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 家 不 冤 （二)
李她娜

十一

战争最激烈的时候，赵哲明在后方生了一个胖小子，她托人给丈夫捎信儿，让他给儿子取个名。吴国栋喜得贵子，自然笑逐言开，他原来没敢打算妻子能给他生儿子。抛下原配夫人，娶了如花似玉的赵哲明后，吴国栋就一直担心遭报应。老百姓常有这么个说法，谁谁谁做下伤天害理的事，背地里便咒他将来生孩子都没屁眼子。这不过是人们憎恶之极的气话，吴国栋因心里有鬼，就把它当了真。妻子怀孕期间，他始终忐忑不安，如今得到母子平安的消息，总算释去了心中的狐疑。给儿子取名也颇费了他一番脑筋，按乡下人的惯例，最好是贱之又贱，这样好养活。但吴国栋不能这么做，怕妻子不高兴。他的战友革命心气儿高涨，主张以老子战斗的地点给儿子命名，也被吴国栋否定了。他送给儿子的名字必须具有双重的意义，赵哲明生下的儿子让他想到了他和孙氏一起养活的憨明子，孙氏对吴家有大恩，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忘记他们母子。憨明子的大名叫吴明，病了以后家里外面谁也不再叫他的大名，连奶奶都叫他憨明子。这称呼既饱含着老太太对孙儿的疼爱，也意味着些许无奈。为了牢记孙氏对吴家的恩德，他给新生的儿子取名“吴铭”。“明”、“铭”同音，以后他每每叫到儿子的时候，自然就会想起不幸的遭遇，同时也是为了儿子长大后能铭记住家族的血泪史。起好名字后他给妻子回了信，顺便捎去了两听战场上缴获的美国奶粉。

平津战役结束后，吴国栋率部进驻北平。此时社会上几乎所有人，包括他们的敌人都已确信，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然而吴国栋却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和平的日子到来了，家庭问题也突出地摆上了议事日程，吴国栋绞尽脑汁，却怎么也找不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两个女人都是他明媒正娶的老婆，都给他生了儿子，战争结束后该怎么面对这一前一后、一土一洋的两个妻子呢？凭心而论，他当然倾向于赵哲明。共产党革命成功了，他们开进了大城市，为革命出生入死的吴国栋将来肯定是要坐享其成的。

赵哲明是城里的大学生，年轻漂亮自不必说，还有相当的革命资历，两人相辅相成，未来不可限量。最最重要的是她无论搁哪儿都拿得出手，能够很好的满足男人的虚荣心。原配就不同了，长得土里土气，大字不识一筐，除了对家庭忠贞不二，几乎一无是处。吴国栋不用考虑，将来抛弃的肯定是原配孙氏，唯一的顾虑就是高堂老母。抛弃孙氏必得违拗母亲意愿，不孝的罪名他早晚都得背在身上，每想到此他都会不寒而栗。真到摊牌的那天，母亲绝不会原谅他，兄弟也要责备他，至于乡亲们的议论更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恐怕惟有孙氏能够默默的忍受，这个女人太善良了，哪怕浑身是理她也不会为自己辩解。难就难在她是吴家的大恩人，十几年如一日地侍奉婆婆和照顾残疾的小叔，还带大了他的傻儿子，换了赵哲明绝对做不到。吴国栋怎么忍心与她分手呢？且不说一日夫妻百日恩，单就母亲这一关他就过不去。

吴国栋和赵哲明一起生活的时间并不长，但给他留下的印象却极深刻。她颇具现代女性特色，注重情感专一性，心理细腻，性情敏感。一旦知道丈夫在家有妻室，以她的倔强，说不定就会闹翻天。在迎接全国解放的日子里，吴国栋的脸上竟见不到丝毫的笑模样了。
面对即将到来的尴尬，吴国栋束手无策，他甚至不敢给母亲去信。有时他会想，真不如再来一场战争，索性战死沙场，也比现在这种窘况强百倍。赵哲明进城后留在总部机关，职务还升了一级，心气儿特别高涨。革命十几年，她终于品尝到了胜利的喜悦，她把儿子托付给保姆，自己整天奔波在外。

吴国栋心怀鬼胎地等了一年多，老家仍没一点消息。他坐不住了，抛弃老婆还无所谓，扔下亲生母亲可是大逆不道啊，他死活也不敢背负这等罪名。他背着妻子，以部队所在地址给母亲去了封信，不过是寻常地问候一番，没敢提及老婆孩子。信发出去后，他整日战战兢兢，既盼着母亲来又害怕母亲来。这期间他听到不少老干部的原配找上门的事，轻则家庭不和，重则闹得沸沸扬扬，成了老百姓街谈巷议的笑料。

革命成功后，真是改换了天地，他们由过去的“共匪”变成了京城的“显贵”，革命志士有了安定的生活环境，对配偶的选择也有了新标准。理论上甭管怎么咒骂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落实在行动上，谁都愿找个有文化、懂情趣的城市女性为妻。城里的年轻知识女性风度翩翩、娇媚百态，枪林弹雨中闯荡过来的革命干部很难抵御她们的诱惑，要不怎么说“大将难过美人关呢”。只要那些女性的社会背景不是特别复杂，组织部门也实在找不出更多理由阻止干部的婚姻自由，这毕竟属于个人的私生活。吴国栋不担心原配孙氏，她一个乡下女子绝不敢找上门来大吵大闹，关键是赵哲明不好惹。她参加革命后顶着各种压力迟迟不嫁人，无非是想找个理想伴侣，否则以她的漂亮聪明什么爵位的人找不到？
就在吴国栋心烦意乱之际，朝鲜战争爆发了。他忽然象打了针吗啡，一下子来了精神，战争是摆脱烦恼的最好办法。吴国栋本来已经调到总部机关，他为了避免两个老婆见面的尴尬，再三向上级打报告，请求参战，最终获得批准。他赶紧收拾了行装，匆匆与妻子告别，连夜去了作战部队。接下来就是紧张的动员、练兵、换装，吴国栋一心一意准备打一场现代化战争。社会上的恐美症多少影响了下层指战员的情绪，吴国栋偏偏不信这个邪，他是打算上朝鲜决一死战的，早将生死置之度外了。十几年的战争生涯告诉他，死神最偏爱胆小鬼，越是畏缩不前，子弹越会往你的脑壳里钻。再说死了他妈的更痛快，起码不用回去收拾那摊子烂事了。吴国栋深入各连队，以自己的战斗经历现身说法，使不少基层指挥员改变了认识。打仗就是需要拼命三郎的精神，未上战场先生三分惧怕，这个仗肯定打不赢。

吴国栋走后，赵哲明带着孩子和战友住进了一座四合院。白天忙忙碌碌，她也顾不得想其他事，晚上回到家情况就不一样了。战争的残酷她亲眼目睹过，本该对此不以为然，然而不知为什么，她却有了莫名其妙的担忧。战争年代的危险她能理解，主动选择革命事业的时候，共产党还处在绝对劣势，从参军那天起她就抱定了牺牲的决心。如今情况已与过去大相径庭，他们已然看到了新生活的曙光，革命也不再仅仅意味着艰苦牺牲了。读过大学的赵哲明，富有神奇的想象力，战争年代他们向老百姓宣传革命道理的时候，总会给人们描绘出一幅幅人民当家做主的画面，今天这一切已然变成了现实。体会着做主人的心情，想象着做主人的种种福利，她不由得替丈夫的生死安危担忧起来。子弹可从来不长眼，何况又是和武装到牙齿的美国鬼子打一场现代化战争。丈夫尽管已是团长，但在立体战争中他的危险系数和前线战壕里的士兵几乎相等。她难以想象失去丈夫的情景，又不能公开流露对战争的恐惧，一旦清闲下来，脑子就免不了胡思乱想。

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知识分子的脆弱性，究其原因也简单，他们原本是有所得的，是不可抗拒的力量摧毁了原有的一切，才促使他们选择了革命。说他们投机显然有失公允，因为所有革命的动员令都包含着一幅美好远景，更有许多人仅为果腹才报名参军。文化的学习、理论的修养，凡此种种的精神熏陶，使参加革命的人明白了造反有理的道理。但也不能否认，每个人都会在远大的志向下潜伏着个人愿望，人们都希望共产党在胜利的欢呼声中兑现给他们许下的诺言，赵哲明也不例外。进了城、掌了权，已然有一部分人享受到了想象中的幸福生活。念书人的思维向来敏锐，他们有过激动万分的时刻，更多的时候却是冷静的思考。耳闻目睹的一切进入大脑后，少不了来一番斟酌分析，看它与宣传中的东西是否相符。一旦发觉其中的差异，激进者往往大发议论，普通人则会暗自思索。赵哲明大概属于普通人的范畴，将一切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了，对丈夫的行为也就越发不能理解。要知道，幸福美好的生活已然在向他们招手了。

就在赵哲明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乡下的婆婆和丈夫的原配突然找上了门。那是个星期天，赵哲明正哄儿子玩儿，一个小战士把祖孙三人领进了屋。小战士不知内情，郑重其事地报告说，吴团长的家属来了。赵哲明先是一愣，见进来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才松了口气。她断定这就是婆婆，另外的那对母子或许是丈夫的什么亲戚。她热情地招呼他们坐下，沏茶倒水的一通忙活。吴母十分纳罕，没有接她递来的水杯，却疑惑不解地问：“你是什么人？”赵哲明难为情地说：“妈，让您见笑了，我是赵哲明，您的儿媳妇。结婚这么多年了也没顾得回家去看看您老人家，您先喝茶，国栋上前线了，一时半会也回不来。不过没关系，有我在呢，再说还有咱组织呢，您就塌塌实实地住几天吧……”

“你先慢点说，什么儿媳妇？”吴母眼睛直发愣，扳起面孔说：“你给我说清了，你是谁的儿媳妇？”赵哲明依旧满面春风地说：“是您的儿媳妇呀，我跟国栋结婚好几年了，您看，您的孙子都三岁了。来，过来叫奶奶。”赵哲明抱起儿子就往老太太怀里塞，却被老人一把推开了，吴母气得嘴唇发抖，拉过孙氏说：“这才是我明媒正娶的儿媳妇呢，你是哪来的不要脸的臊货？”

赵哲明恍然大悟，敢情丈夫也是个陈世美，真真好象当头挨了一棒，半晌才憋出一句话来：“吴国栋，你干的好事！”她随手将孩子放到床上，回身对祖孙三人说：“都给我出去，这是我的家。”吴母也似乎明白了怎么回事，她倒坦然了，将胳膊肘往桌上一支，托着半拉腮帮子，理直气壮地说：“凡事都要讲个名分，这是吴家明媒正娶的大太太，你过来先见个礼吧。国栋在外面混出人模样来了，娶个小儿也是应该的，没跟我说，我也不怪罪他。”

“狗屁！给我滚！”赵哲明歇斯底里地吼叫起来。孙氏难为情地说：“娘，俺不在乎名分不名分的，咱也别争了，俺只要能跟国栋在一起就行。国栋若愿意，俺做小的也可行。”吴母一晃脑袋不干了，“那不行，凡事都得讲个先来后到，你就是咱吴家的大太太，她才是个小儿呢。”

赵哲明气急败坏，她哪儿经过这种事呀，见娘俩赖着不走，还满嘴胡吣着，她脑袋都涨大了。憨明子瞅着床上的小孩子好玩儿，上去三两下就把他逗哭了，赵哲明转身狠狠地给了憨明子一巴掌，发疯似的说：“滚！都他妈给我滚！”说着把吴母带来的包袱扔到了门外，连推带搡地将祖孙三人轰出了屋。隔壁的战友纷纷出来，等弄清怎么回事，谁也不敢多说一句话，赶紧把吴母三人带到了机关办公室。领导对此也束手无策，吴国栋上了前线，要想解决家庭问题没他在场不行。旁的事解决不了，先安排老人住下吧，吴母脾气倔，一气之下连招呼也不打，领着媳妇孙子回了老家。

十二

赵哲明委屈地哭了一宿，第二天竟没去上班。她找到丈夫所在部队留守处的领导，还没说上几句话，眼泪就扑簌蔌地流下来了。情急之中，说话也没了分寸，什么腐化堕落、道德败坏，一顶顶大帽子都扣在了吴国栋头上，最后还吵着嚷着要离婚。部队领导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以前都是干部乡下的老婆来吵闹，现任小夫人则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这种情况好对付，起码三方之中有两方是站在一起的，对那些找到部队来的乡下女人，先连哄带劝一番再许诺点实惠也就不了了之了。今儿的事有点儿特殊，赵哲明也是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中级干部了，和那些贪图安逸的城里知识女性不一样。领导对她哄没法用、劝没法用、吓唬更甭提，赵哲明既熟读诗书又久经沙场，还谙熟领导机关的潜规则，什么事你也蒙不了她。这真真成了“清官难断家务事”，凭您有再大本事也理不清三口子的是非曲直。领导让她先冷静下来，起码也得等吴国栋回来才能解决呀。赵哲明没脾气，最终也只能是这么个结果，您横不能利用部队的作战电台找回丈夫打离婚，看来只好等那个挨千刀的回来再说了。

几个月后吴国栋躺在担架上被送回了国，战场上他多次立功受奖，已经升任副师长了。这次受伤非同小可，美国飞机毫无预兆的突然来轰炸，吴国栋腰部中了块弹片。手术十分顺利，身体恢复也很快，住院期间好多战友和领导都来看他，惟独不见妻子的身影。人们为能让他安心养病，没把家事告诉他，吴国栋却是心知肚明。他负伤回国领导不可能不告诉妻子，赵哲明迟迟不露面，准是发现了他在老家另有妻室的秘密。怎么办？吴国栋一筹莫展，能怨谁呢，全是自个儿找的麻烦。

双方领导都看不下去了，吴国栋身体受伤无法避免，总不能让英雄的感情再受伤害吧。他们联合起来找到赵哲明，耐心细致地给她做工作，说吴师长的家庭问题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此类现象不仅咱们部队为数不少，就是地方干部也在所避免。你不可以把所有怨恨都归结在老吴的头上，战争年代生生死死都是未知数，能相识结婚就是前世的缘分。他们甚至搬出组织原则来吓唬赵哲明，命令她决不可意气用事。赵哲明嘴上不依不饶，说丈夫欺骗了她的感情，毁了她的美好青春，心里却早已瘫软下来，水大不能漫过桥嘛。再说这一切已是既成事实，如果一味不管不顾地闹下去，落个醋坛子的绰号还在其次，违拗了上级领导那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她得考虑自己的政治前途，破罐子破摔对她没任何好处。赵哲明见好就收，顺坡下驴地答应了去看望丈夫，也算是给了双方领导一个台阶。

领导特批了赵哲明几天假，打算让两口子好好聚一聚、聊一聊，解开心里的死疙瘩。解铃还需系铃人，关键之处领导是无法越俎代庖的。赵哲明抱着儿子耷拉着脸，一脑门子官司去了医院，夫妻相见十分尴尬，吴国栋自知理亏，见面先给妻子陪笑脸。他挪挪身子，想让她坐在床边，赵哲明却故意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儿子是夫妻矛盾的润滑剂，吴国栋忍着腰痛伸手接过吴铭，逗了孩子几句后便任由他在身上爬来爬去，触到伤口时，他下意识地咧了下嘴。赵哲明的心不由得软下来，上前给丈夫掖掖身后的枕头，其动作表情显得极有分寸。吴国栋对妻子说：“这几年你辛苦了，又带孩子又要工作。”赵哲明嗔怪道：“身体再苦再累我也不在乎，但心里的委屈我可受不了。”

“我对不住你呀，唉！……我也不知道该去怨谁。说起来你不信，我是真和白毛女没什么两样了，地主老财把我逼上了太行山，和家里好几年没有联系，我……”

“我知道你是苦出身，可地主老财把你逼上太行山，你也不能来欺骗我的感情呀！”赵哲明点到了问题的实质，态度也强硬了。

“我那能算欺骗感情吗？战争年代环境那么残酷，我们老家又是敌占区，谁知道家里成了什么样子。”

