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放逐
老鱼

十

到了广州我找到一家便宜的旅店住下，便急着联系北方的朋友尽快给汇些银两过来，以解燃眉之急。在那种时刻和我当时所处的背景，要主动找朋友相助还需斟酌一番，因为毕竟大家都有多次运动的经历，知道与我等打交道或许会有意料不到的麻烦，我也不忍心看到可能出现的尴尬局面。我最后找到一位在中央某新闻单位就职的朋友，叫他给想些办法，经过他的联络，总算找到广东某新闻机构的人，由广东的这人接收到汇款时转交给我。

那时候银行还没有电子系统，从北京汇钱到广州还需要好些天时间，我兜里的钱实在是不能支撑下去了，到后来连一日三餐都难以为继。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给我来广州时在火车上认识的一位女孩打电话，不料那女孩立刻表示愿意帮助我。当天晚上，她还请我在珠江边一座高楼顶层一家讲究的餐馆里请我吃饭，在第二天就托人帮我买到了紧俏的回北方的火车票。

记得那天广州天空一片阴霾，大雨下个不停。那女孩约我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路口见面，我因为步行加上道路不熟悉就晚到了一会儿，走到那路口时只见她撑着一把尼龙伞静静地站在雨里。她给我车票的同时还塞给我四十元钱，说是给我在路途上应急用的。她还说了些叫我注意安全之类的话，我心里一激动就有些犯傻，嘴一哆嗦就只剩下翻来复去几句感激的话。那女孩当时是在广州的一家电池厂工作，若干年后，当我有机会再次回到广州想当面感谢那女孩时，她办公室的一位同事告诉我，那女孩子已经嫁到澳门去了。

在那些日子里，有许多素不相识的人给予我种种形式的关照与爱护，他们不为别的，就是因为我曾经经历的故事。所以，所谓民心所指自然明确无误，我以为这就是散布于民间的一种基本良知和正义感吧。

回到居住的城市后，我觉得局势好像也不像预计的那么复杂，便决定回中央戏剧学院去看看，如果有可能还是把书读下去，毕竟考入中戏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它太来之不易。但是接着发生的两件事情让我对继续学习的念头产生了动摇，让我下决心再次出逃。

我回到学院后的第二天，去拜望徐晓钟老师，晓钟老师当时是学院院长，自然对自己学院的学子一直关爱有加。晓钟老师对我的境遇非常关心，当我简单地介绍完在深圳的那段时日后，晓钟老师立即对我说，你在那里面呆了这些日子，身体或多或少会有些问题，你不如请病假回家吧。我听到这话有些犹豫，晓钟老师又一次表达了希望我请病假回家的意思，晓钟老师那种关切的眼神和欲言又止的话语也许给了我某些暗示。我似乎明白了些什么，但是我当时还是坚持说要留下来在学校继续学习。

更令人感到不安的是当晚我们几个朋友在一起聚会时，有一位在市里某图书馆工作的女孩对我的出现大吃一惊，她说，就是在昨天，市里有关部门的专案组成员还到图书馆来找她，要她说出我在那一段时间里的表现。在几乎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她重复地回答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等那几人离开图书馆后，她的领导还表扬她说，这次你可能又救了谁。女孩还说，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知道她还认识我的。我听到这些再联想到晓钟老师的话心里才明白，关于我的幕后故事其实并没有结束，只是可能他们人手有限，工作量太大一时忙不过来而已。那位在图书馆工作的女孩是毕业于北大的研究生，后来去美国继续深造，回北京后在美国某政府机构驻京代表处就职。

一位拍过许多影视剧的导演是我的好朋友，他知道我想去南方后，就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那是他认识的一位曾经赞助过剧组的福建商人。于是，我再次离开北方选择的第一站，就是福建福州附近的一个地方。

十一

我离开学院之前，我给几位同学中的意见领袖含蓄地提到我将远行的想法，并告诉他们如果开学后有关方面要追查什么事情，可以把某些责任往我身上推。那天中午我去学院食堂吃了最后一次饭，连碗筷都是同学给找的，记得当天还吃了酱肘子，那可是学院食堂的招牌菜。但是去意已决，胃口并不是那么的好，几位男女同学围坐在一起，谈论的话题大多带有伤感的情绪。即将离开生活了三年的学院大院，心中的滋味实在是不好受。

从踏上去福州的火车那一刻起，我就铁了心要离开大陆，而福建与台湾隔海相望，如果有朋友的帮助渡海去台湾也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时候对台湾也没有更多的了解，只是有机会在CCTV的某个部门里看过大量的台湾华视拍摄的新闻节目，大致知道台湾社会的生态现状，同时对那位在八十年代初红极一时的台湾华视新闻女主播的语气神态也颇有感觉。

