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门里志（节选）
发布: 2014-5-30 05:43 | 作者: 袁劲梅
结果，那个被打死的人不仅是老魏他们汽车制造厂的水电工，而且，他的弟弟也是钢铁厂的正宗工人。死人的弟弟一气之下，带着一队钢铁工人和一队汽车制造厂的工人，把学校包围了，见了学生就打。学生把大门紧闭躲在学校里不敢出来。派出一个代表解释：是误伤，本以为打死的是一个牛鬼蛇神。钢铁工人和汽车制造厂的工人不理这一套，吆喝着：“打人偿命！交出凶手！”只要以牙还牙。
我妈被围在学校里，三天没有音讯。我爸带着我和吕阿姨去找老魏。老魏在家喝酒，并不是一个参与事的人。吕阿姨一进门就骂他：“你就会对我狠。出事了你就当缩头鸟。那里面是一群小禽兽，能打死一个，不能打死第二个？小风妈妈还在里面呀！”老魏动动嘴，筷子掉了一根，急忙请我爸爸：“坐坐坐。”又吩咐吕阿姨：“苏先生难得来，赶快泡茶，再给小风冲一碗白糖炒米花。”
老魏不是不帮忙，是帮不了忙。老魏实在也就是一个群众，连个小组长都不是。除了读报纸、读文件的时候人家听他的，平时说话没人听。不过老魏说：那个钢铁厂的工人兄弟从小就喜欢个字画，尤其喜欢“猴”字和“虎”字，动不动就去动物园观猴画虎。
这一句话，指点迷径。我爸带着我和吕阿姨直奔燕吟家。燕吟爸爸在五天内写了六张行书，画了四张猴虎图。张张是豪言壮语，革命诗词，“猴”、“虎”二字更是昭然若揭，藏于画间，跃于纸上。燕吟爸爸安慰我爸说：“已经出过事了，他们不敢再打啦了。”又说：“我这字儿是越来越不值钱。能救一回人，也就值钱了。”
燕吟爸爸说这话的时候不知道，三十多年后，他这十幅行书字画还又救过一回人。到了90年代国营企业说不行就不行了，那个爱字画的钢铁工人下岗失业，用这十幅行书和字画换了一个带门面的临街房子。做了自己的小生意，有饭吃，有房住，安渡晚年。据说，要不是内容都是些“金猴”、“虎居”、“砸烂”、“狗头”、“就是好”、“好个屁”之类，那十幅行书和字画，就卖燕吟爸爸的名儿，也能换两个门面房。燕吟爸爸的字画终是值钱的。只是燕吟爸爸后来对自己写过许多造反书法一直愧疚。他说：“亵渎呀，亵渎。那时候，人咋这么窝囊？古人阮籍还能醉卧东平、拒绝皇帝招婚。我怎能就把艺术给贱卖了？”那时燕吟已是某能源公司的副总经理，安慰他爸，说：“时代不同，政治气候不一样。那时候，连语法都坚特不得，您不坚持也没人怪您。不要和古人比，不是您的错。”燕吟爸爸说：“魏晋虽不是什么好代，好歹还存活了竹林七贤,亦醉亦诗……”燕吟打断他爸，说：“叫您别比，别比。您那个时代，谁也甭想醉，革命群众兜头一瓢冷水就把你浇醒了。”
“革命群众……”燕吟爸爸叹口气道：“文革的最大悲剧就在群众整群众！自己本来就是很可怜的人，还要去整跟自己一样的可怜人。群众是暴力的行使者，也是暴力的受害者。”
当燕吟通过国际长途把他和他爸的这段对话学给我听的时候，我正好在跟科安农讨论人脑和智商。我们的书上有这样一段话：“古人和今人的大脑都差不太多……并不是仅有聪明的大脑就能成就，一个优良的文化环境必定要与能人同时并存。如果适当的文化要素缺失了，再聪明的大脑也是白长的。”[ Leslie White (1973). The Science of Culture: A Study of Man and Civilization. p.294]燕吟爸爸的遗憾当然不是对一代大脑的遗憾，他们都是聪明人。他明显是对文化缺失的遗憾。据燕吟说，他爸对自己这辈子的最高评价是：“一个书画商而已”。
那次，燕吟爸爸的书法卖买，换了我妈的一条命。
我妈是作为证人，被工人们要了出来。“这个婆娘不是人”的牌子到了家门口才敢拿下来。好歹人是放了回家。头上戴着某女工借给她的蓝工作帽子，把难看古怪的发型给遮住。眼镜断了，用红线绑着。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显然也被打得不轻。我妈一遍又一遍地说：那个死去的工人是她的替死鬼。而这些送她回家的工人阶级是毛主席派来的，是毛主席给了她第二条生命。感激之情发自内心。如同屈原被圣明招回。
我当时就想给她点破了：是燕吟爸爸的书画给了她第二条生命！但突然想到陈爷爷讲的童话《皇帝的新装》，就没说。我决定不做那个点破“皇帝其实什么衣服也没穿”的小男孩。人，要的是好感觉。我妈自愿自己骗自己。毛主席给了她第二条生命。毛主席接受了她的“得”。
到了晚上，青门里的邻居三三两两来看望。吕阿姨口口声声谢这个谢那个。谢完了还不停地嘱咐我：“要记别人的好。”
我是记往了别人的好，不过，我长大以后，一想到吕阿姨站在门口谢这个谢那个的时刻，也会同时记起青门里的邻居们，一张张博学的脸上都一式显露着一副无能为力的尴尬神情。
