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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板戏”的领袖崇拜[1]
李松

摘要：“文革”的领袖崇拜是一种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想象性的再现，反映了领袖与群众之间相互神圣化的关系。“样板戏”成了宣扬领袖崇拜的重要的艺术载体。“样板戏”的领袖崇拜具体体现为三个方面：“样板戏”文本对领袖的神化与民众的崇圣心理；“样板戏”的英雄崇拜与对领袖的极度崇敬的内在关联；“样板戏”的剧场演出与剧场观看中的偶像崇拜。

引语

“样板戏”诞生于“文革”政治崇拜空前狂热的特殊年代，它不仅深深浸染了这种激进的政治情绪，同时以文艺作为维护意识形态的工具参与了这场规模浩大的造神运动，甚至可以说，“样板戏”成了宣扬领袖崇拜的重要的艺术载体。“文革”时的宣传口号“三忠于四无限”高度了浓缩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立场，强调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与对其思想的忠诚。胡乔木曾说过，“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宗教和陷阱。[1](p5)“样板戏”的领袖崇拜本质上所体现的是，在当代中国制度框架和列宁主义式政党思想的约束下，通过把伦理提高到一个准宗教的信仰层次，从而为某种主流意识形态的贯彻提供深厚的精神根基。这种现象也可以成为理解“文革”之谜的关键。

一、“样板戏”对领袖的神化与民众的崇圣心理

“文革”时期，革命政治在制度、政策、思维方式上实际具有强烈的主观唯心主义与客观唯心主义的色彩。通过以传统文化为参照可以看到“文革”政治思维的哲学本质。具体来说，从主观唯心主义立场出发，把毛泽东的领袖形象无限拔高、夸大为至尊的精神性存在。如林彪发表讲话称“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从客观唯心主义立场出发，首先把领袖崇拜的伦理精神本体化或伦理宇宙化。如“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把对领袖崇拜的伦理道德普遍化、客观化为独立于物之外的东西。领袖崇拜是独立于社会和人类的精神性的东西，它先于天地万物和人类社会而存在。正如朱熹说过的“宇宙之间，一理而已。”[2]把阶级斗争抽象化为万物本源的“理”之后，认为这一阶级斗争的革命之“理”又是万物和人产生的本源，人禀受“理”之后产生人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性即理”，人类道德的源泉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因此当时社会的伦理道德原则和规范是秉承“阶级斗争”的结果。正如朱熹指出“理”“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2]这样程朱完成了本体伦理化的历程。“文革”时革命伦理本体化和本体伦理化的实质是把伦理道德神圣化，被无限夸大为自然和社会的最高准则，被奉为外在的最高权威，为当时的革命政治服务。二程认为“下顺乎上，阴承阳，天下之至理”，[3]任何下抗上，打破打乱等级秩序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概括地说，20世纪四十年代为“造神”提供了舆论准备，五十年代为“造神”奠定了政治氛围，“文革”确立政治基调，“文革”中出现了全民的顶礼膜拜。“样板戏”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经过江青等人的指导，在“造神”方面火上浇油。

领袖崇拜通过将领袖与国家政权同一化得以实现。国家是政治学研究的永恒主题。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的“政治”一词，来源于希腊语polis,意指城邦，即城市国家。古希腊进入阶级社会后建立了许多城市国家。城市国家的产生，标志着政治生活领域的出现。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所说：“随着城市的出现,必然要有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等，一句话，必然要有公共的行政机构，也就是必然要有一般政治。”《共产党宣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产生，在这之后的一系列经典著作中，都继承并发展了《共产党宣言》的思想，把国家问题作为政治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在“文革”的政治文化中，毛泽东即是国家政权的化身。有许多感性的词汇对毛泽东进行神化的提升。如，“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舵手来了！救星来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到安源来了！”“样板戏”的领袖崇拜的风尚并不是从“样板戏”开始的，也远不是“样板戏”所能完成的，早在延安时期就开始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首陕西农民李有源写的歌就是通过延安的宣传机器广为传播的。这种来自翻身农民对领袖和党的感戴之情，与统一全党、统率国民、整合国内各地、各民族的意识形态需求结合起来，成了解放区的统治思想。

有学者认为，“样板戏”把领袖和政党异化为神，是通过三个层面完成的。从自然生物层面来看，“样板戏”首先是把毛泽东和党异化为一切生命依赖的对象──太阳。因此，太阳及与太阳有关的自然现象──曙光、朝霞、黎明、春风、雨露等都成了毛与党的象征。[4]于是，有了“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这样人人每天必须唱的官定颂歌。而《智取威虎山》剧中的杨子荣，要“胸有朝阳”才敢于上威虎山会见土匪；《红色娘子军》里，面对枪口的洪长青必须引吭高歌：“洒热血迎黎明，我无限欢畅，望东方已见那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阳”，而找到了红军的吴清华就必得以泪洗面：“想不到今天哪，春风引我到这里，找见了救星，看见了红旗”；《白毛女》中的大春、白毛女报仇血恨后，山洞外的一轮红日就随即冉冉升起，全体演员合唱“太阳出来了”……。“这类直露笨拙而屡见不鲜的声画语言不厌其烦地告诉人们：毛和党是生命之神、造物之神、解放之神，是中国人民的上帝、佛陀和真主。在这一最高的自然神面前，革命干部也罢，英雄模范也罢，人民群众也罢，都仅仅是某种有意识的生物体。” [4]

