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园归思雁常来
发布: 2015-4-30 20:29 | 作者: 韩晗
事实上，就当下台湾而言，“联考”已经不再是学生心目中的猛虎。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加深，国际教育资源也开始趋于共享。据2013年相关部门统计，台湾地区已经有27%的学生将选择赴美就读大学，而去欧洲与亚洲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则各占10%，也就是说，有近50%的台湾应届高中毕业生不再选择“联考”这种形式留在台湾本地继续攻读学位，而是选择了留学海外，“联考”亦不再是上大学的唯一出路。因此，相对于20年前来讲，台湾地区应届高中毕业生不再对联考有恐惧之心。
但纵观蔡智恒的所有小说，“联考”却是一个近似于“梦魇”的情结，无论是《槲寄生》、《暖暖》还是早期的《7-11之恋》等等，都或多或少地描述了“联考”的残酷。这反映了一代人对于“联考”噩梦般的回忆，当然，这与蔡智恒的个人经历密不可分。在蔡智恒参加“联考”的1980年代末期，正是台湾社会的转型期，本土教育资源相对匮乏，国际地位也相对较低，“联考”成为了台湾高中生千军万马必经的唯一独木桥。因此，“联考”之于蔡智恒一代人而言，必然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
“联考”构成了《阿尼玛》这部小说开始的时间语境，后面的一切情节从这个语境出发，徐徐推进，蔡修齐“虽然榜不算太金，但终究是题了名”，也算摆脱了“联考”的精神束缚，可他仍然无法释怀自己在联考前所邂逅的“红颜知己”。这种桥段在当下这个快餐爱情语境下，似乎显得滑稽可笑。但不容否认的是，蔡智恒的每一部小说，都是对于1990年代“纯爱”的呼唤，形成了独有的“故园”情怀。
当“阿尼玛”构成每一个男人心中的完美女性形象时，“故园”实际上也构成了蔡智恒笔下的文化风景。如果说《第一次亲密接触》在时间上是绝对写实的话，那么蔡智恒在其后创作的所有小说，几乎都没有越过《第一次亲密接触》的时间限度。在蔡智恒绝大多数的中长篇小说中，1980-1990年年代的台湾，构成了他笔下的心灵“故园”。
因此，在《阿尼玛》这个泛滥着怀旧意识的文本中，蔡智恒勾勒出了一曲只属于1990年代初期台湾的青春之歌，之于蔡智恒本人来讲，这更是一个与成长有关的故事。但对于大多数台湾人来讲，这却是一个怀旧的叙事。
2013年，笔者曾对70名1960-1970年出生的台湾人（多半集中于台南、高雄等南部地区）进行随机问卷式的调查，研究表明，其中有62名台湾人认为“1980-1990年代”是他（她）所经历的“最好的年代”。有的受访者主动表态，因为“在那个年代里，人与人的关系相对单纯”、“台湾更有自己的特色，而现在的台北更像香港。”
《阿尼玛》实际上反映了蔡智恒对于20年前“老台湾”的向往与回顾。蔡智恒自己在后记中也主动提到“至于原先构想的十万字小说，主要以1980年代末的大学生活为背景”而“《阿尼玛》的时间轴为1992至1994，比原先的设定晚了几年。而且本来会拉长至1999年，但最后停在1994年5月。”（蔡智恒，阿尼玛，麦田出版，2013年）与此同时，他也回顾了自己的大学生活以及部分片段何以成为这部小说中的情节。从这个角度来讲，《阿尼玛》所勾勒的，其实是一个怀旧主题的“故园”空间。
无论是以“心理社”为代表的学生社团，还是靠鸿雁传书、同学带话的感情交往方式，抑或是爱情至上、感情专一的社会情感，无疑在当下台湾已经很难遇到。笔者意不在置喙台湾今不如昔，而是希冀通过客观审慎地面对当下台湾人普遍存在的“怀旧”意识，来反观当下台湾“青春小说”的创作路数。
事实上，笔者同时也发现，在台湾金石堂、诚品与三民书局等电商图书网站上，台湾读者对于《阿尼玛》的评价基本上停留在“怀旧”这个主题上，甚至部分读者将读后的感想延伸到了今昔台湾的对比，认为今日之台湾在对诸多传统因素尤其是台湾本土文化、人文精神、民俗特色、人际情感、语言表达（特指闽南语与部分原住民语言）乃至自然环境等等的保护、传承上，远不如1980年代。互联网技术与全球化的经济消解掉了台湾原本应该保留的地方文化特征，使其成为了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板块之一，以至于今日之台湾已经呈现出了东亚现代化的诸多痼疾——实际上，这也是《阿尼玛》在文本背后所传递的内在隐忧，亦反映出了当下台湾“青春小说”所反映出的文化诉求。
二． “青春小说”里的“故园”
