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四部小说各自风格不同，内容也完全不同。之所以用“青春小说”来统称这些作品，乃是因为在这些作品中，读者能够读到1960年-1970年代出生的台湾作家笔下的“故园”情怀——无论是对于物欲、城市化还是对于政治、现代性的反思，实际上都深刻地反映了以台湾为代表的东亚地区在融入全球化语境下的进程中的曲折与无奈，无疑，这些都是当代台湾留给后世的精神遗产。
三.结语
可以这样讲，当代台湾青春小说反映的是一种群体意识：对“故园”的“怀旧”。只是作为叙述者的小说家会立足于不同的角度，进行不同方式的叙事。无论是“缅怀青春”，还是“悼亡友”，抑或是对整个社会现代性的深度反思，实际上都暗含了对于现代性进程的批判与反思。这是对一个世纪之前西方马尔库塞、阿杜诺与本雅明等学者批判“机械时代”的呼应。
历史地看，台湾是东亚地区现代化较早的地区。早在《马关条约》之后，台湾就进入到了五十年的日据时期。在这段时间里，台湾被强迫地卷入到了早期全球化的浪潮当中，皇民统治让台湾成为了日本重要的资源获得区。大批工厂、医院、学校在台湾设立，城市街道、公共卫生、邮政交通与警察等现代社会制度也得以确立。而在1945年之后，这种“现代性”被割裂了，取而代之是长达三十余年的“光复大陆”、“总理遗训”等弘扬闭关自守与冷战观念的党化教育。因此，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为台湾所开启的是第二次现代化的大门。
但第二次现代化并不是强迫性的而是自发的现代化运动。互联网的发达推动了平权的民主化进程，多元化的思想、文化与媒介给了普通民众更多的可选择空间，全球化浪潮使得台湾开始进入了比“日据”更为彻底、完全的现代化进程，比先前更容易影响社会的日常生活与意识形态。
本论所提及的“青春小说”，即是目前台湾最活跃的小说家对于一系列现代化问题的反思与审理，也是对已经消逝的“故园”的缅怀与追思，还是对未来台湾的期待与展望。因此，如何解读“青春小说”也构成了观照当下台湾社会意识形态的一扇窗口。结合前文的分析，笔者认为，当下台湾“青春小说”实质上反映了如下两个开放的问题。
首先，当下台湾“青春小说”证明了台湾多元文化或会走向同一的趋势，这是小说家的忧思与灵感的精神渊薮，为当下与今后台湾小说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养料。
我们看到，“青春小说”的创作者目前已经进入了创作的成熟期，已然成为了台湾文坛的中坚力量，他们对于“故园”的反思，很可能会成为今后台湾小说的一个发展趋势。无论是“少年台湾”也好，抑或是“青春小说”也罢，1960-1970年代出生的台湾作家，对于当下台湾明显有着自己的异见。从文学政治学的角度看，小说家对于“故园”的反思，实际上蕴含了对台湾本土传统文化的坚持与认同，这是台湾现代文化中飘零、无归属感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是对“原乡意识”的另一种坚守策略。
事实上，在日据时期，台湾人就一直致力于构建营造自身的文化体系。在台湾，存在着外省人、本省人与少数民族居民这三种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在钟理和的《原乡人》、白先勇的《台北人》与余光中的《乡愁》等早期台湾文学作品中不难发现，这三种文化背景是相互对立的。但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融合以及台湾地区的逐渐开放，尤其是随着欧美、日韩等舶来文化的影响，这三种文化已经逐渐走向融合，凝华成了新的文化样态，并且甚至与舶来文化又产生了新的相互影响、融合。从这个角度来讲，台湾的多元文化走向同一只在早晚，“青春小说”所蕴含的忧思便是来源于此。
随着东亚地区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剧，文化走向同一这一问题在未来的台湾会更加明显。笔者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未来二十年里，会有一大批台湾小说家用自己丰富绮丽的想象描摹一个已经消逝并且无法回归的精神故园，这是作为“来者”对1950-1960年代台湾作家的“乡愁意识”、“原乡意识”的历史呼应，也是未来台湾小说的一个重要趋势。
其次，“故园”构成了当下台湾青春小说甚至所有小说的一个隐喻。如何通过文本来营造一个属于台湾作家的想象空间，构成了当下与未来台湾作家的共同任务。
笔者发现，从日据时期至今，台湾的小说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写作传统：即对于自己家园、民族以及自己身份的关注。这种文化责任心与政治教化无关，而是由台湾的地缘关系、历史地位使之然。日据时期，台湾的地位是“亚细亚的孤儿”，因而激发了一大批台湾作家抒发屈辱的丧失家国之愤；在蒋介石时代，台湾被严格地分为了“本省人”与“外省人”，在文学界形成了以钟理和为代表的“原乡”情节与以余光中为代表的“乡愁”情节；到了蒋经国、李登辉时代，已经成为“四小龙”之一的台湾开始呈现出消费文化的特质，文学艺术表现出了强烈的高度创造力，台湾的政治结构在“美丽岛事件”后也面临了巨大震荡，此后言论尺度大开，逐渐由威权体制渐次转型成民主开放的社会，在这一阶段，小说也不断以政治主题参与记录、想像与建构台湾的行动（郑明娳，当代台湾政治文学论，台北时报文化，1994）。其中以李昂的《杀夫》、平路的《玉米田之死》与张大春的《将军碑》等等为代表，这为当下的台湾“青春小说”奠定了话语逻辑基础。
实际上，这些小说深刻地反映了作为叙事对象的“台湾”在文学史语境中的变迁。“故园”其实一直都存在，台湾作家不断以自己的笔触塑造出一个他们所认为的台湾。因此本论所言之“故园”，更多成分上是当下台湾小说家对于理想化的台湾所进行的描述。关于“故园”的文化想象，亦将会延续到下一代的台湾作家当中。
正如前文所述，对“故园”的描写将会是未来台湾小说的趋势之一，因此之于未来的台湾小说家而言，“故园”会成为一个强大的精神隐喻，他们必须不断要通过文本来营造一个笔下的想象空间，这种空间可以是怀旧的，也可以是批判的，还可以是充满矛盾与不确定的——总之，随着全球化与现代性进程的加剧，台湾的小说会将不断在对“故园”的追索中去定义一个台湾的模样，这种台湾不属于历史，只属于文学。
在这一年里，台湾所发生的几件事情无疑是对后世有着影响意义的。首先是海基会会长副董事长焦仁和与海协会常务副会长唐树备举行会晤，掀开了两岸交往的新篇章；其次是民进党举行“六届一次”代表大会，施明德当选为主席，意味着民进党成为了台湾政治的重要制衡力量；紧接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又通过了《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为两岸经济发展定下了基调；同年底，台湾地区“考试院”决定在“国家考试普通科目”中停考“国父遗教”与“三民主义”等党化教育科目，地区政府开始了省一级的地方领导普选，台湾的民主化进入到了新的发展阶段。关于这一年里台湾政治波谲云诡的变化，香港导演麦当杰在1997年将其改编成了电影《黑金》在全亚洲上映，由影星刘德华、梁家辉与吴辰君主演，该影片包揽了当年香港电影金像奖的七项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