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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政治小说——张爱玲的《秧歌》
沈睿

三，揭露和预言中国极权社会的伟大的政治小说

《秧歌》是一部伟大的政治小说。这部小说揭露了正在形成的中国极权制度对是怎样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的根基，毁灭了中国人与人之间的根本关系，描绘了中国农民以及普通人民在这个制度中的无权无势的地位。这部小说，也许比中国迄今为止发表的任何小说都更深入和微妙地揭露的中国极权统治的本质。这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令人震惊的。因为这本书出版于1955年，在饿死3800万人的人类史最大的饥荒还没有开始，在毁灭了中国的基本道德的文化革命还没有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十多年之前。这部书是不久就成为现实的中国社会巨大悲剧的谶语。一部小说成为一个时代的预言，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除了《红楼梦》之外，还没有一部书可以做到这点。

中国极权制度的最大特征之一是成功地迫使每个人都生活在各种组织上下制造的谎言里，成功地迫使每个人都言不由衷地说话，迫使每个人都靠谎言幸存下来。说真话的代价是死亡。这部小说写的是五十年代初，土改刚刚结束的农民的生活，从这些农民的日常生活里可以看出，后来将成为中国政治文化道德生活的特点的谎言文化已经开始渗透到每个村庄和农户。小说开始是金花和未婚夫周大有去登记结婚。他们被问为什么结婚，两个人都回答“因为他/她能劳动”。这里面的微妙的讽刺并不那么显而易见。据新的社会提倡，婚姻的基础必须是爱情。1953年的新的婚姻法专门提出爱情是婚姻的基础这样的法定原则。可是，我们看到小说里“翻身”的农民已经学会了“标准答案”，他们机械地用标准答案回答问题，以避免更多的麻烦。“标准答案”成为中国人口不言衷的生活方式之一，直到今天还在中国的报纸上不停地制造和重复着呢。小说中的“标准答案”包括“现在乡下好喽，现在两样喽，要不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我们哪有今天啊!”之类的。那些会时时刻刻说“标准答案”的人受到奖励和鼓励。谭大娘是最积极地重复标准答案的人。小说中这样描写她：她永远在“毛主席“后面加上”他老人家“的字样，显得特别亲热敬重。如果1951年底中国人已经这样“敬爱”毛泽东了，1966年到1976年的疯狂的个人崇拜就不那么令人突兀了。标准答案甚至包括时时刻刻赞美形势大好，现在比过去好，日子一天一天好起来之类的。刚刚从上海回到乡村的月香不解地听着同住在一个院子里的亲戚们赞美未来的天气，节气还没有到，这些人就不停地说，“明年收成肯定好，今年雨水足。”月香不解，“她不懂他们为什么这样拼命护着天气，不许人家稍微有点贬，倒好像这天气是他们儿子似的。”古老的乡村人本来是喜欢哭穷的人，本来是喜欢把好事也说得不是什么好事的人，本来是不喜欢夸耀的似乎很悲观的农人，现在竟齐声赞美起来，月香“听不惯，觉得非常刺耳。”令人悲伤的是，这种刺耳久而久之，就成了全民的习惯，成为中国的习惯。正如这部作品的题目《秧歌》一样，秧歌本来是农民们祈求丰收的一种民间舞蹈形式，在中国新的政治制度下变成欢庆“解放”的庆祝仪式，成为全民都必须扭的政治任务和喜悦表达。年底了，饥饿的农民家家户户都只能喝粥，吃不上干饭。但是他们却被迫要交半头猪和四十块年糕。谭大娘家只好把自己的猪杀掉。杀猪的过程让他们想去自己被国民党被拉丁拉走的儿子。杀猪的过程让他们再次心碎。可是当谭大爷要去交猪肉的时候，谭大娘特地嘱咐他，笑着点，反正也得交这些肉。谭大爷“笑着”去交猪肉。粮仓大火之后，农民们被组织起来扭秧歌庆新年。因为被打死的人很多，扭秧歌的人不够，老年人也要上。“那些老头子老太婆，推推搡搡，挨挨蹭蹭地也都挤到秧歌队里去。”

中国的极权制度不仅制造谎言文化，改变了中国农民的几千年的文化习惯，改变了中国的道德面貌，而且，小说中描绘到，这种制度还专门制造“恐惧文化”，以恐惧为手段把人们笼罩在心惊胆颤之中，使他们小心翼翼地服从统治。小说的开头是婚礼，可是婚礼上却没有足够的食物，面对这种匮乏，没有人敢说一个字，大家却嘻嘻哈哈地言不由衷地赞美，根本地是害怕被说成对新社会不满意。恐惧弥漫在空气里。新的政权要求每个中国人都要以感恩的心情来生活在“新社会，”都要做出笑容欢呼“新社会”给他们带来的“新生活”。月香回到家，问起家乡里的情况，金根竟不让她说话，习惯地跑到门口查看是否有人在窗下听他们说话。隔墙有耳，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个习惯，时时刻刻被偷听，就是在自己的家里都失去了基本的安全感。恐惧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与金根相依为命长大的金花在金根最需要的时刻，竟不敢帮助自己的哥哥，置自己的亲生哥哥于死地。就是下令枪杀农民的王同志，一个老牌的革命者，也生活在恐惧里。他对自己没被提升感到不满和委屈，但是担心被任何人看出来，他却装得一心为革命，不计较个人得失，掩盖自己的失望。顾冈饿得无法体验别的生活，除了要满足饥饿的肠胃之外，他简直不能去体验别的热火朝天的生活。但是，小说这样写到他的自我欺骗：“相信他们吧。为了你自己的好处，你应当有信心。”他于是颠倒黑白地写出了歌颂土改后农村新景象的电影剧本。恐惧使每个人都感到不安全，都紧跟形势，都怕说实话。

