃的不就是水塘子里的黄泥水么。这些干部，简直是想把北京的生活搬到干校来。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是让干部到乡下来享福吗？第二，干校简直成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避风港。瞧那些干部，一门心思种地种菜养猪养鸡，上上下下一团和气，斗争精神上哪去了？毛主席让你们到干校来就是种地吗？

于是军代表指挥着打响了两大战役。第一个是插队，让所有五七战士轮换着到周围的村子里去上几个星期个把月，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相当于忆苦教育。据说效果非常好。那些村子远远瞧着，水塘，绿竹，草房，挺有诗意。但是，等走进了房子才知道现实的严酷。屋子里面又黑又空，黑是烟熏的，空是没家具。能有张木头桌子或床就是阔气人家，一般都是泥制家具，泥桌子，泥凳子，泥灶，泥床，或干脆没床，稻草地铺。几乎所有人家都是有窗户没玻璃，窗框上是几根木棍。有的人家连门板都没有，说是1958年大炼钢铁那会捐了，就再没机会添新的。老乡们1960年前后全给饿乖了，从此对家具和住房的要求降到了最低，尽量把一切弄到手的都吃进肚里，偶尔有点钱赶紧买点肥肉打牙祭。五七战士们一去，老吃白薯，糙米稀饭和发臭的咸菜。几天吃下来，五七战士们全明白了：干校天天都吃的素炒黄心菜其实就是山珍海味。住也是考验，因为五七战士都不抗咬。村里任何一家里虱子跳蚤都是大批的，蚊子更多。革命精神差点的干部带蚊帐去，只需要喂虱子跳蚤，特革命的连蚊帐都不带，人家贫下中农哪有蚊帐？讲究的人家才烧点晾干的蒿子草熏蚊子。于是五七战士们个个浑身咬出一层包，整个胖一圈。

经过插队，五七战士们都有脱胎换骨的感觉，再没人嫌伙食不好了，而且人人都觉的是大富翁了。过去挣七八十块钱就以为是低工资，挣一百二百的也从不嫌多。到村里一看，人家农民买个灯油买个盐，三分五分钱都拿不出来，都要用鸡蛋换。贫下中农最爱问干部们挣多少钱，干部们怕吓着人家，就说一月30块。可贫下中农还是又瞪眼又张嘴：‘哎呀！天天可以打牙祭喽！’就连五七战士里的老干部，老红军也深受教育。过去让人当走资派斗还觉的挺委屈，心里老不认罪，这回可服了：‘解放这么多年，老区的人民还穷成这样（罗山县是当年闹红军的地方），咱们有罪呀’。

军代表指挥的另一个战役是抓五一六，但并不是他们的创造。从1970年下半年开始，全国都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这是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军代表们只不过是尽力搞的有声有色。这回和批斗走资派刚好反过来了，老干部，比如司局长以上的都没事了。而当初造反最积极的低层干部（处级以下）却都有五一六嫌疑。军代表们发现人还是越年轻斗争精神越强，于是青年班青年排的全上，成了抓五一六的主力。因为他们大多数几年前当过红卫兵，特会对付坏蛋。不过这回的斗争受到很多限制，中央文件说了不许逼供信，不许打人，不许体罚，不许挂牌子，不许来‘喷气式’，这给审讯带来很大难度。最后只好采用疲劳战术，车轮战术，从早审到晚。中央文件没说不许推，于是青年们坐一圈，把五一六嫌疑犯推过来推过去。还有过抽嘴巴的，那是在气氛特别热烈的时候，大家都不太留意，除了挨抽的。这些战术很见成效，五一六们开始招了，而且一人一招就会带来雪崩效应，互相揭发。你说我是联络员，我就说你是分队长，你供出他有个五人小组，他就说你发展了十个。这一下子人手严重短缺，增加一个五一六嫌疑犯，就要增加人监视。而青年班却在不断有人失去抓五一六的资格，因为他们的父母也成了五一六嫌疑犯。通常越是积极抓五一六的，就越容易被人揭发成五一六。

后来，抓五一六不知不觉的停了，因为再抓下去，五一六就该变成多数派了。再后来，已经抓出的五一六嫌疑犯们也没人看管了，又和大家一起劳动一起吃饭，好像从没有过抓五一六这回事。可他们居然还不高兴，还要去问军代表，他们到底是不是五一六呀？中央早就料到这点，及时发出指示‘不要在组织上纠缠，要抓思想上的五一六’。这就是说，没参加五一六的抓一抓也不算冤枉，谁敢说自己就没有一点五一六思想呢？通过抓五一六，干部们的斗争精神大大增强，整天你瞪我我瞪你，老想着怎样才能把对方斗一斗。军代表们很满意：这才像个五七干校。

再后来，林彪完蛋，邓小平复出，搞起了‘回潮’，就是猛抓经济。干校的干部一批批的调回了北京，剩下的人心涣散。到1974年（还是1975年？），一机部五七干校缩编，把河南、江西两个干校并成一个，搬到了河南北部的博爱县。但是干校的最后取消却要等到毛主席死后，五七指示不再算数的时候。

（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