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移民与原住民或前移民（移民后代），他们的处境和心境是有所不同的。原住民是一棵扎根下来的树，移民是一片飘临的叶。移民是经常回望故乡的人，是试图与远方结合的人。所以，移民一辈子都在路上，在没有尽头的路上。
谈到身份重建，我不知道身份是种什么东西，是地位、名声，还是财富、权势，抑或是围绕一个人的种种假象的总和？移民的现实，与其说是一种身份重建，还不如说是一种心灵重建。这才是攸关性命的。在重建中敞开自己，面向异域和他者，并努力与之融为一体。移民是一个未完成的人，他的自我培养远胜于知识、惯性和以往教育。自我不是被给予的，而是被构想的。而且，自我与他者是一个共同体，是在远方诞生的一个新的躯体，也即巴赫金所说的“巨大躯体”。巴赫金认为：“一切有文化的人莫不具有一种向往：接近人群，打入人群，与之结合，融化于其间；不单是同人民，是同民众人群，同广场上的人群进入特别亲昵的交往中，不要有任何的距离、等级和规矩；这是进入巨大躯体。”
巴赫金的躯体理论是移民们的良药，至少是开具给我的一剂药方。移民与远方和他者的结合，不是旁观、审视，而是接纳、融合，并进入一个巨大躯体。移民就是一种献身，同时，心灵的重建意味着不断的自我更新。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在一个移民身上变现得最为隆重，也最为要害。伦理学大师勒维纳斯说“上帝是最杰出的他者”“我是所有他人的人质”，他的表述使我如沐春风。移民将自己抵押在了远方，所以是远方的人质，他者的人质。这样，自我与他者的矛盾和冲突，就不攻自破了。所谓的尴尬，也云消雾散了。
如果上帝是最杰出的他者，那么自我只是一个卑微的他者。自我置身于他者之中，是他者中的一员。自我必须低于他者，这是一门移民哲学，是移民之献身。这样，“为他者”的写作比“为自我”的写作就更有意义。这是我从勒维纳斯的伦理学中发现的写作秘笈之一。
异乡是移民们的课堂。移民的一生就是学子的一生。作为一个移民，最值得骄傲的地方大概是：他正从一个单向度的人，变成一个多维度的人。
张：这种多维度使我想到你提出的“混血的诗”的概念。你说：“我想象一种混血的诗，要在其中引入烈酒的节奏。”诗是否混入了多少不同的血液方显其眩惑之美？这“酒的节奏”在具体空间里才有了足够的“烈性”？
沈：我提出过“混血的诗”的概念，认为它是一种杂糅、隐忍、包容的诗。与此同时，我还提倡“综合抒情”、“边地风格”、“立体写作”，与“混血的诗”是同一层面的概念。据法国遗传学家谢松的说法，我们现在的每个人身上，都流淌着公元1000年的2000万人的血液。每个人都有父母，父母有自己的父母，父母的父母有自己的父母……这是用倒金字塔的方式推算的。人的身上不但流淌着人类的血，还可能流淌着动物的血、植物的血、银河的血、星际的血。我们都是混血的人，为什么不能写出混血的诗？20世纪的小说家中，我十分敬佩的一个人是意大利的卡尔维诺，他所有的作品之间，都保持了惊人的差异性，绝不重复自己，在变幻莫测的当代叙事之下，有一个清晰的寓言结构和童话原型，所有作品就构成了一首“混血的诗”。你想想看，《寒冬夜行人》、《看不见的城市》和《意大利童话》，它们之间的差异性有多大，卡尔维诺身上一定是有多个卡尔维诺的。一个多维度的卡尔维诺。
所谓“混血的诗”,它的诗学基础仍是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如果自我是一个混血的人，自我与他者则是一个更大的混血儿，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这样一个整体的建设，才是攸关性命和未来的。在我的许多诗作中，地域风格是比较明显的，我从不拒斥“另一个”或“另一类”，相反，它们都是“自我”得以成立的基石。这是自我的外化和他者的内化。我从新疆的多民族人民身上和多民族文化中，学到了很多，我称这是一种“异域的教诲”。举个例子，南疆的木塞勒斯，它既是“葡萄美酒夜光杯”中遥远的美，又代表了一种西域酒神酒神，是一个鲜明的节奏。我们为什么不能把木塞勒斯的节奏引入自己的诗篇？其实，所有的地域风格都包含了个人风格，是地域风格与个人风格的交融。当然，它需要一个具体空间或特定背景去生发、彰显。同时，也不是有了“酒的节奏”才有了足够的“烈性”。诗是烈性与柔性的同在。诗是刚柔并济、悲欣交集。
张：“关于中国新诗受外国诗歌哺育的问题：母亲的奶不够吃就去吃一点狼奶。母乳是好的，狼奶也是好的。同时吃下母乳和狼奶的孩子将是强壮的”，这种关于中西文化关系和吸收的理解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异曲同工。如果我们要将你和你的诗歌中的母乳和狼奶细作划分的话，它们各自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你身上，哪种成分更多？
沈：母乳和狼奶无需细分，它是一种混合奶，有益于我们身心健康的混合奶。诸子百家是伟大的，唐诗宋词是重要的，同时不要怀疑：当外国文学翻译成了汉语，同样成为我们传统的一部分了。传统比我们理解的更为深厚、丰富、广博。所以，母乳和狼奶其实是同一种奶。
