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坊胡同
发布: 2016-1-07 14:07 | 作者: 苏历铭
祖父留下的木匠工具，悉数留存于角落里，其中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墨盒，把墨汁倒入其中，然后摇动把手，浸染墨汁的线就会缓缓地延伸出来。有时我会带着墨盒走东窜西，帮助别的小孩看他们家中的各种摆设是否放得妥当。为了显示我是木匠的孙子，经常煞有介事地找来木板，用刨子把它们推得平平的。冬天时做的溜冰滑板，就是我自己推平的，然后再在木板底部装上粗粗的铁丝。那时我疯狂地迷恋滑冰，每次出门都要穿上木板冰鞋，在零下三十度的严寒里四处乱窜。
最让我好奇的还是顶层放置的书。那些书都是父亲土木建筑的参考书，大都是旧苏联的建筑设计图书，从黑白照片中发现哥特式建筑的奇特，尖顶或圆顶的建筑风格，令我产生众多的想象。那时正是文革后期，除了广播里每晚连播的《沸腾的群山》、《艳阳天》、《矿山风云》之外，似乎没有可以阅读的书籍，况且我还小，只能在小人书里寻找新奇的事情。尽管我看不懂父亲的书，但各式各样的建筑图案带给我幼小心灵的震撼，一直迷惑于他们的屋顶，为什么不像我们的屋顶那么平？
在仓房里还发现过一本阿尔巴尼亚画报，扉页上印着“北京——地拉那”的友谊歌曲，好像把那个弹丸小国赞誉成地中海反帝反修的一颗明珠。我不懂的政治的含义，但对阿尔巴尼亚人民的长相产生莫名的好奇，看着他们高高的鼻梁和深陷的眼睛，我不能不和小人书里的坏人联系在一起，一直怀疑他们迟早会背叛革命。不过，我发现他们的建筑和旧苏联的建筑有些相似，木质楼梯从室外通向顶层，欧式建筑总是让人类产生某种向往。画报中一个阿尔巴尼亚女性，烫过的头发被风吹拂，和小人书上的资产阶级一模一样，我觉得是一种天然的漂亮。我始终记住她回眸一笑的永久定格，难以想象她也是无产阶级的人。
仓房还是掩藏秘密的地方。我会把弹弓和用自行车链做成的火药枪藏在煤堆的深处，每次逃学，我都会把书包藏在杂物的后面，然后用废弃的报纸盖住。回家后，我看到母亲低头忙碌的身影后，蹑手蹑脚地溜进去，背好书包后，故意弄出点声音来，证明我坦荡放学。
至今我也不明白当年为什么喜欢逃学，有一次我正和小伙伴忘情玩耍时，得知几个女同学奉老师之命前来找我，情急之下，我慌忙躲进院子里的菜窖。我妹妹经不住她们的劝说，交代了我的藏身之处，她们掀开菜窖的盖子，我只好坐在菜窖的底部，任由她们批评和训斥我。偶尔抬头向上看，除了几个小脑袋外，就是东北水洗过一样瓦蓝色的辽阔天空。
生活极端清贫，每年天冷之后，母亲会用有限的肉票购买肥肉，然后把它们在热锅里提炼成白色的猪油，装在坛子里。我经常悄悄地溜进仓房里，用小铝勺轻轻刮些猪油，抹在难以下咽的玉米馍馍上。担心母亲发现，每次母亲需要用猪油炒菜时，我都争先恐后地跑出去帮助母亲取回猪油，生怕家人发现嘴馋的秘密。前些年和母亲聊起往事时，我主动说出当年的不端之举，没想到母亲潸然泪下，她说她当时就知道，可是生活贫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受苦。
我奶奶唯一的妹妹住在伊春五营的林区，她的大孙子颜涛比我年长五岁以上，偶尔会来佳木斯看望我奶奶。每次来，他喜欢带着我四处游荡，曾送给我一把能滋水的水枪，我把水枪灌满水，趁小伙伴不注意就滋他们。颜涛表哥似乎很有钱，曾领着我和妹妹在站前饭店下过馆子，一个红烧猪蹄把我的脸变得油渍麻花的。他离开的第二天，派出所找到我们家，说他在返回五营的火车上行窃，被抓进了看守所，我父亲义愤填膺，声称不会前去看他。最后父亲还是答应去看他，并带上洗脸盆、香皂、毛巾等日用品，其实我也想去，但不敢说出来。从那以后，颜涛表哥再也没有来过。
我奶奶去世后，制作棺材剩下两块厚厚的长木板，被父亲放在仓房的棚顶上。我经常爬上去，躺在厚木板上看边城瓦蓝色的辽远天空，大朵大朵的低云迅速聚散又迅速散开，变幻出无数种图案，它们曾感动过我童年无数个晴朗的日子。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张望天空的云朵，竟产生巨大的恐惧，它们聚集一起，黑压压的，中间突然闪现横贯天地的闪电，仿佛那闪电能击中我。
感谢那两块厚木板，在其上，我产生过无数个至今无法超越的想象。我想不通的是，天为什么没有止境，如果我能飞，一定要向上飞，我要看清云朵的来处。
4.
