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坊胡同
发布: 2016-1-07 14:07 | 作者: 苏历铭
2.
等我能满胡同乱窜的时候，居委会活动中心已经变成空房子，里面的空地上堆满皮革加工厂运来的边角废料，门窗也用木板钉得严严实实。油坊胡同的小伙伴们并不费太多的力气，就把门窗上的木板拆了下来，空房子便成了我们娱乐的天堂。
之前唯一的模糊记忆是：西墙正中央高悬毛泽东的巨幅画像，夏家的两个女儿手持毛主席语录，恭敬地站在画像两侧，在众人的注目下，她们显得羞涩且紧张。那天好像是毛主席发布了最新指示，会场里挤满了包括老伍家、老朱家、老李家、老曹家、老王家、老胡家在内的邻居，中间有人带头高呼口号，每个人似乎都很亢奋。我记不清是什么内容，只记得外面已经黑天，室内灯火通明，大家一起高唱革命歌曲。我被奶奶领去，她嘱咐我不能乱跑，说要是乱跑的话，毛主席就会生气。
东院老许太太家里曾贴着一幅宣传画，毛主席神采奕奕的挥手，画的底部是一排列队的各民族群众，手挽手摆出阔步前进的姿势。画的背景是一轮喷薄的红太阳，夸张的阳光线条充斥整个画面。那幅画吸引着我，我一直不明白一个问题，后来还是忍不住向奶奶发问：毛主席是不是比我们要大十倍，要吃多少饭他才能饱呢？奶奶被我问得开心大笑，她用手指去量，按着画中的人物比例，毛主席比下面的那一排人高出不止十倍。后来邻居们都知道我的傻问题，不止一个人告诉我，毛主席与一般人一样大小，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弄不明白为什么要把他画得那么高大，把人民画得那么渺小。
佳木斯和旧苏联比邻，我喜欢称之为边城，虽然远离祖国心脏，却是祖国肌肤上的一根神经，也会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而喜悦或痛苦。在油坊胡同通往中山路的路口，我目睹一辆红色消防车敞开后车门，不断地向蜂拥的人群散发红红绿绿的传单，高音喇叭激昂地朗诵社论，女播音员的声音特别尖，就像铁丝在铁皮上划过时发出的声音，“打倒”、“批判”、“誓死捍卫”等词汇由不得你就钻进耳朵里。
我奶奶曾带着我去过文化宫广场，有一天赶上八二五造反派举行誓师大会，我从侧面爬上主席台，看到台下黑压压的聚会者每人手中拿着一根粗木棍，奶奶追过来，拉着我的腿往下拽。工作人员跑过来，对奶奶说：赶快带着孙子回家，开完会我们就采取行动。我奶奶惊慌地把我拉下来，走前还摸着台子上铺的红绒地毯，自言自语地说：这大绒布很贵，铺在上面踩来踩去实在太可惜了。
在南院胡家门口的空地上，晚饭前会悬挂出毛主席像，一群老幼居民在锣鼓声中赶过去，有人带头朗诵毛主席语录，我躲在奶奶的身后，也随着激昂的语调重复其中的话语。我觉得很是好玩，人们一改平日里的表情，庄严肃穆地感谢毛主席给我们的幸福生活。那时我盼望着上学，听母亲说，如果上学我的粮食定量提到每月28斤，其中大米1斤，白面3斤，其余的可以根据粮店的供应选择玉米面、高粱米和玉米碴子等粗粮。
文革期间，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家并没有遭受直接的冲击，除了远在武汉的堂姑因国民党特务嫌疑一事遭遇外调，再就是外祖父参加过谢文东部队的土匪嫌疑。外祖父死在和日本人最后一战，他隶属的谢文东部队最后投靠国军，因为是抗日而死，所谓历史问题也就不了了之。其实我小时候一直不明白，既然是抗日而死，为什么不能定性为抗日烈士呢？隐约听过老人们说起，外祖父当过抗日联队的连长，他投奔的队伍被定性为土匪，所以他就是土匪连长，即便抗日而死也是死有余辜。外祖母活着的时候一直讳莫如深，说起来的时候她会说当年八路军送给家里两头牛，算是政府的认可和照顾。直到21世纪初，当地政府才承认外祖父抗日烈士的身份，并把他的坟迁到烈士陵园，前提是不能和政府提出追认革命烈士的补偿要求，墓碑上只能镌刻“抗日英雄”的字样。