“你现在不必找客观原因，你家里有老婆孩子，想停妻再娶不关我的事，但你至少应该事先跟我白说明，到现在闹得不清不楚、不明不白，我感情上怎么受得了！”

“咳！问题是好多事情它说不清，战局变化一天一样，环境既艰苦又险恶，今儿晚我上了炕，明天早都不知道能不能再穿上鞋，你让我怎么说得清。”

“事到如今你还在狡辩？”赵哲明快要发火了，吴国栋只好服软，“好啦好啦，都怨我不对。”

“事实上你就是不对，用不着谁来怨你。”

吴国栋不言语了，半天才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怎么知道的？人家都找上门来了，我还蒙在鼓里呢，下三烂似的给你妈、给你老婆沏茶倒水，闹了半天人家是来跟我争名分的，还大老婆长小老婆短地说了一堆混帐话，我一气之下全把他们轰走了。”

“什么！你连我老娘也轰走了？”吴国栋刷白的脸颊霎时变成猪肝色，声音颤抖地说：“你……你简直岂有此理！”赵哲明却不动声色地说：“必须得轰走他们，她们进门不分青红皂白，上来就跟我说什么先来后到，还要让我给你做小儿，摆出臭架子让我伺候她们婆媳俩，呸！没门！”

“你混蛋！”

“吴国栋，你甭来劲儿，瞅你干的好事，还有脸跟我嚷嚷呢。看在儿子面上我原谅了你，你倒登鼻子上脸了。打过仗、负过伤你就有功劳了？就能娶俩老婆了？告诉你，这是社会主义新中国，你我都是党的干部，不是封建功臣。”

“你……”吴国栋急火攻心，伤口剧烈的疼痛起来。同室病友都被他们的争吵吓坏了，忙把大夫护士叫来，大夫严厉地批评了赵哲明，说首长的伤口正在恢复期，你怎么可以惹他生气呢。护士则不容分说地将赵哲明推出病房，吴铭吓得哇哇大哭。赵哲明不依不饶，回身还要理论是非，大夫横在门口说：“有什么话请首长伤好之后再说。”赵哲明迎面啐了大夫一口唾沫，说：“呸！他狗屁也不是。”说完抱起孩子扬长而去。

吴国栋当众丢脸，又急又愧，这要在战场上，他说不定就拔出枪来把她毙了。大夫劝走赵哲明后赶紧给他检查了伤口，刚刚愈合的刀口因为动了大怒已经开裂，渗出了殷红的鲜血，医务人员一阵忙活，总算止住了流血，他们劝了吴国栋几句才离开。吴国栋心里憋屈，却只能忍着，除了因为自己做了亏心事，内心深处还有一隐忧。吴刘两家的官司，和穷苦百姓被地主老财逼上梁山还不一样。他一怕家丑外扬丢了脸面，二怕此事闹大，万一领导发现了真实情况，肯定会给他带来不良影响，说不定他的革命前途就会到此为止。他亲身经历过整风运动，至今仍心有余悸，共产党对其组织成员纯洁性的要求近乎苛刻，他们和吃醋的妻子一样，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诉苦和三查运动中他就没敢详细说明家破人亡的原因，惟恐组织部门查阶级查到他的头上。他的不少战友就曾因为社会背景复杂而被打成特嫌，办了几期学习班，检讨了多少次也没过关，最后到底降了一级才算完事。吴国栋害怕因家庭琐事牵扯到历史上不光彩的一页，看样子在妻子面前也只能忍气吞声了。一个战场上刺刀见红都从不含糊的战斗英雄，没想到却栽在了老婆手里，吴国栋气得直擂床铺。

同室的病友大概齐听出了两口子吵架的原因，纷纷过来安慰他：“这种事算不得什么，女人闹个小性儿，你也不必往心里去。”吴国栋却懊悔不已地自责道：“都他妈是我色迷心窍，再忍两年也就解放了。”病友劝道：“事已发生，你也甭愧疚了，是人都有七情六欲，咱们不能还是封建脑袋瓜儿。”病友的话不无道理，但吴国栋还是觉得熬心。

此后赵哲明再也没来医院看过吴国栋。伤好出院了，吴国栋先去了部队，他想指望领导给他做主，可恳求的话却怎么也说不出口。他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凭心而论，以男人的眼光看这事，他早就厌恶原配孙氏了。离开家时孙氏还是个年轻貌美的小娘子，可惜没文化，夫妻生活不过是例行公事，吴国栋找不到消魂荡魄的感觉。赵哲明就不同了，甭脱光衣服钻被窝，光瞧一眼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就能让吴国栋神魂颠倒了，他怎么忍心弃她而去呢。然而抛弃孙氏，吴国栋又感到天地良心蒙了层阴影，人家可是十几年如一日地伺候老母亲，从来没有半句怨言。

最终还是领导出面把吴国栋的家事摆平了。这天总部的一位副部长和他的师政委把吴国栋两口子叫到办公室，希望他们能心平气和地谈一谈，起码不能因为这件事影响工作。赵哲明出了口恶气后心里多少好受了点，她也不希望把事情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吴国栋更是一心一意地想抓住赵哲明。事实上两人谁也不想真正离开谁，和好是两厢便利，分开则是两败俱伤。有了这个现实基础，领导的工作就好做了。双方领导没瞒着掖着，直接把问题摆到了桌面上。

《婚姻法》已经颁布，国家不再允许公民有俩老婆了，他们让吴国栋在两个妻子之间选一个。吴国栋低着头说：“那……还是和孙氏离婚吧。”他说这话的时候心里直打鼓，不知赵哲明能不能原谅他。赵哲明没较真儿，但她提出了和好的先决条件：首先丈夫必须和孙氏办理正式离婚手续；其次离婚后两人不许再有来往；第三点近乎苛刻，不准婆婆再来纠缠。吴国栋有点恼火，刚要辩解，领导赶忙出面说和：第一个条件好说，他必须得办理离婚手续。第二个条件也说得过去，不过家里的孩子是他的亲骨肉，他有责任将儿子抚养成人。至于第三个条件就过分了，哪有不准老子娘来看儿子的道理。赵哲明解释说：“她来也行，但不准再提什么大老婆小老婆，首长没见他母亲说的那些污七八糟的话呢，说我是小的，得给大的见礼……”

“得得得，那些细节你就不必描述了。”领导忍着笑打断她的话，转身开导起吴国栋：“回去给老人好好做做思想工作，老人该来还是要来的。”

吴国栋想了想、狠狠心，点头答应了妻子提出的苛刻条件。此事就这么了断了，吴国栋终于回到了家。领导为照顾他们夫妻生活，又把吴国栋调到总部，因他作战有功，又有文化基础，上级任命他担任了作战部的处长。

眼下立马需要做的是赶紧回家跟原配夫人办理离婚手续。领导本来不准备让他亲自出面，朝鲜战争尚未结束，总部工作又十分繁忙，一个萝卜顶好几个坑，关键时刻怎么能离开个作战处长呢。吴国栋考虑再三，还是跟领导请了假，他必须亲自做通母亲的工作，否则老人家想不开，说不定什么时候又会带着媳妇来部队闹腾。领导批了吴国栋三天假，他带着警卫员登上了南下的列车，按说该是衣锦还乡的美事，可他吴国栋就是高兴不起来。

到家了，小河口的面貌没有丝毫变化。多么熟悉的村庄，还有河水、大堤和树木，没有谁能忘记故土，也没有谁能忘记父老乡亲，亲人和故乡是游子梦中永远的牵挂。然而吴国栋却在好长好长的时间里不敢想起这一切，更甭说要直接面对了。进了村，他忽然觉得自己成了过街老鼠，尽管还没有人敢喊打他，他的心却早已缩成了一团。当他低着头来到新家—刘家老宅门口的时候，他真恨不得一头撞死在石阶上。是后悔了么？他心里说不清。
吴国栋百感交集地推开家门，原是准备挨母亲一顿臭骂的，叫过母亲后，他就那么直挺挺地站在当屋地。

“坐吧，国栋。”陈氏是明白人，她没埋怨自己的儿子。这种事古往今来太多了，恨只恨新社会变了章法，要不然功成名就的儿子也就不用两头为难了。
吴国栋摘下帽子，坐在了圈椅上，贤惠的孙氏给他倒了碗水，她偷偷看了丈夫一眼，显然心里还抱着一线希望。沉默，难堪的沉默。陈氏突然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儿大不由娘呀。

“娘……”吴国栋欲言又止。

“别说啦，你死心塌地跟那个臊货过我不怨你。”

孙氏埋藏在心底的希望彻底破灭了，她默默的流下了痛苦的眼泪，苦苦等了丈夫十几年，最后却等来了一纸休书。吴国栋劝她说：“你还年轻，再找个人家吧，别太苦了自己。”孙氏抹着眼泪摇了摇头，哽咽道：“俺这辈子哪儿也不去了，就跟娘在家熬日子了。”陈氏也说：“你跟她离了婚她也是咱吴家的人，将来死了也得葬入咱吴家的祖坟……哎哟！老吴家哪辈子缺德了，生下了你这么个孽种。往后我也不去你那个北京城了，你要认我这娘，就想着回来看看我们娘几个。”陈氏说着说着想起了冤死的老伴，心里一酸，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悲痛了，竟呜呜咽咽地痛哭起来。吴国栋扑通一声跪在母亲跟前，说：“娘，求您原谅我这不孝的儿子吧。”

吴国栋回来的消息象长了翅膀，一夜之间传遍了小河口。在先村民没少给陈氏婆媳道喜，说国栋出息了，你们娘几个也该进北京城享清福了，陈氏乐得合不上嘴。土改中工作组把刘家的宅院分给吴家，开始有人还纳闷呢，多少人惦记着刘家的院子，如何就给了这娘几个？后来人们才知道吴家的大儿子做了高官。吴家婆媳跟京城受辱回来后，自觉没脸见乡亲，洋溢在脸上的得意忘形也开始收敛。世上没不透风的墙，村民知道吴国栋停妻再娶的丑闻后，说什么的都有，好心人骂吴国栋是该死的陈世美，说共产党哪儿都好，为什么就没有黑脸包公给无辜的孙氏做主？那些没争得房子的人家，则站在一边幸灾乐祸：“还争房子争地呀，得，人都争没了，明儿还不知怎么着呢？”村干部没见过吴国栋这么大的官，拿他当钦差大臣接待，硬将村民的议论压了下去，他们跑前跑后地帮吴国栋办好了离婚手续。

吴国梁腿瘸，可耳不聋，眼不瞎，街坊四邻的各种议论他都听到了。他替哥哥感到难过，更不理解他为什么要抛弃嫂子。晚上哥俩睡在一个炕上，吴国梁一个劲的唉声叹气，想替嫂子打抱不平，嘴上却说不出口。吴国栋故意引出别的话题，说：“兄弟，你是替哥哥遭的罪，哥哥这辈子不会忘了你的恩德，只要我活一天就得养活你。”

“还提什么养不养的，我腿是瘸了，可也能从地里抓弄点儿食儿，我是说嫂子……唉！她一年到头起五更睡半夜地伺候我们，好不容易把你盼回来了……咱老吴家没做过这种事呀！”
吴国栋哑口无言，只能任由弟弟数落自己，半天才咬牙切齿地说：“都是刘志仁那小子闹的——他确实去了北京？”

“人们都那么传说。”

吴国栋暗下决心，回去后想方设法也得找到刘志仁，否则他死也不能瞑目。多大的罪孽！让乡亲们背后戳脊梁骨，想起来都没脸见人，所有这一切还不都是因为刘志仁的年关逼债。

三天时间并不算长，对吴国栋来说却是度日如年，战场上叱咤风云的英雄，不得不点头哈腰地给乡亲们陪笑脸。就是在村干部面前，他也不敢颐指气使，话未出口先觉矮三分。这对一个向来说一不二的军事主官来说，实在是一种残酷的精神折磨。三天头上，他早早起来了，乘村民还在睡梦中，悄悄带着警卫员离开了小河口。

回到家的吴国栋，心情还是不轻松，眼前总晃动着可怜的媳妇和傻儿子的身影。孙氏对离婚没提任何异议，只是无奈地抹眼泪儿，这更让吴国栋感到不安。临走那天晚上他陪家人坐到深夜，孙氏憋了半天才提出一个要求，问他能不能把憨明子带到北京去。吴国栋哪敢应允，托口工作忙，没人照顾儿子，拒绝了孙氏的要求。如果说夫妻本是同林鸟，那憨明子可是他的亲骨肉，撇下儿子不管不顾，吴国栋做为一个老爷们，于心不安呀。

耻辱和愧疚重新激起吴国栋的仇恨，他发誓上天入地也要找到刘志仁，一定要让他偿还这笔血债。工作之余他常和警卫员穿着便衣走街串巷，希望能意外的发现刘志仁的踪迹。他相信凭借手中的权力和威望，完全能够将刘志仁绳之以法。遗憾的是北京城太大了，想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找出个把人来简直比登天还难。他也想过请地方公安局协助查找，又怕刘志仁改名换姓，那样的话他非但达不到目的，还会惹出不必要的麻烦。久寻不到刘志仁，吴国栋只好打消了此念头，但杀父之仇他一刻也不曾忘记。

几年后，吴国栋和妻子又生下一个女儿，赵哲明坚持让女儿随自己的姓，取名赵茹馨。吴国栋没生气，他还是“男尊女卑”的老观念，女儿早晚是人家的，他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儿子身上。吴铭眼看长成了半大小子，他发现父母生下妹妹后便开始分室而居，而且两人还经常拌嘴，东一句西一句的好象都是为了钱。他还小，猜不出其中原由。做为儿子他更崇敬父亲，父亲不但有许多讲不完的战斗故事，还有着令人羡慕的职位，使他的虚荣心总能得到满足。吴国栋有意无意地一直在按照自己的心愿塑造着儿子的精神世界，希望他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儿子再大几岁，他开始讲述自己参加革命的经历，当然得隐去曾当过小老板的历史，也没说明是故意拖欠债务才使得刘志仁将他们告到官府。他只一味地诉说刘志仁如何心肠歹毒，象恶霸地主黄世仁一样逼得他们家破人亡。至于他参加革命后的弃妻再娶，吴国栋只字不提。一怕儿子纯洁心灵承受不了这种打击，二怕损害了自己在孩子心目中的形象，他断定妻子也不会向儿子透露半点风声。

十三

吴铭的生长环境决定了他对家庭必然有一种美好的情感，抑或也是一种美好的期望，这种情感决不亚于吴铭对父母社会地位的崇拜。在文化尚不发达、社会几乎完全封闭的年代，他不可能了解到合乎自然状态的家庭生活模式，他把父母分居看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在他面前，父母之间的尊重多于感情的交流，使他误认为这就是人世间最理想的夫妇生活。上高中后，吴铭越来越为父母感到骄傲了，他的同学中不乏高干子弟，不少人父亲的官爵比他父亲更显赫，遗憾的是他们多为老夫少妻。年轻人生来对神秘而美妙的爱情就有着美好的想象，配偶年龄悬殊过大，总会使人想起封建社会的权贵和富商大贾的偏房。吴铭在平民百姓面前可以为尊贵的家庭而自豪，和那些达官显贵的子女相比他又可以炫耀父母的日月同辉，总之，他的学生时代充满了幸福和骄傲。

吴铭一方面接受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教育，早早地加入了共青团，上高中还担任了团支书。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了一些纨绔子弟的习气，过于强烈的使命感和极为舒适的生活条件，使他俨然成了不可一世的当代英雄。他极愿意象父母得到社会的敬重似的赢得同学的青睐，时时处处都想以高高在上的姿态鸟瞰芸芸众生。社会的变迁常常给年轻人注入新鲜感觉，青年学生不仅仅看重政治思想的纯洁性，也喜欢追随生活的时尚。吴铭不可能总拿父辈的历史向人们炫耀，他还需要领导时尚新潮流。平日除了学习和社会工作，他常会用父母给的零花钱和同学一起去游泳、滑冰、吃饭、享乐，那种众星捧月的感觉真是妙不可言。很快他就成了同学中的核心人物。