珍宝岛事件后，地处中苏边境的佳木斯迅速被战争的阴影所笼罩，尽管那时还小，但还记得街面上到处都是挑灯夜战修建防空洞的人们。父亲是土木建筑工程师，自然经常加班加点地奋战在第一线，好像大人们都加入到修筑防空洞的事情中。偶尔听到工事塌方砸死人的消息，家里总是提心吊胆地叮嘱父亲注意人身安全。
战争似乎一触即发，邻居的大孩子们说，苏联坦克只需要一天就会到达佳木斯，不敢想象真的要是发生战争，我该如何是好？一些平日里一起玩耍的孩子被家里疏散到山东老家，而我们家只将缝纫机背到外祖母所在的乡下，那似乎是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以备疏散到乡下时使用。
那时学校并不重视学业，经常组织社会劳动，搬运修建防空洞需要的砖头是一件常态的工作。有一次我从突然启动的运砖车上栽下来，当即昏厥过去，同学们把我背到医院，慢慢苏醒过来。当时诊断是轻微脑震荡，由此名正言顺地休息将近一个学期，这期间我天天泡在松花江里，以至于很小就能横渡松花江。现在我把脑子反应慢的原因，追根溯源归结为当年从卡车上跌落受伤造成的，如果当年不从卡车上摔下来，我会聪明一些。
有时会胡思乱想，一旦爆发战争，我就顺着铁路线往南逃，这样就可以跑到外祖母的城子岭村。边城与城子岭村的距离不超过一百公里，外祖母曾经说过，一定要带上四天的干粮才能走到村里。一段时期内，我满脑子充满炮火的巨响，战争的阴影几乎霸占我漫长的童年，很想一夜长大，像电影里的英雄那样，反抗敌人的侵略，投身于保家卫国的行列之中。
听大人们说，冬天是最危险的季节，从乌苏里江到松花江都会封冻，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军队似乎能轻易越过边境，第一站就会攻击佳木斯。小伙伴们自然探讨御敌的办法，正巧我家西边新盖了两栋军分区家属的平房，其中一家和我们同龄的小伙伴吹牛说，他们家就藏着一辆坦克，到时候喊我们一起躲进去。我不解地问过他，坦克炮筒不会顶破屋顶吗？他用手指竖在嘴唇，嘘了一声极其神秘地回答：这是军事秘密。
有一天我提着酱油瓶子刚从第一副食品商店出来，遇上防空警报，那尖厉的叫声非常吓人，大街上一些带着值勤红袖标的人，驱赶行人快速躲进防空洞里。我随着人流钻进防空洞，宽敞的入口处甚至可以开进解放牌汽车。我惊讶于平常的地面原来深藏着巨大的地下世界，在昏暗的灯光下，人们无法知道地面上发生什么。因害怕我哭出声来，我不知道父母是否还在家中等我拎回一角钱一斤的酱油，难道战争真的爆发了，可我又没有带足四天的干粮。忘记究竟过了多久，警报解除，人们陆续返回地面，我记得那天晴空万里，天空没有一丝云彩，走在寂静的胡同里，防空演习像是未曾发生过，让我有恍若隔世的感觉。
