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体现了移民的挣扎
我问：在精神价值上你可能比较认同武男；但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你最喜欢你笔下的哪个人物？
哈金毫不犹豫地说：萍萍。从中文看不是很明显，但是从英文来看，她说的那种语法不通的话，很有特点，正是一点不会外语的人初来美国所说的英语。她的精神上始终都很乐观。
——那么，在在所有作品人物画廊中，你自己认为哪个人物塑造得最满意呢？
——还是萍萍。在我塑造的所有女性当中，她是最丰满的、最生动的。
从萍萍的英文半通不通，我们的话题又回到了语言。语言是哈金这部书探索的重点，也是这部书引起文学界争议的焦点之一。美国和英国有些评论家批评其语言破坏了“英语的纯洁性”；80多岁的文坛名宿厄普代克，在《纽约客》撰文评论哈金这部作品，对其语言也有微辞，认为“累赘”。
哈金不认为这是这部作品的“阿喀利斯脚踵”，他在这部作品出平装版时，并没有修改所谓“累赘”之处。哈金认为，自己这样运用语言，是表现移民真实生活的需要：移民来自外国，他们怎么可能一到美国就能讲一口流利英语？像武男将“thank you”说成“sank you”，萍萍说“We not open yet”，语音不准，语法不通，这才符合、也才最能充分表现出这些人物在刚来新大陆这一特定时空的困境。哈金对我举了好几个熟人为例：许多人在祖国、运用母语时思维敏捷、妙语连珠，在人际交往中如鱼得水；然而来到异国他乡，处在另一种语言环境中，就变得迟钝、畏缩，甚至封闭。“纳博科夫《普宁》那本书的主题就是移民的语言。主人公是俄国移民，在英语人群中像个傻瓜，但是在母语人群中就好像变了个人。”
我记得有人曾半沉痛半调侃地说：当用外语思索和表达时，“智商要减一半”；哈金所用纳博科夫的比喻更为形象：就像“在爆炸中失去七、八个手指后重新学会拿东西”。这对移民的心态和性格产生极大影响。哈金告诉我：纳博科夫从来不接受当面采访，都是用笔来回答记者提问。
要准确地表现这些人的心态，现成的英语是不够用的，必须自出机杼来创造。“美国人受不了，私下说‘中国人的语言不规范，对英语纯正造成冲击’——但许多词，因为社会文化背景不同，确实没有常见的英文词可以信手拈来。例如‘官迷’，就很难找到对应的英语单词。‘officer seeker’（职位追求者）比较接近，但是没有表达出着迷和疯狂。”哈金只好选择了一个很生僻的词“emplomaniac”——这也许使美国人觉得生硬，但在中国语境中，只有它最准确了。
不仅如此。哈金2008年4月4日在布朗大学“全球化时代重估外语教学大纲”研讨会上的主题演讲，就题为《为外语腔调辩护》（明迪中译，刊于《多维时报》）。他开门见山：“英语的一个独特荣耀是，相当数量的文学作品是由英语为后天习得而非先天所得语的作家所创作的。”哈金指出，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生于波兰）是这一文学传统的奠基人，而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生于俄国）则代表它的高峰。
这两人走了不同的英语创作路径。哈金说，在康拉德的小说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一种由英语字典所界定的语言边界——他不会创造那种会使英语耳朵感到陌生的词句。“在这样一个边界内，他设法写出了里程碑式的作品”。纳博科夫不同，“他从不把自己局限在标准英语里，而是经常把这个语言的边界向外推移”。“即使是韦氏词典也没有对他构成一个边界，而更像是一幅地图，因为他会毫不迟疑地创造新字和新的表达方式，如果词典里没有的话”。哈金指出，“结果，英语不得不变得有些异化。不过，在美国移民小说中，这是一种常规技巧。”尽管“对母语者来说，我们不可避免地听起来有外语腔”，但这正是外来者对英语做出的贡献。
对约翰·厄普代克所列举的《自由生活》语言上的“小违规例子”，哈金说，“懂英文的中国人看不出那些用法有什么不妥。”
哈金告诉我：他接到很多亚裔美国人的电子邮件，他们喜欢《自由生活》，没有一个说这本书不好；但是母语是英文的白人，却有的喜欢、有的不喜欢。
冲突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的
谈到移民面临的挑战，人们往往脱口而出“文化冲突”。“文化冲突”这个概念，真能涵盖移民来到美国的不适应吗？
不适应有很多种，“文化冲突”只是其中一种而已；而第二种，是有较高文化素养、有强烈精神追求的所谓“精英”，与身边大众之间的冲突；还有第三种冲突，是与居住国的精英的冲突——新来者挤占了原来者的空间和资源，让他们感到了对其游戏规则和价值观念的挑战。这些，都无法用“文化冲突”来一言而蔽之。
我问哈金：你作为移民作家，这三种冲突，感受最深的是哪一种？
哈金想了想说，第一种，即所谓中国人与异族的“文化冲突”，移民生涯刚开头时很强烈，时间长了，就逐渐缓解。个人本位还是集体本位？这也是“文化冲突”的重要内容。哈金的前几本书也涉及这个主题，但是那些故事都发生在原来那个以国家为本位的环境之中；而《自由生活》的故事，却是离开了那个环境，在以个人为本位的新国度里展开，这种冲突就更为明显。
