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____蓝田猿人后裔史记与诗思者的归来
1.
当诗人徐淳刚在去年夏天突然给我寄来长诗《南寨》时，我大吃一惊，说具体一点，是又惊又喜。这首长诗悄然出现在2009年的秋天，意义非同寻常，我不得不严肃地阅读它。为了全面有效地阅读，我在自家书房里，打印出这首长诗。打印本被我一直放在由我自己设计制作的手提袋里，每天跟着我一起乘坐14路公交车，早上从城南提到城北，下午又从城北提到城南。我是这样想的，中午休息的时候，可以静下来反复阅读《南寨》。就这样提来提去，从去年夏天提到今年春天。一年多过去了，徐淳刚的《南寨》仿佛成了我的《南寨》，我阅读《南寨》的感受也就变成了这些文字。也正是因为长诗《南寨》暗藏着徐淳刚全部的诗学秘密与哲学思考，从而滋长了我解读诗人徐淳刚的信心与勇气。
徐淳刚是被遮蔽了很久的一位70后诗人，一直未能进入当代主流诗歌评论视野。由于这些诗人一以贯之的独立写作姿态，促使他们长期不屑于在官刊上发表他们的作品，他们的作品更多的是在民刊、诗歌网站或博客上得到流传。我把这样的一群70后诗人，称之为“孤傲的70后诗群”。像徐淳刚、杜撰、杨典、木朵、贾冬阳、花枪等这样的一群“缺席者”，他们不事诗名，淡泊人生，何尝不是一种幸运，何尝没有一种大家风范？在这种被遮蔽、被冷落、被排挤的人生境遇中，更容易释放出自己的写作天赋和诗歌光芒。正如诗人列夫·洛谢夫所说：“天赋并不是一项个人成就，因为它被定义为一种与生俱来的素质，或者，用一个古老的诗歌词汇来说，就是‘秉赋’。我们尊敬一位诗人，并非因为他生来就与我们不一样，而是因为他对其秉赋所施加的那种意志”。
2.
一位诗人说过，一个写不出长诗的诗人，他的抒情能力是有限的。我相信这句话，长诗可以考验一个诗人的综合能力，这种能力包括他的思想情怀、文化视野、思维向度、写作技能、修辞学养、审美趣味、创新能力、语言架构等。徐淳刚无疑是具有这种抒情能力的诗人。徐淳刚不仅具备杰出诗人的先天禀赋，同时还拥有哲学家的思辩性头颅，这种综合型的艺术创造力在我们同时代诗人中间，是极为罕见的。长诗《南寨》正综合地呈现了徐淳刚驾驭诗性思维与诗化哲学的杰出能力，《南寨》是一首安静之诗，智慧之诗，原初之诗。1998年，徐淳刚在写作之余，开始进行哲学性思考，创作大量的哲学随笔与论著，比如《永恒之物与短暂之物》《诗与诗人，或关于戏剧意象诗学》（2002）、《生活现象学》《现象诗论》《诗学26字母》（2003）、《从物到物或现象的回归》《物主义宣言》《物主义：图画时代的集体命名》《单面批判》《大卫?休谟之人类理智研究》《当代中国的妓女问题》（2004）、《物艺术宣言暨第二次宣言》《苹果：人类精神的醒目标志》（2005）、《物主义入门》（2006）、《何谓诗人何谓诗》（2007）、《哲学考察》（2008-2009）。2003年，徐淳刚完成了长诗《猿人档案》、《民间部落：手记系列》，随后他又转向了小说创作，完成了大量先锋小说《猿猴之恋》（2003）、《数理三编》《对一把椅子的二十三种观察》《默尼卡的肉身生活》《晚餐三部曲》《胸罩启示录》（2004）、《2》《乳房启示录》《来自记忆的黑白电影》《小鸟日记》《共和国抒情诗》（2005）、《远古风景》《乡村博物馆》、《打铁锤传》（2006）、《○》（2007）、《树叶全集》（2009）等。我一直惊叹于他的创造力与强劲的文化能量，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徐淳刚是一个有文化野心的诗人。