火车到达福州是出发第三天的上午，火车站还是有大量的警察抽查来自北方乘客的证件，气氛仍让人感到压抑。我拎着简单的行李走出车站，到站前广场上找到了要去目的地的中巴车。当天下午，中巴车把我带到惠安附近，找到那位朋友后，我就在他的安排下去了一个靠海边的小渔村。那渔村的建筑几乎全部选用石材，从颜色上就能分辨建筑年代的远近。接待我的是一位搞海洋运输的老船工，我与他们一家人相处甚好。接下去的一周里，我几乎无所事事，去海里游泳、看潮涨潮落，或者听渔民们讲渔村过去的故事，跟着女主人学做几样当地的美食。

在与村里的人比较熟悉之后，我也试图向他们打听去台湾的方式和可能性，有一位朋友说他也许可以做到，但是需要一笔钱去买一艘基本能出海的小渔船，而且送我去台湾后那船工也需要留在台湾。一天下午，就在我与这人继续商量多种渡海可能性的时候，有人来告诉我说，当地派出所的人知道了这个渔村来了一个北方的大学生，正打算前来了解一下情况。我一听这话马上回到住所收拾行李与那老船工告别，然后叫了一辆载客的摩托立刻离开小渔村。在去城镇的路上，那辆有警方标志的吉普车在狭窄的沙地小道上与载着我的摩托车擦肩而过。我到达城里后立即去了长途汽车站，挤上一班经厦门去广州的班车。半夜时分，我搭乘的这辆大巴驶入广东境内，路过汕头附近时，我突然想起我还认识居住在这里的一位朋友，我决定下车去找找他，看有没有其它的运气。

没想到那位朋友居然在家！

十二

我朋友居住在一个面向太平洋的小镇上，镇上有晒盐工场、一个有模有样的小码头，小镇上明着的交易以渔产为主，暗着的买卖则是家用电器和香烟走私。全镇人都是一种口音说话，更没有人戴近视眼镜。我吸取了以往的教训，出门在镇上溜达时一是不说话，二是坚决不戴眼镜。经过几天的观察了解，我大致知道了这个小镇的脉络，那建得最好的房子是镇书记的，当时就值四十余万。与书记相邻的是几位做海外地下物流的好汉，邻居们都很识趣，自觉地把房子建得比书记的住所要矮上几分。你在此地感觉不到所谓党国的气息，镇上的事情大多由几位名流左右，只是镇上街道墙面的几条常换常新的标语，让人明白此地的坐标还在大陆版图之内。

我通过朋友，认识了几位镇上的实力人物，到后来还经常去他们家作客，吃各种叫不出准确名字的海鲜、看他们打麻将豪赌。他们对北方所发生的事情所持的基本观点与香港社会基本一致，因为他们对香港的熟悉和认同远远高于对北方的关心。我向他们提出了去香港的愿望，他们表示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帮助我，但是需要寻找合适的时机以策安全。

九月中旬快结束的一天，一位当地的朋友告诉我说，有一条船要带人去香港，问我愿不愿意一起走，但是那蛇头他们不是很熟，所以可能需要交给蛇头一些费用。我说需要多少钱？那朋友说要两千余元。这笔钱在当时也算一个大数字，我直说我身边没带这么多钱，能不能由朋友先给我垫付，我去香港后叫家里人如数归还。那朋友说这不是问题，只是需要注意安全，而且如果被抓住也不要告诉是谁安排的此事。我答应不论如何我都会替他保守秘密。于是，我就开始准备随身带的东西，并找朋友要了一套当地人习惯穿的衣服，以便掩护自己的北方身份。那朋友还反复教我说几句当地的话，因为去那个乘船的地方需要经过两道边防武警部队的防线，如果执勤武警问你是从何而来、到哪里去，你一定要用地道的方言回答出来。接下来的两天里我坚持练习着那几句话，但是传到朋友的耳朵里还是漏洞百出，可见潮州话是多么的难学。

这天早上，那朋友用自行车载我来到镇子外的一条田间小道上，那路边树丛里停着一辆陈旧的面包车。车里已经有六、七个男女，看得出是也想去香港淘金的。等十来位同行者到齐后，面包车便挑着乡村小道狂奔起来，以避免路途可能出现的警方临检。中午我们在一个村头的小卖部里买了些食物将就了一餐。到了下午，面包车终于要走向海边的一个港口，而那两道边防检查站就设在去港口的沿途。

那蛇头渐渐明白我是来自北方的人了，而带我们这样的人出海一旦被查出来后，一般会罪加一等。但是他已经收人钱财，起码的“职业操守”起了作用，他也不得不面对一下多余的风险。蛇头又反复纠正我需要说的那几句话，到最后他还是觉得我的口音会被边防武警听出来。

