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颜路打电话说，蓝城下了雪，他说蓝城在他记忆中，还没有下过如此大的雪。无疑他的口气颇为兴奋。在我的印象中，只要提到他不感兴趣的事情，他都会变得格外兴奋。
“我嫂子好吗？”他问。
“米佩好吗？”后来他问。
“那只刺猬还喜欢吃苜蓿吗？”后来他又问。
我听到他在放音乐。他喜欢给我打电话时放那种抒情音乐，而且通常声音弄得很大，我听到这次是M2M的《pretty boy》，“真是变态啊，”他嘟囔着说，“我为什么老碰到变态的事呢？你知道吗，小轩又回来了。”
我说他不是去新西兰了吗？
“是啊，”他笑着说，“去了才不到一个月。这次回蓝城，据说是因为把那条方格围巾忘在家里了。所以回来拿。”
“他回来就为了拿那条方格围巾？”
“是啊，”他抑郁寡欢地说，“小轩是坐专机回的。最近新西兰那边老有坠机事件，他妈怕是拉登搞鬼，所以派专机接他回来。你不知道吗？他妈是意大利一个跨国公司在蓝城的业务总代理。什么？我从没和你谈过？这怎么可能？反正他回来就开始下雪了。你说，我为什么老碰到变态的事呢？”
“你和你的那个汤姆.克鲁斯处的如何了？”
“还好啊，”他笑着说，“我们昨天又约会了。可是……”接下去他说那个汤姆.克鲁斯在和他约会时，要求做“那样的事情”。所谓“那样的事情”就是他不喜欢的事情，就是那些让人难以接受的事情。“我没答应的……” 他笑了。他笑的时候好像很内疚，“昨天我们在酒吧跳舞，克鲁斯的男朋友又打手机了，肯定听到酒吧的音乐声，”他沉默了会说，“我好像成第三者了。你知道我不是那种惟利是图的人，可是，我一定要把握好这次机会。我的机会已经不多了，我都21岁了，老了呢。”
我不知道要对他说些什么。我好像从来不知道要对他说些什么。在我们的交往中，大部分时间是他在电话那头讲述发生在他身边的事情，而我在电话这头安静地听着。我必须承认他是个口才很好的人，也许这和他做过一段时间的电台主播有关系，比如，他擅长使用那些极为客套的词语，“对不起啊，我又占用了您这么长时间，”“谢谢您啊，您是个宽宏大量的人，”有时候他也使用那种抒情口吻，“今天蓝城天气晴朗，适合情侣去爬山，当然，千万别忘记带避孕套。”我常误以为我正在倾听一个午夜电台的主持人，单独在为我一个听众播音，除了感激，我还能说些什么？“这么晚了，人们都睡了，只有我还醒着，”他经常这样结束那些芜杂纷乱的谈话。
“你知道我不喜欢下雪，”颜路最后总结性质地说，“可是小轩喜欢，所以他回来后，我们这里就下雪了。我去机场接他，坐在出租车里，靠着车窗，雪就开始下了，和他离开蓝城时一模一样，只不过，那次我哭了，这次没有，”他好像喝了些水，他的喉咙咕咚咕咚响着，我似乎看到他的喉结核桃那样做着活塞运动，“我觉得很奇怪。你说，我这么单纯的人，干吗老遇到这么变态的事呢？”
2
2001年春初某个晚上，我接到蓝城一个大学同学的电话，说他的表弟颜路从佳木斯旅游回来，路过A城买不到车票，要我帮忙搞一张。这个同学大学里好像和我一个系，但不同班，在我印象里我们根本没有任何交往，我对他知道我现在的电话号码和我老婆在火车站当售票员感到很诧异。我当即答应了他。
“他在第八个售票口的第三根柱子旁边等你，他是个很帅很高的孩子。耳朵总是塞着耳机，听莫文慰的那些烂歌，他干吗喜欢那些靡靡之音呢？真是的！”最后他似乎赌气似地挂掉电话，也许，他把我当成他不怎么喜欢的表弟了。
我老婆搞到票的那天恰巧没上班。我只好去送票。我没料到赶上塞车。那个司机肯定是个抑郁症患者，在半个多小时的行程中竟然没说半句话。交通电台的女DJ不停播放着一些摇滚乐。我被那些重金属敲击地失却耐性，变得焦躁不安。这种情绪让我在见到那个叫颜路的男孩时保持了冷漠的态度。如他表哥所言，他真的站在第八个售票口的第三个柱子旁，肩膀上背着一只硕大旅行包。见我朝他走过去，他犹豫着朝我摆摆手。
“你是颜路吗？”
他点点头。
“这是今天晚上的票，你快去候车大厅，还有半个小时就检票了。”
他点点头，把票接过去的时候他才问道，“多少钱？”
我摆摆手，他就没吭声。我觉得这一切在瞬间变的异常可笑。他的确很高，那条喇叭腿的牛仔裤和那头金黄色的板寸让他显得很时尚，在夜鸟般嘈杂的旅客喧哗声中，他显的疲惫而略带伤感。我本以为他至少应该说声谢谢，然而他只是瞥了我一眼，问道：“多少钱？”
我说车票才三十块钱，就算了，然后又说了些“以后有事情找我”之类的客套话。而他只是恍惚注视着那些匆忙的旅客，后来他把火车票随手掖进长长的T恤袖口，面对着我，拍拍我的肩膀说，“再见。我现在身上一分钱都没了。你放心，我会把车票钱给你邮寄过来。”
3
