旱海里的鱼
张承志

一

若回忆1984年冬，回忆初进西海固的情景，已觉得漫漶混淆、梳理不清了。如今还占据脑海的，只是那场冬月里的大雪。

我在一个飘雪的早晨南下。

到了积雪幽蓝的傍晚，在码头般的固原城，独自下了车。记得那时心情和视野一样，四顾一片茫茫。然后就匆忙迈开了我的脚步。

遥远的北京正在召开文人们的大会；我却蹒跚着，踩着封了山也断了路的积雪，踏进了这个村庄的路口——如阑入了一扇忘了关上的阿里巴巴的山洞大门。

这儿有夯土的长城，虽然颓坍半尽，在白雪覆盖的原野上，微微地隆作一道长脊。我去看固原，听说它有砖包的古城。我去看清真寺，掩饰着孩提以来的陌生。那一回我头一次触碰到了枯黄的山、烧炕的树叶、神秘的白帽子和一个响亮新鲜叫做西海固的地名。我好奇也留意地，记住了他们的衣食住——六牙的帽子和领口用一个大扣襻扣住的大皮袄；大伙儿扯着一条旧花棉被盖住脚的、用扫来的树叶烧热的炕头；以及酸酸的、当心有一汪清油和一撮菜末的长面。

在日后的半辈子与我兄弟相称的、手心有一个月亮纹的农民家里，娃娃们和家里大人吃的，是半锅洋芋半锅面糊的散饭。交通已被大雪截断，住进来的我，觉得隐秘和安心。每天的夜间是谈论教门历史的；白天则多是被几个家门弟兄拉着，到各自的屋里转，吃同样没有菜蔬的一碗面，或者炸得黄黄的油香。

我们的历史，就这么开始了。

敞开的正房门框，盛着一方银装素裹的山峁，如一幅引人凝视的画图。不论是伊斯儿还是桃花，我多少次看着娃娃们吃力地端着一个大粗碗，吃着走进这个画面。他们个个都精着脚，冻红的小脚丫毫无知觉地踏着雪，迈进了门槛。筷子太长，他们只能捉住筷子的下半截。一边朝嘴里拨拉，一边抬起双眼皮的大瞳仁，不眨眼地看着我。

我觉得心疼，遛弯儿时去了供销社。看有黑白布和棉花卖，就给一个放牛的儿子扯了一条棉裤的料，给几个小的或是袜子，或是头巾。握月兄弟的女人手巧，一夜工夫就缝了出来。第二天早上，大儿子穿着新棉裤。看着我时，他的眼睛一副闪闪的神采，像是悟着什么奥义——那时他十二岁，还没有上学。这眼神他后来一直没失去，一直到他把高中毕了业，一直到他用打工的血汗钱，扭转了家境。

只是完全没有青菜的日子，使我多少觉得不适——几天吃下来，话题便开始围绕着种菜。我打听西海固不种菜的原因，握月便连连摇头：不会种！不能成！这土不成！这天气不成！

他一个劲摇开头的时候，犟得像拒绝一项哈拉目（宗教的禁物）。渐渐我半疑半信，也以为西海固的土壤节气，不适合种菜。

公社书记提着一个黑人造革包，领着随从来看我。他宣布公社党委觉得我辛苦，决定给我煮些牛肉送来。宣布完了，当场把人造革倒空，一堆煮牛肉堆在炕桌上。

我非常感动，那时的“党群关系”多亲密啊。那位书记后来退休，当了清真寺里的保管。他是我见过的最淳朴的党委书记，不占一根草的便宜，无一句多余的言语。他的道路里，含着一种深刻的一致性。

见到书记大驾光临，农民捉了院里的鸡儿。灶房叮当，做饭待客。娃娃们全数被驱逐，陪客们在炕上饕餮。哦，贫困山区的，牛肉与鸡的盛宴啊！……我心中不安，望着肉，只摆样子，不忍伸筷去吃。

一本兄弟故事，就这么，缺油少盐地翻开了篇。

兄弟劳神于无米之炊，总算计怎么招待我。

他溜到当院沉吟半晌，要捉了院里的鸡宰。可我已经开始熟悉西海固，有多少鸡可以这么宰呢？于是，就在一次鸡儿已被炒熟的当儿，我不顾封建的灶房规矩，踏入那块男子的禁区，趁着娃他妈一阵慌张，劈手夺下炒得油汪汪的鸡肉盘子，塞给围观已久的孩子们。

