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大桥是伏尔塔瓦河上最壮观的一座桥，桥上的神像都已经有了斑驳的铜锈。我懒得去考证这些铜锈究竟是后人做上去的，还是本身就是当时的铜像，无论是仿制品还是原品，只要摆放在查理大桥上，俯瞰着静静流淌着的伏尔塔瓦河，都是一种无限的风景。
云集游人最多的神像，当是圣·约翰·内波穆克（John of Nepomuk）的神像，内波穆克乃是波西米亚国王、知名暴君瓦茨拉夫四世（Václav IV）王后的忏悔牧师，所谓忏悔牧师，大概和现在的私人心理医生近似，主要负责倾听王后倾诉。但由于暴君一直怀疑王后与他人通奸，某日便找到内波穆克来问。但内波穆克恪守职业道德，坚决不透露王后在忏悔时所说的话，结果横遭不幸，被一怒之下的暴君投进布拉格的伏尔塔瓦河。据说当晚河面上便升起七颗星星，其余的牧师念其忠于职业操守，遂为其塑了金身，遗体被打捞起来，葬在圣维特大教堂（Chram Sv.Vita），时至今日，在捷克的皮尔森（Plzen）还有以其命名的小镇。
我说这是传说，当地的朋友却认为这是史实，还与我抬杠，告诉我此事发生于1393年3月20日。
我粗略地算了一下，这大概是朱元璋在中国大杀功臣的年份，尽管在不同的国度，但冥冥之中会在相同的时间里造出近似的人和事来，这就是人类在历史车轮上的轮回。
查理大桥上的内波穆克是一尊立像，头顶上有一圈由黄金锻造、将几颗星星串起的光环，左手捧着一只巨大的十字架，右手夹着一根黄金色的棕榈叶，神态悲悯，似乎写满了不合时宜与无可奈何。在暴君执政的时代，敢于反抗暴君，明知会死而敢于赴死，这应该是对于自身信仰的极度虔诚了。
在捷克，随处可见的是对于暴力、专制的批判与反思，就像这查理大桥上站着的内波穆克——最温和的民族，往往遭遇到暴政的统治。中世纪的地牢、刑具，红色恐怖时期的屠杀、镇压，变成了捷克大大小小的博物馆。
走向理性与文明，是人类精神进化的两大主题，这在捷克似乎显示得特别清楚。尤其是近四十年来，从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的“布拉格之春”到哈维尔（Václav Havel）的“天鹅绒革命”，仿佛这个国家一直在束缚、桎梏中挣扎，终于努力地到看到了希望，只有这样的温和，才会凝练出如此的韧劲。
有趣的是，就在内波穆克铜像的基座上，有两块青铜浮雕，一块浮雕上有一只狗，另一块浮雕上有一个人像，两块浮雕早已绿锈斑驳，但上面的狗像与人像均金光灿灿，仔细一看，几乎每一个驻足的游客都会用手去抚摸它们。据导览图说，抚摸它们会给游客带来好运。看来靠抚摸圣像来获得运气，并不算中国特色。
与欧洲许多大桥一样，查理大桥上也有许多街头艺人，放眼望去，真是典型的欧陆风情。首先是各种各样装扮的流浪画家，支着画板，披着长发，惬意地晒着太阳，还有一些先前我从未见过的手工艺品制造者，用碎石、玻璃、羽毛加上颜料，现场制作冰箱贴、耳钉等等，做工不甚精致但却色彩鲜艳、五色混搭，一看便是典型的波西米亚风格——但这些都抵不过圣像们对于游客的吸引力，有几个做手工艺品的小贩，实在是没有声音，索性用报纸盖着脸，呼呼大睡起来。
青铜浇铸的宗教圣像是查理大桥数百年来永恒的主题，在许多照片上的布拉格，都是黄昏时节拍摄的，在这些照片上看查理大桥上的圣像，必然是黑色的影子。所以，我一直都不太清楚这些圣像真正的模样。直至今日，我终于可以站在桥头，在午后慵懒的阳光下，目睹到这些泛着青铜色泽的圣像真容。
坦率地说，这对于我而言，更是一种震撼。
我出生在一个叫做黄石的小城，这座小城有一个附属的行政区，叫大冶，是“大兴冶炼”的意思。早在夏商时代，便有先民在此冶炼青铜器，尔后锻造为兵器，行销全国各地。春秋战国时期，此地成为重镇，全国的青铜制乐器、兵器、礼器乃至日常器皿，其中大半为黄石所制。多年以后，文物学家夏鼐来黄石考古，据说在土里掘出了许多散碎的青铜器皿与冶炼工具，至今还陈列在黄石博物馆里供人瞻仰。
