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
笔者在另一篇文章（《我们互相伤害——哈罗德?品特的剧本〈宴庆〉》）中讲过，“我们中国人很难体会，生活在‘西方自由世界’的人会受到什么了不起的‘压迫’，《房间》的女主角最后竟要由被压迫的黑人来召她回去。”这问题不容易说清，不过，诺贝尔文学奖本身倒是可以作为一个引子。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又没有颁给中国人，又触动了中国作家的“诺贝尔情结”。常听到的一种说法是：我们有三年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那样惨绝人寰的政治大灾难，为什么我们的作家写不出可以荣获诺贝尔奖的煌煌巨著？
笔者无缘得晓诺贝尔文学奖的内幕，不过，笔者知道几位从欧洲到美国大学任教的老先生。他们是瑞典文学院院士的同龄人，他们对文学的考量，笔者多少有些了解。两次世界大战的残酷，特别是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对欧洲知识分子的震撼，旁人很难想像。这一残酷，发生在欧洲文化的核心国家——欧洲人当时也认为，这里就是人类文明的核心地带。这里有过文艺复兴，有过科学革命，理性曾经在这里大放光芒。但是，对文学艺术的普遍爱好和教育的普及，并不能防止野蛮行为卷土重来。下令点燃焚尸炉的法西斯分子，并不是没有文化的人。屠杀之前，他可能在阅读歌德的小说；屠杀之后，他可能去观赏瓦格纳的歌剧。文化本身不能解决人类的问题，德国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甚至有辩证名言：“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杀害了四百万人的奥斯威辛集中营是如此野蛮，以至不去谴责这种野蛮行为的纯文学活动，本身成了新的野蛮。启蒙时代以来对人类前途的信心，认为知识的力量终将驱散愚昧的乐观主义，至此土崩瓦解。回过头来看，很多人觉得，战争中的罪行，其实是平常生活中无数小恶的汇集。根源不在于个别坏人或某一种思潮的坏影响，根源在于人的本性。
试看品特的《房间》。独幕剧的主线悬念是地下室对萝丝的房间到底有着什么威胁。房间是光明的，温暖的；而地下室是黑暗的，阴冷的，是外部大黑暗、大阴冷最接近萝丝的触角。在剧本中，代表黑暗的，不是某个凶神或某一恶人，而是地下室和冬夜所构成的整个外界环境。“黑暗”对萝丝的“迫害”，体现在那些从黑暗中突然冒出来的寻常人物对萝丝房间的“入侵”。连本身住在楼里的房东，他对萝丝的拜访，也是先到室外查看水管，然后再从外面进来敲萝丝的门。“入侵者”与萝丝的对话，则充满了误解与规避。《房间》的戏剧冲突，不在传统的人与人之间，而在人与他人所组成的“黑暗”社会之间。萝丝最后被黑暗压倒而失明，用英语评论界的习惯说法，可以看作是人类生存状态（human conditions）的不可突破和不应突破。品特在剧本中要描述的，就是人类生存状态的困境。
这种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反思，在我国大学的西方文学史和西方文论课上，通常认为是腐朽没落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行将灭亡的垂死心态的反映，或类似的话（至少本人读大学时，教科书如此说）。这可以是一种观点。但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认为，人类生存状态的困境跨越文化、跨越政治制度。就拿《房间》中所反映的人际对话、特别是夫妻对话的低效和无效来讲，此中就有我们人类自身能力的限制。
人和动物一样，性成熟之后，学习能力急剧下降。不在性成熟之前教会雄鸟鸣唱，性成熟之后就学不会了，永远是哑巴。学习过程到性成熟停止，对基因的传递是有利的。性成熟之前，后代与长辈共同生活，雄鸟向老鸟学到的是本属本种的特征调子。性成熟之后独立了，如果仍然有学习能力，学了它属它种的调子，交配季节，一展歌喉，雌鸟都吓走了，基因就传不下去。如果我们在三十岁之后，学一门外语还像三岁时那样容易，吃上三、四顿西菜，就觉得和从小吃惯的川菜一般有味，现在一定会有更多的中国姑娘要嫁西方人。复兴民族文化，是把女人的婚配对象局限在本民族之内的最强大的思想武器。但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性成熟之后学习能力的下降，固然有助于传递本族群的基因；另一方面，却也使成年人之间的契合变得比较毛糙，如果未成年时的学习内容相差很大，契合就更为困难。
在更为接近“自然状态”的古代社会里，比如李白《长干行》中所写，“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女孩子十四岁就出嫁了，而且嫁的是从小玩在一起的本村男童（这样的婚姻大概更符合人类的生物进化程度），小夫妻在性成熟之前共享学习过程，一年后才十五岁就“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当然，这是仅作参考的理想状况）。现在的城市青年三十岁还没有结婚，而婚配对象的生长之地可能在千里之外。年纪大了，或许更能节制自己并容忍对方，但在学习能力下降之后，要形成高度流畅的、几乎没有脱节的对话模式，肯定比少年时难得多。
