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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政治小说——张爱玲的《秧歌》
沈睿

一，从政治小说的角度看

西方文学史上有很多伟大的政治小说。从英国看，提出一个想象的美好新世界的汤玛斯?莫尔的《乌托邦》（1516），抨击英国政治的斯维福特的《格列佛游记》（1726），对科学提出质疑的玛丽?雪莱的《佛兰克斯坦》（1818），与乌托邦相对立的阿尔道斯?赫胥黎《勇敢的新世界》（1932），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1945）和《1984》（1949）等。再从美国文学看，哈丽特?碧池?斯托的《汤姆大叔的木屋》，拉尔夫?艾利森的《看不见的人》(1952)，哈波?李的《杀死一只知更鸟》（1960），约瑟夫?海勒的《第22条军规》(1964），安?兰德的《阿特拉斯耸耸肩》（1957）等。再从西方其他国家看，法国蒙田的《波西人信札》（1721），伏尔泰的《高甘大》（1959），俄国屠格涅夫的《父与子》（1862），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等等……事实是，政治小说的名字跟小说的历史一样长。

什么是政治小说？难道小说能没有政治性吗？是的，根本地说，任何小说都是政治的。你难道读过一本没有政治意义的伟大小说吗？但是，不同于一般的小说，政治小说一定具有明确的政治动机，对某种意识形态，某种政治理论进行形象的衍化或深刻的反思。政治小说一定得具有穿透意识形态的想像力和洞察力，同时必须具备高度的文学价值。以上提到的这些小说，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类对世界政治现实的看法，对某种思想理论的看法。这些书如灯塔一样照亮着人类对自身文化历史、对人类所建立的政治制度，对人类思想再反思的漫长旅程。这些书改变了世界。

中国的最伟大小说《红楼梦》，虽然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但是不是政治小说。在我看来，《红楼梦》的政治意义在于揭示了一个文明的衰亡。这部小说让我们经历了没有外来的新的力量打开新的可能的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衰亡。那是个人没有力量挽救的衰落。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儒释道三家――在《红楼梦》中都没有挽救任何人的精神与生命的力量。《红楼梦》宣布的是中华文明内核的瓦解，中国两千年的文化政治的衰老和崩溃。呼啦啦似大厦顷，昏惨惨如灯将灭。这是中华传统文明的行将瓦解的预言。《红楼梦》写作于1763年之前（曹雪芹死于这年），早于鸦片战争80年，早于五四运动150年。《红楼梦》中的衰亡的“悲凉之雾，”弥漫在每一页的纸上。《红楼梦》的作者比任何人，比他同时代的任何人都更早地看到中华文明丧失生命力的衰亡。但是，《红楼梦》还不能定义为政治小说。

中国几乎没有出色的政治小说。二十世纪初，《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1903－5）作为“黑幕”小说风行一时。作者吴研人愤愤地要揭示中国政治的黑暗：“我出来应世的二十年中，回头想来，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虫蛇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可是小说却缺乏思想的力度，感情的深度，构不成一部出色的文学作品。鲁迅的作品《狂人日记》或者《阿Q正传》都不能算政治小说，算作文化反思小说更合适一些。值得回味的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各种政治思潮都流行的国家，中国的政体也从君主、立宪、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到今日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是，经历过这些无数政治思潮和政治制体的中国作家，似乎罕有能写出与这个动荡诡异的时代相配合的作品出来。经历了国共内战，几百万人家破人亡，我们没有自己的《战争与和平》；经历了反右，我们有无数的古拉各群岛，却没有自己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日瓦哥医生》；经历了文革，我们有东欧知识分子对极权制度的感受，但却没有自己的《无权力者的权力》和《玩笑》； ……。除了一个作家之外，是的，除了作家和一个作品之外。

这个作品是《秧歌》，这个作家是人人皆知的张爱玲。

1952年底张爱玲离开了中国。据说她参加了1950年的上海第一届文代会，她穿着简单的花旗袍，安静地坐在后边。我能想象得到她是怎样与那种轰轰烈烈的世界格格不入。窗外走过秧歌队:“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锣鼓喧天，她在窗里坐着，感到真正的荒凉――那不再是她熟悉的人挣扎不出命运的荒凉，而是人变成疯狂的荒凉。这种全民的幸福荒谬到荒凉的地步。这个本来以为自己与政治无关的作家，意识到这种幸福的政治将迫使她幸福。她感到无法呼吸。她本来想适应的，她写了《小艾》来适应。她也适应得不错。她天天读报纸，她想理解这个新社会。然而，就在什么时候，她看透了。她看透了明朗的天之外的东西。所以她就在32岁的年龄以继续求学为名离开了上海。我想象得出来她拿着简单的手提箱，手提箱里是将来她在《对照记》里面发表的照片。里面是她的全部的过去。她一个人走向码头，可能她的姑姑会送她吧，可能姑姑还会不相信她说的更大的灾难就要到来。她是救不了别人了，她只能救自己。只能救自己。她站在船上，船要离开上海。她知道这一离开就是不再回头的了。她回过头来，回过身来，隐隐的她听见上海街道的锣鼓声，“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那个时候，那些留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包括“往事并不如烟”里面的所有的贵族，还沉浸在成为当权者的幸福之中，渴望一展宏图呢。张爱玲悄悄地走了，带着她照片上有的那种莫名的几乎是悲伤的微笑。她看透了，看透了那个勇敢新世界。