幼时我便看过这些青铜器，天真地认为这种绿色里泛着墨黑，乃是中国所独有。这种颜色的金属，只能用于金戈铁马、钟鼎缶尊。
在查理大桥上，我陡然地看到了如此多的青铜雕像，但却与我同年所看到的样子差之千里，十字架、天使光圈、圣经、牧师……这些“异邦文化”的模样，竟然用中国发明的青铜所铸，这让我觉得恍惚。
记得来捷克之前一日，为拿到签证，我与妻曾在北京驻留，期间曾参观了国家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联合举办的一个特展，是关于十七、十八世纪的英国瓷器。据说当时许多瓷器乃由中国景德镇的作坊代加工完成，但瓷盘、瓷碗上却是《圣经》的人物故事，当那些瓷器摆在橱窗里时，好似远看熟悉的身段，却长着一副陌生的脸孔。
就在写作这部散文时的某个初冬下午，我在武汉遇到了我的老街坊廖康雄博士（Dr. Keneth Liao）。廖博士目前执教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当他听我讲述我在布拉格所看到的风景时，这位知名外科医生忽然变得有些激动起来：
“是的，你如果去了Charles Bridge，那一定能感觉到，你在穿越一段历史，是的，那是历史。”
在查理大桥建成的十四世纪，中国早已告别了青铜时代，在工艺品上，取而代之的是更加精美的成化瓷。欧洲的工艺美术，当不如东方博大精深且精致唯美，但正是这种粗犷之气，反倒更将西方文化中的雄浑崇高之美，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查理大桥东侧尽头，是一座高耸精致的老城桥楼，在老城桥楼下方，我听到了一阵非常正宗的布鲁金斯（Blue Jazz）的演奏声，转头一看，是四个年过半百的老爷子组成的一个乐队，有人拉小提琴，有人吹萨克斯，细细一听，还真不逊专业水平。
“布鲁金斯四人组”一看有外国人驻足，赶紧走上前，手里拿着自己制作的CD，操着蹩脚的英语：“先生买一张吧，我们在捷克很有名的。”
在捷克很有名？我不太相信，但是看着那四个老爷子诚恳的神色，以及那听起来还算不错的旋律，一问价格也不贵，于是买下。刚刚掏钱时，其中一位弹吉他的老爷子猛地一把把我拉到他们阵营里，妻子抬起相机，咔嚓一下，四人组里立刻多了一个五音不全外援。
捷克人就是这么幽默，但有时也严肃的让你害怕。
高楼之下，是查理四世的雕像，独自兀然伫立桥头的查理四世，神色漠然，仿佛目前周遭所发生的一切，皆与他无关。就在他的脚底下，几个黑人水兵大声招呼着游客上船游览，我想拿出相机拍照，结果遭到了其中一个水兵的猛然训斥：
“嘿！不许拍照，我们是军人！”
我收起相机，朝我大声怒吼的水兵立刻笑逐颜开，“先生可以上船看看伏尔塔瓦河，只用五百克朗。”
我终究没有乘坐伏尔塔瓦河的游船，并非由于甫一开始水兵们的无理。原因很简单，我更喜欢站在桥上、岸边倾听河水流淌的声音——尽管细微到几乎无法用耳朵来享受，但我还是可以努力听到这恰到好处的美声，仿佛轻轻地触碰着河水流淌的脉搏。站在查理四世的脚边，那是与伏尔塔瓦河最近也是最美好的距离。
由于担心游客安全之虞，布拉格市政府在下桥处安放了铁栏杆，所以我与安静的河水相距大约五米，河的对岸是清一色的红顶老建筑，再远一点，是一只巨大的调音器雕塑。
有听捷克的朋友讲，曾经那里矗立着的是苏共中央前总书记斯大林（Joseph Stalin）的塑像，1990年捷克民主化之后，斯大林的雕塑被移至“社会主义纪念馆”，取而代之的是捷克人最喜欢的钢琴调音器。毕竟，捷克民族是一个捧红过莫扎特（Mozart），诞生了好几位音乐大师的民族。
看到这只巨大的调音器，不知怎么地，我忽然想起了刚才偶然邂逅的“布鲁金斯四人组”，下意识顺手一摸，他们的CD还在我的行囊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