就社会政治层面而言，“样板戏”将政党及其领袖与人民的关系异化为主─仆、君─臣关系，每一部分都竭力表现干部、群众对毛和党的无限忠诚和无条件顺从。中国人仍旧像其祖辈那样跪拜在一个至高无上的君主面前。与帝王时代不同的是，这个“现代君主”既是意识形态机器的杰作，又是国人不可须臾离开的靠山。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序言中指出：“人们迄今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的观念。他们按照自己关于神、关于模范人等等观念来建立自己的关系。他们头脑的产物就统治着他们，他们这些创造者就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 [5](p537) “样板戏”所揭示出的创造者与创造物、君主与臣仆之间共生共荣、相互依存的关系，为“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增加了一个精彩的注脚。任何意识形态都不是空中楼阁，新的意识形态总要从旧的意识形态中选择那些与自己的价值取向相符的内容，加以改头换面后继承下来。马克思在谈到共产主义初级阶段时指出：“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6](p10)新中国从传统母体中带来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具有专制主义的遗毒。于是，很多与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同形同构的专制观念不露痕迹地渗透到了“样板戏”之中。中国传统伦理格外强调儿女对父母要“孝”，即孝顺恭敬，被施恩者对施恩者要“义”，即知恩图报，臣民对皇权要“忠”，即生死不渝，在平时这种“忠”表现为完全放弃自我的绝对服从，在关键时刻则表现为不惜献出生命的“节”。“样板戏”集中地体现了民众对于领袖的忠孝观念，并日益深入地成为了人们的政治无意识心理。

现代的“样板戏”把这些封建伦理情感与政治意识形态有机地揉在一起了，并成为了具有隐喻色彩的象征意象。例如，《白毛女》中有两组两极镜头：“一组是送大春走，一组是迎大春来，前者又是后者的铺垫，遥相呼应，使后者迎的含义更为深刻和鲜明，乡亲们的迎，是在倾吐对恩人共产党、八路军的衷心感激，是在欢呼向往了多少年、多少代的翻身解放终于来临。……” [7](p338)影片的结尾是，感恩戴德的乡亲们决心永远跟着毛主席，永远跟着共产党。在《智取威虎山》的第八场戏中，“当（杨子荣）唱到‘抗严寒化冰雪我胸有朝阳’时，顿然间霞光四射，彩云万朵，一道灿烂的晨光，染红高耸入云的峭石之尖，与‘东方红，太阳升’的旋律相映生辉……”。 [7](p69)《海港》中的“战斗动员”一场，……“用两个互相呼应的大唱段，揭示出方海珍对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精神深刻理解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无比忠诚，……”。[7](p372)。《红色娘子军》中，作为“无数革命先烈的代表”[7](p459)，洪长青面对敌人的枪口“向毛主席、向党、向人民表示：‘我为你而生、为你而战、我为你闯刀山踏火海壮志如钢！’”[7](p460)这里的“人民”其实只是陪衬，洪常青以死殉节的对象是毛泽东这一可以想象却又无法具体感知的意识形态崇高客体。意识形态宣传的高明和贡献就在于此，在扫除封资修的腐朽思想、建立无产阶级新文艺的旗帜下，它将潜藏于国人意识深处的封建文化的精髓──忠、孝、节、义与时代精神融合在一起，成为统治阶级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无时不在，又无处不在。

有论者批评“样板戏”中的角色都是孤男寡女，是主张禁欲主义。进一步说，禁欲是为“忠孝”而存在的。既然毛泽东和党成了子民的“父母”，那么“儿女”就只有放弃性才能真正地尽“孝”。换言之，新的“三纲五常”产生了新的“父权”，全心全意地尽“孝”就必须弃绝性爱。“自然生物、人伦血缘、社会政治，这是‘样板戏’‘造神’的三种途径和三个层面。通过这样一番改造，普通干部群众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就被定格为匍伏于政党─领袖之下的低级生物、孝子贤孙和臣民奴仆；同时，这些失去了自我、失去了做人的资格的人们──无论他们是‘样板戏’的观众还是‘样板戏’的主创者，却被引导着在想象中以独立的个体自居，以国家的主人自命。”[4]阿尔都塞把一切意识形态的基本作用都说成是一个由四部分所组成的体系。这四部分包括，首先把个人建构成主体，其次，主体从属于大的主体，然后，主体和大的主体互相承认，主体和主体彼此承认，以及最后是主体承认他自己；最后，这种绝对的保证:事事都是如此，而且在主体承认他们是什么，按照这样来行事的条件下，绝对保证凡事一切都顺利。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是以一种在个体中招募主体（它招募所有个体）或把个体改造成主体（它改造所有个体）的方式并运用非常准确的操作产生效果或发挥功能作用的。“样板戏”为意识形态如何利用主体类型的功能，将“具体的个体询唤成具体的主体”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例。

（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