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城情欲
──论香港电影的「后九七」景观
洛 枫

引言：「董建华年代」的破落

香港成为一个在一幅
叫做家的版图上 其中一种
心的抽搐
…………
家也沦陷(所谓陷家剷)
更不再有所谓
香港人(你就想)

游静在「九七回归」前后写下这几句诗，述说香港因政治身份的易转而变成无家的状态，所谓「回归」(祖国)，迫使更多人移民离去(「每一次离去/皆充满牺牲/留下亦如是」)，因为「身份认同」不是一夜之间便可重新开始，如何从「香港人」过渡至「中国人」，怎样抓紧稍纵即逝的历史与归属，便成了一个痛苦撕裂的过程，因此，游静才说家的陷落，香港变成无主孤城，在「回归」过后，变成各种认同势力争持角逐的地方。于是，我们有八万五房屋政策(同样也是一夜之间消失)、金融风暴、负资产与禽流感、二十三条立法、「七一」大遊行、居港权争议与人大释法、高官问责制(不问也不负责)、财政司梁锦松偷步买车被迫辞职、?花璀灿，高潮迭起，但仍掩不住千疮百孔，零落破烂，其中金融风暴与SARS疫症更令香港沦为危城，每天因负债而烧炭自杀的人不计其数，而在疫症期间无论医护人员还是病人的死亡数字更每日攀升，最后连原可粉饰太平的娱乐事业也不能倖免于死亡的阴霾，在罗文、张国荣、梅艳芳、林振强、黄霑等相继离逝以后，香港彷彿由危城变成死城。「董建华年代」(1997-2005)的后九七时段，可说是由死亡与危机建构而成的「危城年代」，当中充满荒诞、绝望、怨恨与抗争，弱势的政府对比自强不息的民间，打得漂亮的官腔被煽动的传媒撕得粉碎。

危城的岁月里，香港电影在工业转型、市道低迷、盗版猖獗、大众消费娱乐转向、票房惨澹、外地电影的威胁等重重危机中也力求绝处逢生，认真的电影工作者仍以形形式式的故事记述危城艰难的日子，或借以振奋人心，挽救颓势，或纯粹作为个人纪念，从而承载历史的变异，其中的《金鸡》(2000)、《金鸡II》(2003)、《好郁》(2002)和《蝴蝶》(2005)，都不约而同借用了女性的情欲表现一个城市陷落的面貌，「香港」在变成「心的抽搐」之余，也在五光十色的镜头下架起自己的版图，连系大众的想望，寻找自我认同的位置，当中有妓女的口述历史，娓娓道来香港由盛转衰的沧桑身世，也有同性女子的追逐与挣扎，诉说生活与情感从来都不是轻易的垂手可得。祇有在香港这么特殊的地方、特殊的时段，才有这四部电影如此动人的光华，内里发放面对逆境的力量，如今回头再看，轻舟已过百年身！

（I）妓女口述历史：「金鸡」系列

陈可辛监制、赵良骏导演、吴君如主演的「金鸡」系列，采用「庶民剧」的类型，为回归后的香港作出历史的总结，通过妓女阿金的口述历史，带出香港由殖民地的黄金岁月沦落危城的过程，当中强调民间自救的力量，反覆伸扬「香港人」拼搏的精神，并且相信团结互助便能共渡时艰。「金鸡」系列是积极进取的作品，上承香港五、六十年代《危楼春晓》、《豪门夜宴》等写实电影、通俗剧的特色，利用群星串起不同的故事片断，配合后现代式的拼贴、夸饰与嘲讽，谱写香港低下阶层在时代洪流中的生活变迁。两部《金鸡》的叙事结构都由阿金口述故事开始，利用时空来回的交接，对比今昔，既缅怀过去，又展望将来。可以说，「金鸡」系列有很重的怀旧气息，怀恋的是殖民时代的经济繁盛与社会兴旺，对比回归后的凋零残破，生活朝不保夕；这种怀旧情绪，是少数殖民地区才有的产品，对文化身份的思虑，经济效益、民生水平往往凌驾于政治、国族的认同。此外，「金鸡」系列的庶民意识也展现于小历史、小故事的叙述上，香港历史的缔造不在于宏观的国族论述，或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而是缠绕日常生活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事件，以及跟普罗大众同步成长蜕变的流行文化。

