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梅（以下简称“张”）：你从浙江到新疆已22年，从你的作品中我读出了你对新疆的热爱，相反，写故乡的作品就比较少，那么，在你心灵的天枰上，移民经验和故乡记忆哪个更重要些？
沈苇（以下简称“沈”）：时隔20多年后，我变成了一个一分为二的人——既向东看，又向西看。有点像俄罗斯的双头鹰，同时面向东方和西方。当然，双头鹰象征了沙俄时代的领土野心和扩张欲望，而我的“野心”是对文明的眺望和眷恋，在文化差异性中徘徊、寻觅，同时，一个一分为二的人总怀着重新合二为一的憧憬。
在新疆，人们认为我是南方人；回到浙江，人们又认为我已变成了西北人。看来，我是一个乱了身份的人。但身份的分裂感并不可怕，反而使我深深着迷。我在《有时我觉得》一诗中写到过这种分裂感，大意是：有时我觉得自己是古代阿拉伯人的一员，在丝绸之路上比许多人的梦想走得更远；有时觉得自己是一位皮肤黝黑的吉普赛人，在巴黎或布加勒斯特街头流浪；有时觉得自己分裂成了许多个人：黑人、白人、黄种人……现在，在我身上出现了两个沈苇，他们相互争吵、辩论，有时吵得很凶，但最终要寻求和解、共存，就像小夫妻在争吵中相亲相爱。如果存在第一故乡、第二故乡这样的区分的话，它们之间也需相互寻找、发现和辨认。简单地说，地域与地域可以互为镜子。“在异乡建设故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以远方为镜，以他者为镜，我们才能更好地看清自我，才能清晰地辨认自己的童年和起源。
的确，在我已经出版的十几部个人作品中，“新疆主题”是无处不在的，而且可以肯定地说，这个主题仍是未完成的，还会进行下去。但我也写过不少故乡记忆和南方题材的诗，刘丽安诗歌奖的获奖者诗集《博格达信札》（待出），有半部是“南方主题”的。此外，几年前我开始动笔写一部“南方主题”的散文集（暂名《水上书》），一口气写了六七万字，《南方周末》还开了专栏，后来却突然停了。并非它们写得不够令人满意，而是觉得，我的文字必须更加虔诚、慎重、贴心地对待自己的故乡。我在期待一种优良的、无愧的表达，而这，需要时间。
移民经验和故乡记忆，在我心灵的天枰上有着同等的分量，都是我之所以构成“我”的因子。有时，我的天枰会倾斜，刻度表会乱跳，重和轻会相互颠倒，但它们之间，依靠心灵的力量，总会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
张：早期诗作中，《故土》给人的震撼很大。“当一切都走远了，消失了/种族的血洒在我身上，爱与责备/印在子孙的眉间”，接下来有一句天问：“故土，永恒在哪里？”。它是一首关于行动和坚守的诗。而在《回忆》中，您看到了“如此卑微的生活”，遭到了“嘲笑和惩罚”，被迫地“扳着指头赞美生活”“好像自己犯了大罪”，这一切最终只能是自我安慰地“我宽恕人类”，这种对待传统的态度充满矛盾和无奈，但却是完整的。然而，与《故土》中的深情、怅惘联系起来，却构成了情感和经验的悖论，以至于模糊了个人与传统的双向理解。对此你怎么看？你的生活与体验中是否纠缠着各种各样的矛盾？
沈：你的这个发现很敏锐。《故土》和《回忆》是可以相互对照来读的，一首是100多行的小长诗，一首是短诗，从中可以读出一位远走他乡的青年内心的困惑、迷茫和挣扎。它们很真实，有切肤的痛感。两首均写于1990年，是我“自我放逐”到新疆两年后，首次返乡探亲时写下的。记得《故土》是在我的诗友舒航的单身宿舍用一晚上的时间写完的，完成后天已大亮，猫在早春的屋顶上叫春，将瓦片弄得稀里哗啦。我和舒航都很兴奋，就上街去喝早酒。这首诗中，有故乡背景、时代背景，还有游子还乡的惆怅。它是写给故乡的“情诗”，也是一份“悼词”。昌耀先生曾为它写过点评，说它有一种“潮湿的魅力”。它还为我获得了第一个诗歌奖——第二届“大河杯”诗歌比赛第一名。
《回忆》是一首尖锐的诗，充满了鲁莽、怀疑和叛逆，好像要冲破身份和家园的无形囚笼，却又不知道自己真实的去向。如果《故土》是“回归”，《回忆》就是“突围”；《故土》是向内走的，《回忆》是向外冲的。这样，两首诗之间有了张力，同时也是25岁的我内心矛盾与挣扎的真实写照，关涉青春、故乡、时代、传统、抗争……等等。
