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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板戏”的领袖崇拜[1]
李松

二、“样板戏”的英雄崇拜与对领袖的极度崇敬的内在关联

以是否符合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作为至高无上的标准，而不是以历史、现实、人性的逻辑与合理性作为标准，这是在“样板戏”时代达到顶峰的、时刻想着如何以艺术手段“继续革命”、“阶级斗争”服务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典型表征。[8]

康德关于审美判断的认识可以为我们解释观众的“样板戏”审美意识形态提供参照。他认为，一个审美对象之所以被感到是美的，是因为当审美主体在观赏它时获得了一种与自己的认识机能相一致的愉悦感，这种愉悦感是因客体具备与主体的各种认识机能相一致的特点。因此，他认为只有当审美客体与审美主体的认识机能相一致时，才会给主体带来审美愉悦。审美鉴赏就是看审美对象是否能够在想象力和悟性协调一致的条件下唤起审美主体的愉悦感。从这个角度看，革命“样板戏”基本上与“文革”相始终，它浸透了“文革”的精神实质，其剧本创作、舞台演出、影片拍摄的构思设计与当时激进、狂热的政治氛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毛泽东的语录在“样板戏”的剧本中，有的地方起到了承转情节发展的作用，他的话语与“样板戏”的英雄形象一道无形中两者互为烘托、相得益彰：英雄形象因为领袖话语的神圣权威而更为高大，领袖权威因为英雄形象的饱满生动而进一步得到了神化。

“样板戏”在强调阶级、民族、国家、共产主义理想这些概念的同时，也在强调“毛泽东”这一概念。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还没有任何人物像毛泽东这样反复在各种作品中出现。“样板戏”中的毛泽东主席，已经很难说是现实的人，而是被有意无意地神化。例如，《沙家浜》中，阿庆嫂在徘徊无计的过程中，耳边仿佛听到《东方红》的乐曲，顿时信心倍增，唱道：“毛主席！有您的教导，有群众的智慧，我定能战胜顽敌度难关。”《奇袭白虎团》中严伟才在接到任务之后唱道：“毛泽东思想把我的心照亮。浑身是胆斗志昂。出敌不意从天降，定教它白虎团马翻人仰。”在“样板戏”中，毛泽东是理想、智慧、信念、光明的化身。这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其实也是“文革”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标志。《智取威虎山》中参谋长在介绍故事的时代背景时，他说，团党委遵照毛主席《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组成追剿队，在牡丹江一带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巩固后方，配合野战军，粉碎美蒋进攻，这是有伟大战略意义的任务。座山雕这股顽匪，逃进了深山老林，我们在风雪里行军已经力好几天了，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我们一定要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斩钉截铁地、有力地)“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参谋长：去争取胜利。” [9](p10)这段话中既有对毛泽东指示的直接介绍，也有对毛泽东语录的直接引用。类似的还有，参谋长：“好哇！猎户对我们的帮助很大。毛主席早就教导过我们：‘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咱们离开了群众，就寸步难行啊！” [9] (p24)[快三眼]“要大胆要谨慎切记心上，靠勇敢还要靠智谋高强。党的话句句是胜利保障，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9](p53)《红色娘子军》中有直接呼告：“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党！亲爱的人民![垛板]：我为你而生，为你而战，我为你闯刀山踏火海壮志如钢！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永远冲锋向前方!冲锋向前方！” [9](p460)《平原作战》：[原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我永不迷航！连日来细侦察车站情况，看破他有隙可乘枉自设防，炸军火决不动摇挥兵前往，人民战争威力壮，迎来个新中国——灿烂辉煌。”[9](p591)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样板戏”的领袖崇拜其崇敬的神并不是只有毛泽东，进一步说，“样板戏”塑造了毛泽东和共产党这个一体两面的神，其一面是毛泽东，另一面是党。毛泽东与党是一体的，他们是无法分开的。如果没有党，毛泽东不能单独成神。离开了党，不会出现“样板戏”去制造毛泽东之类的神。