在学校，老师曾给我们讲过一个故事，说一个苏联特务在饭馆里吃饭，要买一公升啤酒，这引起服务员的警惕，因为那时我们的啤酒按碗卖的，经过公安机关的审讯，确认他是叛国投敌的下乡知青被苏联派来收集情报的特务。这个故事鼓舞了我们，为了严防敌特和阶级敌人破坏，居委会组织孩子们，手持红缨枪轮流在胡同口站岗放哨，遇到陌生人严加盘问，一旦发现可疑人员即可扣留，直到弄清楚身份为止。
这让我们欣喜若狂，大家每天聚集在胡同的南北出入口，一夜之间放弃孩童幼稚的游戏，纷纷制作各式红缨枪，煞有介事地屹立于崇高的岗位上。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没有抓着一个坏蛋，紧绷的神经渐渐地松懈下来，反而对其他大院的过路孩子进行盘查，无事生非地寻找滋事理由，其结果，胡同与胡同之间的孩子们开始打起群架。油坊胡同男孩子以野著称，很多相邻区域的孩子不敢经过，我们无聊时就会截住他们，让他们背靠墙站，扇一巴掌踹一脚都是家常便饭。
我家有一个苏联制的铁壳收音机，外部涂过一层防电油漆，但经年失修，偶尔掉漆的地方会漏电。有时我会躲在家中收听苏联对华广播，现在已经记不清广播的内容，无非是攻击和揭露，然后再播放国内禁放的音乐。男女播音员的中文发音十分蹩脚，有时会说错重音，让我觉得特别好笑。那时苏联电台是敌台，父亲经常告诫我们不能收听，否则被人发现就会被抓进监狱。一个俄语老师在集体收听党中央最新指示时，不经意地选台偶然遇到一个叽里咕噜的节目，他顺口说这是苏联电台，然后迅速跳过，但还是被举报他收听了敌台而遭逮捕。这个例子确实吓到我，但还是忍不住去听老毛子们说些什么，以便判断他们进攻的时间。
在松花江中间的柳树岛干枯的水沟里，曾捡到过一枚战争年代遗弃的手雷，虽然已经生锈，但引信还在，
我把它藏到仓房里最隐秘的地方。那段时间，经常拿出来摆弄，还揣在书包里给同学们看，我一直把它看成是防身的武器，直到被我父亲发现，押着我把它远远地重新投在江里。小伙伴们听说后特别惋惜，对于手无寸铁的我们而言，它是一件自欺欺人的自卫武器。
搬家后我家斜对面的邻居就是当年逃出苏联的白俄，那个老奶奶经常辅导我俄语发音，她把俄语读成美妙的音乐，以至于我很快学会俄语最难的鼻音发音。她经常站在胡同口张望，我也曾怀疑她可能就是特务，但她善良而忧郁的眼神最终让我打消这个荒唐的念头。她随家人穿越西伯利亚，流落异国他乡，本以为可以重新返回故土，却在边城无疾而终。
5.