张：那么我们来谈一首具体的诗，譬如写于10年前的小长诗《混血的城》，是可以与20年前的小长诗《故土》对照来读的，它们代表了地域的两极。《混血的城》对地域的表达与你呈两极存在的“两个故乡”在哪里相遇？
沈：“两个故乡”只能在语言中相遇，在更为精准的表达中相遇。语言的准确性比语言的美感更重要。有了准确，美才得以显现。不准确或词不达意，是对美的误读和遮蔽。
《混血的城》在我全部作品只能代表中等水平。在这片土地上，文化混血是一个现实、一种边地文明，无法被某一个事件颠覆，但文化混血更出于我的梦想、我的祈祷。在包括《混血的城》在内的一批诗作之后，我的那种“西域辉煌的自我巡礼”的调门，明显降低了。这是一种自我调整，是诗必须接近“客观”的驱策。10年之后，“混血的城”却成了一个反面的寓言和象征，这是10年前的我无法预言也不愿预言的。2009年夏天之后，“混血的城”成了一个沉重、多义的词。
张：怎样通过诗歌，完成对当代的一次真正的穿越？对当代该如何把握？诗，又如何去超越现实与物质？
沈：首先——何为当代？当代难道只是当下或此在？当代是否包含了现代、古代乃至远古的蒙昧，包含了侏罗纪和白垩纪？当代接纳了当代之外的世界吗？当代难道只是一个时间段落、一种物理时间？当代中有没有未来，是否透支了未来？等等，都可以一问。
关于诗歌对现实与物质的超越，恰好是去年第二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向40多个国家的诗人提出的问题。我的命题作业的标题是《何为现实与物质的超越？》。主要观点转述如下：
谈到“现实与物质的超越”问题时，我们首先可以反问：何谓现实？何谓物质？何谓超越？不同的人应该有不同的理解和回答。强调诗的精神作用和意义，就像强调它的慰藉功能一样，是没有错的。但从来不存在一种凌空蹈虚的“超越”，也不存在一种失去了基石的“精神构建”。
当代艺术（包括诗歌）的一个顽症和痼疾是“自我”的无限放大，并且用“超越”去割裂人与世界的关系，从而遁入绝对的“自我中心论”，而不是“自我的距离化”。在这一点上，人类学“从本己到他者”以及“用他者目光看他者”的告诫是能够带给我们一些有益启示的。
我想说的是，我们能不能沿着虚幻的“超越之路”回来？回到常识、大地和根子。“超越”的反义词是“沉沦”与“沦丧”，但我更倾向于“回返”和“沉溺”。向着时间与历史的沉溺，向着土地与现实的回返，难道有错？
或许“天人合一”的理想早已终结在中国古人的哲学与诗篇中。当代生活在精神层面上意味着混乱与多元、缺失与贫乏、焦虑与崩溃。“超越论”包含着可贵的雄心与洁癖，却在增添一种额外的焦虑。
当代价值的分崩离析必然导致艺术上的古典主义，导致心灵的诚实、手法的综合以及与重要传统的接轨。诗在过滤现实，所以诗人是一个滤器；诗人在靠近那个不好也不坏的“物”，所以诗歌变成了第二现实中的“物”。要害的一点是，语言与现实，心灵与物质，沉沦与超越，仍是一个并置的混为一团的现实。当然，这是一个迷茫的现实。换言之，诗要实现的是抽象观念与具体事物的并置、想象与现实的同在，去寻求斯蒂文斯所说的“幸福的关联”，从中获得情感的丰沛、语言的张力和文本的结实。惟其如此，诗才能成为我们的“最高虚构”和“尘世宗教”。
回归常识，回归有限的立足点，显然比夸张的或概念化的谈论更加重要。一个诗人的成长过程，他具体而微的生活，经验的切身性，他的痛苦与梦想，挣扎与求索，都是重要的。再加上思想的精进、技艺的磨砺，构成了诗人的方向感。我相信，方向比超越重要。
张：读《植物传奇》，发现你展示了一个由植物牵连起来的中西文化的交流史。这里既有文化的专属性，也有文化旅游中的适应性，以及不同文化汇聚时产生的相关性。植物打开了新疆的脉门。我从心底钦佩你如此超凡的见识。请问，这种独特的角度是怎样进入你的视界中的？
沈：《植物传奇》是一部文化随笔集，历时两年完成，是一种跨文体写作，具有多学科交叉的特点，我对丝绸之路上的20多种植物都进行了实地考察。此前出版的《喀什噶尔》也是跨文体写作，伽蓝称它是“深描和互文性书写”。
写植物其实是写文化，写人。植物给了我一个特殊的视角。丝绸之路的植物史乃是一部文化交流史，包含了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大量信息。我想告诉读者的是：每一种植物都是一个传奇，是身世与起源、形态与特性、隐喻与象征的一个综合体。每一种植物都是风景、图谱、大地之根，是我们无言的亲人和乡邻。人类从植物身上，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按照《博物志》作者朱尔·勒纳尔的说法，我们至少可以从一棵树的身上学到三种美德：一、抬头仰看天空和流云；二、学会伫立不动；三、懂得怎样一声不吭。书的封面上还用了英国诗人丁尼生的话：“当你从头到根弄懂了一朵小花，你就懂得了上帝和人。”这就是植物给我的启示。这种启示超过了现实人群给我的启迪。
有趣的是，女性读者比男性读者要更喜欢《植物传奇》一些。大概女性倾向于植物的静，好像花朵一样易谢；男性倾向于动物的动，更富于行动感。也许可以这样来划分人类：女性——植物特征，男性——动物特征。列维·斯特劳斯曾经如此来区分宗教：佛教、基督教——阴柔的女性特征，伊斯兰教——阳刚的男性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