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选择了坚强
──评张生的《乘灰狗旅行》
郜元宝

2005年，交通大学文学院按规定公派已服务十二年的青年教师张生去美国做一年访问学者，学校随他自己联系，只要对方接受。出于虚荣心，他本来选择哈佛，但被那里的一位据说已誉满全球的华裔教授巧妙婉拒，他只好选择加洲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该校从地理位置讲，在美国西海岸，隔着太平洋与中国遥遥相望，又与华人众多的洛杉矶毗邻，感觉上与中国很近，却与美国的精华部分，即隔着大西洋与欧陆及英伦三岛一衣带水的东海岸很远。这对于天性好动、好奇心十足、对这个越来越没有多少新鲜劲的世界仍然保持旺盛探索精神的张生来说，自然有点不爽。为此他专门乘坐现在有钱人大都不敢问津的灰狗公司长途汽车横贯美国，去了趟东海岸，在华盛顿、纽约、芝加哥三城蜻蜓点水走马观花地转悠了一圈，稍微弥补了蹲在边缘而不能深入腹地的遗憾。这样不辞劳苦长途旅行，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耐不住孤寂，虽然花了不少钱打电话给世界各地好友，但电话毕竟是电话，解决不了燃眉之急，相比之下，身体的位移（就是折腾）更能排遣伏处一地容易滋生的那种孤寂。但这趟灰狗之行并没有达到预期的心理疗救的效果，回加洲不久，张生便因为再也无法忍受异国他乡的孤独与寂寞，提前潜回了上海。

碰巧我也正好回上海，刚一进门，他的电话就来了。我们两家隔一条马路，好几扇窗口可以彼此观望，我怀疑他窥伺已久，见我屋里灯光一亮，就立即接续了访美之前的定期骚扰，迫不及待要与我分享孤悬海外的经验。第二天下午，我如约被他绑架着在拔地而起的五角场商业区——张生用他刚学到的英语称之为“五角场贸”（Wujiaochang Mall）——痛苦地喝下一大杯“星巴克”咖啡，听他细诉衷肠。这场马拉松式的倾诉稍加提炼，便是一句“张生名言”：“我去美国其实并没有做什么访问学者，我访问的主要就是我自己”。

我觉得这句话足以和他痛恨我言必称引的鲁迅先生的“我从西方盗得火来本意乃是煮自己的肉”媲美，可谓悟道之言，也透露出他在老朋友面前的诚实——或许正因为有这种诚实，加上喝了跟我同样规模的一大杯星巴克强力咖啡，他才能吐出这句闪耀着智慧火花的格言警句。

但2007年底，张生忽然递给我一本书，《乘灰狗旅行》，告诉我这就是以他一年美国生活素材完成的短篇小说集。我意识到事情被他搞大了，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一句名言那么简单，很可能是一部需要我认真对付的名著了。我因此也就正襟危坐，带着一度被李安《色，戒》弄乱了而好不容易平静下去的心情，一篇接一篇拜读张生的这些与美国有关的短篇新作。

说“新作”，因为张生确实已经久矣夫不写短篇了。我们当初认识，本来就因为他是一个很有特色的短篇小说家，善于用“否定”、“穿越”等基本概念结构宏大体系但目前正在西湖边上探索“什么是健康人生？”的吴炫大师甚至在尚未识荆之前就曾经写过关于他的短篇的专论，但不久他就鬼迷心窍——或者说见猎心喜——跟在一大班名义上弄文学其实是弄钱的中国作家后面大写起长篇来。事实证明读这些长篇的人屈指可数，因为他既不写性，也不讲史，对人民币也没有显示特殊的敏感，读者冷淡正在意料之中。但他还是“选择了坚强”（这是张生与我交往时经常冒出的又句名言，出处待考，但我已经听过无数遍，不管何时只要我稍微表示一点软弱，他就拿这话安慰/搪塞我），硬是不肯承认失败，甚至由此得出一种极端的“读者反应理论”：他的作品不为当代读者写，也不为当代批评家写；衡量一部作品或一个作家的好坏只能是未来读者的事。我们虽然形影不离，然而在文学上却处于两个不同的时间，他已经拔腿跑进了未来，却把我剩在当下，所以尽管我常常对他的大作出言不逊，却一直能够相安无事，直到如今。

在朋友当中，我自己知道对张生亏欠甚多，所以每当他气急败坏重复那套过激的“读者反应理论”，我一般总是唯唯诺诺，不敢撄其锋芒。打从“乐莫乐兮新相识”时写了篇评论他的短篇的短文以来，对他日后的作品尤其是“高产可畏”（一篇拙作的标题）的长篇，诸如《白云千里万里》、《十年灯》、《倾诉》（写下这些出版即死的速朽之作的题目时我心里委实难过，因为这耗费了张生无数宝贵的日日夜夜），就仅限于口头打击了。好在这么多年他也证明了自己具有过硬的“抗击打力”（这是我一度迷恋的拳击比赛术语），但我知道他之所以经得住我一再打击，除天性宽厚、比较自信以外，那套过激理论也帮了不小的忙，而我也乐得穷寇莫追，随它去了，否则他的这根明显强词夺理的可怜的心理支柱，或许也会因为实在看不顺眼，必欲拔除而后快。这些年来，我和张生之间始终在玩一种比拼内功的危险游戏。我尽量加大说真话的批评力度（当然是拣软柿子捏），张生则尽量扩充他的气量。哪一天我走得太远，或者他到了容忍的底线，游戏也就结束，变成“今天天气哈哈哈”了。这样的悲剧不是没发生过，但我私心希望永远别在我和张生之间。

