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冰洋的礼物》后记：与菲利普·拉金相遇
二〇〇三年一月，桑克翻译的《菲利普·拉金诗选》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印数五千册，定价十八元，正文前有英国诗人、评论家布莱克·莫里森的《论拉金》，书后附有菲利普·拉金生平和创作年表，就这样，这位口吃的英语诗人算是比较体面地到一个汉语的国度寻求他的读者来了。
这是菲利普·拉金的第一部转译成汉语的诗歌选本。此前，关于拉金的翻译，就我所知，有王佐良、黄厚堃、黄杲炘、傅浩、彭予、裘小龙等翻译家的少量译介。但桑克的这本黄封面的诗集，入选的诗歌数量之多，足以囊括诗人一生创作的精华。
我甚至为这本诗集写了首《一本黄皮封面的诗集》的诗。我在诗集第三十八页的上方，还破例盖了一枚“东升”的印章，“东升”是我那时居住和工作单位所在的路名，至于这三十八的数字，正是我的年岁。当我翻开这一页，一切自有天意，竟然是拉金的《用心求爱》：
……我从来没有问过，什么
使你让我
深深着迷……
很幸运，我在三十八岁的年龄上遇到了菲利普·拉金，而不是青春洋溢的二十八岁或者更早。拉金本质上是一名中年诗人，或许只有在三十八岁这个年龄上，我才可以相对深刻地理解他，进入他强调的所谓“经验本身”的诗歌世界。
此后，大约有两年的时间，汉语的拉金像一个老朋友一样地陪伴着我的创作。他打量世界的方式，他的语调，他行文中并不回避的那些污言秽语，甚至他的嘲讽，都让我深深地着迷。随着阅读的深入，他开始影响到我。与菲利普·拉金的这次相遇，不得不让我重新校正以往的诗歌观念，并主动地将原先杂七杂八的本土影响统统格式化了。
也正是藉着这个亲切的光头诗人，我还认识了此时正默默从事着拉金翻译的舒丹丹。此后，我读到了很多舒译的拉金诗歌。舒丹丹本人的专业背景，她的菲利普·拉金，或许更接近于拉金本人。正是在她那里，我开始接触部分原汁原味的拉金诗歌。我还有幸听到了菲利普·拉金出色朗诵他本人诗歌的美妙语调……所有这些，对于深入地去理解一名我喜爱的英语诗人无疑是有相当帮助的。
拉金使得我诗歌的眼光收束，关注的区域尽管不甚宏大却让我焦距集中，也因此，那些年里，我的诗行突然截短了——我以向拉金致敬的方式来让我本人的创作增加一些耐人寻味的东西。
那些年里，对菲利普·拉金的喜爱，几乎是与我创作《北冰洋的礼物》相始终的。写作这部诗集的过程中，我一直遵循着这名英语诗人的教导，把自己硬生生地从纷繁芜杂的世界里抽身而退，径直退回到自己的生活——我开始从自己的水井里提水，并诚实地书写自己。这样的写作，必然地要求我将一行行诗歌落实到细节的实处——这几乎是我到了中年以后的写作特征了。
本书的前面部分，可以说，我借来了一双异域的眼睛，打量我自己的“所见所思所感”。换言之，这些诗，尽管由我用汉语写出，却几乎是菲利普·拉金赠予我的一份礼物。为此，我心存感激。但后半部分有所偏离，也就是说，我在一个外力的加速度把我推入轨道后，终于像一颗星宿一样学会了自转——从事诗歌写作十五年之后，在词语的密林中，我学会了走路，并领略到了散步的乐趣。
这部诗集，我在本世纪消耗掉的最初八年的时间，都在里头了。它是那些年里我的经验的产物。诗歌指向我的内心生活。不少的诗行中隐藏有我卑微生活的尊严——当此时代，我以为，诗是关乎一个人的尊严的产物。诗可以蔑视强权，忽略貌似强大的单面人，而直接找到滚滚向前的时间。换言之，诗可以直接穿透黑暗的隧道，径直奔向隧道尽头的那一簇光明。