怀旧的社会风情

第一部《金鸡》由阿金(吴金如饰)午夜到银行柜员机提款，巧遇失业汉温仁帮(曾志伟饰)企图打劫开始，二人因停电被困柜员机的玻璃屋子内，阿金为打发漫漫长夜，便倒叙自己的生平，从十五岁当「鱼蛋妹」(非法卖淫)说起，忆述香港七十年代以来走过的繁华好景与风云路向。电影共有两组对比，一组属于时间的，即香港由盛转衰的今昔历程：由七十年代经济起飞，经历八十年代地产蓬勃、股票炒卖热炽、纸醉金迷、穷奢极侈的日子，下滑至回归后董建华年代的一穷二白，社会上一片愁云惨雾，苦无出路的境况；另一组属于空间的，即偏蓝的现时处境与呈金黄色的过去，前者是坐在柜员机前两个明天生活没有保障的男女，后者却是阿金过去二十多年来迎送生涯中遇过形形式式的富商豪客。两组时空交错，便构成阿金个人与香港互相牵缠数十年的历史内容。当中香港走过不同阶段的转型，由手工业社会，发展至金融中心、国际都会，经历中英草签、八七股灾、八九民运、楼市复兴、中国大陆市场开放等冲击，下滑至九七回归、金融风暴、失业率高企、负资产出现与禽流感恐慌等社会乱象，而阿金在这历史的狂流中也由鱼蛋妹、夜总会舞小姐、骨妹(按摩女郎)，摇身一变而成自负盈亏的一楼一凤，阿金的个人转型，连着香港的经济递变，与时并进，她是适者生存，懂得变通的道理，也唯独是在香港这种高度后/现代(变)化的城市，才能造就阿金的随机应变。

尽管《金鸡》在时空上有两组对比，但电影大部份的场景都集中在过去，而且镜头下回归前的殖民地城市朝气勃勃(对比回归后下雨天的死气沉沉)，呈现一片金黄的媚俗，例如夜总会金碧辉煌的内景、舞女身上闪亮的晚装、街头璀璨夺目的灯饰夜景、骨场内一片艳红的布置等等，无不处处是繁华梦、＃烟花地??的感觉，对物质的迷恋浮现对过去美化日子的眷念，用以载喻殖民地逝去不返的岁月流金。我想导演和编剧刻意选择「妓女」作为口述历史的主体，基于两个因素，一是阿金代表社会最边缘、最受鄙视和否定的社群，由她演译香港的时代变迁，最能抗衡主流的、官方的政治论述，同时更能反映低下层社会现实的境况；其次是这些＃烟花地的起落实在是量度一个城市兴衰的指标，十里洋场，温香软玉，是繁荣盛世的销金窝，同时也浮映了炎凉世态与正道沧桑，这些＃烟花地一旦倒塌如颓垣败瓦，人再无余力粉饰自己的生活，便是一个城市陷落的时候了──香港也如妓女阿金，随年代、政治的变幻而风华不再！

然而，有趣的是，导演在建构殖民城市的黄金岁月，除了依靠刻意媚俗的美术设计外，还借用了大量新闻片断与流行文化的元素。新闻片断的剪映，如地铁通车、英国雅丽珊郡主访港、六四事件、九七回归庆典等，目的是为了增强电影的历史性和现场感，同时也是为了勾起观众的集体记忆。同样，流行文化元素的应用也是为了制造这些记忆情绪，尤其是大量中文金曲的播放，如罗文的＜醉眼看世界＞、＜狮子山下＞和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一生何求＞等等，配合画面的故事与新闻，在视听双重的感官刺激下，便能产生牵动与认同的效应，进一步带领观众进入逝去年代的缅怀。再者，先前说过，流行文化的介入历史，是对抗中央、官方论述的本土意识，流行音乐从来都是香港的主流文化，它的语音也是香港历史演变的声痕，每当歌曲响起，观众脑中自然泛起那首歌曲承载的时代氛围，这是香港流行音乐历史魔力之所在！

《金鸡》的怀旧意向是义无反顾的，但它的结局仍朝向未来，甚至带有荒诞的狂想。故事结束时阿金收到十多年前嫖客之一的悍匪叶子强(胡军饰)归还九十多万，一下子不但解决了自己的生活问题，同时甚至可以帮忙失业负债的温仁帮渡过难关。电影至此是一个快乐结局，犹如银幕上响起的圣诞歌，是一种祝福和勉励，期望当时(2000)仍身处逆境的香港人能团结互助，走向充满希望的明天。可是，明天并没有美好起来，2003年的香港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疫症与灾难，危城进一步沦陷，人心更徬徨无助。

爱在「沙士」蔓延时

2003年是「九七回归」后香港最黑暗的日子，SARS疫症跨越中港的边界，打从二月开始，蔓延了百多天，死亡人数达至千人以上，当中包括众多前仆后继、身先士卒的医护人员；疫症的源头淘大花园被查封，医院与病人被隔离，香港变成无家可归之城，而世界衞生组织又不断劝谕其他地区人士切勿前往香港，无家之城进一步沦为禁闭之都。市面一片低沉，谣言烽＃烟四起，人心紊乱，及至四月一日，更有人在互联网上散播香港已成疫埠的虚假消息，引发超级市场日用品与粮食的抢购潮，危城陷入险境，但弱势的政府不但对疫症的反应迟缓，而且官员每每错误判断形势和推卸责任，民间团体与传媒唯有发起自救运动(如「一人一口罩」，或征集物资给医护人员)──《金鸡II》记录的便是这段艰难时节里社会疯狂的乱象。