三、“样板戏”的剧场演出与剧场观看中的偶像崇拜

“文革”时期的毛泽东至少有三种化身，第一，作为历史上的革命家，以他过去的功绩鼓舞着现实的行动。第二作为当代的国家领袖，成为人民群众心中的红太阳。第三作为抽象化的毛泽东思想的主体，以他的思想表现出巨大的人格力量。毛泽东形象成为了人们集体无意识的“原型”。而对领袖崇拜的思维模式在人的心理留下的痕迹，它构成了每个人的无意识和意识的基础。“样板戏”的艺术工作者通过自主情结，在一定的条件下发掘出代表原型的原始意象，通过一定的形式把这种原始意象表达出来。所以，当人们欣赏到艺术作品时，才会感到像他们自己所想表达、但又未能表达的感觉。“样板戏”之所以会引起人们的快感，正是因为艺术家运用美的形式引导人们把积淀在内心深处的情绪解放了出来。艺术的共鸣来自基于原型的共同经验。在参与型政治文化中，自由、民主、平等观念是主导观念，公民具有参政的强烈愿望和一定能力，而政治体系也通过普遍选举、政党政治、社团政治向公民开放，为其参政提供比较畅通的渠道。在参与型政治文化中，人们知道自己是国家的公民，相信自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政治，非常关心政治，积极参与各种政治活动。而“样板戏”则置身于服从型政治文化中，等级观念、服从观念、义务本位观念等是主导观念。大多数社会成员参政意识强烈，但参政能力低下，只是被动接受少数人指导的政治客体。在臣属型政治文化中，人们也知道自己是“公民”并关注政治，但是他们是以一种被动的方式卷入政治的。 [10](p133-134)

“样板戏”与日常生活中的偶像崇拜相融合，偶像崇拜又与社会化偶像崇拜运动产生互动。从戏剧作为生存与生活方式来看，个人既是看的主体，自我又成为无所遁形的被看的对象。一种居于绝对权威位置的文艺形式——“样板戏”是八亿人民唯一可供欣赏的；而“样板戏”文艺模式在实践中的推广又使每一个人成为表演者。因此，观众与表演者合二为一。在政治思维极端化的时代，政治“表态”、“作秀”成为日常生活。1967年4月24日《人民日报》的《红太阳照亮了芭蕾舞台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观看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报道了剧场的盛况，为我们提供了“样板戏”偶像崇拜的典型案例。

1967年4月24晚上，由上海市舞蹈学校创作的大型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正在北京进行演出。演出到最后两场，当惨遭地主阶级迫害的喜儿终于获得解放，一轮红日冉冉升起的时候，一曲激情奔放的伴歌，动地而来，震人心弦：

“太阳出来了，
太阳出来了，
太阳光芒万丈，……
太阳就是毛泽东！
太阳就是共产党！”

报道评论道，芭蕾舞剧《白毛女》上演一百多场以来，舞姿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奔放，歌声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激扬，太阳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明亮！原因是：

今天，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全中国和全世界革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在以他老人家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节节胜利的凯歌声中，在举国声讨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好革命形势下，前来观看芭蕾舞剧《白毛女》的演出了！

毛泽东出现时的实况是——

晚上七时五十三分，毛主席满面红光，神采奕奕，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周恩来同志等，走入剧场。刹那间，他老人家象一轮红日，照亮了整个芭蕾舞台，照耀着舞台上、舞台后、乐池里一百多位投入芭蕾舞艺术革命的闯将。在这最最珍贵难忘的时刻，演奏员按住剧烈跳动的心，为伟大的领袖奏起最响亮的歌曲——《东方红》！

演出结束后，毛泽东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中和“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中，同林彪登上舞台，接见上海市舞蹈学校的革命师生和参加演出的其他文艺工作者。

这时，所有演员和工作人员，象朵朵葵花向太阳似地，紧紧围拢在毛主席身旁。他们把沸腾澎湃的革命激情，把对伟大领袖无限崇拜、无限敬仰的真挚感情，化成最响亮的颂辞，一遍遍高呼：“毛主席！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祝您万寿无疆！”

毛泽东走到演员队伍中和演员们握手。接着要合影了，但是，无法让大家安静下来。

每一个人都用深情的目光注视着毛主席。前面的演员合着毛主席的鼓掌的节拍兴奋地拍手，后面的同志高举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热情高呼：“毛主席万岁！”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和演员们挥手告别以后，迈着雄劲的步伐，走下了舞台，离开了剧场。