2009年的冬天，我除了阅读与写作，用心较多的一件事，就是对诗人徐淳刚个人创作历程的整体性思考与梳理。这种思考与梳理，我一直在持续着：在书房，在卫生间，在旅途，在办公室，在梦里，在阅读中。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力量激励着徐淳刚在短短的十年中，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就呢？答案就在我们这个时代的飓风中飘荡。我试图驾驭诗歌的翅膀，在黑暗的天空中去追寻它的另一种声音，诗人灵魂的声音。
我最早接触徐淳刚的诗歌与小说是在我的朋友吴幼明主编的《水沫》杂志上，并且吴幼明还破例为徐淳刚出版了诗歌专辑《自行车王国》（《水沫》号外集）。吴幼明在2002年曾对我提及诗人徐淳刚与杜撰，引起我的关注，后来我们都成了朋友。徐淳刚曾经对我说，他喜欢的大诗人有布莱克、弗罗斯特、华兹华斯、叶芝、史蒂文斯和艾略特等，他喜欢的哲学家则有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马尔库塞、维特根斯坦等。他在1998年开始创作的艺术哲学随笔《永恒之物与短暂之物》，主要就是受了尼采哲学的影响；2003年写就的《生活现象学》，深受胡塞尔现象学和海德格尔存在哲学的影响；2004年他在《单面批判》中将哲学阅读和日记结合在一起，一边分析马尔库塞的《单面人》，一面分析当代中国的官僚技术资本主义社会现状；2007年开始写作《哲学考察》，论时间，论死亡，论根据，从最新的哲学思辩模式来看，他又受到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哲学的影响，并且试图创造一种将思想智慧融入生活的朴素哲学。
徐淳刚总是习惯称呼自己为“蓝田猿人后裔”，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称呼和自我界定。正如诗人向武华在评论《南寨》时说是日常生活的诗化石：“《南寨》给我们提供的是恐龙的各种化石，头骨、足迹、巢穴、粪便、牙齿、趾骨。但所有这些都可以折射出龙的讯息，这有点像是全息科学所做的工作。我如果说《南寨》是日常生活的史诗，也不过份，它本身就有百科全书的特点。一般说来，史诗都要叙述重大历史事件或英雄事迹，不同的是《南寨》写的是日常生活，是人类最正常的生活。《红楼梦》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日常生活的史诗。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就这样把《红楼梦》同《南寨》比较了一次，她们都是日常的、简单的、清新的、朴素的，就像一枚石头放在眼前，你甚至不知道她是补天石或恐龙石。对于诗人徐淳刚来说，《南寨》不是他的产物，把诗人比产妇是不对的，他更像一个考古学者，他发现了一座恐龙山，他在揭示被时光遮蔽的真相，尽管这个真相有点变形，他所做的是尽量客观。正因为如此，作为日常生活的写作，她是平常物，不会引爆热点，但更不会被取消，因为她强大得无处不在。”关于诗人为何称呼自己为“蓝田猿人后裔”，他在《答乌蒙24问》中这样说道：
我自小生活在乡下，二十几岁以后来到城市。当我面对城市这个庞然大物而感到惶惑时，我总是留恋自己的过去。然而，乡村的变化也是多么大啊！一个人注定是面孔模糊、没有故乡的。但是，他必须像画影图形、缉拿逃犯那样，用一些看似确切的东西描摹自己。我出生在猿人故里，之所以一直说是猿人后裔，就是想标明我的根基，自己在精神上的赤贫。
3.
