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传文学传统的形成
发布: 2015-10-15 18:33 | 作者: 王莹
而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作为现存的中国自传诞生的标志性文本，成为后世中国自传文学的圭臬，《史记》的宏大成就，司马迁惊世骇俗的人生经历，极具感染力的撼人笔触，使《太史公自序》成为自传文学不可逾越的高峰，后世的中国自传文学皆无法绕开其影响，并由此开创了借书籍序言书写自传的传统。
汉代是自传文学发展的发轫期，但这个发轫期已呈现出蓬勃的发展势头。司马迁之后，扬雄、王充、 班固等汉代大家均有自传问世，对于丰富和发展自传这一文学类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且都文采斐然。他们的自传，亦承司马迁之传，置于其著作之中，东汉班固的《汉书》的最后卷100写有《叙传》上下两篇，但其自传除了具备前文提到的自传的基本要素——家世背景、出生时地、求学经历、仕宦之途等特征的简单描述外，班固将笔墨大量放在了对于显赫的班氏家族的记述，同时还加入了自己作品的转载。与《太史公自序》不同的是，对于自身曾追随外戚窦宪，后因窦宪失势身陷囹圄的人生起落，却未涉及，这种对私人化人生经历的刻意回避，开启了新的史书撰写传统，“史书的自序，就是这样从说明写作的原委，逐渐变为撰写者家族的传记。”[3]21与司马迁同样作为史官世家出身的班固，对于私人化人生经验的省略，家族历史叙述的强化，除了昭示着从西汉到东汉，从司马迁到班固，从《太史公自序》到《汉书•叙传》，史书撰写的新方向——个人以家族的方式进入历史的史书序言书写模式的建立，同时还隐喻着文学发展的新变，即史书的官方化色彩日渐浓厚的情况下，个人以家族的方式进入历史的可能也日渐变为奢谈（唐代史书改为官修，序中不再出现家族介绍），个人的生命历程的叙述和记载将越来越无处容身，为了寻找其存在形式，必然要挣脱作为史书附庸的命运，而成为独立的文学类型存在。
作为史书的一部分存在的自传的诞生，对于史学本身的发展，还产生了奇特的影响。自司马迁将司马相如的自传多处录入其《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开始，在中国自传发展史上，就开启了一个新的史书撰写传统，即自传直接入史的传统。司马相如的《自叙》虽散佚，但其全貌却在《史记》中基本得以保留。自传进入正史，得以成为史实的一部分而千古流传，是自传的历史地位得到官方化的认可和进入主流文化视野的突出体现。班固沿袭了这一传统，《汉书•扬雄传》是班固《汉书》中的经典篇章，文中记载了扬雄一生的学术活动及文学创作，交代扬雄的人生及艺术旨趣，对其成就和价值给予高度评价，由此使人看到扬雄一生文化活动的各个方面。全文大部分内容是直录扬雄的自传，体现了班固对于扬雄的自我评价完全赞同，以及对于其自传作为正史的资格和价值的高度认可。而与班固生活在同一时代的王充，其《论衡》中的自纪篇，也是汉代自传的突出代表，其中记述的内容，被范晔《后汉书•王充传》多处采用。同样是自传入史的杰出代表。
在司马迁之后，汉代的自传在内容和风格上一直在进行着新的探索和开发。如王充和曹操的自传作品。在《论衡》的自纪篇中，王充用如下的句子描述自己的状态：“见污伤不肯自明，位不进亦不怀恨。贫无一亩庇身，志佚于王公；贱无斗石之秩，意若食万钟。得官不欣，失位不恨。处逸乐而欲不放，居贫苦而志不倦。”[10]这与颜回安贫乐道的精神状态极为类似，与司马相如的“发愤著书”相比，王充的“不争”中隐含着一种对世俗规则的蔑视。魏晋之后的自传中塑造的与世俗规则格格不入的人物，似与之一脉相承。而且在叙述形式上，王充也有其创新价值。其自传中不断以问答体来阐明自己为人处世的思想，这种自传书写形式上的创新，虽与其自传作为《论衡》一书的一部分，因而也带有浓烈的说理性质密切相关，但这一形式的发掘，为后世自传的书写奠定了形式不拘一格，重视自我辨明的传统。川合康三先生认为：“较之自我审视、更注重自我辨明的传统，不仅是王充，在以后的中国文学自传中也延绵不绝，成为与西欧近代自传迥异的一大特色。”[3]29