在油坊胡同，我的蔫淘顽童身份是街坊邻居们的定论，多少年后有些人听到我考上大学的消息很是惊讶。当年我的假期作业总是拖到开学前突击完成，邻居的小芳姐姐和伶俐姐姐都帮过我的忙，有一次小芳姐姐忍住饥饿，晕眩中把我补写一天一篇的小楷字。当年流着鼻涕手背生鳞的我除了惹是生非，似乎不大容易和好学生契合一体。
当时学校里只上半天课，剩下的放羊时间足够我们把坏事做尽。油坊胡同和我年龄相仿的孩子应该有二十多个，小广、小河、小东、红岩、颜斌、艳春、彦庆、小九、小四、二两金、菜帮子、狗良子……可惜我并不知晓他们的学名。一起砸过人家玻璃，一起用公共汽车票根冒充电影票，一起从西林公园的围墙下钻进去看猴，一起爬上货车偷窃苹果，甚至爬上西火车站缓行的绿皮货车……反正能想到的坏点子基本上都落实在行动上。
最残忍的一次是一只猫偷吃了谁家的鸽子，比我们大一点的孩子把猫抓住，四只爪子被钉在一面山墙上，然后用气枪射击，在惨叫中死去。我连续做过几次噩梦，都是那只猫痛苦狰狞的表情，那之后我对猫一直有着无法言说的恐惧。
离油坊胡同不太远的东北电影院对面有一家制锁厂，生产各种规格的铁锁。有一天小伙伴们终于偷了一把大铁锁，大家特别想知道内部的构造，决定用铁斧子把它砸开，没料到砸下去时，大铁锁从石头上斜飞起来，不偏不正冲到我的鼻梁上，顿时鲜血淋漓。其实这点小伤不算什么，一个孩子长大成人，都会遭遇不为大人所知的风险的。
我的童年伙伴都是没有零花钱的孩子，必须要在没有钱的前提下达到目的。除了伪造电影票之外，我们一般采取从中医院二楼直接跳到东北电影院内的方法，有一次小伙伴老孩不慎摔断了腿，硬是坚持把阿尔巴尼亚电影《勇敢的人们》看完，直至散场时肿痛已经让他无法离开，家长们赶来送到医院打上石膏。我们每次都是采用钻或者跳的办法进入西林公园，趁看守员不注意，用弹弓射击动物，老虎也被打得仰天长啸。
为了解决经费问题，我想到一个主意，就是每人想方设法集资。东院的艳春迟迟想不出办法，我鼓励他把他爸的凉鞋卖了，他真的按我说的，把半新不旧的凉鞋卖了八分钱。我把集资上来的两元多钱和用来记录明细的牛皮笔记本放在塑料袋里，藏在屋顶的灰瓦之下。很快艳春他爸发现凉鞋不见了，追问起来，最后还是知道了原委。父亲听说后，愤怒地让我当着很多邻居的面爬上屋顶，从灰瓦下取出塑料袋，把辛苦集上来的零钱还给小伙伴们。
我们会在共有三层楼的第一副食品商店内闲逛，偶尔偷几条小咸鱼，是想就着难以下咽的玉米饼子和碴子粥。运气不好的时候，会被营业员抓住，然后在值班室里面壁思过。有时我们会钻到运货的马圈里，趴在高高的草垛上看马交配，并故意惊吓它们。商店正门前的人防工事修建了一座碉堡，我们就躲在其中，用弹弓从里面随意乱射，被击中的人又找不到我们。
第一副食品商店西侧的油坊胡同入口，原先有一个修理厂，经常修理卡车和拖拉机。有一次趁着没人，我爬到驾驶台上，不知道碰到那个按键，拖拉机竟然走了起来，慌忙间跳下车来，看着它突突地发出怪叫，屋里的驾驶员冲出来，迅速把拖拉机停了下来。好在他们并没有注意到我，只关注莫名其妙奔突的拖拉机了，要不肯定会逮住已经吓傻的我，侥幸躲过一顿胖揍。
老邮电局大楼的门口，经常有几个脸庞红润的农村姑娘卖炒熟的葵花籽，一角钱一玻璃杯。向外翻的面袋子散发着原味瓜子的香气，经过时我忍不住抓了一把瓜子快速跑开，没料想那位姑娘把面袋子往肩上一甩，健步追赶过来。我穿过中山街后迅速跑进油坊胡同，她依旧穷追不舍，一边追还一边骂，多亏胡同里没有人，否则我的脸真是丢光了。我们俩都累得气喘吁吁，胡同的一端站着我，另一端站着她，僵持在灿烂的秋阳里。她忽然说，你过来，我把你的口袋都装满瓜子，我怎敢相信，上气不接下气地摇头。后来她转身先离开了，我绕了一段路才敢回家，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干过出格的事，很长时间觉得自己变成一个坏孩子，当然没敢再在老邮电局大楼前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