娃他妈还来不及叫喊，娃娃们已小狼般扑来，伸出黑黑的小手，塞进大张的小嘴，盘中的鸡肉，霎时间被掳掠一空。我开心得禁不住哈哈大笑。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娃娃们至今个个是我的同党。

交情和信任，悄悄地浮现了出来。

娃他妈叹一口气，从此不再对我回避。甚至我半夜睡得呼呼，她也敢径自进屋给我添炭。只是无菜的食生活，还要缓缓延续很久。

我们结识的第二年，春季里，两人在兰州分手。我舍不得。可是那时的兰州，除了南关或者西关十字有一家能胡乱炒几个菜的地方，剩下的清真饭馆一色只是牛肉拉面。加上我兄弟他们对清真馆子也审查严格，只认一家张家川的。

我和张家川人谈好，借他的牛肉面摊子炒几个菜，告别弟兄。记得用了二十一元，菜不好，可量大。

“二十一个元！……”握月兄弟惊呼道。

这西海固汉子的表情上，充满了一种宗教感。整个席间他惊慌失措，好像这是要他干罪，好像他肯定如此的奢侈犯了教法。他瞟着我，像是想说什么，但又没说出来。他的畏惧传染了我；但我愈是感动，就愈是只能催他多吃。他一个个端起那些八寸七寸的盘子，用筷子朝嘴里扒着。同时想说些啥，但脸直至胸口都挣红了，气吁吁说不出来。

一时我担心过他的胃，但正如我的分析：一般说来，穷人是不会生胃病的。饱饱地吃一顿，永远是好事情。

娃娃们，那经常翻我的背包“搜糖”的小儿子，他的零食是把一根洋芋粉条伸进炉子里烤焦（握月三弟在学校干活，有学校补给的煤炭，所以能在我屋里架起烧炭的炉子），然后捏着一头咬吃。至于一副理解大人机密神情的美目长子伊斯玛依儿，他常常在夜里，当我和他父亲谈得入港之际，蹦下炕来给我们烤洋芋。

夜里，我们说得兴奋，突然觉得肚饿。握月就喊一边被儿里睡着的儿子：

“快！捅炉子！给你巴巴烤个洋芋吃！”

我呢，也猛想起凡?高的《吃土豆的人》。土豆就是洋芋，想到在西海固大山奥深的冬夜，在农民泥屋夜烤洋芋的滋味，我也催孩子：“快，烤三个！”

娃娃一下就跳下炕，把炉子捅旺。又推门钻进寒风，咚咚跑着，捧回地窖里的洋芋。他机灵地看着我笑，好像说：不急不急，烤熟要一阵工夫呢。然后攥着火剪，披着他的小棉袄蹲在炉前，一直到唏嘘着把烤得焦黄滚烫的洋芋，捧到了我的枕头上。

二

潜入西海固的那些年，我吃得最多的，是娃他妈的细擀长面。

听说她当姑娘时切面的本事就出名。70年代的哪一年，嫁来握月家那天，她作为新媳妇的见面礼，就是给婆家人擀一顿面。听说，那一天端出来的数十碗长面，根根一样粗细，不止一人怀疑这媳妇从哪弄来了高级挂面。一席面吃得婆家人人赞叹，吃罢了，她也就开始了苦难的媳妇生涯。

长面待客，桌上多摆开四只小碟：辣子、醋、酸白菜渣，再就是一碟咸盐。长面煮好以后，用筷子挑起，然后在碗里一顺一摊，根根面条又细又匀。清油浇在碗心，再调上碟子里的小菜。

清苦的吃食，自然引出了饥饿的话题。

“不，这就好得多了！比起吃食堂的1958年！……”他们忿忿地说。

我留神地听。那时流行说“浩劫”，而西海固的浩劫，是在1958年。

1958年西海固天降横祸，树皮被剥光了，食堂里只有清汤。据说吃树叶吃得肚皮透明，隔着皮能看见暗绿的肠子。握月的二弟那时还小，他在攀上一棵榆树时晕厥，不省人事地被背回来，不知怎么留住了命。