吴铭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父亲时常提到的恶霸刘志仁，其女儿刘利平就在他就读的中学念高三，而且还是团总支副书记。一个偶然的机会，两人居然还相识了，那是一次团组织的活动——高中团员去动物园游玩。吴铭想出风头，他召集好支部属下的团员后，又象主人公似的对其他支部的团员吆三喝四，他满以为领导会赏识他的才干，或许会将带队的重任交给他。谁知集合时出头露面的却是刘利平，吴铭心里忿忿不平，原以为她有什么背景，跟人一打听才知道她不过是个平民女子。从小好拔尖儿的吴铭着实憋了口气，心说我干不成，你也甭想干好。他鼓动几个好朋友不听调遣，提了许多额外要求，凡事都希望举手表决再做决定，闹得组织活动一时进行不下去了。

刘利平一眼就看出吴铭是军队高干子弟，那种目空一切的张狂性格，不是寻常百姓家的孩子所具有的。她没买吴铭的帐，将大家召集起来后说：“共青团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如果所有事情都经过民主表决再做决定，那团组织的活动就无法进行，希望大家认清这一点，不要受少数人的蛊惑。”吴铭讨了没趣，还被说成少数人，心里自然不服气，但也没办法，谁让刘利平是总支副书记呢。官大一级压死人，他也只能乖乖地听从调遣。

活动结束后，团员们在动物园门口解散，吴铭仗着爹妈给的几个钱，带着五六个要好的男生去了莫斯科餐厅。他想以此找回心理平衡，同时也要向同学证明他才是众人瞩目的中心人物。没想到他们几个人前脚进了餐厅，刚刚找好位置坐下，刘利平也领着几个女同学说说笑笑地进来了。两拨男女同学相对而坐，各点各的菜，各说各的话，彼此有相熟的免不了互相打招呼。吴铭越发气愤，心想：这可不是随便哪个寻常百姓能来的地方，她刘利平何以也敢在此招摇过市？吴铭认为刘利平是在故意跟他叫板，脑袋一热，竟跟服务员要了几瓶啤酒，和同学觥筹交错地畅饮起来。吴铭优越的家庭条件，决定了他事事处处都必须得跟常人有所区别，似乎只有如此心里才能安稳坦然。

刘利平没有盲目攀比的虚荣心，副书记的职责要求她必须制止违反学生守则的行为。她走过去心平气和地指出男生的错误，规劝他们不可违反学校纪律。有几个男生讪讪地放下了酒杯，知道自己做错了。吴铭却没好气地回敬了她几句：“你喝江水长大的吧？管的也忒宽了，业余时间是我们的自由！”刘利平没有退缩，据理力争道：“学生不许饮酒是教育局的规定，你做为团支书，为什么带头破坏纪律？你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吴铭把脖子一梗，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还端起酒杯津津有味地品了一口。刘利平对在座的同学说：“你们都看见了，吴铭故意违反学校纪律，而且知错不改，性质极为恶劣，大家不要跟他学。”几个男生把酒杯推到一边，悄悄地劝吴铭：“算了吧，总支书记说得对，咱们不该喝酒。”吴铭孤掌难鸣，只好放下了酒杯。

回到学校，刘利平和领导做了汇报，团总支和教导处到同学中做了调查，证实吴铭确实喝了酒。学校领导和总支专职书记研究决定，给了吴铭一个警告处分，还把家长请来说明情况，希望他们今后对孩子加强教育，不要再犯类似的错误。吴铭回家挨了顿呲儿，从此他记住了刘利平。

第二年夏天，随着“五一六通知”的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迅速地从京城烧向全国。学生们无不热血沸腾地投身其中，吴铭仗着纯正的军人出身，其自命不凡的天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红卫兵一经出现，他马上跟进，和家庭背景相同的同学成立了战斗队。忽而参与“联合行动委员会”的活动，忽而与红卫兵纠察队取得联系。最后又联合其他观点相同的战斗队，成立了规模强大的红卫兵组织——井冈山。打砸抢自不必说，反正都属于革命行动，揪斗走资派更是不遗余力，他们还杀向社会，对所谓“黑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进行抄家、殴打、游斗。

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随着两个“司令部”的血腥搏杀，各式各样的红卫兵组织很快形成了两大派，一派“保皇”，一派“造反”，派性由此而产生。接踵而来的是两派、三派、甚至更多派别之间的辩论会。各方都将“文攻武卫”做为迎战的武器，并且很快发展到赤裸裸的武斗。这天吴铭率领“井冈山”的战友来到西郊某大学，找一个叫“延安兵团”的“保皇派”组织辩论孰是孰非，没想到出来应战的竟然是刘利平。两派斗争本来就是水火不相溶，加上对手又是让吴铭背了处分的刘利平，他怒不可遏、勇敢地挺身而出。口齿伶俐的刘利平三言两语就将吴铭驳斥的哑口无言，吴铭气急败坏，当众骂起大街。对立面都是大学生，对他的村言秽语给予了无情的嘲笑，高中生毕竟还欠修炼，论讲理还不是大学生对手，吴铭最终落荒而逃。

败下阵后，吴铭对刘利平越发仇恨，此时，他造反的动机里已搀杂了些许个人恩怨，整垮对立面已显得不太重要。“延安兵团”的核心人物就是刘利平，如果正面与之拼杀，几乎很难奏效。她也有左膀右臂，他们同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两军壁垒森严，让你很难找出破绽，不如来个侧面迂回。直觉告诉吴铭，刘利平的家庭背景肯定有问题，否则她一个平民百姓的孩子，何以能大摇大摆地进出莫斯科餐厅？刘利平厚实的家底儿来自何方，不是地主也一定是资本家。这就是刘利平的软肋，跟这儿插上一刀，不愁整不倒她。吴铭纠集心腹战友，开始了隐秘的调查研究，巧妙地利用各派矛盾，没费吹灰之力就搞到了刘利平的档案材料。

因为战术运用得当，吴铭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他根据刘利平的档案材料进一步内查外调，终于摸清了刘利平的家庭背景。吴铭惊奇地发现，刘利平的父亲正是他父亲多年查找的仇人刘志仁。为稳妥起见，吴铭又到二商局餐饮公司调阅了刘志仁的档案，证实刘志仁就是父亲的死对头。籍贯、年龄、职业、“达仁客栈”，所有的一切都和父亲忆苦思甜中的叙述一模一样。吴铭欣喜若狂，私下抄录了有关材料，连夜赶回家，将他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正在某工业部“支左”的父亲。

十四

吴国栋破例把儿子叫进了办公室，在此之前这间屋子除了秘书和警卫员，他连妻子也不许踏进半步。解放后，吴国栋的官阶与妻子拉开了距离，赵哲明再也无法与之平起平坐了。她不象其他的官太太，以老公的升迁晋级为荣耀，知识女性总渴望着男女平等。可惜中国名义上进入了社会主义，实际则仍然充斥着封建余孽，以男人为中心的社会结构一直没改变。赵哲明无力回天，也不能为此大吵大闹，只好继续使用女人的“撒手锏”，十多年来始终坚持和丈夫分居，久而久之吴国栋也就习惯了独居生活。

吴国栋听了儿子的汇报，又拿过材料看了一遍，嘴角终于露出得意的微笑。他仰面朝天，激愤地感慨道：“刘志仁啊刘志仁，事隔三十多年我总算找到了你……”他拍拍儿子的肩膀，夸赞道：“好小子，不愧是你爹的儿子。”吴铭难为情地说：“还不是您平时教育我的结果，这回我当一名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够格了吧？”

“够格了，大大的够格了，真是老子英雄儿好汉！”

“那她刘利平就是老子反动儿混蛋了。”

吴国栋马上纠正儿子的错误观点：“注意！阶级斗争要抓主要矛盾，刘志仁才是咱们斗争的对象，他女儿嘛……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你不许胡来，防止打击面过宽。”吴铭没把父亲的叮嘱当回事，在他看来，刘家老小都在红卫兵的打击范围内。

吴国栋戴上花镜，一边翻看着刘志仁的档案摘要，一边思考着如何才能置刘志仁于死地，在他看来目前形势既复杂又简单，社会混乱如麻几近无法无天，这正和他的心意，可以随便找个借口就能弄死仇敌。同时也充满了极大的危险，国家乱则乱矣，但基本大政方针并未改变。打算象解放初镇反、肃反的时候，好歹有个证人再加上简单的调查，就能堂而皇之地给人定罪是不可能了。要想制服刘志仁，必须巧妙地利用社会的混乱。打他、骂他、甚至整死他都能办得到，关键的是不能留下丝毫痕迹。吴国栋解放前在战场上求生存，解放后跟官场上求立身，深知策略的重要性，正像伟大领袖所言，既要消灭敌人，还得保存自己。

吴铭心气儿高，不管那一套，慷慨激昂地说：“这任务您就交给我吧，红卫兵左一点、狠一点没人敢说不是。即便出了差错，都是中学生也无所谓。”吴国栋沉吟道：“你说得对，此事我不宜出面。不过为了稳妥起见，我建议你最好兵分三路，首先回老家去搜集刘志仁的罪证，然后再到餐饮公司了解他解放后有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最后调查刘利平，看看能不能找到可资利用的材料。毛主席说：‘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咱们千万不能逮不着狐狸再惹一身臊。”

吴铭不以为然地咧开大嘴，嘻嘻哈哈地讥笑道：“我说老爸哎！您也忒老八板儿了，不就是斗个资本家吗，明儿我带上几个人来它个猛虎掏心，您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吴国栋严肃地说：“不可卤莽，搞阶级斗争也需要讲究战略战术。另外我还要提醒你，决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咱两家的恩怨。这年头人心叵测，我们不得不防。”吴铭笑道：“您多虑了，刘家的问题是板上钉钉，他们早晚也逃不出红卫兵的掌心，就算我不搞，别的组织也会去搞。”

吴国栋对解放前后党内外的斗争了如指掌，其尖锐复杂的程度，绝非普通百姓所能想象得出来。政治斗争向来就以人为中心，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也就在所难免。他意味深长地说：“好多事情你还不了解其中的利害，如果等大祸临头再想法子躲开那就晚了——”吴国栋不好向儿子吐露肺腑之言，他还年轻，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政治斗争。吴国栋有种预感，或者说是直觉，他和许多老战友一样，都觉得社会不可能就此混乱下去，之所以突然闹得不可开交，纯粹是因为上层权力平衡被人为地打破了。长时间蓄积的矛盾到了无法解决的地步，社会就需要寻找到突破口。幌子可看不可信，“桃李无言，下自成蹊”，革命导师的话就更是一针见血了：叫卖的最起劲的商人，往往是想把最次的商品推销出去。在这大动荡的年代里，个中人必须谨慎从事。因为一旦社会找到了新的平衡，肯定首先要做的就是恢复秩序，天下大乱是手段，天下大治才是目的。红卫兵行动纯属瞎胡闹，历史上还没见过哪朝哪代如此放纵年轻人的呢。以后无论谁来掌权，都不可能容忍混乱局面的存在，到那时保不齐就会?后帐。“别看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这是抗战时流行的警语，今天也没有失去它的意义。历史经验值得注意啊。

吴国栋不能将忧虑表白得过于明朗，中国的事只能靠自己去揣摩。想着它、记着它、运用它，才能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点透它，说明它、阐述它，你必然落个死无葬身之地。儿子刚十八九岁，怎么能理解其中奥秘呢。吴国栋也没给儿子泼冷水，只是一再叮嘱道：办好任何一件事情，都必须得考虑周全各方面的情况，老家之行就算是走过场也必须去一趟，实在不行可以让同学去串联。吴铭不耐烦地说：“好啦，我们去一趟老家，不过我认为实在没这个必要。”

吴国栋忽然发现了一个可资利用的秘密，他叫过儿子，指着档案摘要说：“这里有问题，而且还是大问题，你看，‘1936年夏在‘邢四师’受训两个月。’”吴铭不得其解地望着父亲。吴国栋摘下花镜说：“‘邢四师’——会不会是国民党部队的番号？”

“很有可能！”吴铭一下子来了情绪，以为自己钓到了一条漏网的大鱼。

“好好查一查，兴许还是军统特务的培训机构呢。”吴国栋嘴角露出了狡黠的微笑，引诱年轻人太容易了，他何尝不知“邢四师”为何物，当年“邢台第四师范学校”也曾是他梦寐以求的天堂，都因家里穷，他才失去了继续求学的机会。吴铭受到父亲的点拨，就像在茫茫大海中航行忽然发现了灯塔，他已然忘却了与刘利平的私人恩怨。“国民党？”“军统？”这要揪出一个来，得为党和国家消除多大隐患呀！他踌躇满志，信心十足，俨然成了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

赵哲明见儿子进了丈夫的办公室，心里不免有些狐疑。开始她没往心里去，可过了好一会儿仍不见儿子出来，她开始多心了。偷偷在门口听听，里面隐隐约约说得挺热闹，好象还提到了老家。“这爷俩搞什么鬼名堂呢？”赵哲明不敢贸然闯进去，丈夫有过明文规定，非经许可，任何人不得进入他的办公室。赵哲明对丈夫的命令还没到拿着鸡毛当令箭的程度，大院里比丈夫职位高的大官有的是，就算上面有规定，国家机密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多数人也没把它当回事。夫妻天天生活在一起，没必要搞得那么神秘，何况许多高官的老婆就是办公室的成员。赵哲明不敢进办公室实在是另有原因，生下女儿后她就和丈夫分居了，女人情感得不到男人的滋润，性格便会越来越怪癖。发展到后来，她甚至连丈夫进她卧室都反感。为此两口子没少鸡争鸭斗，吴国栋一气之下才立下现在的规矩，而且执行起来特别严厉，这或许就叫来而不往非礼也吧。

两口子之间的关系本来是个无理式，它的润滑剂是性和情感。甭管双方从事什么职业，您若想抛弃婚姻实质跟对方讲道理，那准得闹个两败俱伤。赵哲明急不得、恼不得，心里干生气没办法。其他事随他们父子闹腾也就罢了，她是怀疑老头子借助儿子去照顾那个臊老婆子和傻儿子。她真想踹开门跟丈夫大闹一场，却苦于没有证据，万一他们在说别的事，岂不让儿子笑掉大牙。她强忍愠怒，烦躁不安地跟客厅里走来走去，直到儿子出来，才把他拉进了自己的卧室，神经质地追问：“你们爷俩跟屋里嘀咕什么呢？不是好事吧？”
“您甭多心。”吴铭觉得母亲的怀疑有点可笑，得意地说：“我们在决定办一件大事，目前还不能跟任何人透露。”

“少跟我卖关子！告诉你，别老和你爸搅在一起。”赵哲明担心儿子过多的受到丈夫的影响，爷俩若一条心了，她的地位就更加微不足道了。吴铭和母亲开起玩笑：“您操心多了不怕长白头发呀？”

“没正形儿，嬉皮笑脸的什么样子。”赵哲明不好追问，宽泛的问一问，儿子肯定不会说，把疑惑挑明，又怕儿子笑话。从现实角度想一想，丈夫恐怕不会和儿子透底。吴铭见母亲脸上浮现出笑容，又笑问道：“您和我爸怎么老是分室而居呀？”吴铭的确长大了，文革开始后，他接触的生活面越来越宽，加上孩子们私下的议论，使他在男女问题上长了不少见识，而父母分居显然有悖情理。

赵哲明反问道：“这是你该关心的问题吗？我神经衰弱，你爸工作忙，分开住有什么不对吗？”吴铭尴尬地笑道：“我随口一问，没别的意思。”他不相信母亲的解释，觉得父母之间肯定有什么隐秘的矛盾。否则即使不住在一起，彼此也总该表现出一种关爱。他冲母亲会意地一笑，说：“您要没别的事，我就回学校了。”