2000年之后，整个东亚地区的现代性进程陡然加快。这一年，台湾国民党下野，岛内正式进入了“两营多党”的历史时期。但决定2000年这个年份的，则是1994年，在这一年里，已经跻身“亚洲四小龙”的台湾开始试图让自己更深层地融入到全球化当中，当代史学界甚至称其为台湾的“民主元年”[1]——而这一年恰是《阿尼玛》这个故事的终局之年。
在1994年之后，台湾正在呈现出一个全球化地区所具备的一切因素，并朝着现代性的方向一路奔去。1995年，台湾以“台澎金马个别关税区”（The 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of Taiwan, Penghu, Kinmen and Matsu）的名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了全球化经济的重要一员。为了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台湾地方政府甚至以“走出活路”为口号，而这恰又以地方传统文化的消失为代价。二十世纪最后几年，台湾地区为了吸收外资、巩固发展加工密集型产业，一度以文化底蕴厚重的南部地区为依托，大力建设代加工厂，对当地的日常生活与传统文化产生了负面影响， 2000年，台北地区开始进行旧城改造与捷运（地铁）修建工程，一批老街道、街区受到了整改与破坏。与此同时，整个台湾地区的犯罪率也逐年上升，与1980年代相比，台北、高雄与台南等地的社会治安、环境破坏与交通拥堵等问题明显呈现出恶化的趋势，而台北的房价与物价更是节节攀升至今，几乎成为了世界上房价最贵的地区。可以这样说，自1995年至今的二十年，是台湾经济、社会发展最快的二十年，也是台湾饱受现代病折磨、让许多台湾人迷失、困惑、消极的二十年。
正如加缪所说“大时代是属于政治家的，生活的细节却永远为民众所独有”。台湾的经济、政治虽然获得了加速，但民众仍然留恋于被称之为“蒋经国时代”与“后蒋经国时代”即1979至1994年的台湾，尤其是1960-1970年代出生的台湾人，正是在这一阶段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年华，之于他们来讲，尽管日常生活已经嬗变，老街道早已不复存在，传统文化精神也已经受到了旁落，但他们更迫切地需要一个可以缅怀自己年华的文本空间。这种缅怀是多元性的，它既是对于逝去的文化精神、人文景观的追悼，抑或是反思当下台湾的不足与缺失，也可以是对自身青春岁月的追忆，这些作品所共同反映的“故园”，实际上蕴含着对于怀旧精神的肯定。
除了《阿尼玛》之外，我们看到一批活跃于当下台湾文坛的小说家都纷纷将目光聚集在“追思故园”这个宏大的文化主题之上，并以此为依托，构造着自己的叙事王国。其中既包括玄妙的构思，也包括精湛的结构，更包括繁复的情节与极具个性的描述。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在这些暂被称之为“青春小说”的作品中，笔者或多或少都能读到关于“故园”的哀愁与回望。在这些当中，以九把刀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春天出版，2012）、骆以军的《遣悲怀》（麦田出版，2001、2013）与颜忠贤的《宝岛大旅社》（印刻，2013）为个中代表。
与《阿尼玛》相比，《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在叙事的轻快程度上则更胜一筹，这是一个发生在1990年代初期台湾国中（即初中）校园里的故事，实际上是作者个人经历的自述。男主角柯景腾（即九把刀的原型）与女主角沈佳宜为同班同学，老师安排品学兼优的沈佳宜为“差生”柯景腾补习功课，但柯景腾却对沈佳宜产生了超越同学友谊的好感，两个人的朦胧恋情，构成了小说中明艳轻快的青春色泽。
《那些年》与《阿尼玛》有着相似之处的文本。情节简单，叙事流畅，没有太多的现代小说技巧。苛刻地说，《那些年》是简单的，甚至简单的有些粗糙，但这本小说却被台湾文学界誉为继《第一次亲密接触》之后最具影响力的青春小说，这部小说唤起了一代1970年代出生台湾人的青春记忆，以校园怀旧的主题，在读者的脑海中呈现出了一个二十年前的台湾校园。
与《阿尼玛》与《那些年》的明亮鲜艳相比，骆以军的《遣悲怀》无疑是用另外一种沉重悲泣的方式在寻找自己的心灵故园。《遣悲怀》是骆以军近年来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这部2001年出版的小说，2013年又在台湾与大陆两地重新修订再版。从逻辑上讲，这部作品所发生的上限时间即为1995年——即出生于1960年代的台湾一代文学偶像邱妙津逝世的年份。这部小说从邱妙津的遗书出发，以生死对话的形式，展开了跨越时空的情节推进。从艺术技巧与情节来看，这部小说当为“新世纪台湾小说第一部佳构”无疑，但从内容上看，这部小说每一篇都独立成章，堪称是一部有多个短篇小说组成的长篇佳作。