她是否看过这些小说：《1984》、《勇敢的新世界》、《动物庄园》？我相信她是看过的。《秧歌》是用英文写作的。读者是西方。出版于1955年。当她写作《秧歌》的时候，她是不是在与这些作品对话？是不是在与这些反极权主义的作家对话？我相信是的。

所以阅读这部小说要把它放到一个西方政治小说的传统中去。从这个角度看，《秧歌》是一个伟大的成就，是人类文学史上的一个新的出色的政治小说。是中国作家对世界文学的卓越贡献。《秧歌》是一部从新的角度写作的政治小说。如果说反乌托邦的小说诸如《1984》《动物庄园》《勇敢的新世界》本身也是某种乌托邦――他们写的都是未来时，《秧歌》写的是刚刚发生的过去。《秧歌》用现实做题材，考察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从多重角度揭露极权制度――正在中国形成的极权制度的残酷、野蛮、荒谬和在这种极权制度下生活的荒凉。

二，《秧歌》的梗概和评论

《秧歌》描绘的是1951年中国夏历年底上海附近的某个乡村农民金根一家在新年前的一两个月的生活。金根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农民，刚刚分到了土地，不久前还被评为劳动模范。金根自小失去父母，与妹妹相依为命，兄妹两人感情很深。妹妹金花就要结婚了，小说就是以金花的婚礼开头的。金根的妻子月香在上海做女佣已经三年没回过家了。孩子招弟已经六七岁了。金根惦念妻子，没有想到月香就回来了，因为现在上海的富人也用不起佣人了。而国家在宣传土改后的农村生活好了，农村建设需要人。月香回来后，先发现原来丰收后的农村家家户户都吃不饱，丰收的粮食都交了公粮。年底到了，上级要求农民每家每户都要给志愿军军属“自动”送猪肉和年糕。自家都没有吃的金根不满这种强派，与干部王同志争论起来。结果饥饿的农民在粮仓前与上级发生冲突，招弟被人群踩死了，上级动枪镇压饥饿的农民。金根负伤了。月香求金花掩护金根，但是刚刚嫁过去的金花没有能力掩护哥哥。月香回过来找金根，发现金根已经不见了。绝望的月香回到粮仓，放火烧掉了粮仓，自己也死于大火。新年了，农民被组织起来，家家给军属唱着秧歌送粮，他们自己却在饿着肚子：“呛呛砌呛砌！呛呛砌呛砌！”秧歌声声，“在那庞大的天空下，那锣声就像是用布蒙着似的，声音发不出来，听上去异常微弱。”

与这个故事同时进行的是另外一个故事。电影编剧顾冈根据作家组织的要求下乡体验生活，写一个关于土改的电影。他本来已经听说了很多土改后农村欣欣向荣的故事（不要忘了丁玲所写的歌颂土改和中国农民新生活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51年获得斯大林奖金）。但是他来到这个村庄后发现老百姓家家都吃不饱。在这个江南富庶的村庄里，饥饿是家家户户都染上了的疾病。他自己也不例外。饥饿使他不得不向所住的农家――金根和月香家，撒谎，常常自己跑到镇上买吃的去。他目睹和经历的生活与上级要求他写的生活天壤之别。但是，为了让自己交待得过去，他把饥饿写成欢乐，把农民因饥饿与当地政府发生冲突写成农民反抗地主压迫，把月香的放火写成农民火烧地主要建设的水坝等等。他对烧掉的粮仓的熊熊大火印象极为强烈，感到火焰的绝望和力量，但是他把这把火写成农民对国民党特务和地主的愤怒。他圆满地完成了写作的任务。

这样两个故事交叉，《秧歌》是一本很薄的书，英文版一共17章。

这部书是在美国出版的，当时英美媒体评论都是正面的，很多大报都都赞扬这本书的真实的力量。现在看来这种赞扬也还是太轻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国女作家，第一次用英文写作，就是当时在英美媒体获得高度评价，也不会有更多的人对此书感兴趣，因为红色中国是疯狂的麦卡锡主义的一个打击对象。左翼文化人士不会对揭露中国极权小说感兴趣，他们对苏联和中国还抱有玫瑰色的想象；右翼人士也不会对这样的小说感兴趣，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西方中心论的坚持者。《秧歌》生不逢时。五十年代不是中国的年代，张爱玲买此书获得的微薄的稿费可能连几个月的房租都不够付。