我想，即使一个故土不离、终老家乡的人，身份感的认同和确立也要经历困惑和矛盾，要经历常态与梦境的双重困扰。生活总是第一现实（现实）和第二现实（梦想）的交织，甚至还存在第三现实（疯癫）。没有矛盾和悖论的生活是一个假象，并不值得一过。兰波的“生活在别处”只是说出了部分真理。在我看来，生活的魅力，正在于置身此时此刻的矛盾和悖论中。
张：你在诗歌里将现实描绘成“一个退却的年代”、“一个花枝招展的赝品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我”唯一的“罪行就是热爱美”。“退却”当如何理解？如果是有空间和时间的维度，在空间转移之中，是否在另一地域有对尚未“退却”的发现？你的边疆体验使你对美的热爱的内容发生改变吗？
沈：所谓退却，是对美的退却，对真理的退却，对精神生活的退却。是全线退却。甚至不是退却，而是全线溃败。我总觉得古人更善于生活，他们的心灵更为细腻、敏感、优雅，更倾向于一种简朴的精神化的生活。想想看，唐诗宋词大多是诞生在昏暗的油灯下的，而我们是在光污染中写作的。写出来的东西，那种感受和表达，肯定是大不一样的。我曾谈到过苏州园林，说苏州园林已经消失了——消失的不是它的亭台楼阁、假山廋石，而是古人的生活方式。今天，我们的财富和能力足以建造更多的苏州园林，甚至能把整座城市变成园林，但我们的心灵已无法与苏州园林（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精神状态）接轨。
今天，我们已进入了一个“高度视觉化的时代”。正如法国神学家雅克·厄鲁尔在《词语的蒙羞》一书中所说的：“一切都从属于视觉化，在视觉化之外什么东西都没有意义。”我称之为是一个泛阅读时代：信息爆炸，现象多变，经验过剩，等等，对视觉对象阅读过度，对书籍敬而远之。生活变成了一个网络浏览器，因为集体的浏览已代替了个体的沉思；“娱乐无限”迅速化身为“娱乐到死”；电视机成为客厅的主宰，而客人们像戈多一样不会到来。有人曾拍过一部纪录片，选取了三户中国家庭晚饭后的生活：几乎是沙发上相似的坐姿，对遥控器的争夺，最后找到了电视里相同的节目，而且电视机越来越大。电视作为一个当代器物，是家庭和客厅的主宰，是高度视觉化的“同谋”，是悬挂在墙上的“霸权主义者”。我们在电视的客厅里进入了新的“穴居时代”。差异性正在消失，生活的趋同化越来越明显了，这是十分可怕的。
我想，差异性就是一种美，每一种异质经验都弥足珍贵。人的差异性，社会的差异性，地域的差异性，才构成了这个世界的多元、丰富与活力。趋同就是死亡，是自己把自己提前送进了坟墓。新疆之所以令人迷恋，就是因为它保留了这种差异性——文化的、风土的、族群的差异性。它可能是差异性的残留物，很脆弱，很边缘，但弥足珍贵。它就是你所说的“尚未退却”，是不退却、不祛魅。我称新疆是一个“美的自治区”、“多元文明的圣地”。差异性构成了新疆的大美。抹去了这种差异性，新疆就不成为新疆了。
当然，在引入异质经验的同时，对美的思考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无论地处边疆还是设身所谓的文化中心，诗人要面对的基本命题仍是：生命、死亡、时间、爱、拯救等等。对美的思考就是对生活和命运的思考。评论家韩子勇说“美是一种困难”，我表示赞同。在今天，诗人们以极大的耐心和毅力协助美在困难中求生、突围。“美将拯救世界”将是遥远的，但语言就是行动的诗篇——诗人们在拯救一部分的美、可能的美，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绝地自救？
张：哈萨克文学之父阿拜说“诗歌是语言的皇帝”，但好多诗人好像更愿意把自己比作“王子”什么的？
沈：王子与贫儿是一种互文和对位。狄更斯早就发现了这一点，童话早已道出了这一真相。有人曾象形释义——“诗”是“言之寺”，是语言的寺庙。那么我想补充一句，诗人就是“言之寺”里的僧侣，是“语言的和尚”。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和尚。有得道高僧、虔诚居士、假行僧、花和尚、疯癫和尚等等。作为一个社会人，诗人是多种多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