《金鸡II》的电影风格比第一部更荒誔不经，因为它摄录的是香港回归以来最难以想像的乱世景观，当世道无常，人心思变，便越嚮往匪夷所思的狂想。电影以未来的科幻时空开始，色调偏蓝，叙述2046年的香港依旧繁盛，太平山顶的「老衬亭」改名「董建华亭」，而八十多岁的阿金换上三十五岁的容颜，到山顶寻找因失恋企图服药消除记忆的青年杜汶泽，并且为了劝勉青年打消自残的念头及珍惜「记忆」的可贵，便从2003年香港历史最艰困的一刻说起。基本上，《金鸡II》承接上一集的叙事结构，依样是阿金向另一人口述香港的过去，并借性工作者的迎送生涯，浮映城市的变迁与人生百态。阿金这一趟从禽流感的恐慌说起，直到SARS的疫症时段，当中邂逅的人包括黄秋生饰演的茶餐厅老板周生生，因生意失败而企图烧炭自杀；郑中基与张伟健合演的思觉失调病患者，逃离精神病院后到处嬉戏；还有黎明饰演的「口罩医生」周文光，因疫症隔离而无法归家，最后更殉职病亡。这些零碎的片断、零落的人物，互相穿插构成《金鸡II》上半部最动人的画面，其中郑中基与张伟健的演出刻意的夸张走火，完全体现一个疯狂的城市精神分裂的状态，而这种分裂与迷失，来自城市错乱的生活节奏、寂寞心灵的无处依托和高度压迫的精神负担。此外，黎明的「口罩医生」罕有地演来低调自然，简洁深刻，把捉了无名英雄的平凡与坚忍，将疫症期间一个城市所无法负荷的困恼、苦涩、郁闷、痛楚、孤绝，以及前线医护人员精神和肉体上承载的疲劳与压力表露无遗，他的殉职庄严而哀伤，是全片最触动人心的地方，因为画面上的哀悼将观众带回记忆的隧道，重拾2003年的悲恸。

《金鸡II》的下半部是另一个故事，讲述阿金与表哥冯仁坤(张学友饰)纠缠二十多年的爱情，借冯的新移民身份，强调拼搏、向钱看、唯利是图的人性，不但是追求大富大贵的必要手段，是大部份香港人与新移民的心理写照，对比阿金的有情有义、天真单纯与乐天知命，冯的势、市侩和看风驶悝，活脱脱是资本主义城市里腐化于物质诱惑的产物，但电影并没有给予道德批判，这个故事的安插无非是为了增添阿金的传奇性与浪漫气息，也承接上集的怀旧意识，烘托出香港遍地黄金的好景，以及新移民来了又折返内地发展的社会状况。然而，这个段落的铺排完全是一个独立的单元，尽管与上集的情节有些扣连，例如阿金儿子的亲生父亲原来是表哥冯仁坤，但从整体的布局与结构看来，却与前面的疫症时段显得格格不入，尤其是紧接SARS医生周文光殉职的伤逝与「七一」大遊行的群情汹湧，骤然回流至八十年代冯仁坤发迹的故事，在剧情与情绪接连的气氛上，更显得有点反高潮和断裂。

两部《金鸡》都充满谐趣与荒诞意识，原因是一方面导演和编剧希望透过夸张惹笑的电影风格，舒缓当时香港普遍低迷的气氛，让观众在喜剧的形式中放开日常生活及社会经济带来的压力，而另一方面谐趣的手法也有助于政治的讽刺，用轻松甚至超现实的戏谑挖苦特区政府的颟顸与无能，从而引发大众共鸣。例如《金鸡II》的结尾，由刘德华以明星身份当上特首，并且已经连任八届，在他的管治下，不但连续五年没有失业率，二十年不用交税，还提供免费教育、医疗、房屋及老人福利，社会百业兴盛，民生欣欣向荣。这些「狂想」、「非份之想」，其实也是大众的「愿望」，在董建华年代饱受经济压力的一群(无论低下层还是中产阶层)，更换特首、振兴经济、安定社会，是共同的追，求而电影也提供了这种诉求与宣洩的空间──当回归六年来香港人不断高呼「董建华下台」而他依旧纹风不动的时候，让「刘德华」当上特首，是一种政治缺陷下的心理补偿。先前说过，在社会越是失控和苦无出路的日子，人心越趋向荒诞的狂想，「金鸡」的狂，顺应了时代的需要。然而，以妓女情欲铺演香港一代历史，「金鸡」系列仍难免有所限制，阿金两次的传奇际遇，逢凶化吉，即在上集收到悍匪嫖客叶子强归还九十多万，以及第二集得到表哥冯仁坤转来的千多万，两者不约而同都是系于「男人」的身上，依旧逃不「妓女」依附的角色与传统宿命；从政治讽谕的层面上看，假如「阿金」象征自强不息的香港，则这个城市的绝处逢生，仍不免依赖不劳而获的外来力量，而非自身的转化。此外，期待「刘德华」当上特首改善政治民生，依旧是期待「贤君」出现的庶民心态，对社会民主进程的思考，在电影中除「七一」遊行的新闻片断外便再无深入的探讨。

（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