这部诗集的首次编定大约在二〇〇五年，后来，经过了不断的增删和修订，但从编定成为诗集的那一日起，我就琢磨着要写下以上这些致敬的话——既是对于拉金本人，也是对那些出色地翻译了他诗歌的译者。诗人应该清楚自己的来路并铭记那些强健了自己体魄的营养——无论是本土的，还是来自异域。
二〇一一年五月八日
《生活研究》后记：半完成的一次对焦
生活是一个令人恐惧的词。一个人进入中年，传统意义上的生活诗意，至此，我以为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而生活的本质——血淋淋的内脏、咄咄逼人的真相，开始显现并一再地推到我的面前，使得我有理由对这个语词重新做出自己的判断了——
生活摁下我的脑袋
要求我在一根弯曲的原木上
弹出一道笔直的墨线
这种不得不置身当代生活现场的尴尬，我相信并非为我一个人所感知和体验。一直以来，命运将我扔在一个庞大到虚无的人群中，成为这个沸腾的年代里为数不多的一名不愿意服从游戏规则的资深潜水员，然而，我却意外地在水底获得了一个新鲜的视角——我总算相对清晰地看清了这些年里狗脸的生活不断在一个诗人面前变幻的牛首马面。我把这当成是底层生活必然给一名诗人的奖赏。
上面这首仅仅三行的诗（当然不是诗集的全部主题），是从我的一首稍长的诗歌中抽离出来的。写到这里，我忽然有所觉悟：我的这部《生活研究》，难道不是从庞大的生活现场一一抽离出来的？如同照相术，只能向目击的宇宙挖取微不足道的小片风景，诗集《生活研究》也是我向着庞杂的生活场景挖取的几个片断，但我努力将这些片断置于我的词语的显微镜下，耐心而细致地去探究它们。我就这样在中年以后让诗歌变成了照相术一般的一种减法艺术。
诗是关乎一个人的尊严的分行，关乎灵魂。诗的创作过程，注定了诗人必须研究这个时代，研究这个时代的纹理，研究这个时代的男人和女人以便有所取舍。“研究”这个语词，因此成了这部诗集的一个显著的后缀。但是，试图用一个后缀（哪怕是“研究”这样一个出色的后缀）来统一一部诗集的主题，终归是徒劳的。不过，我在不断重复这个貌似庄重实则不无反讽的后缀过程中，也的确有将我这一个时期的诗歌打上类似于某种身份印记的企图。我把这个行为看成是一名诗人在一个后缀里的后现代表述。而我纸上的表述远远要大于实际的研究能力。
大约在一九二〇年，伟大的叶芝在《基督重临》一诗中这样哀叹：“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 ，/ 世界上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中心的溃散使诗歌的聚焦能量严重不足，诗人由此丧失了对时代主潮的把握。时至今日，我们这些传承了诗歌这一门古老技艺的人中，还有谁能够说如同我们出色的前辈那样抓住了这个时代的主要矛盾！一代人的惘然，使得这个年代的诗歌创作尽管数量庞大却惊人的单一，从而变得少有的无足轻重。诗终究不能像鼓槌准确地落在鼓面上那样的振聋发聩了。很明显，由于时代的因素使然，诗人眼神的严重闪光已经像瘟疫一样感染了诗歌，如此，为一本诗集加上一个醒目的后缀，完全可以看成是一名理想的诗人对焦现实的一次努力，当然，对于我来说，它仅仅是半完成的一次对焦。
“生活”是一个世俗的语词，而“研究”是诗人的天职。生活有无数的可能性，而与之对应的诗却只有一种，也就是诗人抓住了生活的瞬间由此剥离下来并结实地扔到了纸上的那一种。因此，关于这部诗集以及随后可能的谈论，我希望它们源于具体的文本——必须回复到我剥离它们时那种丝丝作响的时刻。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