第二种冲突，是精英和大众的冲突。哈金同意说，大众趣味确实正在低俗化，很多畅销书简直是笑话，而体现民族文化精华、心血结晶的作品，在市场上却竞争不过畅销书。他回忆写《好兵》（Ocean of Words）那年，乔治亚州的作家、写作者们开party，各人把自己的书都拿来陈列，“有人对我说，你写这么本书，谁会买呢！说这话的人对我一点没有恶意，别人都不买我的书，就他买了一本——他是可怜我。”
学者赵毅衡有篇文章讲“往下笨”（Dumbing Down），批评西方社会的文学水准、艺术趣味都不停地往下掉，“很笨，更笨，极笨”（Dumb，Dumber，Dumbest），影视娱乐和教育“白痴化”，致使那些有精神追求的精英，越来越鹤立鸡群，孤立无援。有思想和艺术价值的作品，市场受到严重压缩。哈金也有同感，他说，这种现象“就是同一国度、就是在中国，也常见”。布兰戴斯大学一位读化学博士的同学对他说：你干嘛学文学，我儿子他们将来就不需要文学——此人还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呢。“我刚开始用英文写作时，周围不少朋友就不理我了，看不起嘛！”在哈金看来，这很正常，要有精神追求、文化目标，就得做好被孤立、被讥笑的思想准备。
这种冲突在哈金的图书销售上也体现出来。他的长篇小说英文版卖得最好的是《等待》，“写了爱情故事嘛！而《战废品》基本上没写女性、没写爱情，卖得就不怎么样。”《战废品》叫好不叫座，在美国文坛上评价很高，但读者不肯掏钱。
哈金感受最深的，是第三种冲突：外来者精英和本地精英的冲突。 “我们来到这里，不仅占了美国本地精英的空间和市场，而且如果用英语写作的外裔作家队伍壮大，那么确实有可能让美国文坛的游戏规则也发生改变。美国文化崇尚创造，美国人也很希望成为作家、艺术家——比中国人这种心态强烈得多。对于中国人挤进这一精神创造领域，他们看得很重。美国人同样嫉妒，同样不愿意看到外来人做得比自己更好，因为这证明了自己无能么。这是人的本性，美国与中国都一样。”
哈金说，由于自己是外来者，用英文写作必须写到一般美国人可望不可及的程度，他们才能接受。
哈金的夫人卞丽莎更是快人快语：美国文坛上的倾轧，一点不比中国文坛上缓和。“美国人自己怎么写都行，你是外国人，你这么写就不行。有个词儿，说是150年没人用了，他哈金怎么就用了？实际上前几年就有一个美国作家用了。”哈金在一旁笑了：我教书正巧就介绍了那个美国作家用了这个词儿的作品。
中国人说“一言丧邦”，美国文坛倒真可以说“一言丧书”。哈金介绍，美国不像中国有中宣部这类官方机构下指令，但他们有大的媒体，有一套机制来控制：“像《纽约时报》书评，如果你第一本书出来，它给你一个劣评（bad review），你就好几年缓不过气来。我有个黑人作家朋友，第一本书出来得到一个bad review，多年抬不起头。”哈金的一位老师，是个老作家，也因为《纽约时报》对他的书评不佳，书店把他所有的书全部退回来，“八千本呢！到现在多少年了，他什么也不敢写。”
丽莎说，《时代》周刊这次就给哈金来了一下。哈金导师的儿子是《时代》周刊编辑，他母亲是位小说家，他本人和他弟弟也写小说，但默默无闻，他在许多重要场合批评《自由生活》。
哈金介绍，这几家书评媒体之间也有联系，有一家不给好评，另几家也都不给。“林语堂为什么后来离开美国去南洋大学当校长？就是因为美国评论界不给他好脸色。不过，好在美国的文坛没有人能够永久控制。”
对美国文坛诗苑的盘根错节、勾心斗角，哈金在《自由生活》中有生动的描绘。
哈金能够在美国文坛一路奋斗写出来，辛酸苦辣难与外人道。“艾默里大学雇我当助理教授时，系主任休假没在，聘我不是他决定的，他就百般看我不顺眼。系里开会时我每说一句，他就噎我一句。”系主任跟哈金所在项目的老板不合，这位老板原来在耶鲁教书，出过很多著作，系主任搞不动他，但认为哈金是他的人，就来整哈金出气。
这是第一份工作，怎么受气也得坚持。丽莎回忆：那段时间，哈金一开学往学校走，肚子就开始疼；回来肚子鼓老大，儿子和我就给他按摩。我们要他辞职，他不辞——他就是犟！那几年遭了罪啦！他憋了一肚子气，白天晚上废寝忘食写东西。
哈金苦心琢磨如何让闪现在脑海里很久的人物走出来，他用写作驱走焦虑，也用写作显示实力。直到他出的第四本书《光天化日》获得奥康纳奖之后，系主任态度才变了——他已经赶不走哈金了，哈金的处境这才大为改观。
难怪《自由生活》的献辞是：“献给丽莎和文，本书里有他们的身影”。哈金说，妻子与儿子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在我写作时，能有一个稳定的家——好多年了，有不顺利的事，就得回家养息，靠家里人的安慰”。
歧视倾轧，也有地域和族裔之别。哈金说：“南方厉害，当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艾默系大学人文科目就只有我一个亚裔；波士顿大学这里亚裔就多了，相对来说就好一些。”哈金还介绍：白人之间好一点，圈子大，资源多，出版社、媒体多半控制在他们手里；他们对黑人也不敢太过分——惹不起；亚裔中，印度人也不太受到歧视，“印度人为何那么厉害呢？因为纽约文学出版界有个叫萨尼·梅塔的总裁是个印度人，他可以被称作出版界的‘教父’，拉什迪（《魔鬼诗篇》作者）、奈保尔这些作家都是他拉扯出来的，印度人也形成了一种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