在东汉末的建安十五年（210年），魏国政权的缔造者曹操也加入了自传书写的序列。《让县自明本志令》又名《述志令》，是反映曹操思想和经历的一篇带有自传性质的重要文章，写于210年（建安十五年），曹操五十六岁的时候。尽管作为自传，《让县自明本志令》并非之前的那些自传着重于对自我总体化的概括，而是对某一重要人生片段的纪录和总结，同时也表达和昭告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将自我标榜为汉室忠臣，以打消当时天下人普遍对其的猜忌，隐藏其真实的政治野心。在对当时的历史史实的记载上，也极具史料价值。因而，曹操的这一自传，是一篇内涵繁复、真假参半的迥异于前代的自传作品。他完成统一北方大业后，政权逐渐巩固，继而想统一全国；但是孙权、刘备两大军事势力仍然是他的巨大威胁。他们除在军事上联盟抗曹外，在政治上则抨击曹操“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11]1261，“欲废汉自立久矣”[11]1262。在这种政治形势下，曹操发布了这篇令文，借退还皇帝加封三县之名，试图表明他的本志，反击朝野谤议。文中概述了曹操统一中国北部的过程，曹操作为杰出军事家的形象在他逐个击破、平定天下、恢复统一的记载中跃然纸上，他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昭然若揭。与他的诗歌风格一致，这篇自传文行文看去坦白直率，气势磅礴，充满豪气，虽则背后隐藏了真实的政治野心，但其中表现出的卓越政治家的气度、见识，以及劳苦功高、当仁不让的霸气形象，都体现了充满个性化特征的自传要素和文学风格。这篇文章作为自传的独特价值在于其独特的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完全吻合了后来西方对于自传基本要素的定义，如“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12]34；直抒胸臆，充满霸气的表达方式，充满鲜明的个性特征，如“性不信天命”[12]34，处处洋溢着王者之风，是研究曹操生平的重要文献资料。尽管它并非题为“自叙”、“自纪”等带有明显自传标签的自传作品，但从其内容判断，可以定位为自传作品。且作为自传，它是一个独立的存在，不再是书籍的附庸，而是作为彰显传主生平经历和政治抱负的单一功能的自传文，且突破了纯文人式自传的书写风格和模式。
总体而言，尽管发轫期的中国自传文学，普遍作为书籍的附庸存在于书的序言中，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仅作为叙述书籍写作原委的一部分的状态，“自我”并非其要烘托的重心，书的内容和立意才是。但其最大成就，一是规范了自传书写的基本模式——家世背景、出生时地、求学经历、仕宦之途。二是借助史书的修撰，史官本人和其他历史名人的自传分别以序和传的形式进入正史，成为史书中光彩夺目的组成部分，与之一起不朽。凭藉史书万众瞩目的宏大影响与史官卓绝万代的才华的精彩联谊，中国的自传文学在汉代可谓一步跨过了通常新事物诞生之初寂寂无名、尚显稚嫩的萌芽期，直接到达了令后世景仰的高标境界。
三、中国自传文学的渐进期——魏晋南北朝
魏晋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历史上“人的觉醒”的时代，“魏晋风骨”这一说法也因此定型，成为时代精神的写照。名士风度影响下的魏晋时期的自传文学具有了更强的文学意味，在前代司马迁、扬雄等人的震撼人心的笔触之外，在开发自传谋篇立意的形式上，和深化自传的文学性上，都进行了具有开创性的新探索。有别于前人大篇幅的对于家族历史、人物生平的实录，魏晋的自传作者在时代风气、文化氛围和个人旨趣的影响下，逐渐将前人甚重的对于自身来历的记载，进行了刻意的省略，淡化了作为真实个人的基本要素，而将标举个人追求的人格境界和超凡志趣作为自传叙述的重心，在自传中塑造出一个个鲜活的隐逸孤高的名士形象，使之成为自身精神追求和人格理想的写照。