天灾之下是政治的暴戾：莫须有的罪名飞舞着，遭到杀、关、管，处决或狱死的例子，充斥每个家庭。固原的王阿訇以自杀抗议，脖子上割了四刀，淌了一个牛的血，居然没有死成；一块鸡皮贴住伤口，从那天起他装哑巴十八年，直至“四人帮”垮台，才重新开口。握月的父亲，拄着一根牛角拐杖、每天从下湾蹒跚到上湾来看我的一个老农民，也成了反革命的营长。他只有逃跑一条路，咬咬牙远走青海。临行前放下一块馍，留给孩子。

握月说：夜里他离了家门，月亮下我妈送他出庄子。我没送他，心里只想着那块馍。他一出门我就抓过馍，几嘴先把它吃下。

叫做“白俩”的灾难，不仅光顾回民。一个发配来的北大中文系右派学生在待毙之际，不意发现了破炕席下有一层谁埋下的陈年麦粒。不敢告人，悄悄吃着，他活了下来。

狼在村庄里游荡，溜进屋子。人互相问：噫！那是个狗么？人饿得眼睛模糊，看不真。说着的时候，那条狼慢慢地穿过屋走了。

最惊心动魄的一件事我以前写过，是关于一个背了冤死的兄弟埋体（尸体），昼伏夜行，从千里外的平罗监狱回家的故事。他们家四兄弟，一个狱死，一个饿毙，一个疯了，还有一个自杀未遂。

也许那件事，以及哑巴王阿訇的事，对于我是一次颠覆的教育。从那以后我变了。

可是轮到我复述时，我总搞乱了农村的亲族关系。我总是先激动起来，说得声音嘶哑，但却弄混了究竟是背回老三的老二失了神，还是老大被捕后寻死的老四疯了。

西海固的荒凉大山，从那个冬月开始，成了我的故乡。清油辣子的浆水面，苦中有甜的罐罐茶，无事在泥屋里闲谈密语，有时去山野间访故问新。渐渐地，我熟悉了这块风土，听够了这里的哀伤故事，也吃惯了这里的饭食。

他们说着，我在倾听。吸溜进一口面条，再摸起笔来记录。

忆起在东京，有个日本教授说，中国仅在1958年就死了两千万人，我抬杠问：你数过吗？没想到握月家的夜话，给了我一个扎实的数据。在1958年仅四十户、二百余口的这个小村，居然约有七十人饿死或狱死。

不多写了，这篇文章的主题是美食。

我剥开一个洋芋的焦皮，黄里透红的沙瓤冒着腾腾热气。怕烫嘴，我吹着，心里琢磨着一个条理。

握月家的老二对他大哥忠心耿耿。不管有事没事，他总是每晚都来伺候，煮罐罐茶，添炉子炭。这时他建议道：“砸上些蒜么？醋也有。”

强加于农民之身的一切都失败了。“不要蒜，醋也不要，”我沉吟着。人到了濒临绝境的时候，肯伸手拉扯一把的，只有血脉的家族。“盐有么？有就要些盐。”我掰下一块香喷喷的烤洋芋，蘸一点盐，慢慢品味着吃着。

门扉之外，西海固的寒风在呼啸，呜呜地掠过山沟。一抬眼，不只是二弟，老三和老六也站在炕下伺候。最后的治国安家，还是退回到农民原始的结构。

烤熟以后的洋芋，是我们绝好的夜点。微焦、滚烫，嚼着咸丝丝的洋芋，使人浮想联翩。凡?高的土豆像是煮的，暗褐色的灯光下，农民围着一只锅。若是画的话，我们面对的色彩比他明亮 ——日间的沟壑淡黄，夜晚的村庄黑褐，屋里的泥壁涂过粉贴着纸，还有嵌了玻璃的画儿镜框，阿拉伯文的红字条幅。

三

唉，谁能尽知时光——难解的时光！

那些年，不如意，事连连。为了生存，我远走了日本，他也打工于海原。那一阵我们都各人自救，咬牙应对躲不开的命。我洗碗教书加写作，三合一地过了关；而他一个举意十年下苦，解开死结盖了新屋。

久别后重逢的日子，我们喜欢挤在炕上，扯他一个东方既白。渐渐地都像上了瘾，总盼着半夜的倾倒，说尽满腹的大小心事——饿了朝下面灶房寻觅吃头。现在做饭的都是女儿，娃他妈半辈子落下了手臂疼的病。我一到，出了嫁的女儿们就候鸟般飞回娘家，引着女婿，抱着娃娃。女婿担水倒茶，伺候着陪我们万一要走个哪里；女儿守在灶房，防备着看我们突然想吃个什么。

