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放逐
老鱼

六

我被带到了武警部队的营地，在简单审问后就把我关在一个建在操场下面的笼子里，三面砖墙，铁栏杆为门。因为地处室外，那哼哼着小曲的花蚊子便从铁栏外纷至沓来，前赴后继地与我玩起了博弈游戏。我坐在地上，双手不停地驱赶着蚊子，但效果还是逐渐在我身上多处区域显现出来。我听出有几位战士是四川人，就主动搭话攀老乡关系，不为别的，就是想他们给我弄几盘蚊香。还真有一位战士给我拿来了两盘蚊香，算是救急。到了后半夜，不知道英勇的武警战士在哪个场合抓来几位MM，就关在我号子的隔壁，这下可热闹了，几乎是整个晚上，那几位MM就不停给与哨兵聊天，话题之广泛和大胆，真出乎我的意料。后来我在深圳收容转运站也遇到同样的一幕，那是后话。不过我特理解血气方刚的战士有这样的所为，毕竟我也是当过两年兵的。

早上天刚亮，几位官衔不低的武警首长驾车来到这里，把我从简易笼子里提出来。就让我坐在操场边的石凳上，把我围在中间开始了细致的审问。我还是昨天晚上的那套话，动机源于对深圳发展的好奇，但是明白在没有边防证的情况下来深圳也是不对的，一时的糊涂而已。偷渡？连想都没想过。那些东西？平时就有买零食的习惯。吹气的塑料球呢？给我侄女买的。他们就是不信，但是缺乏我偷渡的证据。不过他们对中戏学生在活动中的表现好像有所耳闻，便一再指责我们往日的种种不是。我也就听之忘之，不会去当面计较什么。

接着，他们要按规定把我移送深圳公安系统，于是用吉普车把我押解到深圳公安局，在一间办公室里办完交接。负责我这个案子的警官是一个瘦瘦的中年人，是个处长。他看完我前面的笔录后，说“喔，原来在五十军当过兵的。”我问他是哪个军的，他回答是四十一军的。我就告诉他，七九年我在广西参战时我们师就是配属他们军的。他说是的是的，还问了一些作战时的细节，这几句话显然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他问我吃饭没有，我说从昨天晚上起就没吃饭了。

处长马上叫一位女警员出去给我买盒饭。有意思的是那位女警员买回盒饭后，就一直在我身边看着我吃饭，不时地问上一两句话，可以看出她对事情背后故事的关心和对我的同情。

吃完饭，处长说要开车带我去市拘留所。在去的路上，我对处长说，听说新人初进拘留所，都会有一顿“杀威棒”伺候？处长说没那么严重，我会把你安排在一个模范仓里（深圳公安内部把监号叫作仓，不知别处是否也是如此称呼）。一切都按例行手续：搜身、搜个人物品、登记，然后大门被重重的关上，而我，已经在门的里面呆着了。

那个拘留所刚修好不久，里面也没关几个人。我这间仓里同时还关了一个学生。

我清楚地记得，负责我这个案子的干警在二十四小时内，连续提审了我四次，不论是半夜或者清晨。算我记忆力好，他们每次得到的纪录都是一样的，同样的问题自然会有前后一致的回答。最后一次审问完，在我在笔录上签字以后，一位主审官说，现在我们已经问完了，接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纪录，你就告诉我们，那些事情到底是如何如何。我笑着说，你们会有录音机的。那主审说，真的不会录音的。我思索片刻，坚持说：我把知道的都说完了，事情背后的故事都在报纸里和电视上披露了，还是以喉舌说的为准吧。大家相视一笑，再没有多言。

七

到了第四天，他们说要把我移到别处，我忐忑了半天，不知道当局对付我们的后续手段为何。结果是把我从拘留所移到了收容所，而收容所就在拘留所的隔壁。处长果然没有食言，把我放到了一个比较文明的仓里。全仓10人，大多与走私行为有关，还有一个小偷，在仓里明显被人看低。我因为有人照应，进仓后就被指定睡靠近仓门的第三号床位，这就意味着我在这里面的地位排行第三，跟政治局排座次似的。新进仓的人就有一项工作任务，负责天天打扫卫生，好在仓内面积不大，就一个大炕似的床，一条狭窄的过道，最里面挖有一便坑，打扫干净对大家都有好处，我便坚持担当起清洁员的角色。