这种无能为力的尴尬神情说着一个乏味而惨痛的老寓言：善是种子，不会死绝；但，是一粒一粒的。恶是乌云，只有一团。善可以撒得到处都是，恶依然可以风聚云涌，主宰命运。恶的特质就是聚团成群，像一种疯狂的磁场，又是一种看不见形状的腐蚀。
这个寓言在我后来研究人类学的过程中，时常被我联想起来。看黑猩猩要行凶，都是一群一群地往上冲；看博诺波猿要做爱，也就是一对一对地亲热。我会感叹：幸亏地球上还有几处深深的原始森林让不擅雄武的博诺波猿藏身。也会想到：若这一暴一爱两种相反对立的品性都混合在人的禀性里；而善又是没有手段和能力对付恶的。那“善”该如何存身呢？如果，当今的人类还没有能力消灭邪恶，那就只能想法子制约它。限制它结团为群党。任何人都不能例外，因为任何人都有这一暴一善的禀性。“善”也是一定要有保护自己的森林的。也许，理性、正义、制度和法就是保护它的森林吧。要是“善”没有保护，就是到处都是好人，也整不过恶。
那天半夜里，燕吟爸爸和陈爷爷结伴来了。燕吟爸爸把我从床上拖起来，在被子上垫了张报纸，给我一包炒米花，叫我吃了，说是燕吟送给我的，是对我家苦难的安慰。我睡得稀里糊涂，就把炒米花吃了。这种事，本来第二天一玩昏头就该忘了，结果，从此没忘。那天，燕吟爸爸对我爸妈说：“我们燕吟说了，长大谁也不要，就要娶你们家苏邶风。”
我妈刚挨过打，并不关心我的婚事，她说：“青门里的孩子头脑简单，陈先生，贺先生找个机会一定告诉伽伽，那个叫‘皮旦’的女孩子，不是他一类人。就是这个‘皮旦’，拿着一条带血的钢丝鞭，指着死人，凶狠狠地对我说：‘你不老实，这就是你的下场！’”我妈说：皮旦还对她说：“今天我胳膊酸了，便宜你一回。明天再要你好看。”我妈不停地感叹：“还是女学生呀，还是女学生呀。她们难道以后不后悔？”陈爷爷和燕吟爸爸也感叹不已，说：女孩子，怎么一眨眼，就和野兽相差无几了？
我妈说这话的时候，距批斗兔子，也就几个月功夫。如果，几个月的功夫，“皮旦”就会打人了，那个保护她心里的“善”的森林怕是全被“革命烈火”烧掉了。这一切就是从斗兔子开始。杀兔子的时候，她至少有一半是装凶狠，这次是真凶还是装凶？我就不知道了。装着装着就能成真，也是未可知的。
革命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雄性激素？怎么就能让同类有勇气去弄死同类？皮旦打人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她为什么要这样？这些是后来，在我懂事之后困挠我多年的问题。我一直想：有一天，我要问问她。并不是要去和她论长短，我只想知道“女孩子”和“野兽”的界限是在哪里划下来的。这样的机会我还真有了好几次，但“皮旦”选择了忘记。忘记也许是一种解脱。等有勇气打人的人，也有勇气反省了，才是民族的觉悟。被打的人，没参与的人反思来反思去都不够。
那天，燕吟爸爸跟我妈提到我的婚事，是半开玩笑，但也不是无缘无故。因为“皮旦”也带着几个人到他家去过了，命令他给“红造兵”女红卫兵战士画“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宣传画。燕吟爸爸不会画宣传画，但又不敢说不画。真到要画了，燕吟老爸说：“最难画的就是脸。定是不能画丑了的，画丑了，我也活不成。”但是吟燕老爸确实有困难。他一辈子都在画仕女图，一下笔，就是哪种吊眼稍，樱桃嘴，长脸细腰的美人儿。那样的脸儿，也定是不能当红卫兵的。就连画那仕女图用的笔墨也是和画宣传画的油彩大不一样的。燕吟爸爸很是犯愁。他对燕吟妈妈说：“画水粉画，我还画过，换成油彩，我大概只能将就着把油彩涂匀了。可我这双画国画的手末必听我的，怎么就能在几天之内学会的画宣传画呢？”
燕吟妈妈从《变天账》一案起，就不再关心政治。出狱后就在家里研究烹调，运动能躲则躲。她对燕吟爸爸说：“又不是画举世名作，这种东西你还想留传子孙？找个人家宣传画上的人形儿，照着画一个就得。”燕吟爸爸说：“不行。画什么东西由不得我，画风是我的，不能坏。”这样，他就想到了我的乐童脸。他那天对我妈说：“我早就说过小风长了一张乐童脸。乐童，是劳动人民。穷人家的孩子，我就想借你家小风去画几天。大家过关。”
我妈当然同意，只是有点遗憾地说：“这话儿，你以前就说过，怎么到画宣传画的时候才来借？”燕吟爸爸说：“我看小风，就像看自家女儿一样，原来是想等她再长大一些再画她，没想到，她长大一点了，却不能画乐童了，得画红卫兵了。好在你家小风长了一张快活脸，要不然，这宣传画我还画不下去呢。”
于是，第二天一早，我妈就叫吕阿姨用香肥皂把我的脸洗得干干净净，送贺家去了。路上，吕阿姨说：“贺先生的书画救了你妈的命。你好好听贺先生的话，让他早早画完，好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