2001年春末，我老婆经常上夜班。我觉得，让一个刚结婚半年的女人每天值夜班是件残忍的事情。刚开始的时候，我老婆向她们班长反映，说她胆小如鼠，而且患有轻微的心脏病和梅尼尔综合症，值夜班只能加剧她的病情。但是那个满嘴黄牙的女班长一口拒绝了她，后来她继续向站长反映，那个终日满身酒气的站长盯着她说，他知道她是个思想上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具有超强责任心的好同志，她应该为组织交给她这么艰巨的任务感到荣幸。我老婆相当沮丧，以至有段时间，我必须象哄三岁婴儿上幼儿园那样哄着她去上班。赶后来她就习惯了。什么事情一习惯你就慢慢爱上它。所以之后的情形是：每天傍晚6点，我老婆迫不及待地吞咽掉我为她煮的精美晚餐，挤在那些刚刚下班的人群中，象只敏捷的袋鼠跳上23路公共汽车，匆忙赶往她无比热爱的火车站。这种颠倒黑白的上班制度让我们的共处变成一种奢侈行为。很多个夜晚，我单独吃完晚饭，不知道自己能做点什么。后来我通常会在那个小区花园溜达两圈。春天让这个所谓的花园保持了华丽色彩，那些单瓣花朵和耀眼的枝条吸引了众多昆虫。我突然有个念头，我想逮些蜜蜂放进我们家客厅，也许它们嗡嗡的歌唱声会让那些沉闷的夜晚象蜂房般温暖。
我就是小心着逮一只细腰金色蜜蜂时发现了那头刺猬。我从来没想到刺猬竟然长得那么丑，我弯腰拎起它，它狐狸样的嘴巴让我觉得滑稽极了，而且我更没有想到的是，它的那些灰褐色的刺如此柔软。我用手抚摩着它并不可怕的武器，突然觉得这个春天真他妈荒谬。
我觉得至少应该为这只小动物准备一个象样的巢穴，对这个想法我有些吃惊。要知道我从小就是一个讨厌动物的人，尤其是那些动物的眼睛。在我的印象中，当我注视着它们幽深的瞳孔时，我常常发现它们和人类有着完全相同的眼神。这让我总是怀疑，这些动物的瞳孔里是否栖息着那些死掉的人。这只刺猬也如此。我想要不是我真的无聊到了极点，它一辈子也不会出现在我的房间。
电话是我正在给刺猬找箱子时“铃铃”地噪舌的。在这座陌生城市，我的朋友极为有限，他们仿佛一群患了自闭症的鼹鼠昼伏夜出，而且除了跟我借钱，他们一般不会前来贸然拜访。他们也从不给我打电话，因为他们认为，对着话筒和一个看不到面孔的人交谈是愚蠢的行径。我迟疑着拿起话筒，然后我听到了一个男孩的声音，“是米佩家吗？”我说是的。然后那边沉默了。我听到了他轻微的喘息声，他好像正在斟酌着讲话的方式，“你知道我是谁吗？”
这种恋人间最喜欢玩的幼稚把戏，由一个男孩来做我觉得很不舒服。我懒懒地说了声“不”后，那边又沉默了。我有些不耐烦起来。“你现在做什么？”他问。
“我正在给一只刺猬造房子。”
“你也喜欢养动物吗？哈哈。”他略显夸张的笑声在电话里小心翼翼地震动，“我也喜欢呢。你知道我养了只什么动物吗？”
我极力回忆这个人是谁。然而我最终放弃了这个念头，“一条蛇还是一只蜥蜴？现在好像挺流行这个的。”
“错了啊，”他说，“我养了一只正处于哺乳期的公狼。知道它的名字吗？它叫小鸭子。”说完他自己在那头开心地大笑起来。很显然他似乎把我当成了他的朋友。或者说，这个陌生人有种让人能片刻和他交上朋友的能力，我发觉我并不是很讨厌这个人，这个人竟然养了一只狼，还给它起了个“小鸭子”的弱智名字。
“你到底是谁？”
他没有回答我，而是开始喋喋不休，“哎，你不清楚，当初把这只狼从东北带回来费了多大周折，上火车前我把它藏进我的旅行包，为了不让它窒息而死，我用瑞士军刀把我500块钱买的亚得牌背包割了十三个洞---真巧啊，和我耳洞的数目一样多呢。更重要的是，我得逃避母狼的追捕，你不知道吗？母狼对幼崽的气味有种超乎寻常的追踪能力---美国联邦调查局现在正在培养大批母狼，作为稽查毒品的秘密武器呢---在火车站检票口，小鸭子的嘴巴竟然从一个洞里钻了出来。在火车上，我一共喂了它128根火腿肠和三只苹果，对，还有一个蛏子味儿的馅饼和一把芹菜，我真不知道狼还是素食动物呢。”
我把话筒夹在耳朵和肩膀中间，听他叙述关于饲养狼的种种心得。在这期间，那只刺猬不知何时从箱子里跑了出来，开始以蜗牛爬行的速度在地毯上匍匐。我发觉它在爬行过程中保持了一种超乎寻常的警备状态，它玻璃球状的黑眼珠仿佛淘气的孩子那样乜斜着我。我忍不住笑了出来，“你觉得很可笑是吗？这可是真的，”那个人笑着说，“我妈现在也开始喜欢上小鸭子了，我估计小轩也会喜欢上它的，因为它除了牙齿尖利一些，好像和一条狗没什么区别呢。我为什么就不能养一条牙齿尖利一些的狼呢？等它到了发情期，我会把它捐赠给我们这里的森林动物园。”
我悄悄放下话筒。那只刺猬已经骄傲地爬到卫生间去了。等我拎着它短小的脚趾，顺手将它扔到盛电脑的纸箱里后，方才想起了那个神秘的电话。可是当我重新拿起话筒时，我只是听到了“嗡嗡”的电话挂线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