谎言和恐惧破坏和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亲情，友情，乡情都因为新的政治形式的介入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传统的农村社会的乡情和亲情变成了不信任，变成了冷漠的只管自己的生存的自私自利。也许没有比金花看到自己的哥哥金根被政府打伤后见死不救更让人触目惊心的了。这对兄妹俩本是相依为命而成长起来的。小说中有很多细节描述这兄妹的爱和深情。金根把土改分浮财得来的大镜子给妹妹做陪嫁，连自己挚爱的妻子都放在与妹妹的感情之后。妹妹当然也极爱自己的哥哥。可是，面对亲情和政治的选择，妹妹只好选择放弃亲情，舍弃了哥哥。小说的最后写金花认尸回来，她无法表达自己对哥哥的感情，只好幻想有一天给哥哥办一个像样的葬礼。那个幻想的葬礼埋葬的不仅是哥哥，也是被破坏殆尽的最亲的中国人伦关系。

在这个所谓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制度里，劳动人民缺乏的是当家作主的基本权力。月香回家来了，金根希望妻子能做一顿干米饭庆祝全家的团圆。月香看看家里的米，只做了稍微稠一点的粥。即使这样的粥，他们吃饭的时候也要把门掩起来，免得别的喝清水粥的人看见。不凑巧，偏偏王同志以看望月香的名义成为不速之客。金根慌忙地要藏起粥，月香也慌忙地夺阿招手中的碗。可是还是太晚了。王同志还是看到了金根家在喝比别的家稠一些的粥。金根感到丧失了当家人的男人的感觉，就是在自己的家里都得不到安生，就是自己的家自己都没有喝点稠粥的权力。后来在王同志逼迫他们上缴年糕的时候，月香把一直紧紧护着的，很多人来借都没钱给的一点点拿了出来，金根更感到做男人无法养活老婆孩子的无力。他把月香打了，打得月香额头都出了血。他靠打自己妻子赢得一点点当家作主的感觉。土改后，农民的确是分到了土地。但是这个土地上结的果实，劳动人民却没有权力决定留下来自己先吃饭。他们被迫先交公粮，以极底的价格把粮食买给国家。国家统一制定价格，垄断所有的交易。没有地主了，国家成了中国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地主。谭大爷和金根去买麻，收购麻的人无理地不但不接受他们的麻，还把他们的麻染上颜色，让他们无法买给别人。农民无权无势，只好忍气吞声。当然，小说的最后，这些饥饿的农民铤而走险，在国家粮库前抗议，结果被政府镇压。孩子阿招被暴动的人群踩死；老实、正直、善良，热爱妻子和孩子的金根被打伤，最后自杀；月香放火烧掉粮仓，自焚。这样的反抗在那个时代是可能的，却不会被任何人知道。1962年中国政府的秘密的关于人口俱减的报告，那年中国人口死亡率超过出生率。这个报告全国只有两个人可以阅读：毛泽东和周恩来。周阅读后，立刻烧掉报告。连刘少奇都没有读过这个报告。这就是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状态。

政治小说的力量在于真实和穿透现实――这部小说最根本的力量是对中国刚刚形成的极权制度的看透与穿透，并以素淡的笔触描绘了一个噩梦时代普通人的真实处境，揭露了极权制度给普通中国人制造的灾难，对中国传统人人伦文化的破坏。比较另一个伟大的政治小说《1984》，《1984》写的是未来，写的是知识分子在极权社会的处境，而《秧歌》写的是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政治变化，写得是普通的人，普通的中国农民。让人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悲伤地感叹的是，小说描绘的一个村庄的谎言、恐惧和饥饿不久就变成全中国的现实。3800万饿死的亡灵为这部小说的饥饿做了如此真实的脚注。十年多后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为这部小说描绘的中国传统人伦关系、道德关系的破坏做了如此真实的脚注。我教这部书，一次又一次地为这本书的艺术的真实力量震惊。

什么是艺术的力量？《秧歌》这本书证实了艺术的穿透力和伟大的政治小说的力量。把这本书放在人类的政治小说历史上看，这部书是中国作家张爱玲对人类政治小说的伟大贡献。

4/11/2008

原载《学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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