油坊胡同西北侧的李姓人家却连遭打击，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满他家的院墙，其中还画了妖精图，丑化那家的女主人，说她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第二百货公司当会计时贪污公款。不经过组织同意，谁都不敢揭去墙上的大字报，周围的邻居和过往的行人经常驻足围观，看看新贴上去的大字报有没有新内容。我真的没有觉得她的衣着有什么特别之处，闹得最凶的时候，和胡同里的孩子们曾围堵门外，女主人始终低着头，偶尔从她的眼睛里能看见闪动的泪花。
京剧表演艺术家尚小云的儿子尚长春住在胡同的南巷，他体态肥胖，骑自行车时肥硕的屁股似乎能把轮胎压爆。佳木斯地处边疆，数十年前集中了一大批地富反坏右分子，他们散落民间，显得非常低调，出门时大都不愿抬头，像是犯了错误的人，又像是不想多看这个世界。
油坊胡同里不少孩子的外号，像“小地主”、“货郎子”、“二两金”等等都是按照家庭成分被喊起来的，政治无孔不入，出身不好的家庭有着低人一等的感觉。情势最紧张时，父亲把祖父留下的“福德公司”等大印章偷偷焚烧，生怕哪一天被人发现，灭顶之灾会降临我们的头上。
每到七月毛泽东畅游长江的纪念日，边城都会举行盛大的横渡松花江活动。数不清的人从江北游来，江面上漂浮着各式各样的口号，在激昂的乐曲中一队队参加游泳庆典的人纷纷登岸，他们会在大塔东侧的冷饮店里领取一份面包和香肠。这是让我相当羡慕的事情，萌生一定要早日学会游泳的念头。
当时父亲在江边的十三中学建筑工地担任技术员，他领我们兄妹爬到尚未完工的楼顶，可以一览江面上的全景。有一天父亲异常紧张地回到家里，说工地现场发现一张反动标语，上面写着“打倒毛主席”，已经查明是他的同事孙叔叔写的。孙叔叔那天值班，自然而然地怀疑他并把他抓起来，没过多久便执行枪决。游街的那天我也跑到中山路上看，他胸前的牌子上写着“反革命分子”的字样，用粗笔重重地打着红叉，头被两个民兵按在解放牌汽车的驾驶室顶部的铁皮上。多少年之后，听父亲又说起往事，才知道后来抓到真正的写手，而孙叔叔被屈打成招，含冤而死。
因为父亲写了一手好字，居委会更换宣传标语时，总是来找父亲帮忙。我跑过去看，只见父亲在墙上画好红框，其中刷好白粉，然后再在其上用红笔书写毛主席诗词。那时我能背诵毛泽东公开发表的全部诗词，这让父亲觉得吃惊，也非常骄傲，经常在人前让我背诵，以便博得莫名其妙的好评。
我喜欢翻看家里的《新华字典》，应该说上学前我基本上已经变成识文断字的人。那个时代，只要北京传来各种所谓喜讯，人们都要上街游行庆祝，遇到大事晚上还要燃放礼花，这些活动在娱乐匮乏的年代里，相当于过年一般的热闹。广播喇叭里总能听到国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革命胜利，比如秋收季节经常能听到亩产跨长江过黄河的喜报。我上小学那年的盛夏，在胡同里突然听到人造卫星传来的《东方红》乐曲，其清脆的节奏激发了我强烈的好奇心，以至于仰望一晚上夜空，想从闪烁的星海里找到肉眼难以辨识的卫星。
有一天阮伯伯神秘兮兮地拿着《人民画报》来到我家，低声和父亲交谈，看到他们的表情有些困惑，不时地翻开那本画册，令我格外好奇。等父亲送他出去时，我飞快地偷看画报，发现林彪读毛选的那张巨幅照片，已被钢笔打了一个细细的黑叉。不久，人们走上街头，热烈庆祝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
