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句话：文学是我们与世界相互生成的方式。什么是相互生成？它给你，你再给它。世界是什么样的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我们能通过文学理解它为什么是这样的，还可能是什么样的。我们都知道，所谓过去只是被实现的无数可能中的一种。这就好像往左往右都是万丈悬崖，可人类，就像一个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踩钢丝者，尽管被蒙住双眼、手上并无平衡木，但还是走到今天，居然还能小跑起来……这也未免太不可思议了。要尝试去弄明白是一只什么样的不可思议性的大手托住万物所有。不要把过去的经验奉为不可置疑的圭臬。
我们要继承传统，更要警惕之。在文学领域，当下中国的传统话语权实在太强大了，比捂在人们嘴上的巴掌还要强大。传统虽好，已然匮乏，是不够的（这里的传统是指先秦诸子、唐诗宋词所建立起来的那个滞重古老的中国经验，并非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所建立起来的革命文艺的传统。后者当彻底摒弃之）。我们要拥有世界文学的高度，就得摆脱乡土中国的经验一一从故事模式到叙事技巧，不要老惦念着那点地主家的余粮，一昧维稳，你也维不住。要真正地为文学做点什么。
比如我们都说小说需要现代性。如何实现？注入更多的结构、语言的当下性与陌生感、对世界的概括力与洞察力，要打破小说是叙事之艺术的范畴，使文本不仅止步于描述，开始自我的分析与论述，同时能够把种族冲突、科技增长、海量信息高速流动、微博、手机阅读等层出不穷的新现象纳入其中，小说才能向死而生，与世界紧密联系。
什么是现代性？在艺术领域，简单说，即对人的解放，使人回到个体，让具体的国家、民族、肤色乃至于性别，成为思考的原点，而非束缚。个体的人在全球视野下与世界的互相祝福。现代性承认无知，它先假定一切知识皆为可修正的理论，把结构打开，朝向星空，朝向我们的心灵。权威瓦解了。任何领域都要得到切割与阐释，这意味着巨大的风险、更多的可能，随时可能出现的惊喜。它具有启示性，通向未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现在太要一场新的文学运动，不是说要搞激烈的断裂，而是说要能够把当下一些年轻人的作品经典化，给予足够的阐释与传播，一点一滴建立起新的汉语文学传统。只有这样，那微暗的火才不至于在清冷的陋室中熄灭。文学本身才能得到更丰富的斑斓图景。
第二句话：文学将不可避免地要被重新定义。从二百年前近代科学出现开始，人类社会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从一个古典的可持续的封闭社会转型为一个现代性的不可再生的开放社会。谁来定义，怎么定义？黄昏不再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而是几百万辆车子下班途中的烦燥与汽笛长鸣。我们要想一想这个变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说，我们是在书写这个时代，否则以一个封闭社会里的经验来处理一个开放社会里不断涌现的新事物，所能收获的恐怕只有虚假的繁荣。
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艺术表现手段，已经远远落后于现实。所谓神奇的中国每天都有奇迹。奇迹，不同寻常的事，小概率事件。现在每天都在让人啼笑皆非地发生，这又意味着什么？我并不是说要文以载道。道，是可疑的，至少它是被糟蹋了的。我讲的是世界的复杂性与人的局限性。世界趋于复杂。这个复杂性，在一个古老巨大滞重的文明中，在这个犹如天体一样缓慢孤绝转动的中国，又有什么样的呈现，又为什么会有这些斑斓图景？而人的局限性（并非是性善性恶等道德判断），在面对这种复杂性时又会有什么样的化学反应，作为文学工作者又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姿态去言说，去在混沌之物上打出一个洞。
