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民族性上来讲，我有个问题，提到民族性，民族的面向是非常丰富的，一个民族的文学风貌是非常多姿多彩的，它不是单面性的。比如说我们有屈原的传统，有道德，有良心，有担当，有责任，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文学传统，有左翼文学，启蒙文学，革命文学，这些都没问题，但是还有其他的文学面向，我们好像已经把他忘掉很长的时间了。比如说文学当中的“逸乐”观，逸乐作为一种文学观、美学观和价值观，还有颓废等等，颓废也是现代性的一个面向，现在也有人在研究中国古代的颓废，如浙江大学的江弱水教授，他就在研究现代性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关系以及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现代性。逸乐作为一种文学观、美学观和价值观，实际上被我们忽略了，这一条线索可以从古到今进行梳理的，是一个伟大的传统，并不亚于所谓的启蒙、救国救亡、道德良心、担当责任等等，这二者是并驾齐驱的，没有所谓的高低贵贱之分，文学应该有多翅膀和多面性，要知道一个鸟儿一个翅膀是飞不起来的，比如我们只提倡文学的伦理学，但是还有文学的美学，要两个翅膀飞起来才是完整的。我举个例子来谈逸乐，你们就会很清楚了，逸乐作为一个中国文学非常核心的价值观、美学观自古有之，它可以追溯到孔子的“食不厌精”。比如说白居易，我们从小到大对白居易是一个什么样的观感，我们对白居易的印象可能只是停留在小学时期学过的《卖炭翁》，就是那种类型的，现实批判的，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可能我们已经习惯用这样的话语去规范他了，其实白居易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那么白居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白居易的文学传统在中国实际上是被断送了的，其实白居易的文学传统是一个了不得的文学传统，白居易真正的文学品味和整个文学资源在日本得到了非常好的传承，我们都知道在日本平安朝出现了一些惊人的文学名著，比如说《枕草子》，是我非常推崇的女作家清少纳言的作品，还比如说最伟大的小说《源氏物语》，这两部著作都得力于白居易，日本乃至世界都承认“没有白居易，就没有日本平安朝的文学”，这两部书真正非常的精美、颓废，它们的标准就是唯美，没有别的标准。现在我们才明白原来白居易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一个人，那么白居易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白居易这个传统是在宋代才发扬光大，宋孝宗、宋徽宗都非常崇拜他，天天都要写他的诗，后来有些学者认为，他是中国头号闲人，头号“快活人”，是一个非常逸乐的人，比如他任官杭州时，几乎无事可做，仅行他那日以继夜的诗酒文会，难怪他要说：“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做闲人。”他在杭州和苏州做官时，相当于现在的市长，杭州三年，苏州二年，他这样形容自己的生活“两地江山游得遍，五年风月咏将残”，他当官时的日课就是天天玩乐，喝酒写诗，看风景，诸如此类，还有很多。我马上要出版的书《日日新——我的唐诗生活与阅读》里面有提到，白居易怎么买房子，他要和自己的诗歌兄弟元宗简买在一起，买了房子怎么装修、庭院怎么布置、什么时候在什么环境下喝酒、喝什么酒都有写进去。白居易是一个生活专家，一个享乐专家。话说回来，把这些东西抽象一下，白居易的任务就是书写惋惜时光这样的文学，白居易深懂“人，终归一死”，因此他要“旁以山水风月，歌诗琴酒乐其志”。我也有这样一个观点，如果人不死就没有文学了，因为人终归一死，所以才有了文学。说到这里，又想到了日本人，日本人就特别喜欢惋惜时光，日本人每到看樱花的时候，几乎都是举国出动，花开花谢，一期一会，确是“良辰美景奈何天”，包括日本人对事物细节的完美追求，对风景的感怀，对光阴流失的轻叹，很多都是从白居易那里学来的。白居易在欧美受到的推崇也是一样，就不用多说了。我只想说白居易的文学传统被近现代的革命文学压抑下去了，这个传统在宋朝曾被发扬光大，元明清也发扬光大，后来“赶英超美”的呼声遮蔽了白居易的歌声，因为我们要启蒙、要救亡，当前的任务仍然是要改造我们的国民，要废弃古文和古书，要灭掉汉字，在这样的传统下白居易只能消失。我们不理解白居易，但并不能说我们的古人不理解。那么按照白居易的诗歌线索往下推，就连宋徽宗（也是大艺术家、大画家）也无不叹服白居易的生活与艺术情调，他曾以他的“瘦金体”书法，手书白居易的《偶眠》，“放杯书案上，枕臂火炉前。老爱寻思事，慵多取次眠。”可以说他几乎是按照白居易的人格来锻炼自己。南宋孝宗也曾在亲笔抄录了白居易的《饱食闲坐》后发出感慨：“白生虽生不逢时，孰知三百余年后，一遇圣明发挥其语，光荣多矣。”再往下排，唐宋元明清也有很多白居易的崇拜者，晚明那就更不得了，到了现代，大家都知道，林语堂是传承了白居易的传统的，但是他是被批判的对象，后来当然也得到了某些嘉许。可以说，中国的文学有很多面向，就刚刚提到的“逸乐”而言，这也是中国的一个民族性特征，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民族性压抑下去呢？