毛主席没有走！毛主席永远和我们在一起！这时候演员们完全沉醉在幸福的暖流之中。

“你们看到了没有，毛主席向我们点头微笑了啊！”

“快来握我的手啊，我的手是和毛主席握过的啊！”

“大家快来啊，这是毛主席站过的地方啊！”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

这是一个不平常的夜晚！沸腾的夜晚！幸福的夜晚！难忘的夜晚！[11]

有的人摊开日记本，一字一句地记下这有生以来最最重要的时刻。有的人拿起电话机，用激动的声调向千里迢迢的战友报告喜讯。有的人提笔写信，为的是和日夜思念毛主席的远方亲人分享这最大的幸福。

考察“文革”意识形态话语对民众无孔不入的渗透，不仅仅可以研究“样板戏”的语言，还可以通过关注“样板戏”外围的这种社会文本得以了解。“意识形态是一个话语问题，一个处于历史情境中的主体间的实践交往问题，而不只是一个语言问题（我们所叙说的命题问题）。意识形态也不只是一个偏向性的、偏见性的和党派性的话语问题，尽管没什么人类话语不是这样。”[12](p237)上述这个社会文本对大众领袖崇拜进行了生动、形象的描述，凸现了狂热的非理性崇拜主体精神的迷失与自我意识的奴化。柏拉图认为道德来源于一种客观精神的“善本体”，它不仅是道德的来源，也是世界万物的来源。他还提出，人的灵魂是不灭的，道德就是如何使灵魂摆脱肉体的束缚飞升到神的天地之中。人的灵魂中情欲是坏东西，使人堕落，必须清除人的欲望，再靠一种神秘的“爱的狂迷”，净化灵魂，达到神人相通的最高道德境界。与柏拉图的上述说法对比，革命政治与之相同之处在于都希望将政治信仰抽象提升为一种消除情欲的纯净境界，从而在神圣的领袖崇拜中实现美的满足。但是，在这欢腾的夜晚，更多的演员是在重温毛泽东的伟大教导：“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11] “样板戏”与现实生活中崇拜现象的参照，从巴金深刻的反省中可见一斑，他坦承：“这些年来,除了我对萧珊的那份感情外,我的一切都让‘个人祟拜’榨取光了,没有甚麼‘道德勇气’,一纸‘勒令’就使我使我甘心变牛,那里有这样的坚强战士,难道这不是神信的结果？我并不讳言我多次给“造反派”揪到台上表演过坐喷气式飞机,低头认罪的种种丑剧,这大约是我对“个人崇拜”的一种惩罚吧。[13](p927) 然而，像巴金这样进行披肝沥胆的沉痛反思的人并不多见。

结语

“文革”的领袖崇拜是一种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想象性的再现。崇拜热潮中的群众并不是现实中实际情形的群众，而是毛泽东心中渴望塑造的应该如此的群众。他们具有大公无私的精神，具有疾恶如仇的品德。因而，领袖与群众之间是一种相互神圣化的关系——与“毛主席万岁”欢呼相回应的是“人民万岁”。而“样板戏”的文本、剧场演出以及电影为这种神圣化关系的巩固起到了极为有效的凝聚作用，直到神圣化关系的拆解因素从自身爆裂，领袖崇拜作为一种政治社会化现象走向了相对的消歇。

参考文献：
[1] 转引自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2]《朱子文集?读大记》
[3]《周易程氏传》卷一
[4]吴迪，《从样板戏看“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造神功能》[A].《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
[5]《马恩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6] 《哥达纲领批判》，《马恩选集》第三卷[A].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7]《革命样板戏评论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
[8] 傅瑾，《“样板戏现象”评议》[J].《大舞台》，2002.（3）.
[9] 《革命样板戏剧本汇编（第一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74。
[10] 参见〔美〕迈克尔?罗斯金等《政治科学》（第6版）[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11] 《红太阳照亮了芭蕾舞台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观看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N].新华社，《人民日报》，1967.04.26。
[12]Terry Eagleton "Ideology," in Stephen Regan, ed., The Eagleton Reader, Cambridge: Blackwell,1998.
[13] 巴金:《讲真话的书》[M].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1990。

作者简介：李松（1974.10.—）男，湖南湘乡人，武汉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在站人员。主要从事文学理论与戏剧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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