我不是反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时间长河中的毫无意义”，但，只有在那片荒涯中搭建出城堡与宫殿，我们才能理解传统，构建未来。大师们的著作很好，但是不够。我们有我们的价值。我们要学会阅读经典，但不要被经典所豢养，更不要被所谓的世俗成功、文学地位所奴役。再说得不客气点，现在的中国文学，基本就是一个帮闲文学。更糟糕的是，许多文学工作者意识不到自己帮闲的性质，反而认为自己是在为时代立碑，为百姓代言，存在严重的自我认知障碍。我们要反躬自省，不要拿“我觉得生命就是一场歪打正着”这种话搪塞自己，自己真的配得上“作家”这个词么？过去几年，面对世界，我一直以为自己拔出的是刀子，最近才慢慢想明白，我拔出的其实只是筷子，还是非常贪婪的那种。我一再说，只有克服内心的傲慢与偏见，我们才能真正知晓谦卑，懂得深情，知道“我”是无足轻重的。什么是深情？看得见别人的好，更要懂得别人为什么不好。
第三句话：我们是自然之子，更是社会之子。为什么说一个“更”字？因为人类文明史，就是一个对严酷自然逃避的仓皇史。前者是我们的来处，后者形成我们的脸庞。我们要能有智慧去认识自己的脸，也要有勇气去摆脱这张脸，要能跟着社会这个不断进化的有机体自我教育、自我完善。自我是贫脊的。人整日喋喋不休的“我”，那个所谓要服从的“内心的声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从娘胎里带来的。“我”是逐渐形成的过程，是光阴累积的结果，是山川平原、历史与当下，人与人之间的奥秘，以及那些不可言说的存在……所有的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动态的。就像涓涓细流形成大江大河。江河东流，不舍昼夜。
在当下，只要我们想，就能很轻松随意地获得知识，乃至于把图书馆装进口袋随时备查。但，那种真正可以让血肉震颤的体验，反而越来越难以获得。尤其是所谓的精英。他们自觉与不自觉地被种种知识符号化、抽象化。作为活生生的人，他们好像早已告别日常生活。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有勇气告别精英们的生存模式，摆脱日常生活的庸俗性，用一种独与天地往来的气魄，去看历史，去登高望远，去真正地把自己的血肉置入文本，去理解万物的伟大以及其必定有的局限。比如民主，大家都知道它是好东西，比独裁专制好十倍，一万倍。但很多时候，在某些地方，被误读后的民主就是两只狼和一只羊投票决定午饭吃什么。而这种误读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又比如全球化，它是不是就是美国化？
前些日子读书，看到一段话，摘录于此：
加拿大的玛格丽特·艾特伍德列出一份清单，说明自己为何要写作：“为了替死者发言。为了赞扬繁复无比的生命。为了赞颂宇宙。为了带来希望和救赎的可能。”够神圣的。幸好，她还说，“为了赚钱，让我的小孩有鞋穿。为了赚钱，让我能看不起那些曾经看不起我的人。为了给那些混蛋好看。”
曾几何时，一批来自社会底层的相当数量的青年人，通过单纯的文本书写改变了自身命运，成为著名作家，进入严肃文学殿堂。而在今天，这种故事就是神话。郭敬明的钱赚得再多，就是一个精明的商人罢了；韩寒虽然得到相对广泛的尊重，但他越来越像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这是什么原因呢？首先是因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普遍的政治话语与意识形态思维。人们刚从梦魇中醒来，想弄明白自己到底是怎么了，以及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梦魇；其次，刊物的普遍繁荣与全民阅读提供机会，再加上“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解放这种相对开放的大语境，使“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成为可能。但，从九十年代初起，随着经济改革的迅猛推进，人人都要成为政治人与经济人。文学急速边缘化。文学的蛋糕越来越小；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增长不再具有普惠性，底层向上通道的肠梗阻被视为改革成本，成为政府对各种利益集团的背书。文学领域亦不能例外。为了捍卫既然利益，话语的把持者必然敌视有可能动摇其地位的文学潮流，也必然会通过“写二代”等方式对手上日渐匮乏的资源进行分配。即，一个人的出身对他的整个人生的影响越来越大。
还需要说点什么，还能再说点什么，在这个“国家抛弃穷人，富人抛弃国家”的时代？词语在屏幕上滑动，它们试图敲碎这个平面，如同石头，渴望敲碎水。
我是金属的囚笼/我是囚笼中咆哮的虎。
黑黝黝的老虎/磨牙、伸爪，绝望地叫。
它什么时候能吃掉自己的心脏？吃掉自己充满沙漠的心脏。用自己巨大的舌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