他写美国故事，弃掉几乎没有尝到一点甜头的长篇，重新拾起胜任愉快的短篇，是否意味着迷途知返？也未必，我看多半还是因为他毕竟只在美国过了一年，贸然弄出一部长篇，会被大家视为笑柄的。“我很害怕成为笑柄”，这也是张生私下经典的口头禅，我未经同意将它公布，目的是希望它快点成为又一句“张生名言”。其实我们这里并不乏去国外游历一番就回来大写特写的特别敏感也特别博学的作家，但张生不在此列。这本《乘灰狗旅行》所收的九则故事一律采取短篇形式，首先表明他的虚荣心还没有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当然这九则故事也有某些花里胡哨的小摆设（比如美国特有的但经常被张生所嘲笑的粗糙的食物、流行音乐、热播的电影、体育明星以及当代美国英语的某些“切口”），不时地“show”一下，表明主人确实去过某国某地——这说明张生毕竟还是有虚荣心的。梁简文帝萧纲说“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张生则反之，平常言谈特别“放荡”，落实到文章，却变得相当谨重。已经有许多朋友指出这一点，但他我行我素，也没办法——他自然有他的道理。

尽管如此，我觉得还是有把握预言一下：在张生近期作品中，这本短篇小说集的命运将比刚才提到的那三部长篇好很多，甚至会胜过他以前所有精致的短篇。

因为首先，中国现在虽然网络进步神速，但许多中国人的身体毕竟没有到过美国，张生千里迢迢带回来那些小摆设，应该能够暗暗满足一把这些读者的好奇心。满足之后再去贩卖，又会进一步满足贩卖者的虚荣心。这一点是几乎可以肯定的。

其次，这本书之所以会有较好的命运，是因为张生立志要为那些没有到过美国或者虽然到过但在他看来依然没有看真切的读者破除美国梦——具体说来就是好莱坞电影所制造的美国形象——虽然美国梦是否等于好莱坞电影所制造的美国形象或幻相，张生并没有严格加以区分。比如，他告诉我们美国远没有好莱坞电影宣传得那样文明，强大，富有，美国人的生活许多是清教徒式的，美国社会也并非像好莱坞电影通常描述得那样充满了色情、暴力和诸如种族和阶级歧视所导致的危机，美国的大街和沙滩上，据说张生的眼睛快要眨出火花来也没有见到多少美女。至于美国自然风光，他横贯北美腹地，所见只是“干燥空旷的沙漠，灰朴朴的山地，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原野”，再就是这些景物“数量上的毫无意义的堆积”（《乘灰狗旅行》）。而他呆得更多的南加州的“好天气”，也无非让他在回到上海后经常跑医院看皮肤科——猛烈的太阳让他皮糙肉厚的面部患上了日光性皮肤炎。

但如此浓墨重彩描绘美国的贫瘠、枯燥、荒凉，我宁愿当作一种个人风格化的小说修辞，意在给被好莱坞电影欺瞒已久的中国读者带来一种陌生化效果。“啊，原来美国是这样子的，还没有上海甚至郑州好玩！”。这就够了，也无伤大雅，因为稍稍具有一点常识的读者都不会把这样的描绘当作美国社会与文化的实际，否则他们刚刚脱离好莱坞的罗网就又落进张生的陷阱，刚刚从美国电影的简单化的美国梦境走出来，就又踏进旅行者张生所提供的另一种简单化的美国图景。张生只是告诉读者，他作为一个过客看到的美国与好莱坞镜头中的美国有显著差异，如此而已，——他并没有触及美国社会与美国文化的本体，这一点他有言在先。

不过清除掉这些可能干扰我们视线的建筑物上的装饰品，就可以看一看这部速成的短篇小说集所描述的另一个当代美国社会的本体——美国华人社区众生相了。

八十年代中期，王蒙曾计划写一个系列，专门反映美国华人生活，题目就叫“新大陆人”。也许他当初写了《相见时难》，比较成功地刻画了和他同龄的美籍华人“蓝佩玉”，意犹未尽，想再接再厉弄一个系列，但毕竟素材不够，只能知难而退了。90年代以后，赴美的中国作家越来越多，但美籍华人的群像依然杳如黄鹤。无论哈金还是严歌苓，要么写一些半生不熟的美国人，要么干脆梦回神州，继续写那些其实与自己已经渐行渐远的同胞，给美国读者的东方主义的有色眼镜观看。王蒙者，张生钦佩不已的前辈作家也；哈、严者，张生平视的同辈后进也，所以他的毅然出手，我猜想一半是为了完成王蒙的未竟之业，一半也是为了做哈、严辈所不屑做或做不了的事。

但这样写出来的《乘灰狗旅行》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报告文学或随笔。在我的定义中，报告文学或随笔与小说最大的区别在于过度使用理性。尤其在材料单薄的情况下，理性的过度使用或滥用必然令本来可以故弄玄虚的叙事变得一览无余，无法像同样轻薄的比如张生所无限景仰的村上春树的小说那样，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突然来一个突变，将读者从熟悉的无甚新意的凝滞的日常生活的泥淖导向异质的（理性不能操控的）未知领域。我觉得这就是艺术与宗教的分界线。到了这分界线，作家倘若刹不住车，就要僭越说出自己无权说也说不好的话；但如果达不到这分界线，他就只能是普通的报告文学或随笔作者，不管技术上可能显得变幻多端，邈悠难测。

（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