我兄弟的口才是一流的。讲出门，从打票开始一路风景；讲盖房，从料到工绘声绘色。

“这高房就是四十根椽子！多一根没有，少一根不成！他匠人也没有办法！……”引得我忍不住去看椽子。

倒叙隔绝的时光，是一大难得的享受。听我讲日本的洗碗教书，他们听得着迷。一边几个娃娃的神色，像是看一场日本电影。兰州打工的侄子算了我涮碗的工钱，惊叫着这个工打得美！巴巴给我们也联系一下！……

就这么，我们大人娃娃挤作一堆，畅谈着各自生存的故事。听了我的涮碗经而不是文学奖以后，娃娃们由衷地服了我了。我一边端着女儿们恭敬地端上的碗，一边对女婿说教：人生几次搏。你们要改变苦命，就要决心搏它一场。万千的没出息人都是顺水漂的渣子，只一些有志气的，斗赢了这个顿亚（现世）……

在都市，也许改变命运靠一次“搏”就成了；而在农村，据我观察在西海固改变一个家，要两代人的光阴。

若数数这家人的第一代，六个兄弟有五个闯过新疆。

他们的走新疆，可不是什么“西部探险”。那是达坂城荒山的煤窑，是乌鲁木齐烂脏的车站。二弟挖贝母是在特克斯。恰巧，我也在特克斯河边挖过古墓，便问他待的地点。

二弟嘿嘿笑着。他心满意足：苦了只一年，吆回了一头牛。至于他在特克斯的住处地点，他怎么也没说清楚。

问多了突然意识到：哪怕我在特克斯再考古十年，我也永远不会懂得那些离乡背井的、西海固农民蹲踞的角落。如同没有户籍的盲流，如同没有人权的苦力，挣扎在生死的边沿，睡在没地名的地方——他们怎么对我说得清那生涯的位置呢！

从1984年冬天算起，我们的结识已经逼近了二十年。

谁能尽数时光？

殉物是有规矩数目的。一代人的受难还不够，我一双眼睛目击了两代人。下一个轮到的是漂亮的大儿子，80年代常给我烤洋芋的伊斯玛依尔。

娃娃高中毕业以后，马上坠入了炼狱。在给我的信里，他还没放弃复读升学的念头呢，就跟上伙伴走了银川。残酷现实接二连三，半年劳苦没有挣上钱，几乎连思考的缝隙都没有，紧接着他又走了新疆。

孩子在轮台一线挖甘草的时候，巧极了我也到了南疆。可只听到消息，却没有找见人影。轮台东门送君去，一川碎石大如斗。只知一群西海固人在巴音布鲁克以南的和静或轮台的戈壁滩挖甘草，但是不知地点。

我到达焉耆的时候，听说他们被雇主骗了。一伙外乡人，拿不上钱却被扔在戈壁滩，没有车回不来。我正着急，到处嘱咐焉耆的朋友留意帮助寻找，可又听说这伙人早走了。传言他们先是在库尔勒想告状，这一阵没了踪影。我明白，如果没吃食又没车辆地被扔在戈壁滩上，那吃的苦就说不尽了。最后一个消息传到了焉耆，说他们已经回了口内了。

正说着，女儿们做好了饭，烤油香，烩粉汤。妹妹把托盘递给哥哥，好像发现了屋里气氛沉重，就望着哥哥，站在一旁凑着听。

哥哥已经是一个成熟青年，站在炕沿，给我端着一碗热腾腾的羊肉粉汤。我回想起他披着一件小黑袄，蹲在炉子旁烤洋芋的往事。不知从何时起，烤洋芋，吃得少了。

我沉吟了好久，还是决定问：

“我一直想问，在新疆，为什么不试试我托付的人？不知道地址吗？还是怎么？”

“我没找，”他低头瞟着碗，“咱们和要饭的一样，谁看着也不喜欢。”

我拨弄着热腾腾的碗，一时间哑然无语。总之都过去了，没有必要渲染。想着吃了一大口。滚热的粉汤，烫过了我的胸口。

（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