这本书从一出现起就得到住在西方的中国评论家的高度重视。胡适因为与张爱玲的私交，写信给她说：“你（指张爱玲）这本《秧歌》，我仔细看了两遍，我很高兴能看见这本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你自己说的’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认为你在这个方面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这本小说，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也许你曾想到用《饿》做书名，写的真好，真有‘平淡而近自然’的细致工夫。”胡适没有对这部书的意义做评价，第一个做出做评价人是美国中国现当代文学创始人夏志清。夏志清这样评价《秧歌》 “小说研究的主要是是共产主义对传统价值和生活方式的影响。结果是关于人性的令人震惊的不可忘记的画面。”（417，我自己翻译）。夏志清的评论，到今天看来还是极为中肯的。王德威教授为本书1998年英文版所写序言也高度评价这本书。他详细分析了胡适提出的该书的主题：饥饿。从共产革命也叫作“饥饿革命”这个角度考察饥饿在这本书以及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特别是详细地比较了饥饿的妇女形象――鲁迅的祥林嫂，路翎的郭素娥，以及本书的月香这三个人物，得出结论认为饥饿的妇女形象在文学中一直代表被压迫，被牺牲的人。月香这个形象有更新的意义：她不管那些政府提倡的表面的丰收歌唱，要求最基本的，有勉强维持下去的食物。这最基本的要求表明了她的脚踏实地。在一个不允许说实话的时代，她自然要被杀死。王德威从另一个角度评价这部书：“在张爱玲写作本书的五十年代中期，她既没有意图也没有来源去预言将到来的恐怖，但是以某种下意识的方式，她的小说预先讲述了不久就被强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的残酷的荒谬的现实。她不是一个中国观察家，但是，根据她的物质的常识性的看法，她看到了内在的噩兆：“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这个末世预言的鉴赏家！张做出这个有节制的让人沉痛的预言的时候是就四十年代的中国而说的。尽管（也因为）官方宣称的富裕时代，《秧歌》里面的故事，证明她的预言简直是太真实了，实现得太快了。无数男性历史家没能理解和分析的中国的现实，一个写小说的女作家做到了，尽管是犹犹豫豫地，理解这个国家和讲述它的命运。”（XXIV，我自己翻译。）

用中文写的评论，1998年艾晓明的《乱世悲歌——关于张爱玲的《秧歌》》赞扬这部书：“《秧歌》相对她前期的作品在这方面是成功的突破。而与前期也有保持一致的地方，那就是对人类的愚行和疯狂的沉思。……张爱玲对这个时代的错误完整的揭示，那就是良知的死亡。也就是说，在《秧歌》中，被表现的不仅是农民的命运，还有艺术的命运；不仅是为农民作传，也是为知识分子照相，照出了他们变形为小丑和弄臣的嘴脸。知识分子放弃了对真实的感受，艺术变成粉饰，这才是更令人绝望的恐怖”。龙应台的《一支淡淡的歌——评张爱玲〈秧歌〉》，我还没有看到，从其他学者的引证中我得知龙应台认为，“与其说《秧歌》反共，不如说《秧歌》反迫害，反任何一种制度的迫害。《秧歌》的题材是典型的宣传资料，但是作者对人性的成熟的了解给了它深度，作者的技巧赋予它独立自主的艺术生命。《秧歌》是每一个与土地共生死的人的一支哀歌，是张爱玲为中国农民立的一个小传。”

当然国内也有反对评论。据说是张爱玲的老友的柯灵这样给评价张的这部书：“海外有些评论家把《秧歌》与《赤地之恋》赞得一朵如花，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为小说暴露了‘铁幕’后面的黑暗，如获至宝。但这种暴露也是肤浅而歪曲的，在大陆读者看来，只觉得好笑。清明的世界不会讳疾忌医。大陆不是天堂，却决非地狱”。北大教授温儒敏也对这本书持反对意见：“《秧歌》把共产党写得那么暴虐,那么没有人性，显然是出于一种反共的政治立场。张爱玲那时到了海外，对国内的土改并不了解，她为稻粱谋而接受了美国官方的资助。《秧歌》、《赤地之恋》都是带有很强政治性的‘命题作文’。我们赞赏张爱玲的小说，但不认为《秧歌》、《赤地之恋》是出色之作，因为里边概念化的粗糙的东西实在太多。”2006年在《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山东社科院的丁尔纲发表了《张爱玲的《秧歌》及其评论的写作策略透析》一文，斥责该书反共和不真实，认为张撒谎。国内的评论，由于很多评论者对作品和张爱玲的生活不加区分，往往把作者的生活诸如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爱情以及作品放在一起，基本不入流。我读的时候只把他们当成花边新闻，而不把他们当成认真的文学评论看，所以，其他评论我就不再继续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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