代表人物有曹丕、葛洪、陶渊明等。如果说作为日后君王的曹丕的自传中还有对于出身来历和天赋英才的身份自豪感，那么葛洪则是以抑写扬、明贬实褒的方式来书写自己的人格追求。陶渊明则更是独辟一境，将自传直接引入虚构式玄幻化的新境界，使之成为真正的纯文学作品，对后世影响巨大，遂为虚构式自传的滥觞。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自传文学的渐进期，魏朝“三曹”之一、曹操之子曹丕（187年－226年）在登基之前也写有《典论•自叙》这篇自传，由于曹操的帝王身份是死后追封，所以，曹丕的《典论•自叙》才应该被视为是真正意义上的帝王亲自书写自传现象的肇始。
在《典论•自叙》中，与其父一样，曹丕带着同样的王者风范，以第一人称展开了叙述，开篇即描写了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的形势，点明自身成长环境，接着分述了自己在骑射、剑术、铸盾和文学方面的综合才能，将自己描写成为一位文武双全、雄才大略的青年才俊形象：
尝与平虏将军刘勋、奋威将军邓展等共饮，闻展善有手臂，晓五兵，又称其能空手入白刃。余与论剑良久，谓言：“将军法非也，余顾尝好之，又得善术。”因求与余对。时酒酣耳热，方食芉蔗，便以为杖，下殿数交， 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为之。余言：“吾法急属，难相中面，故齐臂耳。”展言：“愿复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伪深进，展果寻前，余却脚剿，正截其颡，坐中惊视。余还坐，笑曰:“昔阳庆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秘术。今余亦愿邓将军捐弃故伎，更受要道也。”一坐尽欢。[12]42-43
曹丕这篇自传的创新价值在于，他在其中加入了春秋笔法的场景化的文学描写，行文生动，妙趣横生。这一点在与邓展的两次比剑均凭自己出色的文韬武略胜出的描写中得以淋漓尽致的展示，刀圣邓展，精通各种武器,尤其以刀见长。官拜奋威将军,在官渡之战时作为曹操的贴身护卫。完胜当时的刀圣邓展，这样的表现手法，无疑将曹丕本人的武略抬高到一个在当时无以复加的地位。除了在自传中展示自己的天赋英才之外，文中描述了两次交手的过程和双方对话，细致刻画了两人心理和及旁观者的反应，并以赛后与邓展的握手言欢，展现了帝王式的豪迈气概。有研究者认为：“强调自己是曹操唯一的合格继承人，这才是文章真正的主旨。”[3]33这种推断不无道理。可以说，文学性手法的大幅加重，是曹丕对于自传文学发展最大的贡献，积极促进了当时对于自传文学性的开发，是中国自传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卓越贡献的人物。对于自传作为独立的文学类型存在，又向前推动了一步。
与曹丕以王者风范充分展示自身天纵英才的笔法完全背道而驰，晋代的自传作品，在名士之风的兴起，道家思想为中心的价值观念等多重社会文化元素的作用下，呈现出消极避世，自得其乐的思想倾向。晋朝著名的自传作品代表，葛洪和陶渊明的自传中，皆表现出这种倾向。而且，葛洪和陶渊明的自传中都是以第三人称指代自己，只是一实一虚的区别而已。据川合康三先生的研究：“西欧自传能称其为自传，据路逊努(Philippe Lejenne) 的说法，第一人称是不可缺少的因素，中国则不然。尽管明明写的是自己，在人称上却和第三人称没有区别。”[3]23以第三人称指代自己，在中国古文中司空见惯，以第三人称书写自传的传统，也贯穿着整个中国自传文学的发展历程。因为用了第三人称，使原是由其本人书写的自传，获得了似与自我拉开一段距离来审视的冷静、客观、克制的叙事效果。
东晋（317年－420年）的葛洪（284年-364年或343年）在其传世之作《抱朴子》外篇第五十的《自叙》中，以曲笔以自贬的方式，展示了自身的特立独行和异于众人的精神追求。