这一对话问题，就是由基因和生物进化程度所决定的那部分人类生存状态。人很难突破这类困境，或许也不应该突破。西方作家比较倾向于描写这类没有速决答案的生存两难：晚结婚，夫妻间对话犹如两场互相打断的独白；未毕业就与中学甜心同居，生了孩子后只能靠政府补助过日子，做人缺乏尊严。当然，夫妻接受了先进的性教育，对话从此水乳交融，无比幸福中两人舞步翩翩——有了好思想，万事都ＯＫ——这类作品在西方也多的是。但那是通俗罗曼司，作者做梦也未想过要得什么文学奖，更不要说诺贝尔奖。
反观国人对文革的反思，或许是潜意识里受了“文化大革命”这几个字的刺激，常常认为症结在于文化的破坏。没有文化的工宣队员、军宣队员盲目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政策，害得为国家为民族作出了宝贵贡献的知识分子家破人亡；或者摸进深山老林，在樵子渔夫中间寻找未被革命阉割的原生态中华文化。这种思路下的作品，即使有真实生活背景，在西方人看来，却还没有潜入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度。
最近见到两部文革中的性压抑占很大篇幅的小说，一是余华的《兄弟》，一是东西的《后悔录》。性压抑其实任何地方都有，任何时代都有，不独中国为然，不独文革为然。性压抑也是人类生存状态的两难。人是社会化动物，而且人组成复杂的社会。复杂社会必有明确秩序，而社会秩序必然对人的性欲望有所限制。中国社会特别严厉的性压抑是中国社会特别严厉的尊卑有序的反映。如果只是写出文革里性压抑的表象，过来之人固然读了感同身受；没有文革经验的，比如西方读者，会不会仅当猎奇？这样揭露文革，大概还不如苏童的没有具体时代的《妻妾成群》更有文学力度——妻妾们的性压抑其实是“老爷”威严下的祭品。小说是中国的故事，但故事表现了普适性的人类生存状态（universal human conditions），所以这本小说改编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能在西方得到广泛好评。
不过，中国作家即使要参考欧洲知识分子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思考，仍然有一个学习环境的问题。还是拿《房间》的对话作例子。质疑对话的有效性，还有品特那种简单的、突出动词的语言，很可能受到当时流行英国的哲学思潮的影响。在剑桥任教的逻辑实证主义大师罗素（Bertrand Russell）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都对语言和真相的联系抱有深刻怀疑。复杂的句式，要去罗素的数理逻辑公式里滚一滚，榨干水分，分解为主语和谓语的简单句，才能看出真正含义。维特根斯坦考察各类哲学原理，发现这也不能用语言表达，那也不能用语言表达，特别是讨论人际关系准则的伦理学不能用语言来表达。即使品特不读这些哲学教授的书，他们的观点，也会以简约的形式，刊登在报纸上，弥散在知识界。而中国作家中，有几个人的外文水平可以让他们定期阅读原版报纸或刊物？
好在没有哪一个有自尊的作家会承认自己只是为诺贝尔奖而写作。《南方周末》记者曾采访瑞典文学院院士马悦然（见该报１０月２０日），问他对中国作家有什么建议，马悦然说：“我愿意他们写自己喜欢写的东西，不应该听外人的什么意见。”我们中国人谈起文革后新时期的文学成就，陈忠实的《白鹿原》往往要坐到第一把交椅。但在西方，苏童和莫言远比陈忠实知名。或许西方人觉得，这两人书中的残酷，更为接近人的本性。这能证明陈忠实写得不如苏童、莫言吗？很多人，包括笔者在内，仍然很欣赏《白鹿原》的史诗气质。说起诺贝尔文学奖的看走眼，人们常举托尔斯泰也没有得奖的例子。托尔斯泰如果活在今天，如果还是写《战争与和平》那样的作品，要是允许做一次乌鸦嘴，敝人斗胆揣测，托翁还是要落选的。在强敌入侵的严酷环境中，年青一代仍然生气勃勃地成长起来并走到历史舞台的中心。他们或许有着肉体的伤疤，但是战争居然没有给他们留下任何精神疾病！这种对人类生存状态抱着本质上的乐观态度的史诗式巨著，早已在瑞典文学院的评奖口味之外。但是，托尔斯泰写得比品特差吗？谁的文学史地位更高？——这是一个不需要讨论的问题。 每年１０月，似乎总有一种气氛，总让人感到，某些国人就像萝丝一样，关在自己的“房间”内，却时时担心瑞典文学院那不透光的“地下室”里，会放出什么不够份量的某国无名作者，从而再次“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其实，最后真正伤害了萝丝的，却是房间里的人——更广义地讲，是封闭生活所导致的狭隘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