徐淳刚的长诗《南寨》问世，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诗歌事件，《南寨》诞生的意义主要在于诗人打破了中国当代叙事诗的传统模式，通过大量的白描技法，将诗人哲学性思考与中国式乡村史通过符号学与地理学的隐喻力量在诗歌叙事中得到现代性解构，还原了中国乡村社会的原初面貌，呈现了世界的原初本质。为了更深刻地感知诗人关于《南寨》的写作初衷与写作远景，我曾与徐淳刚在网上进行过一些交流。徐淳刚说，《南寨》的写作受到了中国经典著作《山海经》和《金瓶梅》的影响。徐淳刚谈到，《南寨》里暗藏着一部地理学，的确如此，关于这个问题，我将后文中专节论述。他对我谈及《金瓶梅》时，说其中人物繁杂，个个栩栩如生，写到李瓶儿丧葬时，众多官员来吊丧，都是白描手法。诗人说他很喜欢这种白描，众多的人物出场，十分壮观，真实有趣。他说，《南寨》首先要考察的是个体生命问题，其次是集体生命的问题。人类最根本的问题，仍然是生与死的问题，同动物没有什么两样。海德格尔认为，死即“向死亡的存在（Being-towards-death）”，或说是“向死而生”。《南寨》中大量出现关于生与死的诗文：
瓜爷去过华胥，他说华胥是女娲她妈，正月初一，女娲造鸡，初二造狗，初三造羊，初四造猪，初六造马，初七拿黄土和水，照自己的模样捏人，她捏了好多，嫌慢，就用一根柳树枝儿蘸满泥浆，甩打起来，泥星星子溅在地上，都变成了人。（《南寨》第78节）
村里的老人死了好多，红她婆是病死的，山他婆是气死的，民他婆是喝老鼠药死的，宽他婆，娃们没见过。（《南寨》第29节）
一九八一年，村里添了好些孩子，有的是二月，有的是五月，有的是八月，兰是正月。（《南寨》第30节）
晚上，从河边回来，扛着锄头，峰走过斌武他爷的墓，锋刚他婆的墓，公顺他大的墓，生武他妈的墓，红民他爸的墓，曹仕林的墓，徐怀德的墓，王竹芳的墓，李鳖娃的墓，砸不烂的墓，加工厂的墓，他看到月亮很圆，他听到狗叫。（《南寨》第295节）
最近我读到了徐淳刚的哲学随论《哲学考察》系列中的《论死亡》和《论时间》。他在随论中说，“如果没有长期的语言积累和生活积累，那我就不能说到死。”可是，他开篇即说，“我很早就思考过死”。这个“很早”是何时，我不能完全确认，但是我至少可以在《南寨》中找到一种对以上表述对应的时间迹象：
生八岁的时候想到了死，有天家里人都出去了，只他一个人，他想自己一死啥都没有了，眼泪一下子涌出来，一直流到炕拦上。（《南寨》第109节）
徐淳刚接着说：“死是日常世界中的一件事情。你必须依赖日常世界这个宽广的背景。如果一个人从乡下来向你报丧，那你想到的就是那个死人，还有那个村庄。你可能想不起来这个死人，但是肯定会想到村庄。”我在想，《南寨》何尝不是徐淳刚在借助一个诗歌文本来验证他的哲学思考呢？或者说，他何尝不是通过《论时间》、《论死亡》这样的哲学文本来与《南寨》这样的诗歌文本相互解构呢？甚至，我都发现，以上三个文本，在句式上都采用了碎片式的断章手法，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不够连贯，可是实际上我们是可以看出徐淳刚是经过精心构想的。
“生八岁的时候想到了死”，“他想自己一死啥都没有了，眼泪一下子涌出来”，这几句诗深深地触动了我记忆的神经，勾起我心中关于幼年的往事，不免涌起一种悲伤。是啊，我也有过相似的经历，这段经历，我曾经对我的朋友谈起过。幼年时期遭遇的隐秘的“耻辱”（儿童性游戏），现在看来真的算不了什么，可是在那个时候，人们的嘲笑，尤其是同学和伙伴们的嘲笑，却像大山一样，像铁钉一样，长期压迫着我幼小的心灵，压迫着我的成长，一直到我从小学升入初中，才告别那一场噩梦。
在长诗《南寨》中还有很多感动我的诗句，之所以能感动我，也是因为诗人在诗中描述的北方乡村的场景与我幼年生活的南方村庄同样有着很多相似的一面，这也就是说，徐淳刚的乡村，其实也是“我们”的乡村，诗人生命的摇篮——“南寨”，南寨的土地时刻袒露出饥饿、迷狂、死亡、性感的气息，正是这种气息，足以视作是中国式乡村的一个缩影，而被深深刻下时代的烙印。正如诗人在《南寨》访谈录中所说，“它是长期淤积之后的一次突然决裂和冲击。用一种标签式的话说：它想借一个村子来表达整个世界，也是一部个人的精神史”：
“狗肏的！咱到大队评理走！”红俊家的房在红刚家前面，他两家常为后檐的水道打捶闹火。那天饭时，红俊他爸跟红刚他爸打了起来，红民、广民、公武、公善、来善、拴茂都来拉架，只有捧和他婆娘端着碗，站在塄上看热闹。（《南寨》第33节）
永家隔壁女子跳水库死了，余家沟的人，南寨的人，小寨的人，柿沟的人，四周八下，男女老少都来看，几个会游泳的扎到水底捞人，满水库沿子的眼睛瞪着，不知谁家的娃上到了火罐树顶，手扯得老长，正够老鸦鹐子。（《南寨》第37节）
“割——豆腐！”四在院子里晒太阳，忽然听见墙外的吆喝声，村子里总有人来：磨刀的，钉锅的，修锁的，收头发的，收萸子的，收药的，劁猫骟狗的，卖油饼的，卖丁当子的，卖花线六红膏子的，卖西瓜的，卖艺的，要饭的。（《南寨》第105节）
4.