“去吧，记住常回家看看，别一搞运动就忘了老妈。”

儿子走后，赵哲明还是不塌实，来到办公室门口，冷冰冰地敲敲门。吴国栋拉开条门缝，十分客气地问：“有事吗？”

“你出来一会儿。”赵哲明转身坐在沙发上，见丈夫拿着劲在客厅踱来踱去，质问道：“那点臭事是不是告诉儿子了？你们要合伙气我，我可不答应。”吴国栋觉得又可气又好笑，急走两步也坐到沙法上，说：“你怎么动不动就扯上过去的事？我能跟儿子说那些事吗？遇事也不过过脑子，让我说你什么好，你是惟恐天下不乱吧。”

赵哲明也纳过闷儿了，那毕竟不是什么光彩事。吴国栋逮着便宜卖乖，数落了妻子几句，然后才解释说：“我跟儿子谈话另有原因，吴铭思想进步很快，始终站在运动的第一线，我是提醒他不可忘乎所以。”

“那还差不多。但我也要提醒你，每月只能给他奶奶寄三十块，多一分也不行。”
“你又来了，我好歹也是当爹的……”

“少提你那傻儿子，他活着顶多是架造粪的机器，还想把他象祖宗似的供起来？”赵哲明一说到丈夫的短儿嘴上就来劲，惟有在这个问题上她才能永远占上风。吴国栋没反驳，他现在需要的是集中精力考虑怎样稳妥的报仇，似乎只有整垮刘家，他心里才能安稳。

十五

刘家母子自打在京城扎下根，就一心只求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刘志仁牢记着父亲的临终嘱咐：“和气生财，仁义为本”。无论是独自经营“仁和居”，还是公私合营后给公家做事，他都坚持与人为善。遇事宁可自己吃亏，也从不跟人家争执。解放前那场官司对他的打击太大了，老爹的性命搭进去不说，还结下一门生死冤家。当时他只觉得窝心，原本是自己的钱，何以竟糊里糊涂地飞了呢？过后他又感到了害怕，不得不变卖家财，背井离乡，来到人地生不熟的北平城。从此再也没有回过老家，和家乡的亲戚朋友也都断了联系。至今他还没给死去的爹爹上过坟呢，这成了他终生的遗憾，每年赶上清明、鬼节，或者是父亲的生辰忌日，他总要和母亲、媳妇悄悄找个地方给父亲烧烧纸，以此寄托对老人的怀念。

刘志仁心里愧疚，母亲不埋怨他也明白，父亲着实是让他给气死的。若不是年轻气盛，若不是鬼迷心窍地去打官司，老人不会那么快的就离开人世。痨病并非必死无疑的绝症，穷人家得此病，吃没吃、喝没喝，十有八九得见阎王。刘家就不一样了，手头上有买卖，银号里有积蓄，又住在县城，还能得到西医的诊治。老人的病本来已经稳定了，再静静调养个一年半载绝对能康复，是刘志仁的卤莽从事才要了老人的命。每想到被气死的父亲，刘志仁就会心如刀绞。来到京城后，母亲从来不提他闯下的大祸，老太太心里清楚，儿子要债并不是他的罪过。又不是去打家劫舍地做强盗，要说抱怨，那该抱怨县衙里那些吃人不吐骨头的贪官污吏。他们若不从中敲竹杠，两家人怎么会反目为仇。

母亲的体谅，加剧了刘志仁内心的愧疚，他时常背着老太太抹眼泪，心中的愁苦又不好跟妻子诉说，只能自己饮下自己酿制的苦酒。他常这么想，要是怎么怎么样该多好，然而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已然发生的事，您就甭打算消除它的影响。悔恨之心常年啃噬着刘志仁的灵魂，使他一刻也不得安宁，似乎只有加倍地按父亲临终嘱咐去做，才能缓解内心深处的歉疚。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然铸下大错的刘志仁，把全部理想都寄托在了儿女身上。自打闺女一落生，他就暗下决心，要把所有孩子都培养成端端正正的好人。一要宽厚待人，二要淡漠金钱。钱这玩意儿人挣人花，生不带来，死不带走。钱多钱少都得过日子，旧社会沿街要饭的多了去了，人家怎么着？不也得活着吗！

刘志仁常给俩孩子讲述流传已久的小笑话，说发洪水了，有个老财主只顾抢救金银财宝，穷人则只随手拿了几个窝头，巧的是两人被困在了一个土丘上。一天下来老地主饿得前胸贴后胸，穷人吃个窝头，身体安然无恙。财主终于想开了，要拿金元宝换个窝头吃。穷人也不是傻子，眼看着洪水滔天，没有丝毫消退的迹象，他怎么能舍得救命粮呢。最后财主守着金银财宝饿死了，穷人指着几个窝头度过了鬼门关。

机灵的刘建成耍起了小聪明，指手画脚地给老财主出主意，说他出门时应该少拿个金元宝，换上几个窝头，这样既能躲过灾难，又能落下钱财。刘志仁冲儿子笑道：“傻小子，早知尿炕就都睡筛子啦！”刘利平给弟弟解释：“大凡财迷心窍的人，早晚都没有好结果。”刘建成不好意思地笑了，姐姐说：“往后别自作聪明了，世上的人谁也不是傻子。”

孩子再大几岁的时候，刘志仁又以亲身经历告戒他们：“人活世上忌讳气人有、笑人无。这方面李大爷、李大妈堪称楷模。我和你奶奶刚来北平时两眼一摸黑，人家不嫌不弃地收留了我们。我发了财，人家该和咱怎么交往还和咱怎么交往，难能可贵呀。”刘利平对父亲的传奇经历颇感兴趣，令她不解的是，一个解放前的买卖人，按说跟新社会该没什么地位了。父亲偏偏却象棵长青树，不但保住了经济地位，还捞到了不少政治油水，真真成了三开人物。刘志仁说：“归根结底是我把钱财看淡了，‘仁和居’最红火的时候，是解放后到公私合营这段时间。眼看着每天大把大把的赚钞票，忽然国家要收回去，好多老板急得睡不着觉、吃不下饭。我想的和他们不一样，您光看眼下赚钱了，怎么就不想想兵荒马乱的时候开不了张呀？共产党不安定了天下，您能踏踏实实的赚钱吗，光街头巷尾的地痞流氓您就惹不起。国家又不是白拿走你的买卖，偏偏好多人他想不开。”

刘利平追忆道：“我记着都说是自觉自愿的，还敲锣打鼓地庆祝社会主义改造呢。”刘志仁不屑地说：“哪能都自觉自愿呀，人家要的是那种说法。问题是不愿意也不行，胳膊拧不过大腿，牛不喝水还强按头呢。等归了公家后，他们又走了极端，反正有国家养着呢，竟一推六二五，当起了甩手掌柜，有的人甚至还想看共产党干部的哈哈。我没跟他们起哄架秧，该怎么经营还怎么经营，对你周叔叔的工作百分之百的支持。我不是奔着出人头地去的，可共产党眼睛亮。这叫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我若较劲就麻烦了，起码一顶思想落后的帽子扣在头上了。都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说着容易做着难。”

吴忱光是老北京人，世事风云早就不以为怪了。大凡在京城几代居住下来的人家，差不多都有点天子脚下、惟我独尊的感觉。吴忱光也不例外，当年李大嫂上门说亲，她母亲就二乎过，只是不愿错过这么好的人家才应允了亲事。吴忱光现在想起来心里直觉得可笑，跟孩子说：“我为什么嫁给你爸呀，就是图他人老实，身为买卖人，可没钻钱眼儿里去。”刘利平赞叹道：“您还真想得开。”刘志仁说：“人甭管遇到什么为难事都得看开了，就说咱这四合院吧，宽宽畅畅、冬暖夏凉。明儿不让您住了，您怎么办？”刘利平没思想准备，反问道：“他凭什么不让咱住呀，咱有正式房契，又不是偷来的抢来的？”刘志仁也是信口说来，目的是想用个极端的例子教育孩子，刘利平却较起了真儿：“那除非是日本鬼子又进了中国，国民党又复辟翻天了。”刘志仁没加评论，奶奶打东侧间的卧室里出来说：“那日子也得过，人没受不了的罪，只有享不了的福。遇事想开看开不是随便一说就能做到的，您得跟社会上修炼。”刘志仁说：“您说修炼，我倒想起了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里面说过人不可贪小便宜，其实吃亏贪便宜都是相对的，有时吃了小亏才能占上大便宜。您看看，可着北京城，个顶个都跟人精似的，什么便宜能轮到你呀？”

刘利平笑道：“您真有意思，还会理论联系实际，看来您的觉悟确实不低。”刘志仁说：“别瞧不起你老爹，我可没少参加政治学习。其实好多东西都大同小异，就说辩证法吧，古人就有‘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说法，世间万事万物大都逃不脱这个规律。”

刘志仁每每和孩子念叨完过去的事，都会叮嘱几句：“到了外面咱得夹起尾巴做人，咋咋呼呼的事千万不能干。”他最怕孩子忘乎所以，也知道自己那点政治资本根本经不起折腾。可惜孩子不仅属于父母，他们更多的时间是属于社会。刘利平初中加入共青团，一直都是学生干部。刘建成上小学后也很快加入少先队，姐姐成了弟弟学习的榜样，姐俩都十分热心社会工作。受社会整体氛围影响，学校对学生的教育总是显得那么单纯。人们按照理想的模式塑造着祖国的第二代，从不把人生的阴暗面展示给他们看。学生好象谁也没怀疑，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就在明天等着他们。学生的热情发自内心，他们相信社会胜过了相信父母。

刘利平上高中后对父亲的教诲不再感兴趣，她认为父亲的人生哲理已远远落后于时代。父亲很少坚持原则，家里外面都是一团和气，很象毛主席在《反对自由主义》中所批评的第三种现象：“事不关已，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她无论如何也不能跟父亲学习这些陋习，但出于对父亲的尊敬，她也从没有当面反驳过，她隐约意识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信念，父亲改变不了她，她同样也改变不了父亲。

刘利平上高中时曾是金质奖章获得者，即便上了大学也没改变热情如火的性格，这代人注定要被政治激情所熏陶，他们从不怀疑自己的信仰。也许时过境迁、社会翻开新的一页时，他们或许会悔恨错生了时代——它无端地耗费了青年人许多宝贵的光阴。但在当时，他们却都觉得十分庆幸，以为自己赶上了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年景。

刘志仁眼看着女儿一步步背离了自己的人生信念，不由得担忧起来，倒不是因为他长了一双火眼金睛，实在是担心女儿争强好胜的性格。她活脱脱就是父亲年轻时的再现，不同的是，父亲当年一心一意想着发财，女儿却是近似虔诚地投身于政治活动。

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刘志仁都经历了，“三反”、“五反”、“反右派”、“反右倾”以及“社教”和“四清”，差不多都是亲眼所见。其中隐伏的险恶他也窥到了一二三，而一旦失足再想翻过身来简直比登天还难。至于为什么要让女儿安分守己，他也讲不出更多道理，只觉得为人处世还是本分点好。中学时不必说了，还是孩子，上了大学情况就不同了，成人自有成人的规矩。不顾一切的批评这个、指责那个，少不了要得罪人。得罪了人决不是小事，平时觉不出来，一旦倒霉，人家就会落井下石。

父亲的苦口婆心在女儿听来全是耳旁风，她背地里讥笑父亲是典型的自由主义。刘志仁则时不时就会对老伴说：“你劝劝她吧，当妈的话她也许能听几句。”吴忱光看不出女儿有什么不当的地方，相反她还以自己的经历给老伴做工作：“你还想让闺女走我的老路，整天关在家里，连个生人都不敢见。解放十几年了，你怎么还是老脑筋呀？”刘志仁哭笑不得，急扯白脸地解释说：“我不是那意思——”然而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也弄不清。他叹了口气，似乎预感到了什么危险。

十六

转过年的夏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形势发展之迅疾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北京城好象刮起了十二级风暴，所到之处摧枯拉朽，几乎荡涤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最令人震惊的是那些校园里杀出的红卫兵，他们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破四旧，立四新，把一个平静祥和的北京城搅得天翻地覆。刘志仁看着女儿象疯了似的投身到运动中，担心家里要出事，因为刘家祖上还没出过这么张狂的人呢。

京城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在揪斗“黑帮分子”，呼啦啦来一群捋胳膊、挽袖子的红卫兵小将，横冲直撞地冲进院落，不容分说地揪出“地、富、反、坏、右”，拉到街上就挂黑牌子游街示众。群情激愤时少不了拳打脚踢，年老体弱者经不住三拳两脚，暴死街头者也难以记数。一时间红袖章成了恐怖的象征，人们走在街上，看到直眉瞪眼的红卫兵，打老远就得给他们让路。大家都知道了这样的口号“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红卫兵的权威已然超越了做为国家机器的军队和警察。

刘建成刚十来岁，他也受到鼓舞，在家竟戴上姐姐的红袖章，学起了红卫兵造反的样子。气得刘志仁上前给了他俩大耳刮子，说你还他妈嫌家不乱！这是你玩的东西吗？刘建成脑袋被打得晕晕忽忽，怎么也弄不清自己哪做错了，捂着脸到奶奶跟前告了一状。老太太疼孙子，刘家就这么一棵独苗苗，平常连吓唬一下她都不干。她叫过儿子说：“建成怎么了？让你没头没脑的打，小时侯谁打过你呀！”刘志仁结结巴巴地说：“我……我不是怕他学坏吗。”

“不兴跟他好好说，他懂什么好歹，往后想打孩子等我死了再说。”老太太动了气，刘志仁不敢再犟嘴，只能好言好语地哄母亲。其实他何尝不疼孩子，儿子是老太太的心肝宝贝儿，更是他们的掌上明珠，正因为疼他，才怕他惹出祸来。

解放后刘志仁对所有运动，向来敬而远之。说不清为什么，就是觉得它们太飘忽，不象做买卖，一是一、二是二的那么实在。吴忱光一向不关心社会是非，这回大概是给吓坏了，眼看着运动越搞越邪乎，她和老伴商量，是不是给闺女泼点冷水？刘志仁一百个赞成。两人找女儿谈话，说你在外边干革命我们没意见，但千万可不能出圈儿。刘利平正在兴头上，哪听得进父母的劝阻。文革一开始，所有规矩一扫而光，一旦投身其中，根本分不清哪个该做，哪个不该做。刘利平索性星期天也不回家了，每月拿了生活费便没了踪影。孩子一大，想干什么事，做老家儿的的确无能为力。

“仁和居”职工不多，红案白案加服务员、勤杂工，顶多二三十人，他们面对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不免有些蠢蠢欲动。周正“文革”前夕调到餐饮公司当了副经理，新上任的领导不知该如何引导群众搞运动。大家翻来覆去也找不出个革命对象，人们把老实巴交的刘志仁忘在了脑后。一个三十来岁的厨师，因为困难时期周正批评过他私拿国家食物，眉头一皱，计上心来，鼓动大家说：“周正十多年来一直对工人管卡压。”众人随声附和道：“对！造周正的反去，他执行了修正主义的反动路线。”众人一哄而起，吵着嚷着去公司批斗周正。刘志仁没敢张罗，反正饭馆也得有人看摊儿，他权当兼任了一次后勤部长。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各阶层的人士或者群情激奋，或者人心慌慌，到饭馆就餐的客人明显减少。刘志仁做事循规蹈矩，甭管出现什么情况，按时上下班雷打不动。有人吃饭他笑脸相迎，没人吃饭便拾掇桌椅，打扫卫生。他不为别的，就想着得对得起每月的工资。

