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乎,王安忆、朱天文成了“海派师奶”张爱玲的传人,但朱的《荒人手记》和鲁迅的《狂人日记》“竟有不可思议的对应性”,王的《遍地枭雄》却“仍然在思考《骆驼祥子》所提出的问题”,她的《弟兄们》则是对庐隐《海滨故人》的“敬礼”。王君整理的海派文学谱系实在够乱的,也不知道他究竟认为王安忆是海派传人,抑或“京海合流”?私淑胡兰成的朱天心,因其小说人物寡恩少爱,则被王君断言继承了太史公、鲁迅“发愤著书”、“怨毒著书”、“反抗绝望”乃至尼采“辱根说”(ressentiment)和陀斯妥耶夫思基“地下室人”的传统,她的《漫游者》更使王君油然想到鲁迅的《墓碣文》。苏童以其“南方写作”充当了描写俄国南方的莱蒙托夫、描写意大利风光的托马斯.曼、描写美国南方的福克纳的“后之来者”,但王君又由萨义德“东方主义”脱胎换骨出“南方主义”,意谓苏童把南方概念化凝固化陌生化他者化,一如萨义德指责欧洲文人把东方概念化凝固化陌生化他者化。王君对这位“南方写作”的“后之来者”褒耶贬耶,实在暧昧难明。至于李锐,他的《旧址》在王君看来恰好是巴金的《家》在“‘家’毁人亡后的‘旧址’”——历史在这里衔接得天衣无缝。李昂的《暗夜》使王君“想到30年代作家茅盾有名的商战小说《子夜》;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接续了鲁迅的《过客》,又重演了工农红军的“长征”,至于《活着》中的福贵则是“中国版的约伯”,但又“恰如柯勒律治(Samuel T.Coleridge)的《古舟子咏》(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的老舟子”;骆以军的小说《远方》呼应了鲁迅的散文《父亲的病》,李渝的《贤明时代》隔着八十多年而与鲁迅的《故事新编》“对话”,迁居台湾的马华作家李永平则赓续了从苏曼殊、郁达夫、新感觉派、路翎乃至无名氏迤俪而下的“浪子文学”传统;张贵兴的《赛莲之歌》“在在让我想到乔伊斯(James Joyce)《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而张的另一部小说《群像》则“仿照了康拉德《黑暗之心》的模式”。另外,因为王君是沈从文专家,可怜这位来自湘西的“乡下人”就不能不额外忙碌,不断出场,为众多两岸四地以及北美地区当代华语作家充当文学史的前驱或陪衬,甚至与嗜疥成癖的莫言“在营造原乡视野,化腐朽为神奇的抱负上,倒是有志一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