徐淳刚将《南寨》访谈录的标题命名为“我现在谈得更多的是织布机”，这是一句极富哲学意味的诗性命名，或者说，正是我们常说的“诗之思”吧。正如作者在《论死亡》中所言，“生命就像布匹上的一个窟窿，有时我们留恋布匹，有时我们留恋这个窟窿。”是啊，亚麻在织布机上被织成布的“现象”，同样可以使我们得到启示：一根一根的亚麻被织成了一大块美丽的布，可是这一块美丽的布果真是就是亚麻的幸福吗？“成为一块美丽的布”果真就是亚麻一生追求的理想吗？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过一句与织布机有关的话，同样引起诗人徐淳刚的共鸣：“你以为归根到底你是在织布——因为你坐在织布机前，而且做着织布的动作——尽管织布机上一根线都没有。”徐淳刚说，“这话神秘莫测，如同谜语，完全可以做过度阐释，说到人生，说到命运，说到自由”。维特根斯坦是我十分喜爱的哲学家之一，徐淳刚在其写作中也多次提及维特根斯坦对他产生的影响，可见维氏也是他比较倾心的一位哲人，同时我已感觉他对维氏哲学的理解深度远在我之上。
很多年了，我没有发现一位诗人能在自己的诗作中倾注如此深刻的诗性哲学思考，徐淳刚是一个罕见的例外。他甚至可以用十分朴素、干练的白描手法，来构建他在诗歌中设置的层层迷宫：
峦拿着收音机乱播，他拨到一个红杠杠上，听到：“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关键在发展，我们所说的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他又拨到另一个红杠杠，听到：“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他再拨到一个红杠杠，听到：“他们摆出两架织布机，装作是在工作的样子，可是织布机上什么东西也没有！（《南寨》第278节）
从长诗第278节中，诗人在诗中通过收音机里的三个不同特征的频道的转换，让我们穿越时空，体验我们正在经受的荒诞世代，诗人借助江/泽/民的讲话报告、残疾歌手郑智化的《星星点灯》以及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装》中的名句，这三个象征性的概念对中国当下的政治社会作出讽喻与批判。当“峦”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受众”在的新闻频道听到播音员播至“文化的全面发展”的时候，接下来要说的一句关键的话是“也包括人的全面发展”，可是他却无意识地把电台频道换到了娱乐频道，“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诗人巧妙地通过精神性消费文化来解构政治极权话语体系，人们开始在觉醒中，与时代抗争，与命运抗争，可是当“身残志坚”的郑智化满怀忧伤与激情地唱到“照亮我的家门”时，（刚刚看到希望之光），峦又从娱乐频道换至文化频道：“他们摆出两架织布机，装作是在工作的样子，可是织布机上什么东西也没有！”，娱乐性消费文化又被消解在安徒生式的乌托邦“童话”之中。诗人如此高超地白描出的讽喻性场景，不正契合黑暗时代的人们正在历经的狂欢、空洞、迷茫、伤痛与悲哀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