年轻人呼啦啦地都走了，连李仲贤也跟着看热闹去了，刘志仁一脸无奈地摇摇头。他里里外外地收拾了一番，刚要坐下喘口气，门帘一挑进来个老主顾。刘志仁慌着站起来，把客人让到座位上，露出惯常地微笑说：“这日子口儿了，您还有闲心喝两盅儿？”
“改不了了，一辈子就这点嗜好。”就餐的顾客是位六十多岁的长者，坐下后打开折扇儿，一边扇着一边说：“老规矩，三两二锅头，一盘水煮花生米，再……再来个酱猪蹄吧。”

“怎么着，想开了？”

“想开了，谁知明儿怎么着呢，先吃饱喝足再说吧。”

“您先落落汗儿，我给您准备去。”刘志仁给客人倒了碗茶，转身去打酒端菜的功夫，一个叫张兰的女服务员忽然回来了。她见有顾客来了，追问刘志仁：“他背毛主席语录了吗？”

“这……”刘志仁不敢说谎，也不知怎么替主顾遮掩，一时张口结舌。

张兰明白了，回身对就餐的顾客说：“站起来，‘要斗私批修’。”顾客目瞪口呆，恍惚之间才明白了怎么回事，可他年岁大了，如何想得起时下流行的毛主席语录。刘志仁在张兰背后直冲后面的墙上努嘴，顾客愣了半天才发现对面正好有一段毛主席语录，赶紧哆哆嗦嗦地说：“要节约闹革命。”张兰教训道：“今儿算饶了你，明儿再打磕巴就乘早滚出去。”说完一阵风似的走了。

刘志仁到门口左右看看，见外面没人，回来忙给老主顾赔不是：“您别见怪，这是个小丫头。”长者憋了半天才说：“这叫他妈什么事！我是来送银子的，倒成三孙子了？”刘志仁急忙摆手，示意他不要信口开河，随后悄声提醒道：“少说为佳，您不知哪句话说的人家不爱听就是罪过，打您一顿都没地儿贴膏药去。”长者恍然大悟道：“啊！我想起来了，莫谈国事，莫谈国事。”

刘志仁陪老主顾聊天儿，忽然门外传来一阵嘈杂的喊叫，跟着闯进来七八个红卫兵。为首的一个横着膀子问：“这儿谁负责？”刘志仁上前陪笑道：“负责人不在，我……在值班，您有什么吩咐，我回头向负责人汇报。”

“告诉你，门口的牌匾属于‘四旧’，得砸了。”

“您不兴跟负责人说说再砸么？我做不了主啊。”

“少废话，‘破四旧，立四新’你也敢反对？”红卫兵威严的目光直刺刘志仁的双眼，他马上点头哈腰地说：“不敢不敢，您请便。”

“砸！”随着红卫兵头头一声令下，五六个男生抄椅子、搬桌子去了门外，将门楣上方的牌匾撬下来，当街砸了个稀巴烂。刘志仁看在眼里，疼在心上。红卫兵走后，刘志仁收拾了残匾，忍不住掉下了眼泪。这回轮到老主顾安慰他了：“又不是你的买卖了，心疼它干吗？月月不少给你银子就行了。”

刘志仁坐在桌前，点上一支烟，心不在焉地抽着。自打在杨柳胡同落脚谋生，风雨来雨里去的已然过去了三十多年，他也算目睹了南齐街的风云变幻。如此疯狂行为他还是头次经历，红卫兵的幌子离奇又威猛，容不得人说半个不字。战乱的年代，危亡的时期，“仁和居”都挺过来了，为什么到了光天化日之下却硬要将它毁灭殆尽呢？刘志仁对“仁和居”存有特殊感情，首先这名号就包含着父亲的殷切期望。在他看来“仁和居”已不单单是一家饭馆，还是个有情有义的活物。象自己亲手养大的孩子，更象一个可以寄托情谊的朋友。此后尽管它还立在南齐街上，但已失去了原来的意义，恰如自己养活的孩子，却被他人剥夺了冠名权。

傍晚，职工陆续回到饭馆。张兰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老刘，大家都造反呢，你怎么当起了逍遥派。”刘志仁陪笑道：“姑娘，你们辛苦一天，回来总得有口热水喝吧。”李仲贤忙过来说好话：“是啊，老刘帮咱看家呢。”李仲贤太了解刘志仁了，他既不敢张狂，也不敢退缩，运动爆发以来，一直都是前怕狼后怕虎的过日子。刘志仁一边张罗给大家沏茶倒水，一边汇报这一天的情况：“晌午来了好多红卫兵，说咱的字号属‘四旧’，砸了牌匾。”张兰说：“是该砸，问题是咱们怎么没想起来呢？看样子革命造反得从单位内部做起。”刘志仁吓了一跳，生怕革命矛头指向自己，他象个老家仆似的忙着给同事上茶，出于习惯，也给李仲贤端上一碗。李仲贤急忙起身接过茶碗，顺手拉了下他的袖口，示意他坐下。心说：您就别张罗我了，咱谁主谁次得分清了。刘志仁岂敢再以老板自居，他屁股象安了弹簧，跟椅子点了一下又起来给大家续茶去了。

运动一天天升温，周正已然成了不折不扣的走资派。造反派经常批斗他，左右陪绑的多是些解放前有模有样的老板，如今的头衔是反动资本家。刘志仁害怕了，小业主和资本家一步之遥，他害怕燎原烈火也烧到自己头上。单位号召职工揭发批判周正，刘志仁不说过不了关，说深了又怕对不住良心。周正对他有知遇之恩，他之所以能以小老板身份跻身于工商联，与解放前的大商人平起平坐，全赖周正的栽培提拔。值此人生紧要关头，他刘志仁无论如何也不能落井下石，他仅拣了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附和着大家说了几句。

转眼到了冬天，刘志仁正在招待稀稀拉拉的顾客，两位公司正走红的造反派头头进了门。他们悄声嘀咕了半天，不时用冷峻的目光扫视着刘志仁。刘志仁少不得狐疑起来，本系统的造反派从没有这么冷眼瞧过他。“今儿怎么了，该不是算计上我了吧？”刘志仁吓出身冷汗，竟抢着干起活来，脏净也不在乎了，他以为如此不怕脏不怕累就能减轻心理压力。一个造反派头头说：“老刘，你是旧社会过来的人，自个儿有什么问题得好好想想，别等人家找上门来。”刘志仁浑身一激灵，险些将一簸箕煤灰折在地上，他低头念叨着：“我有罪，罪该万死，解放前剥削压迫劳动人民，解放后也不注意思想改造……”他只顾自责，见对方没反应，大着胆子抬起头，眼前早没了人影。

刘志仁回到家心里七上八下，坐立不安，晚饭也没吃上几口，就靠在被摞上抽起了无聊的烟。刘建成少不更事，出来进去的没个老实劲。还没进腊月呢，他就在院子里燃起了爆竹，不时进屋问母亲，什么时才能过年。天黑后，他把各屋的灯都关上，提着灯笼屋里外面地串来串去。闹得刘志仁心烦意乱，没好气儿给了他两句，刘建成委屈地偎在母亲怀里。吴忱光埋怨道：“你跟儿子支哪门子气，他是个活物，整天不让出街门，还不兴跟家闹腾会儿。”奶奶也说：“别盼着孩子老实，他若不调皮了准就是病了。”

家人说着话，街门突然“咣，咣，咣”地响了起来，吴忱光出去半天才回来。刘志仁有一搭没一搭地问：“谁呀，怎么没进来？”吴忱光慌里慌张地说：“要坏事了，他李大妈说白天街道来了群红卫兵，专门调查你解放前的历史，李大妈让咱快想个办法。”

“能想什么办法？”刘志仁快带着哭腔儿了。吴忱光心急火燎地说：“那也不能干等死呀，你快起来，再看看还有什么能招事儿的玩意儿。”刘志仁心里乱糟糟，大难临头之际，他一个买卖人也想不出什么好对策。逃难的路给堵死了，就算国家没实施户籍政策，老的老小的小，能往哪逃呢？他冷不丁想起了大闺女，不由得怨恨起来，自家都快保不住了，您还去造哪家子反呀？吴忱光恨恨地说：“你就别唠叨了，快点查看查看，等明儿来抄家，也好减轻点儿罪过。”刘志仁四处看看，青花瓷瓶早就砸了，古旧字画也没敢留，硬木家具砸没法砸，烧没法烧，除非您把房子点了。吴忱光各屋一通乱转，拣些易烧易毁的旧东西搬到厨房，一把火烧了个精光。刘建成觉得好玩，跟在大人后面起哄，母亲呲儿了几句他才回屋跟奶奶睡了。

吴忱光忽然想起箱子底儿还藏着细软呢，急忙翻出来，贵重的皮毛嘁里咔嚓剪个粉碎，扔进火里化做了一阵青烟。金银珠宝首饰不占地儿，好保存，吴忱光舍不得扔。在这节骨眼上也没地儿扔，万一被人发现报告了红卫兵，那就是罪加一等。她想了半天，独自拿了主意，抓起那包首饰揣在怀里，悄悄出了院门。刘家院门开在南北走向的布吉巷，她在巷子口四处张望，见胡同里空无一人，才象做贼似的来到李大妈住的院子。李大妈开门见是吴忱光，马上明白了怎么回事。她没让吴忱光进屋，自己侧身闪出门，拉着吴忱光去了冷冰冰的小厨房。

吴忱光哭丧着脸说：“他李大妈，先帮我们收起这些东西吧，我们家怕是躲不过这劫了。”李大妈掂掂手里的包，猜着是贵重的细软，她搂在怀里说：“放心吧，东西搁我这保证出不了事。家里怎么着了？他奶奶还好吧？”“暂时没事，可谁知明儿会怎么样呢，我也不能多待，家里乱得不成样子了。”吴忱光匆匆辞别了李大妈，回到家才松了口气。
刘志仁两口子翻箱倒柜，左查右看，凡和旧时代沾边的零碎物件统统砸毁烧掉。刘老太太年岁大，睡眠少，哄着了孙子，见儿子媳妇还在折腾，披衣来到堂屋说：“干什么呢？咱不过了？”刘志仁搀着母亲回到卧室说：“您老先睡吧，家里有点事。”刘老太太钻进被窝说：“你也睡吧，明儿还上班呢。”刘志仁给母亲盖好压风被子说：“这就睡了。”他关了房门，过来对媳妇说：“天不早了，别折腾了。”夫妇俩脱衣躺下，可怎么也睡不着。刘志仁心里最不安，自打进了北京城，他整天就是起早贪黑地做买卖，甭管谁当政，该交的捐税一分也没少过。国家让公私合营，他第一个报名，给公家做事同样尽心尽力。为什么红卫兵还要和他过不去？他又想起了那场官司，这辈子就这事让他不得安宁。

十七

直到凌晨时分，刘志仁才昏沉沉地睡去。睡梦中他只觉得头晕脑胀，说不清都梦见了什么。一会儿发出阵阵痛苦的呻吟，一会儿翻来覆去的折饼，好象是刚到京城的那天晚上，又象是带着母亲离开了故乡。在熙熙攘攘的火车站，转眼功夫就没了母亲的身影，急得他左寻右找、四处打听。可遇到的人谁也不跟他说话，他想喊又喊不出来，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突然醒了。“啊——”他长长出了口气，睁开眼，天已大亮。

小儿子嘻嘻哈哈的笑声隔窗传进来，奶奶说：“安生点儿，别吵醒了你爹娘。”恍惚中刘志仁松了口气，庆幸自己刚才经历的仅是场噩梦。翻身坐起来，初升的朝阳刚好透过窗帘照在脸上，他揉揉眼，推醒了熟睡的妻子。意识恢复后，刘志仁心里突然象压上了块磨盘。两口子面面相觑，谁也不敢把忧虑说出来，穿上衣服，连被子都没叠就来到了堂屋。正犹豫着，街门象打雷似的“咣咣咣”地响起来。接着便是年轻人愤怒的呐喊：“看门！快开门！人都死绝了？”刘志仁吓得浑身打哆嗦，预料中的灾难终于降临了。两口子慌慌张张地出了屋，吴忱光拦住婆婆，上前拉开门闩，门外呼啦啦涌进一群红卫兵，为首的正是吴铭。

不容你打问，不容你解释，红卫兵疯了似的冲进各个房间。刘志仁见此情景，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些打家劫舍的强盗。红卫兵在吴铭的指挥下，把祖孙四人拉到当院柿子树底下站成一排，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写有“反动资本家刘志仁罪该万死”的大牌子挂上了刘志仁的脖子。屋里所有能搬动的物件全扔在了院子里，一些人胡乱翻腾着，另一些人则四处张贴标语和大字报。床柜、被褥、桌椅都抬了出来，一个红卫兵打开柜门，里面是些孩子的玩具，他气急败坏地扔在地上，狠命地用脚跺烂。刘建成不管不顾地上去就夺，吴铭随手给了他一巴掌，恶狠狠地骂道：“狗崽子，想造反呀！”刘建成捂着半拉脸，也许是场面太恐怖了，他竟不知道哭了。奶奶过去护住孙子说：“你怎么能打孩子呀！”一个红卫兵横过来说：“打孩子不对，那我就打你这老不死的。”刘老太太平生没受过如此辱骂，跨前一步说：“过来，小子，你打死我这八十多岁的老太太，你看你有多能耐呀。”老人想倚老卖老，心里盘算着这些毛头小伙子无论如何也不敢和她动手，她哪知道红卫兵小将生来就不信邪、不怕鬼呀。

“嘿？真他妈新鲜了，我打的就是你这老不死的。”话音未落，他抡起武装带劈头盖脸地抽了过去。刘老太太“哎哟！”一声跌倒在地，额头顿时冒出一股鲜血，她痛苦地呻吟着，蠕动着身体想爬起来，可晃了两晃又扑通栽倒了。刘建成哇地一声扑在奶奶身上大哭起来，嘴里还“奶奶、奶奶”地叫着。刘志仁也想上前理论，早被红卫兵扭住了胳膊，急得他跺着脚说：“不能胡来，有什么话都跟我说。”红卫兵“啪啪”给了他俩嘴巴，呵斥道：“你他妈的老实点，有跟你算帐的时候。”在一旁的吴忱光早吓得尿了裤子，没等人打，自己先瘫倒在地了。

吴铭分开众人，上前拿脚翻过刘老太太苍白的脸，冷笑一声：“资本家的老太太，打死你一点都不屈。”说着就是狠狠的一脚，刘建成急红了眼，扭头照准吴铭的脚脖子就是一口。吴铭“哎呀”惨叫一声，单腿蹦起二尺高，好几个红卫兵围上来，但不知该怎么办。躺在地上的可是一老一小，该不该动手打呢？也许有些人在一瞬间良心发现了。但吴铭混不吝，缓过疼劲儿，见脚脖子渗出鲜血，怒不可遏地飞起一脚，正踢在刘建成的后脑海上，嘴里还骂着：“你他妈属狗的！给我打死这些乌龟王八蛋们。”众人受到鼓动，一拥而上，拳打脚踢，打得刘家祖孙三代人嗷嗷惨叫，滚在地上抱成了一团。
发泄完义愤，吴铭又组织召开现场批斗会。红卫兵将刘家人围在中间，也不管老太太和孩子的死活，你一言我一语地历数着发动资本家的桩桩罪恶，以及勾结官府，欺压百姓，把欠债人投入监狱，活活打死的罪行。接着就是打倒、批判、火烧、油炸的口号，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刘志仁好生纳闷儿，他和吴家打的那场官司，红卫兵如何就知道了？这件事他没向组织交代过，他和母亲也没跟任何人细说过。刘志仁更害怕了，想起了造反派常说的那句话：“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也想到了老百姓挂在嘴边的俗语：“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他只顾懊悔自己过去的意气用事，连母亲儿子是死是活都顾不得看一眼了。

街门敞开着，布吉巷聚集了一大群观看抄家的街坊四邻，李大妈也在其中，但没人敢上前讲道理。人们都掂量得出轻重，这种事不是说说劝劝便能解决问题的，弄不好还会引火烧身，落个同样下场。