让我简单地描述一下呆了两个月的深圳收容所的建筑设计、 装修风格和物业管理吧。两道大门后面是一条通道，左右两侧分出三、四条支通道。主通道的两边是物管人员的办公区和医务室，支通道的一边是一排编有号码的仓，另一边勉强算是一条绿化带，生长着小树和杂草。每个仓的后面有一个三面墙的露天小院，院子顶部装有鸟笼一般的钢筋，院子面积约八、九平米，是供仓友放风的场地，中间有一道自动化的铁门，一天按时开关两次。仓的上部有两个加了防逃铁栏的窗口，管教们在上层走廊上就可以将仓内的任何角落一览无余。仓铁门上方有一个对话口，是管教要找人说话用的，下方还有一洞，专用于给仓里送饭送水。收容所的最外圈有一道约四米高的水泥墙，上面还架有电网。自来水的源头估计是直接与水塘连接的，一到下雨水就会变得沙沙的、黄黄的，完全符合绿色环保要求。整个建筑为混转结构，大面积的白墙，红色的标语和黑色的门应该是全所的主色调，简单明了。仓里的灯在夜是不会关掉的，以便于夜间的管理。每天送两餐饭、送一次温热的饮用水（怕咱们烫着了）。每周有一次肉食，多数时候是大肥条做的红烧肉，因为皮上的猪毛太多，我给它取名为“刷子肉”。如果遇到米饭里糠太多，就放些自来水进碗里，搅和搅和，让糠浮上来然后随水倒掉。不定期会有额外的烧鸭或烧鹅、方便面、腐乳、鱼罐头、饮料等食物送到仓门外出售（用兑换的代金券购买），价格就物以稀为贵了。因为所里隔三差五的会安排大家做一些手工活，把半成品的塑料花组装起来，所以偶尔也有由此带来的伙食改善。所里还有一间医务室，条件尚可。

说到这些，就必须提到所里的管理人员，心平气和地讲，那里的管教人员是比较称职的，对仓内人士管理有度，态度较为和蔼。对我们这样身份的人，更是客气有加。印象里所内有像我这号的人有6、7位。其中一位所长几乎每天上班后都会来我门外聊上几句，让我安心地呆在这里，等候上面的裁决。负责我这个仓的管教是一位二十六、七岁的年轻人，平时还给我找书找报纸看，还叫我去办公室打扫卫生，变相的给我放风，到了办公室可以喝喝茶、与警官们聊聊天。那位驻所大夫更是一个好人，常常叫我去医务室坐坐，话题毫无禁忌，讨论也很深入。我初来乍到对这里警官的素质普遍较高觉得有些诧异，因为我在内地对这种场合的内幕了解得相当的多。我判读这可能当地与香港接壤，香港那种法治的观念或多或少都传入影响到大家的言行，还有就是所里有部分香港人士在押，大家的言谈举止都比较注意一些。但愿我这些表扬不会给所里的警官们带来什么不便，只是谁现在还想拿多年前的往事来找茬，以此来打击同事，那真叫卑鄙得到姥姥家了。不过里面销售食品的物价偏高，不知今日降下来没有。

八

在仓里的日子节奏很慢，没有了钟表我们确定时间的方法，就是看阳光映在墙上的影子到了什么位置，光线划过墙上一道道粗糙的刻度，提醒我们该吃饭了、该放风了，如果遇到阴天，时间概念就变得模糊。大家能玩的一是打牌（锄大地），二是看书、看报，书籍以武侠小说为主。相互交流案情和法律知识也是一个重要的活动。闲极无聊还可以看蚂蚁搬食物、搬家，或独自面壁发呆。放风的时候十来号人就围着小院跑跳，做俯卧撑。但是令人最难受的是几乎所有仓里的人都染上了皮肤病，人身上的许多部位出现溃疡，逼得大家有时候宁愿全天候裸体，反正仓内外全是男性，管教也就不太在意这事。