再比如说，《红楼梦》这部小说，现代有些学者就敢这么说了，李欧梵就曾经说过：“红楼梦是一部中国最伟大的颓废小说”，从这个面向也可以研究，颓废就是过度精致，过分沉湎和耽溺，沉醉于某片风景，沉醉于某个细节或一朵花，这个就是颓废。颓废是一个中性词，不要认为这是一个贬义词。后来现代性在中国的进程变得比较单一了，被另外一个东西取代了，这就是下面要讲到的现代性的第二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就是毛泽东文体的出现，毛泽东文体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题目，国内也有很多学者在研究，比如李陀就研究过，李陀的文章《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兼谈毛文体》和《丁玲不简单》，发表在《今天》上，都谈到了毛文体。谈到现代汉诗就不能不谈到这第二个阶段，因为现代汉诗在这个框架中呈现出来的已是另一幅画面了，它只能在这样一个历史语境下呈现出来。那么这里就可以稍微的说一下毛泽东文体，也不能完全展开来谈。毛泽东早期著作是文言和半文言，后期都全是白话了。毛泽东有几篇文章非常重要，《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都是不得了的文章，当时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包括影响了我们的行文方式，谈话方式，表达方式和思维习惯、姿态、风姿，都被这几篇文章深刻的影响着。包括福柯晚年也受着影响，垮掉派的金斯堡每天要看的都是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1937年到1945年，毛泽东文体进入了一个相当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毛泽东对中国文学，对中国诗歌的发展具有超强影响力，《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些文章可以算是现代汉语的里程碑，当然，功过是非可以论，但是不管怎么说，他的影响力是不容置喙的。毛泽东的文章为我们统一了一个社会的口径，约定了我们说话的口气和思考表达的方式，从此新一代的人用起来就很方便。我们的报纸，包括新华社文体，新华社文体的创立和我们的电影和恋爱几乎都采用这样的一个语法和修辞，换句话说，毛泽东通过自己的文章形成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学习制度。在毛泽东文体的影响下，发生了很剧烈的改变，我们都知道何其芳，何其芳是一个非常唯美、古典的一个诗人，既西化又传统，有些评论家如江弱水认为何其芳是“雌雄同体”的诗人，一个每天都做梦的人，一个生活在晚唐的人，那么纤细的一个人几乎一夜之间就被毛泽东文体改变了，这从何其芳后期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包括卞之琳也被改变了，多多少少都受着毛泽东文体的影响。李陀在《丁玲不简单》里面有一句话说的很好，为什么毛文体那么厉害，可以把已经被塑造定型的人一夜之间改过来，“毛文体有一个优势，他的话语从根本上是一种现代性的话语，一种和西方话语有密切关系却被深刻的中国化了的中国现代性话语，”所以说不仅中国人受毛泽东文体的影响，西方也受着影响。连胡适后来也对唐德刚说过，白话文写得最好的是毛泽东（见唐德刚：《胡适杂忆》）。
我们是毛泽东时代成长的，我认识一个学音乐学的朋友付显舟，现在是音乐学博士，在跟他交流的时候，他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我现在都还记得，也就是谈论了毛文体对我们这代人的影响，他说：“很奇怪，我一写文章很自然就是毛文体，是规定了的那套话语”。无可厚非，这跟他的成长有关，瓦雷里说过一句话：“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写作的人,只要他在决定性的年龄读到一本决定性的书,就能改变他的命运。”我的朋友曾经说过，他最初是想尝试用一种经过现代汉语翻译的西方现代散文语言来写作，或者五四时期的语言，但是语境已经不相同了，场景已经变了，已经写不出来了，用那些语言经常词不达意。最明显的是，用毛泽东的文体就得心应手，这个当然跟他早年熟读毛泽东著作有关，而毛的著作可是在他决定性的年龄读到的呀。我还看了一本书，是美国的一个后现代主义专家，一个女学者写的，书的名字我忘记了，她是专门研究话语权力的，她认为毛泽东是话语权力的首创者，后现代的源头要追踪到毛泽东那里。她举例说明了，毛泽东在1942年写作的《反对党八股》中为话语权力做了最准确的解释，“一个人只要他对别人讲话，他就是在做宣传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对党八股》是阐释话语权力的经典著作。从延安开始，一直到70年代末，毛泽东的文体在全国形成了空前大一统的局面。这点我们都知道，很多诗人和文学家都是前仆后继的感受到了毛泽东文体作为一种中国式的现代性的一种魔力。这种中国现代性可以说是另辟蹊径，也被西方人认为是一种另类的现代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