红卫兵折腾了大半天儿方才住手，吴铭得意地拿木棍敲打着刘志仁的脑壳，说：“老丫挺的，今儿也让你尝尝家破人亡的滋味。想一走了事？没那么容易！你就是跑到天涯海角，革命群众也能把你揪回来。现在我警告你，回去好好想想，你可还有好多问题呢，不老老实实交代出来，没你的好下场。”

旁人听了都没细琢磨，连吴忱光也不知他是冲谁来的，只有刘志仁心里最清楚。不过至此他仍不知道吴家在借运动而报私仇，北京城这么大，多少年都过来了，他吴国栋如何就能打听到刘家的地址？这一切或许是红卫兵四处串联搜集到的情况。但刘志仁心里马上又二乎了，他总觉得不对劲，这话里话外分明包含着个人恩怨。壮着胆子抬头看了对方一眼，不由得吓出一身冷汗，这年轻人分明就是吴国栋的再现，如果脱了军装，换上长袍马褂，无疑就是当年的吴国栋。

吴铭做贼心虚，他毕竟是在公报私仇。看那老太太好象已经死了，他不想留下报仇雪恨的蛛丝马迹，抬腿踢了刘志仁一脚，骂骂咧咧地说：“谁他妈让你东张西望了。”刘志仁忙不迭地低下了头，心说：完了，全完了，吴家到底找上门了，看样子吴国栋也跟京城落了脚，奇怪的是他怎么会发现我住的地方呢？

吴铭替父亲报了仇，也解了心头之恨，同时还达到了革命造反的目的，真是一箭三雕。他看看一片狼籍的院落和倒卧在地的老人孩子，心里好不得意，觉着再闹下去也没意思了。他一挥手，招呼红卫兵耀武扬威地离开了刘家。

过了好一会儿，刘志仁见周围没了动静，这才摘下脖子上的黑牌子。上前抱起老母亲，喉咙哽咽地呼唤着：“娘！娘！您醒醒。”可怜八十多岁的老太太，一惊一吓再挨一顿毒打，早就没了气息。额头上淌下的鲜血已凝成乌黑的血痂，身体也在逐渐地僵硬。刘志仁悲痛欲绝，又不敢放声大哭，他扑在母亲身上，使劲儿地摇晃着自己的脑袋。吴忱光爬过去抱起儿子，叫了几声，刘建成没反应，她疯了似的喊叫起来：“儿子！儿子！快来看看我的儿子……”刘志仁抬头看儿子，只见小家伙口吐白沫，翻着白眼儿，手脚不停地抽搐。刘志仁一把搂过儿子，他再也忍不住了，撕心裂肺地喊了一嗓子：“我的老天爷哎！”声音未落人已经晕了过去。吴忱光哪经过这阵势，面对飞来横祸，她疯狂的撕扯着头发，哭，哭不成声；喊，喊不成调。

李大妈看不下去了，拨开围观的人群进了院，试试老太太的鼻息，已没了气儿。想拉起刘氏夫妇又没那么大力气，急得她四处团团转。她招呼围观的人帮个忙，可大家谁也不敢上前伸把手，都悄没声地溜走了。小孩子试着往院里挤，胆大的拣拾起散落的小玩意儿，胆小的受到鼓舞，也蜂拥着进了院，胡乱翻拣着喜爱的东西。李大妈吓唬孩子：“再起哄我告诉你们家大人去！”小孩子到底是小孩子，白得了便宜，“嗷嗷”怪叫着跑出了院。李大妈去厨房倒了碗凉白开，喂了刘志仁几口，他总算醒了，但没容喘口气呢，又“呜呜”地哭了。李大妈焦急地说：“老刘啊，你们不能光哭呀，老太太不行了，还有孩子呢。”刘志仁似乎明白了道理，你就是哭个天昏地暗也无济于事，眼下要紧的是快给孩子瞧病，为惨死的母亲料理后事。

刘志仁叹了口气，好象整个天都要塌了。他爬起身，抱起昏迷不醒的儿子进了屋，先将他平放在床上，转身又去和老伴儿、李大妈将老太太抬回屋。活人死人好歹都安顿了，刘志仁才顾得上谢一声李大妈。李大妈说：“你谢我干什么，快去看看建成吧。”她拉着刘志仁来到孩子的床前，吴忱光正跪在儿子身边，不敢摸不敢动，嘴里念叨着：“儿子，告诉妈你哪难受……你怎么不说话？”刘志仁急得干跺脚，不知该怎么办。李大妈顺手将屋里的物件归置整齐，想弄出个家样儿来，可这个家实在太不成样子了，一时半会的恐怕收拾不出来。她转身看看刘建成，小家伙还是昏迷不醒，她也没说话，径直出了屋。不大会儿功夫，她带着老伴来了，李仲贤里外看看说：“先带孩子瞧病去。”他急匆匆地返回“仁和居”借辆三轮车，和老伴一起将孩子抬上去，又回屋拿了床被子。他让刘志仁看着家，红卫兵是专门冲他来的，让他们发现兴许还会闹出更大的事端，再说把老太太一人搁家也不象话。

李仲贤蹬着三轮，飞快地奔向医院，吴忱光和李大妈坐在车上搂着刘建成。到了急诊室，李大妈编个瞎话，说孩子淘气上房摔的。医生翻来覆去地检查一番，又照了X光片，没大的问题，是严重的脑震荡，先在观察室看看再说。吴忱光来得急，一分钱也没带，李仲贤口袋里有俩钱，垫上了医药费。忙活完了，李仲贤退出观察室，到外面点了支烟。他纳闷，没听说单位造反派要揪斗刘志仁呀，学校的红卫兵怎么就得到了消息？刘志仁自打落户京城，对谁都和和气气，也没听说他得罪了哪个老街旧坊的，这事真是怪了。
刘建成直到傍晚才苏醒，大夫又仔细检查了一遍，孩子除了头晕，已没了任何不适。大夫说回家后别让孩子活动，先卧床休息几天，如果还不好再来看，接着又给开了药。吴忱光听说孩子无大碍，总算松了口气，绷紧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了。她俯身对儿子说：“我的小祖宗，你怎么敢惹那帮活土匪呀？”李大妈忙拉了下她的衣襟，悄声说：“你还想找麻烦！”

十八

天黑后，李仲贤骑着三轮把孩子大人送回家。他们也怕招惹上是非，没敢直接走杨柳胡同，而是从南边的陈帐胡同拐进了布吉巷。李大妈帮着把刘建成抱进屋，她让老伴先回家，家里孩子还没吃饭呢。刘志仁已将残破不堪的家归置整齐，老太太的寿衣也穿好了，老人静静地躺卧在生前和孙子睡觉的床上，一件薄薄的素花夹被盖在了遗体上。刘建成不习惯睡父母的卧室，拉着母亲的手说：“我想跟奶奶睡。”吴忱光未语泪先流，抹了把眼泪说：“儿子，跟妈睡吧，奶奶让他们打死了。”刘建成记起白天的事，他想哭、想喊，可脑袋昏沉沉，受伤的脑细胞无法让他宣泄悲痛，一阵眩晕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李大妈说：“老太太怎么办？”刘志仁哽咽道：“我对不住老人，她留下过话儿，让我无论如何也得想法把她葬入祖坟，可遇上这世道您让我怎么办？”李大妈顾不得里儿（礼）面儿了，说：“老刘，你别犯糊涂了，明儿赶快去八宝山火化，拖下去死人不安宁，活人也受不了。”刘志仁神思恍惚地说：“烧吧，能有什么好法子。”李大妈见两口子快趴下了，忙给他们吃宽心丸：“往好了想想，总算孩子没出事，老太太八十多了，终归要死的。”说完去厨房做了两碗疙瘩汤，让刘氏夫妇好歹吃了点儿。临走时她说：“你们先忍一宿，明儿我和老李还过来。”

这天夜里，刘家屋里的电灯亮了一宿。

第二天，李仲贤夫妇给火葬厂打了电话才过来。吴忱光看护着重病的儿子，大人的谈话刘建成都听到了，他搂着母亲的胳膊问：“奶奶是给打死的么？”吴忱光含泪点点头。刘建成打小就和奶奶住在一起，祖孙俩的感情非同一般，心里一急，忽然又天旋地转起来，忍不住发出阵阵呻吟。吴忱光揽过儿子问：“又难受了？”刘建成说：“不难受，就是觉得屋子老转悠。”吴忱光抚摸着儿子的脸说：“闭眼吧，闭上眼就不晕了。”李仲贤虽说是老爷们，可见了这番情景，还是掉了泪，破口大骂道：“小兔崽子，明儿让你们一个个都不得好死。”李大妈捶了他一拳说：“胡吣什么呢？想找死呀！”李仲贤急了，骂道：“我他妈三辈子给人家卖苦力，他能把我怎么着！”听了李仲贤的咒骂，吴忱光悲痛欲绝的心情似乎得到了缓解，在这大劫大难之际，那怕一句同情话，也能使人感动不已。
功夫不长，火葬厂的灵车就到了胡同口。李仲贤两口子陪着刘志仁去送老太太，吴忱光跟家看护着儿子。刘家的丧事冷冷清清，孝子贤孙甚至连快黑纱都不敢戴。午后时分，刘志仁捧回了老太太的骨灰盒。李仲贤夫妇临走安慰了他几句，说反正人也没了，着急上火都没用，照顾好孩子才是最要紧的事。刘志仁对老伙计在危难之际又伸出救助的双手，心里万分感激，此时所有酬谢的话语似乎都显多余，两人紧紧握了下手，一切尽在不言中。
刘志仁沏了碗茶，老伴已搂着儿子睡着了，他过去轻轻地给她盖好被子。望着娘俩可怜兮兮的样子，不禁哀叹一声。空荡荡的堂屋就他一个人，喝茶抽烟，抽烟喝茶，好象再也没有其他事可做了。他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想起了那个带头打人的红卫兵头头。不用刻意猜疑，他肯定就是冤家的儿子，要不然不会长得那么象，也不可能点出刘吴两家的仇怨来。刘志仁婚后从未跟老伴提过解放前的官司，那是场不堪回首的噩梦。悔恨之心使他加倍地感受到了痛苦，神神叨叨地自语着：“看样子我遭了报应，如果不去打那场官司，……也不可能。不打官司，我如何能觉悟呢？唉！背着抱着一边沉，刘家命中注定该有这么场劫难。马后炮谁不会放？事后小聪明那没用，命中注定的灾难凭谁也躲不过去。躲过了昨天，躲不过今天，躲过了今天也难逃明天。这好象是那位大人物说过的话？管他妈谁说的呢，反正灾难已成定局了……或许还不仅如此呢，吴家那龟孙子说我还有好多问题？可我除了跟他爹打了场昏天黑地的官司，平生什么亏心事也没做过呀？明天我该怎么办？逃亡？象当年一样再次背井离乡，离开这纷纷扰扰的是非之地。说得轻巧，能往哪逃呀？全国到处都一样，再说还有老婆孩子呢，还有三处房产呢。离开百十元工资，你指什么过活？不行就反了他娘的！不就是一百多斤儿吗，撞他个鱼死网破也比让人骑在脖颈上拉屎强——可造反谈何容易，听说大兴县的‘黑五类’有被满门抄斩的，再说你反谁去？看来吴家也跟京城扎了根，这可怎么好啊……忍着吧，逆来顺受不是滋味，可总比被人家赶尽杀绝强。造反必死无疑，忍下一时烦恼兴许还会有东山再起之日。人啊，真他妈是可怜虫，连条癞皮狗都不如，狗急了还能跳墙呢，兔子急了还敢咬人呢……”

“志仁，跟谁说话呢？”吴忱光迷迷糊糊地醒了，以为家里来了人，挣扎着坐了起来。刘志仁吓了一跳，从冥想中回到了现实世界，忙说：“没人来，你一定是做梦呢吧。”
“是做了个梦，梦见屋里盘着好几条大蟒蛇，吓煞我了。”“解梦的人说梦见蛇是好兆头，你别胡思乱想了，还有俩孩子呢，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说到孩子，吴忱光想起了女儿，“利平怎么也不回来看看，把咱们扔在家她就那么放心？”刘志仁埋怨道：“她只顾跟着人家胡折腾，却不知家里已让红卫兵掀了个底儿掉。以前我怎么和她说她也不听，这回该醒悟了吧。”吴忱光替女儿犯起愁：“利平知道了可怎么好……”说着说着又掉了泪，做母亲的无论在什么困境下也总是先替儿女着想。刘志仁说：“家都这德性了，你还虑论她怎么想，我看这阵势恐怕一时半会消停不下来，有今儿没明儿的日子你就别瞎嘀咕了。”

“唉……”吴忱光无奈地叹了口气。

两口子说着话，院门口忽然传来了年轻人的谈笑，刘志仁不由得浑身哆嗦起来，以为红卫兵又来造反了。刚打开屋门，女儿和同学就进了院，看到院子一片狼籍，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年轻人忽然哑巴了。刘利平呆呆地看着父亲，同学则马上明白了怎么回事，不知谁先溜出了院门，其他人也纷纷退了出去。空旷的院落里就剩了刘利平，她仿佛突然从天堂掉进了地狱。

“回来啦，还没吃饭吧，我给你热热剩饭去。”刘志仁一句话没解释，直接去了东厢房。吴忱光从屋里出来，欲哭无泪地说：“回屋吧，外面冷。”刘利平憋不住了，上前拉住母亲的手问：“这是怎么回事？”她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刚还在批判“黑帮分子”呢，怎么自家也遭了批斗？刘利平跟着母亲进了屋，第一句话就是问奶奶怎么样了，造反中她没少跟着抄家批斗，那些年老体弱的长者往往最先成为红色祭坛的牺牲品。

“没了，活活让他们打死了……”吴忱光喉咙又一次哽住，抽泣着说：“建成也给踢伤了，咱们家完蛋了。”

“小弟！”刘利平神思恍惚地叫了一声，急忙冲进西套间，俯身摸着弟弟头上的伤口，关切地问：“建成，疼吗？”刘建成睁开眼说：“不疼，就是头晕。姐姐。你干吗去了？”看着弟弟委屈的样子，刘利平心如刀绞，强忍着涌出眼眶的泪水，尽力安慰弟弟：“别怕，姐姐这回哪儿也不去了，就跟家守着你。”她抹去泪水，给弟弟掖掖被角，转身看着一言不发的母亲。她想从母亲嘴里知道点抄家的情况，又怕再次勾起母亲的悲伤。抄家批斗已是京城司空见惯的景象，难道还用母亲给她叙说吗？刘利平避开了母亲的目光，转身去了奶奶的卧室，骨灰盒就放在奶奶的梳妆台上，除此之外屋里再也没有奶奶留下的任何痕迹了。

刘利平返回堂屋，心里憋得难受，真想放开喉咙大哭一场，但母亲呆滞的表情却使她怎么也哭不出来。父亲给她端来一碗冒着热气的剩疙瘩汤，还没容她坐下，街门忽然叮叮咣咣地响了起来。刘志仁已经麻木不仁，他按下女儿，嘴里念叨着你们还有完没完，转身出去开街门。照旧是一群横眉冷对的红卫兵闯了进来，但却不见了那张熟悉的面孔。这群小将好象另有所图，他们撇开刘志仁，进屋将刘利平扭到院里。刘利平认出是相反观点的造反派，她一边挣扎，一边呼喊：“放开我，你们想干什么？”

吴忱光出于母性的本能，上前要护住女儿，被一个小伙子搡了个趔趄，刘志仁赶紧扶住老伴儿。他壮着胆子、结结巴巴地问：“她……她也有罪吗？”一位指高气昂地首领说：“抓她就是有罪，没罪也不抓她，带走！”刘利平被人连推带搡地往外架，她挣扎着不肯就范，高声抗辩：“我是有组织的人。”