政治本来不属于孩子，可在我的成长记忆中，政治性的事件却成为记忆中无法绕过的节点。党就是国家，反对毛主席就是人民的敌人，一旦确定这样的事实，丑化敌人是全民必做的作业。在学校里，必须要学会写作的批评稿。至今我还能记住决心书结尾的固定模式：“今后我们一定要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做好革命接班人，高举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旗帜，坚持继续革命，把批林批孔运动举行到底，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有文艺天赋的同学在老师的指导下编排三句半，把柳下跖怒斥孔老二的故事搬上小舞台。我还参加过忆苦思甜大会，“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音乐响起，心里感到莫名的恐惧。
孔子在当年成为全民的公敌，他是复辟的化身，我们被告知不能让坏人把国家复辟到暗无天日的旧社会。暗无天日就是没有白天的意思，我一直弄不懂旧社会的人难道都是在黑夜里生活吗？可是电影里反映那个年代的片子也有白天啊！各种宣传教育我们，天下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一定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否则就要受二遍苦，遭二茬罪。
听说台湾孩子们吃不起香蕉，只能吃香蕉皮，边城很难见到热带水果，等我搞清楚香蕉是什么样的水果之后，一直百思不得其解，里面的香蕉肉被谁吃了呢？多少年后留学时我和台湾同学聊起过去的事，他们听后哈哈大笑，说当年他们受的教育是，大陆小朋友只能吃苹果皮。边城是不产苹果的，那个年代苹果很难吃到，也就无法吃到苹果皮了。
3.
在油坊胡同，每家每户都有一个小院子，几乎都在院子里用木板搭建一个储存杂物的仓房。我们家的仓房大小不过几平方米，对我来说，却是一个包容万物的所在。
在这个空间里，父亲依靠祖传的木匠手艺，用木板隔出上下两个区域。底层堆满引火的木柴和生火取暖的煤块，木架上面则是家中所有的杂物。而放置于仓房里的物件，大都是一些不值钱的东西，小偷从来不会光顾。在一块破布都不舍得扔的年代里，仓房里面的东西就是我们家宝贵的资产。
仓房的门也是木板做的，和仓房的木墙浑然一体。等我懂事时，经年的风雪已经把它们变成浅灰色，但木纹却异常清晰。门上尽管有锁，好像从来没有锁过，每当北风肆虐的时候，生锈的合页经常发出奇怪的声音，尤其是夜晚，那声音有些像传说中的鬼声，听起来不免后背冒出冷汗。
自从南边胡同一个老头儿在仓房上吊轻生后，我一直感觉仓房平生出一种恐惧感。记得父亲生病住院，母亲带着我们在家，仓房棚顶的油毡纸被风掀起，发出“啪哒、啪嗒”的响声，吓得我几乎要哭出声来，母亲用棉被捂紧我的耳朵。
仓房最拥挤的时间是每年的秋天，家家都要预备过冬的煤块和木柴，邻居间见到哪家卸煤，必然会自动帮忙，每个人的鼻孔里都会钻进去煤灰，黑黑的，洗过脸后毛巾都会改变先前的颜色。偶尔会在煤堆里发现遗弃的雷管导线，这让我格外欣喜。无法理解导线如何输送电，有一天终于忍不住强烈的好奇心，我就用导线直接伸进过电源孔里，被电流击中的瞬间，麻痛又穿透的力量令我几乎昏厥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