所里唯一的一间女仓，就位于我们这排的第一间，有一次某警官告诉我说，关押的女疑犯里有一位好像是你的校友，是广东什么文艺团体的人，也是因为与我差不多的原因关进来的。一天上午，那警官带我从那女犯仓门经过时，还专门叫那位女士与我隔着仓门聊了几句话，那女士年纪或许比我大一些，好像也着戴眼镜，她神情坦然，对我说了几句安慰和鼓励的话，当时有一种悲情和感动涌上了我的心头，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我努力使自己平静一些，故作坚强地点点头，也说了几句意思相同的话，警官就催促我赶快离开。毕竟还是学艺术的人，感性的东西多一些，遇到这样的场面就容易动情流泪。真希望那位女士现在一切都好。

时间一长，我对仓里的许多内幕也逐步了解，如仓与仓之间如何传递信息，怎么能买到严禁销售的香烟、怎么把信件夹带出收容所或者带信件进来，我甚至还见过仓里还藏有用于磨断钢筋的薄砂轮片，可见另一个世界的精彩。大约两周之后，排在我前面的二位同样的走私罪名，一个被起诉，一个被判劳教。他俩离开后，我居然就成为仓里的第一负责人。但是我从来没做一件欺压同仓的事情，反而同大家一起把卫生做得更彻底一些，经常与大家玩玩游戏或说说荤段子什么的，大家关系十分融洽。

时间就在这样的情形下慢慢的溜走，我通过看报纸也觉得外面的局势似乎也稳定下来。我问所长，我们什么时候能得到一个最后的处理结果？所长显然不清楚事情的进展，只有安慰我别着急。记得是八月二十六日，我突然有了一个注意，我认真地写了一个字条，上面写着：“我有还重要的事情要报告”，条子经管教转交给了管这个案子的人。第二天下午，那个我见过几次的人出现在我所在的仓外，令人意味深长的是，那人并没叫我出去单独听我所谓的报告，而是一见面就大声说：你的问题不都交代清楚了吗？你还有啥好说的？我就给他解释，说现在临近开学了，如果我没什么问题是否可以放我出去，如果有问题就请你们该怎么着就怎么着。那人回答说，你这个人的情况比较特殊，一般的人我们把材料报到当地后人家很快就能给个答复，我们就该放放、该送走就送走了，而你的材料报到原籍后就一直没什么动静。要不我们再问问他们吧。我与他就这么简略的几句对话，那人随后就离开了。

第二天下午3点钟左右，管教在仓外叫我的名字，说要放我出去。我毫不在意地说，你开什么玩笑？那天正好有一位经济问题上出了麻烦的人关进了我们仓，他一进来就担心挨打，我给他解释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他就按惯例开始给大家简单讲述他的案情，这时候管教就开始叫我了。管教说这是真的，并挥了挥手里的纸条。我将信将疑，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出了仓门后在办公室见到了昨天见过的那人。那人说，我们再次给那面发去信息，但是那边仍没回应，我们觉得你就一学生，也没做什么天大的事情，所以决定释放你。但是我们需要把你交给民政部门的收容遣送站，由他们送你回当地。我说你们为什么不能直接放了我？他解释说以前是可以这样做的，但现在不允许这样做了。

九

我离开深圳公安收容所的时间为八月二十八日的下午，一辆吉普车把我和另一位来自同一城市的哥们儿，一起送到深圳的收容遣送站。那哥们儿也算倒霉，因为上街未带身份证，加上一口纯正的京片子，就被夜巡的警察查获后送进收容所，这一身份核实工作一搞就是一个半月，据说是当时需要核实的人数太多了。

