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簟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其言兹若人之俦乎？ 衔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18]
这种虚构式自传的登场，是自传作为独立的文学类型登场的标志。以虚构人物来曲折地作为“自画像”抒己之志，是自庄子书中遗留下来的传统——将人物设定为超越现实的存在。而《五柳先生传》中人物的其姓名、籍贯的无从知晓，这种语焉不详，恰是暗喻人物有超越现实的品格。五柳先生淡泊名利，超逸脱世，自由无碍的生活状态，正是陶渊明的人格理想和生活状态的双重写照。而“五柳”在之后也成为隐士的代称。因而《五柳先生传》也成为古往今来中国自传文学的代表之作。因其沿老庄之传，以虚写实的手法，所以《五柳先生传》也可视为是中国历史上自传完成由史到文的过渡的标志性作品，由此确立了自传领域的一种独树一帜的书写模式。在陶渊明之后，这种虚构式的自传书写模式逐渐广受推崇，终至蔚为大观。川合康三先生曾指出：“五柳先生型的自传与西欧近代自传的不同点，我们可以举出很多（如篇幅的长短，作者、叙述者、登场人物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人生经历的回首怅望、还是人生理想的憧憬向往，等等），但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其自我认识的方法，不是面对自己的灵魂，自我审视，自我拷问，而是把自己放开，使之置身于共同体中，从而塑造出一个共有的人物形象。”[3]114
在陶渊明之后，南朝著名文学家江淹的自传也是传世之作。江淹出生于南朝宋，年少时即因文章而声名显著，一生为官历南朝宋、齐、梁三朝。江淹的《自序传》是其《江文通集》前集的序言，仍是作为书籍的序言存在，但江淹在这篇序言里明示了自己对于道家学说的偏好，可见当时整体文化氛围对其的影响。因该文较重实录，并符合自司马迁已定下的自传应有的几大要素，虽作为自传在体例上并无太多创新，因之出色的文采，也成为了自传文学中的明珠。
作为中国自传文学的渐进期和形成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自传在时代整体文化的综合影响下，呈现出日渐摆脱作为史书附庸的地位，而向纯文学靠近的趋势，文学手法的高超运用诉之于自传，令自传绽放出文学的华彩，为其作为独立文学类型进一步走向繁荣完成了至关重要的推进。文学巨匠的创造性开发，新的书写模式的确立，是这一时期的突出表征，为“自传”在唐代的作为独立的文学形式的正名和确立，以及自传文学在唐代臻于鼎盛，开创新纪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结语
先秦至魏晋作为中国自传文学传统的形成期，无论是最初的由史入文，还是后来的
虚构式自传，从文体的发生、写作方式、自我意识等诸多方面的探索都贡献巨大，令自传中文人的自我呈现展示出广阔的发展前景和深远的开拓空间，彪炳千秋的文人巨匠的创造性笔法和震烁古今的宏大成就，更令这一时期的自传文学佳作不断，风格多变，高潮迭起，为中国自传文学日后蔚为大宗奠下了扎实的基础。在自传的形成期之后，在唐代迎来了其辉煌期，“自传”一词在盛唐末期的生成（陆羽的《陆文学自传》的诞生），标志着自传作为独立文学类型的正式确立，并出现了从序、传、墓志铭（前代未有的自撰墓志铭）到说、状、书等几乎全部的中国古代自传的文体类型，除了清代的“忆语体”小说（以冒辟疆的《影梅庵忆语》为滥觞，以沈复的《浮生六记》为代表），可以说是众体皆备，作品众多，影响深远。不仅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将自传的文学性发挥到了极致，而且在自传的表现内容上更是精彩纷呈，令人叹为观止，较之前代自传有了跨越性的发展。可以说，如果没有先秦至魏晋对于中国自传文学传统的确立和创造性的探索，唐代自传文学的井喷式发展的壮观景象是无从发生的。
综上，先秦至魏晋的自传文学的发生发展，将自传塑造成为文人自我对于个体命运和文化选择的言说方式、集体无意识的时代氛围和大时代的风云变幻三者交相辉映，从而迸发出层峦叠嶂的效果的复合型文本。这些带着脉搏和体温的文字，为考察几千年前的历史史实和民族思维方式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在文学性之上，更是具有多重价值的经典文本。自传本身作为人物内心世界的真实描述的特质与传主特异的人生经历相黏合，加上自传书写目的的不一而足，更加促成了自传各具特色的摇曳多姿的文化景观。将中国自传文学的发展放置于先秦至魏晋这一阶段来考察，尤其能深刻地探知中国自传文学传统的形成，文人自我呈现方式的流变，从而看到中国自传文学的原初形态和渐进式的发展脉络，以及日后蔚为大观的文化成因，是不容忽视的历史阶段，值得深入探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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