年十六, 始读《教经》、《论语》、《诗》、《易》。贫乏无以远寻师友, 孤陋寡闻, 明浅思短, 大义多所不通。但贪广览, 于众书乃无不暗诵精持，曾所披涉, 自正经诸史百家之言, 下至短杂文章, 近万卷。 既性暗善忘, 又少文, 意志不专, 所识者甚薄, 亦不免惑。而著述时犹得有所引用, 竟不成纯儒, 不中为传授之师。 其河洛图纬, 一视便止, 不得留意也。不喜星书、及算术、九宫、三棊、太一、飞符之属, 了不从焉，由其苦人而少气味也。[13]340
洪之为人也, (有脱文)而騃野, 性钝口讷, 形貌丑陋, 而终不辩自矜饰也。冠履垢弊, 衣或繿缕, 而或不耻焉。 俗之服用, 俾而屡改。或忽广领而大带, 或促身而修袖, 或长裾曳地, 或短不蔽脚。洪期于守常, 不随世变，言则率实, 杜绝嘲戏, 不得其人, 终日默然。故邦人咸称之为抱朴之士，是以洪著书, 因以自号焉。[13]340-341
文中杂用了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但第一人称仅出现在与他人比较凸显自身特异性时，文章主要还是以第三人称为主。川合康三先生认为，在《自叙》中“葛洪弱者的自我定位，就不是外在因素要求的结果，而是他试图通过宣称自己劣于众人的退让，进而确认自己异于众人的存在。”[3]42“这种有意置身于社会基准之外、甘心于不可救药的自我定位，在此之前还没有出现过。”[3]35从而葛洪的这篇自传就成为了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在文人心灵世界的一种反射，成为自传文学在时代氛围影响下出现的一种新的自我定位的叙述方式和价值取向一个突出代表。而这种正话反说的叙事方式，却由此出现在了晋代的自传作品中。
东晋末期南朝宋初期的著名诗人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的问世，则开启了自传文学的又一个崭新篇章。陶渊明出生于一个衰落的世家，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父亲早死，家贫，年轻时曾有“大济苍生”的抱负，曾做过几年的参军、祭酒的小官，但因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权力斗争异常激烈，官场腐败黑暗，在门阀制度下，如陶渊明出身寒门庶族者很难得到重用，《晋书•陶潜传》中记载他曾发下“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14]的豪言壮语，加之其人性格“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序》)[15]413，不愿“以心为形役”(陶渊明：《归去来辞》)[15]413，终在任彭泽令时毅然解绶去职，弃官归田，过起了躬耕自足的田园生活。陶渊明的诗和辞赋散文在艺术上具有独特的风格和极高的造诣，开田园诗一体，为古典诗歌开辟了新的境界，平淡自然、直白如田家语的风格，极大地影响了后世诗歌的创作。遂成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诗品•卷中•宋徵士陶潜》)[16]。而陶渊明这篇通过对五柳先生这一假想人物的描述来用以自况的《五柳先生传》亦是他的传世代表作之一。萧统的《陶渊明传》和沈约的《宋书》中都认为是陶渊明本人的“自况”和“实录”，可见本文是作者自抒志趣的文章。文中描绘述了一个爱好读书、不慕荣利、安贫乐道、忘怀得失的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形象，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 卷7亦言: “渊明以彭泽令辞归, 刘裕移晋, 耻不复仕, 号五柳先生。此传乃自述其生平之行也, 潇潇澹逸, 一片神行之文。”[17]王瑶先生以为此文作于太元十七年（392年）陶渊明为江州祭酒以前，逯钦立先生则以为作于刘宋永初元年（420年）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