骆以军以“槛内之身”的生者角度，与死者对话，其“遣无尽悲怀”之情溢于纸上。正因这种别出心裁的对话，反而为骆以军凝练出了一个“怀旧”的叙事空间。学界将该着定义为“私小说”，认为是一种个人化的叙述。而笔者认为，这种看似为“私”的表述策略，恰是蕴含着一种在读者中寻求共鸣的渴求。在小说中，骆以军不断以回忆的方式向死者邱妙津倾诉自己的经历以及所见、所感，这种向死而生（Being-towards-death）的回望性视角，实际上更能激发出生于1960-1970年代读者们的共鸣。
小说由不同章节组成，作者从肉体、欲望、青春、性与死亡等一系列残酷且私密的话题入手，与邱妙津进行着穿越阴阳两界的对话。主人公“我”的青春岁月里所遭遇的一切，与邱妙津的遗书及其创作相呼应。话题虽然沉重，但却充满着对逝水年华的追忆。“悲痛”构成了作者怀旧悼亡的叙事基调，使得整部小说渗透着哀伤的气息。
在笔者看来，《遣悲怀》一半是悼亡友，一半是悲现世。深刻地反映了作者对于“过去/现在”的“死/生”之叹。“运尸人”是小说首尾呼应的引子，实际上映照出作者寻觅回忆的叙事伦理。小说中，除了作者刻意营造出的梦境之外，许多篇幅亦是对自己少年、青年时不同片段、场景的回忆。在这些片段中，骆以军以悲戚沉稳的语调，不断勾勒出一幅幅类似于蒙太奇的黑白场景。
如果说《阿尼玛》与《那些年》是“青春之歌”式的“小时代”怀旧的话，《遣悲怀》无疑在思想深度上更胜一筹，体现出了作者笔下独到的人文风景，但若从格局上来看，真正的对“故园”这一意象描写阐释至登峰造极者莫过于颜忠贤的《宝岛大旅社》——这是一部“大时代”的巨制，是一曲台湾本土文化的挽歌，更是台湾走向现代性过程中留下的无奈绝唱。
从内容上看，《宝岛大旅社》是一部孕藏哲思内核且瑰丽繁杂的魔幻现实主义之作，当中既有《百年孤独》与《看不见的城堡》的荒诞意境，又有《西夏旅馆》与《灵山》的史诗品格，更蕴含了《红楼梦》与《大宅门》的家族史叙事，并且延续了朱天文《世纪末的华丽》与白先勇《台北人》等台湾岛内作家的家园情怀。因此，《宝岛大旅社》应为当下台湾青春小说中“故园叙事”的经典文本，2014年，该书入选2013年《中国时报》“开卷好书奖”与《亚洲周刊》年度十大小说，并在台湾各大书店销量遥遥领先。
在骆以军看来，《宝岛大旅社》不但是“一座台湾二十世纪心灵史的通天塔”，还是台湾“‘现代文明繁华梦’的一个隐喻”。（颜忠贤，宝岛大旅社，印刻，2013）实际上，这部看似不知所云的小说，却用近似意识流的笔触，勾勒出了作者心中的台湾世界。从人性、欲望、生死、信仰等不同的意识形态层面，描摹了台湾百年尤其是最近二十年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群体心理变迁，无愧于“我这一族瑰怖骇丽的死亡史诗”。
若从文本的叙述技法来分析，《宝岛大旅社》则是一个复调的文本。全书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宝岛部”，即从宏观的叙事视角用以阐释台湾自日据之后的社会变迁，其中涉及到对彰化、长寿街、布商兴衰史等历史细节；另一部分则是“旅社部”，乃是从个人、家族的阐释入手，微观地细叙“宝岛”的历史。当然，我们也可以将这部小说看作是颜忠贤的个人家族史，因为颜忠贤的父亲就是彰化地区最具盛名的服装企业家，“宝岛大旅社”也是其家族所开办一个旅社的名字。其家族企业的发展、变迁亦反映了当代台湾的发展史。
“颜丽子是如何把宝岛大旅社盖起来的”是“姑婆”对于一段往事的追忆，也是贯穿《宝岛大旅社》的一个核心命题，“宝岛大旅社”是建构在坍塌的废墟上的怪异建筑，是对于传统的割裂，所呈现出的是嫁接式的现代性。《宝岛大旅社》映射了对自日据时期以来台湾的现代化进程的反思。在看似魔幻、玄妙的语境下，作者迫切追问的问题是：台湾本土文明如何失落？现代化进程中的台湾究竟要去往何处？在建与拆、新与旧、进与退、破与立的矛盾格局中，未来的台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
因此，与前述几部小说相比，《宝岛大旅社》的视角要开阔许多。它回避了具体的历史事件并超越当下台湾所存在的问题，直达“现代性进程”的终极核心，力图以文学镜像的方式归纳出台湾飞速变化所带来的社会疾病。在“宝岛部”的结尾，作者以给家族鬼魂拍照这一荒诞的隐喻描写，意味着“台湾文明春梦”的沦丧，活脱脱地展现出了一个病态的现代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