“啪！”领头的红卫兵迎面给了她一个耳光，说：“狗崽子，你现在是反革命了，再强辩没有好下场。”接着他展开一张盖有红卫兵组织大印的信笺，当众宣布：“刘利平思想一贯反动，自从上高中起，便死心塌地地追随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专门和无产阶级唱对台戏。文化大革命中不思改悔，疯狂对抗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实属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我代表最广大的革命群众宣布：从即日起对刘利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话音未落，几个红卫兵上去按住了刘利平的脑袋，一人拿出剪刀，“咔嚓、咔嚓”只几剪子就把她的一头秀发剪个精光。其余人则振臂高呼：“打倒刘利平！”刘利平再熟悉不过这番景象了，支撑着她的革命信念颓然坍塌。反革命分子太可怕了，谁戴上这顶帽子，谁就意味着失去了所有的尊严。刘利平不得不低下头，甚至来不及跟父母说句话，便被红卫兵架出了院子。吴忱光不顾老伴儿的阻拦，跌跌撞撞地追到门口，说：“她还是孩子，孩子没罪。”刘志仁惟恐老伴儿惹脑了红卫兵，跑过去死死拉住她的胳膊说：“先忍了吧，忍了吧。”吴忱光瘫倒在地，布吉巷里又来了好多围观的人，刘志仁忙不迭地拉回老伴儿，关上了街门。

十九

倒霉事接踵而至，餐饮公司造反派接到红卫兵通知，将刘志仁管制起来。扫马路、洗厕所、掏大粪，所有的脏活累活全都压在了“黑帮”身上。随便什么人，只要高兴，尽可以肆意地羞辱他们。刘志仁经常做为周正的陪绑，在“仁和居”接受批判，昨天还是笑脸相迎的同事，转眼之间就成了势不两立的敌手。张兰年轻，受阶级斗争熏陶，对刘志仁一反常态，除了口诛笔伐，还常常拳打脚踢。其他人更不必说，人们用刻骨仇恨和昔日的经理划清了界限。唯一例外的就是李仲贤，他怎么也恨不起刘志仁，两人有着几十年的交情，和老伙计反目为仇他无论如何也做不到。但大势所趋，他也无能为力，当面阻拦根本不敢，只好在闹得不可开交时，假惺惺的说几件无关痛痒的小事，意在平息职工的激愤之情。

一天晚上，刘志仁又被揪到了单位，这次斗争会非同寻常，来了好多餐饮公司造反派的骨干。会场气氛森严，上来就给刘志仁坐喷气式，接着就逼迫他交待隐藏的问题，看那架式是不达目的不罢休了。刘志仁早晕头转向了，他除了解放前剥削劳动人民，解放后追随周正之外，实在想不起还有自己什么问题了。张兰年轻气盛，见刘志仁吭吭哧哧说不出一句整话，气得她上去一把揪住了刘志仁的头发，狠命地一拧，冲着脸上就是一口唾沫，说你这狗东西也忒他妈健忘了，“邢四师受训”是怎么回事？

刘志仁这才恍然大悟，赶忙解释了当年到邢台第四师范学校接受培训的前后经过。张兰却“啪”的一声又给了他个大嘴巴，说你胡说八道，那“邢四师”分明是国民党军警特宪的一个秘密部门，交代吧，你到底参加了其中的哪个组织。刘志仁心里连连叫苦，这可如何是好啊，当年填表不过是用了个简称，因为“邢台第四师范学校”在老家名气实在太大了，凡识字的人都知道它。谁承想到了京城它居然成了军警特宪的秘密机关，看来我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造反派见刘志仁不交代就打，打了还不交代就逼，可折腾了半宿也没问出个所以然来。散会后已是深夜，李仲贤乘周围没人，悄悄对张兰说：“我说姑娘，人可不能忘本呀！”此话表面绝对顺乎潮流，其暗含的意思却也十分显明。张兰猛的一惊，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她一个姑娘家从没想过捞什么稻草，不过是跟着形势走走过场。她从李仲贤的眼神儿里读出了好多言外之意，细一想老经理和她无怨无仇，她这么张牙舞爪实在欠妥，此后再开批斗会张兰多少收敛了锋芒。

刘志仁被关进了专政队，失去了任何自由，可除了事实，他绞尽脑汁也写不出一页交待材料。造反派见榨不出油水，就以“特嫌”名义把他挂了起来，工资减发，存款冻结，家属每人只给八块钱生活费。好在吴忱光平日攒了点私房钱，没让红卫兵抄去，家里才没断炊，并且还有余额给儿子看病。总算老天有眼，儿子没落下丁点后遗症，吴忱光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她刚松了口气，倒霉事又找上了门，这天房管局和单位来人，当场宣布：根据有关政策，刘家三处房产一律收归国有。他们家人口少，不能再住这么的大院子了，责令他们马上搬到陈帐胡同的大杂院去，并且不准带走任何家具。

吴忱光弄不清国家的政策怎么变化，就是觉得好好的私人房产，不该这么说收就收了。心里好大委屈，却一句道理也讲不出来。她忙着和儿子收拾能带走的物件，搬去的房子只有一间半，顶多十几平米，不让带家具也好，否则屋里连站脚儿的地方也没了。吴忱光母子搬走的那天，房管局又来了人，身后是几名军官，其中就有已升够级别的吴国栋。机关管理局征求他对住房的意见时，吴铭说刘家院子最理想，房屋高大，庭院宽畅，后山墙紧挨着直通大街的胡同，便于改建车库，人员出入也方便。吴国栋听说是老冤家的房子，高兴得不得了，当下答应。刘家院子不属军队管辖范围，管理局马上与地方联系，房管局对部队的要求惟命是从，两下里一接洽，很快就办好了所有的手续。刘家搬走的当天，吴国栋特意坐车赶来看房子，这里果然象儿子说的那样是块宝地，他各个房间转了转，十分满意地点了点头。吴忱光和儿子不敢正眼看他们，早悄没声地溜了出去。

住惯了独门独院的老宅子，乍一搬进大杂院，吴忱光感觉处处憋屈。人这活物就是贱，生来没受不了的罪，只有享不了的福。以前一个人能占好几间房，吴忱光还今儿嫌厕所窄狭，明儿怨厨房西晒，老逼着老伴儿改造一下。现在可好，几十口子用一个水龙头，赶上做饭，大家得轮着洗菜淘米。早起去厕所更麻烦，这儿急得恨不能就地解决，那几位老大姐却不慌不忙地聊起了闲天儿。小便还好说，跟家拿个尿盆儿，避避孩子就解决了，遇上解大手她是干着急没办法。

刘建成到底是孩子，一进大杂院反倒高兴了，这儿有他一个要好的同学，外号叫柿饼儿。他很快就忘了家中的劫难，整天和柿饼儿泡在一起。街坊四邻都知道他们是黑帮家属，孩子耳熏目染，常拿他老爹说事。刘建成不象寻常黑帮子女那样胆小怕事，只要遇到有人羞辱他，他就会不顾一切的反抗，经常将人家打得头破血流。也许是亲身经历了血腥的场面，刘建成打架也下手狠，拳脚打不过便抄砖头，没多久，他就在陈帐胡同出了名。明白点儿的家长，看到自家孩子与刘建成打架，往往先吓唬自己孩子，大人们怕让明眼人说他们欺负孤儿寡母。也有不识好歹的，以为刘家遭了难就好欺负了，但凡自家孩子吃点儿亏，家长便堵着刘家门口无理取闹，指桑骂槐。更有甚者，直接了当的骂他们是老子反动儿混蛋。

吴忱光害怕再出事，总是给人家说好话，然后狠狠地打儿子一顿。刘建成性格倔强，只要认为自己有理就决不服软，任凭母亲怎么打骂，他是既不躲也不跑，最后往往闹得吴忱光自己痛哭一场。老伴儿和女儿一去没消息令她牵肠挂肚，具体到一日三餐的过日子更是操碎了心。娘俩只有十六块钱生活费，比吴忱光做姑娘时还艰难，那时起早贪黑多干点儿起码能多收几块，现在是干巴巴地死啃这点钱。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儿子正长身体，饭量大的出奇，可着劲儿吃，一顿饭能干三四个大馒头，生活逼的吴忱光不得不精打细算。刘建成还不懂生活的艰辛，为了感激柿饼儿的仗义，时不时就会带他把家里的烙饼馒头吃个精光。那年月老百姓过日子都指着窝头棒子面粥呢，能吃上白面馒头无异于美味佳肴。柿饼儿觉得刘建成够朋友，以后遇到有人羞辱刘建成，往往不等刘建成开口，他就挺身而出将对方臭骂一顿，颇有点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侠肝义胆。

刘建成和柿饼儿一天到晚四处游逛，结识了一个叫三蝎子的同年级同学。三蝎子的父亲是部队的中层干部，家教甚严，可他偏偏也是个淘气鬼，三个人对脾气，很快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他们走街串巷，断不了偷鸡摸狗、惹是生非，很快便在南齐街附近有了名气。打架斗殴成了家常便饭，同龄孩子谁也不敢再欺辱刘建成了，他用小小的拳脚重新为自己找回了做人的尊严。

三蝎子住在附近三号大院，军人出身嘛，自然颇为自负，顽皮中不乏洋洋得意。这天他领着刘建成、柿饼儿到家里玩，看见不远处的军事禁区里有片桃树，树上结满了白里透红的果实。刘建成垂涎欲滴，说去摘俩吃。孩子天生好奇心强，总想干点出格的事，何况摘些桃子吃既能解馋又不用花自己一文钱。三人一拍即合，见四处无人，翻墙跃进寂静的桃林。先还胆战心惊地偷吃，没多会儿胆子就大了，竟脱下背心当口袋，嘁哩喀嚓地往里装，然后扛着桃子顺墙头上了一排平房的屋顶。各自摊开背心里的蜜桃，好歹擦了擦，也不顾桃毛的刺痒，裂开腮帮子胡吃海塞起来。

正得意时，房檐下一个小姑娘说话了：“刘建成，你偷吃公家的桃子！”刘建成低头看去，是同学赵茹馨，他笑道：“你管得着吗？”

“怎么管不着！毁坏公家财产谁都能管。”赵茹馨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吴国栋疼她，赵哲明更将她视为精神寄托，她纯洁的心灵在父母呵护下从没受到过任何污染。柿饼儿有点害怕，说不行咱就溜吧，三蝎子说：“甭怕她，瞧丫那操性。”赵茹馨毫不示弱：“你骂人！骂人犯法。”三蝎子顺手将桃核儿扔向赵茹馨，脖子一梗，学着红卫兵的样子说：“老子这是造反派的脾气！你敢怎么着！”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刘建成登时翻了脸，冲三蝎子骂道：“你丫装什么孙子！找 言语一声。”三蝎子莫名其妙地问：“我怎么啦？”

“你他妈说你怎么啦！”刘建成站起身就要和他干架。柿饼儿知道怎么回事，急忙将他俩拉开，跟刘建成解释说：“人家三蝎子不是故意的。”他又对三蝎子说：“别言语儿了，听我的。”

这边两人的气儿还没消，那边赵茹馨已将警通连的战士叫来了。柿饼儿说：“别他妈吵了，大兵来了。”刘建成和三蝎子都傻了眼，跑是跑不了了，看样子只能束手就擒了。当兵的也不敢吓唬孩子，怕他们掉下来没法跟家长交代。连哄带劝的让他们下了房，狠狠地训斥一顿、没收了桃子也就算了。出了大院的门，三蝎子不解地问：“建成，刚才我怎么招你了？”刘建成低头不语，他意识到刚才自己做的的确过分了，又不肯认错，只能沉默。柿饼儿把三蝎子拉过一边，悄悄说了刘家的遭遇，三蝎子心里才释然。

自从家里出了事，刘建成性格发生了变化，心里总憋着股劲儿，有时还会无端地和母亲犟嘴。吴忱光心疼儿子，对他经常是得过且过，母亲的宽容反使刘建成心理很不安，他知道自己不是故意顶撞母亲，就象和三蝎子吵了架又后悔一样。

刘家母子相依为命地过了一年，原以为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了，谁知到了年根儿底下，不幸又一次降临到他们头上，而且这次的打击更加沉重。腊月二十三，吴忱光上街买了几根关东糖，准备祭祭灶王爷。没指望它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不过是依俗而行，否则这年过得就真没意思了。她刚进家门，单位和街道的造反派就进了屋，多余的话没有，上来就宣布：“根据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决定，将发动资本家、“特嫌”分子刘志仁遣送回乡，没收一切财产，家属吴忱光、刘建成亦将随同回乡。”

吴忱光不知所措地愣在那儿，直到人们走了还没缓过劲儿。房门敞开着，夹带着潮气的寒风一股脑儿地灌进屋，她打了个寒战，这才想起该干什么。她想找回四处野跑的儿子，似乎找到了儿子就找到了生命的支柱。喊了几嗓子，没儿子的应答，院子里家家户户都紧闭房门，自来水龙头滴滴嗒嗒地淌着水，发出单调的声音。那是人们害怕冻裂水管故意打开的，污水池四周结了层厚厚的冰凌。天空从昨天起就布满乌云，空气中的潮气越发浓重，看样子今晚要下雪了。吴忱光来到胡同口四处踅摸，想再喊几嗓子，可喉咙里却象塞了团棉花，怎么也喊不出声。没办法，只好失魂落魄地回了家。这还是家吗？老伴儿不让回来，女儿也不知关在哪里，辛苦一生积攒下的所有家什器物早已荡然无存。炉火快灭了，炉口处堆积着烧乏的煤灰，房梁上结满密密的蜘蛛网，玻璃窗的冰花到现在也没化开。

吴忱光呆呆地坐在床上，既觉不出冷，也觉不出饿，身体好象都被无情的北风掏空了。遣送回乡对她来说太可怕了，老伴儿的家乡早没了亲戚。如今一家三口被押回去，或许还会有更糟的命运在等着他们？未来的一切宛如变幻莫测的天空。祖辈生活在皇城根儿的吴忱光，从没离开过京城半步，这辈子甚至连火车也没坐过。她希望这是在做噩梦，也许心里难受到极点时就会从梦中醒来，醒来后一切都会象过眼烟云似的消失掉。她就这么痴呆呆地等着、等着，等着什么意外的响动惊醒长长的噩梦。期盼中的惊醒没有出现，眼前的一切依旧如故，刚才来人宣布将他们遣送回乡的声音，仿佛还在耳畔回响。从今天起京城将不再是她的栖身之地，今后她再也看不到熟悉的街道、店铺和胡同了，老街坊见面时那亲切平和、透着厚重安稳的一句句问候也将从耳边消失。想到此吴忱光恨不能把心揪出来撕个粉碎，她从心底发出一声声质问：你们凭什么轰我走？我到底犯了哪条法？

她正胡乱想着，院门口传来孩子银铃般的说笑。她知道儿子玩回来了，奇怪的是今天还多了女孩儿的声音。没容她站起身，房门“咣”的一声被撞开，刘建成和小伙伴蜂拥而入，把狭小的房间挤得满满当当。

“妈，还没做饭呢？我们下午得玩去。”刘建成觉得家里有种异样的气氛，但一闪念就过去了，他把赵茹馨介绍给母亲：“这也是我们同学。”

“阿姨，您好。”赵茹馨和吴忱光打了招呼，自从闹出偷桃风波，她和刘建成的关系反倒近了。原因也简单，赵哲明就在三号大院上班，母亲整天带她去单位。刘建成和柿饼儿常翻墙进去找三蝎子玩，他们很快成了要好的朋友。

吴忱光听着“阿姨”的称呼心里特别扭，京城人家街坊四邻的孩子，见了女性长辈都习惯叫大妈大婶。“阿姨”是些尊贵家庭孩子的口头语，虽然也不乏亲切，却让人感觉有点外道。吴忱光还是答应了，而且疼爱地拍拍她的肩膀。刘家出事后，看得起他们的人并不多，以至一个女孩子和儿子玩在一起，吴忱光心里都十分感激。