民政系统的收容遣送站的管理明显的比警方要严厉得多。关押场所的条件更是糟糕之极。一进大门在办理登记的时候就每人收取五十元，说是当晚的餐费。然后大家被要求按来自祖国不同地区分开，列成方阵在阳光下的操场上蹲着，等待由各处押送来的人到齐，四周有威武的武警战士持枪监视。由于在深圳做小姐的被抓获后也是通过这一渠道被驱逐，所以被收容人员里靓女如云。到了下午四点来钟，晚餐就送到了操场，每人发了一盆蒸熟的米饭，上面还有不多于十条的咸菜干。这是我享受过的最贵的晚餐之一，所以印象深刻。在张扬的管理人员来回走动的催促声中，那碗饭吃了一半就再无法往下咽了，因为连一口菜汤都不提供。大家把搪瓷碗码成一堆后，就按男女分别赶进一间大屋子，百十来人一起挤在约三十来平米的房间里，里面除了有一个水泥砌的台子和一间脏得几乎无法涉足的厕所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供人住宿。大家只好挤坐在水泥台上，看着铁窗外的天色渐渐转暗，直至夜幕完全降临。

我与那位哥们儿一起聊着相互的境遇，两人唏嘘不已。那一夜唯一的乐趣，是隔壁女监里的那帮胆大的女流与室外担任警卫的武警战士，整整调了一夜的情。战士每小时换岗一次，但是他们之间放肆的暧昧话题就从来没中断过，相互间的过招那叫一个精彩。直到天边现出微明，双方的精力都耗费得差不多了话音才减弱下去。那哥们儿有一位女朋友也在深圳，当她知道他被转送到这里来后，就积极展开了外围的营救工作。半夜时分，突然房顶的天窗外有武警在叫那哥们儿，我俩深感诧异。那武警随后就叫他到天窗下面接东西，随着几个鱼、肉罐头，几个水果就此从天而降，在全屋人羡慕的眼光中砸在了他手里。哥们儿告诉我说肯定是他女朋友的所为。

第二天上午，全体人员被押上几辆破旧的大巴车，经过一段时间的行驶，大巴车开进了深圳边防管制线外的樟木头镇收容遣送转运站。这个转运站更让人感觉恐怖，一个不大的空地四周都是黑乎乎的关押人的房间，条件十分简单恶劣。大家将在这里按原籍地区不同，分别关进房间里，在凑齐一车后就沿途转交到各地的收容转运站，直到把你我送回原籍所在地为止。

我们下车后全部被要求蹲在空地的一侧，一位胖胖的中年管理人员手里拿着大家的材料，他叫到谁谁就加入到另一个区域去蹲着，这样就把收容人员各自的原籍区分出来，便于再分别关进不同的房间。当他叫到我时，在材料上多看了几眼，他叫我到他跟前，小声地对我说，你这种情况回去就惨了，沿途的日子肯定不会好过。他接着问，在这里有没有人保你出去？我说没有，就连“保人出去”一说也是刚从你这里知道的。他马上叫来那位哥们儿，问他有没有人来担保？那哥们儿说有人。胖胖的中年人立即告诉他说，你把这人也一起保出去吧。哥们儿当即答应下来，我这时看到了收容我的材料上公安列出的收容原因，上面就两行字：没有边防证进入深圳，在审讯中承认在某城市参加过“街头行为艺术”。由于有收容所里那人的热心和正直，我居然就这样被保了出来，我当时连五十元保费都是那哥们儿给支付的，我当时身上所带的盘缠也所剩无几。

走出樟木头收容遣送转运站，我与那哥们儿就搭上了回广州的火车。在火车上，哥们儿与他漂亮的女友还请我吃了一餐丰盛的午饭。本来说好我们回到北方后找时间一起聚聚，但是我回城后没几天随即又踏上了出逃的旅程，就再也没联系上哥们儿。在此一并对樟木头收容专送站的那位胖哥和哥们儿，表达我永远的感激，在我命运一个可能出现拐点的地方是你们真挚地帮助了我，让我度过难关。

（一）（二）（三）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