远远地，我就看见横在路中间的那根横杆和路边站着的三名全副武装的武警战士。坐在副驾位置上的蛇头回头看了我一眼，叫我别慌张。其实，他此刻比我更为紧张多了。面包车在横杆前停车，一位武警拉开面包车的侧门，探头进来察看，我就装成昏昏欲睡的模样，睡眼惺忪地看了武警一眼，然后又闭目，斜头靠在旁边坐着的一位人士的肩上，做出要继续入睡的样子。那武警把车上的每张脸都扫了一遍，没发现什么异样，他退身关上车门，挥手让另外的武警抬起横杆，面包车就通过了第一道关口，其实我当时因为紧张，已经把那几句话忘了个干净，只要那武警一问话我就会来个大穿帮，但是这次运气帮了我。第二道检查岗我几乎是如法炮制，作昏睡状，那武警绕车看了一圈，也看出什么破绽，一挥手就放行了我们的车辆。于是，我们就这样来到一个距离香港比较近的一个港口，等待上船出海的时刻。

十三

到了港口蛇头告诉我们，那条船还在船坞上维修着，什么时间能离岸尚不清楚。那种关键时刻的等待是如此的显得漫长，以至于我有时候觉得可能被当局抓住何尝不是一件好事，起码身心可以得到彻底的解脱。

蛇头安排我在港口的一间小客栈里住下，那是一个位于二楼的房间。我进门后首先查勘了一下周围的环境，我把窗户上的木条弄断一根，如果有人查房我可以从窗户外的水泥平台上逃到左边的一个院子里。晚上睡觉之前，我会用桌子和床把门死死的顶住，以便于有时间从窗户从容离开。

白天我就装成哑巴在港口小街上溜达，那时候单从服装和举止上我与当地人已别无二致了，只是不能开口讲话。第二天傍晚，蛇头说当晚港口可能要戒严，要我离开客栈躲避，我只好选择海边废弃渔船的船肚子里猫了一个晚上，那破渔船里的老鼠和蚊子怎一个多字了得，我躺在一块还算平顺的船板上眼巴巴的期盼着黎明的来临。

第三天上午，那条渔船终于启动离开内港，停泊到的港口之外的海域。中午时分，蛇头见守卫港口的武警都去吃饭了，就叫我们登上一摆渡船，向港口外驶去。那内港与外海之间只有一条狭长的水道，武警们就在水道边的台阶上蹲着用餐。摆渡船经过他们的时候，我头上顶一张遮阳的毛巾，眼睛直呆呆地望着他们，就这样从他们眼前划过。摆渡船已经很接近那条渔船了，但是机灵的蛇头突然发现有一艘边防的快艇跟了过来，蛇头立即叫摆渡船的艄公把船开向另一条船的方向。那边防船径自奔我们打算要上的那条渔船去了，当场把我们这船上的人惊出一身冷汗。武警快艇上有人登上渔船，然后把船老大叫到快艇上，快艇随即返回港口。而我们则佯装着要找别的船上的谁谁的样子，捱过那惊心动魄的时光。蛇头见势有些不妙，就令艄公驾船返回内港。

我们一干人坐在海边一个船舶修理厂的角落里，饿着肚子熬到了下午。消失了几个小时的蛇头又回来了，他说不知是哪儿出了问题，边防武警上船把他们船上的证件收缴了，但是现在事情已经解决，该补办的出海手续也已办完。我们又再次上了一条摆渡船，重新在执勤武警的眼皮底下经过，在港口之外，我们终于登上那条勉强能行驶的渔船。我们那帮人是分两批乘摆渡船登上渔船的，等人一到齐，船老大就急匆匆地下令拔锚起航了。

船舷两边的海水越来越清澈，夕阳西下时刻的海风也是如此的凉爽。蛇头见我们饿得够呛，就与船老大商量叫他的手下给我们做一点饭。于是饭菜的香味很快在船舱里弥漫开来，视觉味觉感觉所构成的一切都让人深感惬意。但好景不长，随着船老大一声尖叫，我们那号人立即被赶到船舱的夹层里，原来是武警的边防巡逻艇追上来了。在夹层里我们可以清楚地听到武警巡逻艇靠近的声音，渔船在武警士兵的命令下关闭了发动机，于是船舱夹层上面的每一句话我们都听得真真切切。

武警登船之后喝令船员们全部蹲下，然后叫船老大拿出所有的行船手续进行检查。接着武警把船舱的各个角落敲敲打打还问这问那，仔细地把可疑之处搜寻一遍。但是那夹层的暗门设计巧妙，藏在一个为人注意但不易识破的地方，所以我们轻易地躲过了这次搜查。我暗暗佩服蛇头和船老大的胆量，真不知道他们在荷枪实弹的武警面前是如何应对自如、如何无事一般。武警巡逻艇离去之后，船老大不敢再让我们出来，只是把暗门打开，让我们能呼吸新鲜的空气。

渔船在进入香港水域之后，又被巡逻的香港水警登船检查，但是我们仍侥幸躲过这道关。但长时间的紧张、饥饿、空气混浊和晕船反应已经把夹层里的人几乎全部放倒，有的人在夹层里吐得死去活来。

（一） （二） （三）（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