刘建成从笸箩里翻出个冷窝头，就着咸菜和白开水吃起来，边吃边对伙伴说：“就等我一会儿，下午咱去后海溜冰去。”

吴忱光猛然想起家庭面临的恶运，对孩子们说：“宝贝儿，建成不能跟你们玩了，听话，都家去吧。”刘建成急得猴儿似的说：“别价啊，我们都说好了。”吴忱光忧心忡忡地说：“咱家倒了血霉了，你还惦记着疯跑呢？”她不管儿子有何反应，坚持将同学送出屋，回来关严门说：“完了，全完了……”

“怎么啦？”刘建成不解地问，停止了咀嚼。

“人家要哄咱回老家，我都快没魂儿了，你好歹吃点，快帮妈收拾收拾吧。”吴忱光说着整理起他们需要携带的物品。刘建成不以为然地说：“回老家好哇，我还没见过老家什么样儿呢。咱们老家好玩吗？”

“我的小祖宗！你还惦记着玩呢？咱可不是回家过年逛灯儿去。人家这是斩草除根，连户口都销了。”吴忱光慌乱不已，手忙脚乱。刘建成这才沉重下来，似乎意识到全家这一走，恐怕就要和北京城永远地告别了。手里的窝头刚吃了一半，饥饿感却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往后再也见不到终日相伴的好朋友了，到了陌生的老家，谁还陪我玩呀？小孩子一时半会想象不出农村的情景，但忧伤的感觉却一点也不比成人的痛苦逊色。

让一对妇孺在半天时间带走一个家，实在太难了。必不可少的三床被褥已将双人床堆的满满的，还有随身洗换的衣物，除此之外就什么也拿不动了。吴忱光坐在包袱上，看着家里的各种器物，觉得哪一件也不可或缺。做饭需要锅，吃饭需要碗，可带走它们谈何容易。刘建成只关心自己的东西，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同学的合影，这是他们春游时在白塔下的留影，他一直将它视为珍宝。嗫嚅道：“我能带走照片吗？”吴忱光本想数落儿子几句，可又一想，儿子就这点乐子了，再无情地剥夺他的爱好，未免太残酷。她冲儿子点点头，刘建成赶紧把照片塞进了包袱。

晚半晌儿，吴忱光最后一次在家做了饭。娘俩吃饱饭，没再往炉子里添煤，家都没了，生火还有什么用。娘俩点着灯，相对无言地干坐着。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吴忱光触电似的突然站起身，把儿子吓了一跳。她从箱底儿取出奶奶的骨灰盒，说差点儿忘了件大事。她好歹找块布包好骨灰盒，对儿子说：“哪儿也别去，妈一会儿就回来。”推开房门才发现外面已飘起鹅毛大雪，雪花纷纷扬扬，漫天飞舞。雪夜中的胡同只有稀稀拉拉几个晚归的人，她来到李仲贤家门口，小心翼翼地敲开门。李大妈一家正吃晚饭，惟独没有李仲贤。屋里热气腾腾，温暖如春。没等李大妈说话，她先开口了：“老嫂子，又出事了，我们得回家。托拜您件事，这是奶奶的骨灰，我不敢带在身边，麻烦您先给存着吧，这一去恐怕凶多吉少。”

李大妈毫不犹豫的接过骨灰盒，说：“都听说了，单位让仲贤骑三轮送你们去车站。我正准备吃了饭看看你们去呢，利平还不知道吧？让叔义去她学校报个信儿，兴许能回来送送你们。”吴忱光慌张地说：“眼下我也顾不得利平了，您看吧，她能来最好，不能来也别勉强。”吴忱光不敢久留，她还惦记着儿子呢。李大妈坚持让儿子李叔义把吴忱光送回了家。

二十

李叔义回来匆匆吃了晚饭，气儿也没喘一口，便去穿大衣，随后登上自行车消失在了寒冷的雪夜中。顶风冒雪骑了半个多钟头，来到西郊某大学，手脚已快冻僵。他混进大门，不敢直接打问刘利平，他想下雪天儿，造反派肯定不会让专政对象闲待着。他顺马路找到学校主办公楼前的广场，果不其然，好多“黑五类”正在这扫积雪。李叔义比刘利平大几岁，两人自小一块玩，他学习不错，就因为生活困难初中毕业才选择了就业。刘利平的一举一动他都非常熟悉，打老远就看清了她的身影。李叔义将大衣领子翻上去，遮住半拉脸，故意怒冲冲地拉过刘利平就往黑影儿里拽。

“你要干什么？”刘利平心惊肉跳地挣扎着。

“别出声，是我。”李叔义一说话，刘利平的心才塌实下来，惊问道：“你怎么来了？”
“他们要把你父母和弟弟遣送回老家，你能不能送送他们去？”

“怎么搞的？”刘利平急的声都变调了。李叔义说：“要不我给你妈捎个话儿，说你挺好的。”

“不行，说什么我也得送送他们。”

李叔义问：“跟谁请假？我给你做个证明。”

“请不得假，只能偷偷去。”

李叔义也没犹豫，转身去推自行车，刘利平低头跟在他身后。正在劳改的“黑五类”抬头看看他俩，谁也没言声，以为是红卫兵头头找她谈话呢。

李叔义骑车带着刘利平赶到广安门车站，已是深夜十一点半。这里聚集了几百口子等待被送回老家的“黑帮”及家属，他们密密麻麻地坐在空旷的货场上，行李和随身物品堆放在身边。漫天飞舞的雪花已将他们覆盖，没着雪的凹洼处黑糊糊，远远看去象一堆堆废弃的城市垃圾。刘利平借着暗浊的灯光，四处寻找父母的身影，她觉得这些人不管男女老幼好象都一模子刻出来的。她回身问李叔义：“没听说有个广安门车站？”

“这是个货运车站。”

“急死人了，我们老家一个亲戚也没了，他们去了投奔谁呀？”

“别急，大叔大婶总会有办法的。”他俩的走动，引起了押送人员的注意，过来几个穿军大衣的年轻人。“站住！干什么的？”

“我……”刘利平吓得说不出话，李叔义陪笑道：“同志，是这样，我们想给父母送点东西。”还好，这些人没找麻烦，“哪个系统的？叫什么？”

“二商局的，刘志仁。”

“跟我过来。以后有事言语一声，贼眉鼠眼的瞎踅摸什么！”

“是，您说得对。”李叔义怕刘利平因心情不好而不注意方式方法，所以一直以家属身份抢着回答。

他们来到紧靠铁轨的一个角落，押送人员喊了两声“刘志仁”。人堆儿里一个弯腰驼背的老人颤微微地应答着站起身。“出来一下。”押送人员不耐烦地招了下手。刘利平一眼认出父亲，内心百感交集，外表却不敢有丝毫表露。“爸，我是利平。”

“你来啦。”刘志仁表情呆滞，不敢多说话。

“妈和小弟都好吧？”刘利平说着往人堆里张望，但她认不出哪是母亲，哪是小弟。

“都活着呢，你怎么样，没挨打吧？”

“没有。”刘利平咽喉哽咽了。

“没挨打就好，我们一走，京城就剩你了，记着，有事找你李大妈去。叔义，你们多费心照顾她吧。”

“大叔，您放心，我们会照顾好利平的。”李叔义边说边警惕地四处张望，他怕时间长了引起押解人员的反感。他的担心不无道理，时间不长，果然过来一个臂戴红箍儿、嘴叼香烟的人。黑暗中看不清此人面孔，听声音能辨出是中年人。“嘿！有完没有？还哭哭啼啼的，象什么话。”李叔义拉着刘利平的胳膊说：“见个面就行了，你也得赶紧回去。”他心里惴惴不安，惟恐因此而牵扯到自己，两个单位的造反派若联系上，他肯定吃不了兜着走。

刘利平临走时将口袋里仅有的三块钱塞给了父亲。他们被人撵出大门，刘利平站在门口的黑影处不肯离去，她要看着父母弟弟上了火车才塌实。李叔义不好再劝说，在旁边活动着手脚，车站东街空无一人，大雪早已覆盖了街道、房屋和树木。漆黑的夜空深处，雪花还在无声无息地飘下来。没多会儿，刘利平的头巾和双肩已堆了一层厚厚的积雪，李叔义独自叹口气，他能体会得出刘家人生离死别的悲苦。

雪夜寂静而寒冷，京城的百姓，即便是那些倒霉鬼，恐怕也想不到在这偏僻的角落，还有着比他们的命运更悲惨的一群人，准确的说是一群仅有喘息自由的活物。就算是京郊生产队牛棚马厩的牲口也比他们强百倍，那些劳累了一天的四脚活物，至少还能得到饲养员添加的夜草，至少还有个避风遮雪的牲口棚。而这些失去早已尊严的活鬼，却只能默默地忍受饥寒的侵袭。

刘利平注视着大门里的那群人，内心深处懊悔不已。她认定是自己害了父母，最初的导火线无疑就是与吴铭在高中闹的矛盾。那时她思想太激进、太纯洁、太不知人生的险恶了，凭着优异的成绩及良好的生活条件，她一直看不起那些盛气凌人的高干子弟。大概是追寻平等的欲望在作怪，她始终把胜过高干子弟做为学习的目标，想凭个人奋斗证明，这个世界不应有天然的红色接班人。现在她似乎醒悟了，错误不在这种想法本身，而是她没认清在风起云涌的红色海洋下面，中国大地上的封建余孽始终未曾绝种。以至于到了文化大革命，竟公然喊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这口号把所有遮羞布都撕了个粉碎，仅剩了蛮横无理。如今家庭遭到惨烈的浩劫，她除了悔恨还是悔恨，她甚至不能理解当初何以会鬼迷心窍。

阒无人声的夜空里，忽然传来逐渐加剧的震响，一列火车由远及近驶到站台。机车象困乏的巨兽，停下后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似乎随时准备将这些两脚活物生吞下去。刘利平忍不住惊呼：“叔义，来的都是闷罐车！”严寒冻僵了肌肉，使她的惊叫也发不出多大声响。李叔义没法和她解释，默默地站在旁边，这还用问，已然成了被遗弃的渣滓，谁还在乎他们的饥渴冷暖。随着“咣铛、咣铛”的一声声巨响，闷罐车的铁门打开了，押解人员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地响起来。风雪中蜷缩着的两脚动物开始向车门蠕动，不时传来妇孺的惊叫和哭泣。静谧的雪夜被嘈杂的声响惊醒了，天地之间似乎有了点活气。刘利平清楚地看到，押解人员象赶牲口似的把“黑帮分子”和家属哄上闷罐车，随后“咔嚓”一声锁紧铁门。他们则登上了一辆加挂的客车，车厢里灯火辉煌，在黑夜中显得明亮刺眼。绿色信号灯晃了几晃，机车发出震天撼地的嘶鸣，列车缓缓起动了。

刘利平再也控制不住，扒在铁栅栏门上呜呜地哭叫起来：“妈呀！是我害了你们……”
列车远去了，黑夜重又恢复了平静，刘利平直到听不见列车的轰鸣才离开车站。李叔义将她送回学校，离驻地还老远，她便下了车。前面那段路极为偏僻，李叔义担心有坏人，坚持送她到楼门口，但被刘利平拒绝了，她怕连累李大妈一家人。

刚上楼梯，刘利平就听到监管人员的怒吼：“刘利平哪去了？说！”“啪”木棍敲击桌子的声音。刘利平紧走几步，推开房门，平静地说：“不必兴师动众，我没有逃跑。”她发现吴铭也在场，直觉告诉她，自己被打成反革命与吴铭有直接关系。而且父母遣送回乡，他肯定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吴铭得意地说：“四周都是革命群众，谅你插翅也难逃。说说吧，这段时间干什么去啦？”

“你自己清楚。”话音未落，立刻上来四五个男女扭住她的胳膊。批斗会开始了，在冠冕堂皇的批判下，是对她的肆意羞辱，甚至拳打脚踢，造反派不能容忍专政对象擅自逃避劳动改造。一阵折腾后，他们惩罚刘利平去校园扫雪，直到她对所犯罪行有所悔悟为止。
刘利平被非法拘禁一年多，直到军宣队、工宣队控制了局势，她才恢复自由。然而自由对她已失去意义，京城之大她连个安身之地也没了。运动仍处在无序状态，稍有改变的是，各种红卫兵造反组织消失了，军代表和工宣队掌握了学校的大权。那种随意抓人打人、非法拘禁的现象不见了，但对那些板上钉钉的走资派、叛徒、特务或反动学术权威、阶级异己分子的迫害则愈加剧烈。在绝对权威统领下，学校成立了专案组，开始了有组织有预谋的人身迫害，斗争对象主要集中在走资派和老教师身上。刘利平的身份则由现行反革命变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有了前一段的非法拘禁垫底儿，如今的政治歧视可以说是小菜一碟了。心灰意冷的刘利平，早已自觉自愿地把身份降到了社会的最底层。

军代表找她谈话，劝她不要背家庭包袱，她直觉得好笑。“家庭包袱？无稽之谈！我的想法与您的教诲刚好相反。父亲一生勤勤恳恳，凭艰辛劳动挣下‘仁和居’，如果说我后悔没早听父亲的话，那倒是真实想法，哪来的怨恨家庭出身呢？”

刘利平内心世界早已脱胎换骨，军代表的教诲纯属多余。在一帮一、一对红、向党表忠心、狠斗私心一闪念等等政治潮流中，刘利平已然看破了红尘。她念过几本书，面对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的狂潮，自然联想到了西方社会的基督教精神，它经过一千多年的积淀，尚且漏洞百出，明显的例证就是牛虻和于连，一个被他信仰的精神所欺骗，一个从来就是投机分子。刘利平从不否认信仰的作用，毕竟人类还没有穷尽宇宙的本源，人们需要把灵魂寄托在或现实或虚幻的东西上面，以期获得心理平衡。但如果把原本就毫无根基的东西发挥到了极致，使其脱离现实土壤，那它必然要演变成荒谬。

如此清醒的认识并非一夜生成，而一旦生成又不会轻易退去。原因很简单，良心既不可能欺骗自己，也不可能欺骗生活。刘利平甚至害怕这种思想，因为她面对的是从御林军下来的军代表，他们代表了社会思想的主体。如果被他们窥测到内心秘密，她必将再次深陷囹圄之中，而且会比上一次失去自由更可怕。

应付完军代表，刘利平松了口气。她需要找个寻常的地方，和些寻常的人们聊些家长里短，好抑制一下不断攀升的精神世界。她想到了杨柳胡同，家虽然没了，但李大妈一家还在。她用仅有的五毛钱坐上了进城的公共汽车。

刘家老宅离胡同西口不远，东耳房的后山墙已被改造成两扇对开的灰漆大门。布吉巷口更狭窄了，车库旁边另加了条封闭的通道，紧靠车库是人员出入的不起眼的木门，门框上安了门铃按钮，原来位于布吉巷的如意门则被封堵了。

刘利平在宅院周围转了几圈儿，心里不免有些沮丧，为避免坏情绪影响平和如水的心境，她赶紧去了李大妈家。李大妈快不敢认她了，愣了会儿才把她拉进屋，“闺女，这两年你是怎么熬过来的？”刘利平没诉苦，已然过去了的事再提它还有什么意思，只能徒劳地增加烦恼。

中午，李仲贤和孩子都回来了，少不了感慨唏嘘一番。刘利平十分感激李大妈一家人的帮助，说不是你们，我们家还不知落个什么结局呢。李大妈说：“谢不谢的见外了，咱两家的交情不是一半天了。你爹和奶奶刚来北京时就住在我们家，他和你妈结婚还是我做的媒呢。往后这儿就是你的家，有个缝缝补补的活计就给我拿来。”刘利平心里一阵热乎，她问李大爷受没受牵连？李仲贤说：“旧社会过来的人都得过筛子，不过你放心，我一个卖苦力的他们不敢怎么着。”刘利平知道李家人没事心里塌实了，吃了饭又坐了会，乘天黑前赶回了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