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城情欲
──论香港电影的「后九七」景观
洛 枫


(II)无家之城：《好郁》与《蝴蝶》

「女性情欲」除了展示于妓女的口述历史中，还可体现于同性女子的关系，当中牵涉的不单是性别认同的方向、身体政治的论述，还有社会阶层的抗争、城市空间的挤压、经济发展的剥削、政治权力的排斥等网状包围的结构，尤其是同性情欲本身带有被边缘化的特质，不被大众主流意识所认许，它的身份危机一旦落入纷乱的社会景观中，处境更形严峻。游静的《好郁》与麦婉欣的《蝴蝶》便是两部以女同情欲为主体的电影，描绘香港在「九七回归」后的危城状态，前者带有魔幻现实的趣味，着墨于城市的高速与冷漠，后者充满温婉的恋旧情意，极力回溯89年「六四」事件给香港的心灵烙印。两部电影的女同情欲，夹缝于家庭与社会的板荡间，都同样满布挣扎和撕裂的痕迹。如果说「金鸡」系列着重于一座城市的陷落，那么，《好郁》和《蝴蝶》呈现的却是家的零散与人的飘浮，彷彿危城的倾颓由败落的家开始，蔓延至个人身份与情欲认同的危机上。

1.爱国爱港的酷儿关系

游静的《好郁》由片名开始便已指涉了情欲与城市的关系，中文名字「好郁」利用广东字汇的拼合与习性，暗藏「女子」同性「互动」的(性)联想，同时也指向城市高速运行的状态；英文片名Let's Love Hong Kong，却有两层意思，一是 Les(bian) Love Hong Kong 的同音与缩写，即女同志爱香港，另一层却是「爱港/爱国」的政治讽谕：让我们爱香港(尤其是女主角的名字叫做陈国产)，语调既包含指导和勉励的意思，也带有戏谑的成份，如果港爱国是一场同性的恋爱(祖国的母体与回归的女体)，那么这种关系该如何被认许和推广？又假如我们时常被劝勉要爱国爱港，那么该怎样的爱与被爱？如果爱港/爱国如同同性爱那样是难于启齿的，我们的城市该如何自我定位呢？「九七回归」表面上看似是由爱港过渡至爱国的仪式，可惜当中并非一个顺畅无阻的简单过程，这是游静暗藏于电影名字的个人政治提纲。

《好郁》有四个人物的故事：担当电脑虚拟「性玩偶」(cybersex doll)的陈国产(黄颂菁饰)跟父母挤在井型的公共屋邨内，她除了惯常地在街上遊荡外，便是以不同的衣饰装扮出现于电脑虚拟的网络世界内；从事不同行业的Zero(小黑饰)是四个人物中流动感最强的女子，她做过地产经记、果栏搬运工人、传单派发者、庙街性玩具小贩及手提电话收买商等等，但最喜欢的工作还是跟在陈国产的背后，偷窥她跟长颈鹿有点相像的后颈；至于中西风格同时混在身上的Nicole(顾嘉玲饰)，白天是指挥笃定的企业女主管，晚上却换上性感的内衣，挂上窗帘，沉迷于家中六部电脑屏上陈国产百变的性玩偶形象；最后是性工作者E(张志坚饰)，从内地跑来香港赚钱供养乡间的儿子，同时又跟国产发展一段非金钱可以度量的情欲关系。《好郁》的整个故事，便是环绕在这四名女子的身上，通过缓慢悠长的镜头节奏，捕捉主角人物在生活、自我、情欲及理想等追求上的挫败、孤独、失落和哀伤。

《好郁》的四个女子，共有一条主线，那就是在情感上无法「安居乐业」──从事电脑性玩偶工作的陈国产与贩卖真实肉体的「北姑」E，其实是一体两面的重像，国产的虚空源自职业不能曝光，自我(性别)身份的虚拟性，于是E成为她唯一可以依附的情欲对象与心理补偿，因此她才会说付了钱，E的身体每部份都属于她。至于E，忙碌穿梭于不同的宾馆、旅店、应付不同客人的需要，但家在乡间，我们从没有在银幕上看见她真正的落脚处。Zero的家，是整部电影最魔幻的设置，住在已经结业给丢弃的戏院内，Zero的空间祇有一张座椅，吃和睡都在那里，而前后左右都是各式年龄和性别跟自己不相干的人。Nicole或许是电影中唯一拥有舒适家居的中产阶级，但她的豪华住宅却出现了「风水」问题，以致「人宅」不安，要找来风水师傅改运挡煞。如果说「家」是一个安身立命之所，是一个让人在外面奔跑得疲累了能得以疗伤养病的地方，那么《好郁》的人物都恒常地处于「无家」和「寻家」的状态中，因此，电影出现最多的是找房子和遊荡街头的镜头，从旧楼到天井、地铁到渡海小轮、庙街到中环、公共屋邨到同志酒吧等等，《好郁》的人物都在寻寻觅觅的遊徙中，既寻找容身的场所，也追觅付讬情感的对象，前者是肉身的安顿，后者是心灵的归宿。

《好郁》的城市空间是断裂破碎的，是现实场景（公共屋邨、旧楼天井、地铁和渡海小轮）与虚拟空间（网路的萤幕、被弃置的戏院）的交叉拼贴；相对于《金鸡》系列历史倒流的媚俗气息，《好郁》的地貌无疑是属于科幻性的，同样都是关于一个殖民地城市的身世与去向，前者采用线型的敍述，后者却是环形的结构。朱迪思．哈尔伯斯坦 (Judith Halberstam) 在讨论城市空间与酷儿理论的关系时指出，传统异性恋世界的时性是「直」线的，跟随约定俗成的生老病死、生儿育女等生命历程 (life cycle)，但酷儿的空间却是「乱」（挛）线的，有时候是圆形结构，起点也是终点，有时候是不同的点和线交叉，到处密布危机与转机，因为没有社会规范的婚姻与家庭束缚，所以酷儿的城市空间能自由往返，随意拼贴，打破传统直线的模式。从哈尔伯斯坦的理论看《金鸡》系列与《好郁》呈示的城市状态是有趣的，前者仍依从男性直线的时空敍述，历史犹如一条长河，淙淙流泊，细诉黄金之城陷落的过程；后者却分崩离析，凭四个女子不合常规的生活往来穿梭众多并置却无关连的空间：工作无定时的陈国产、无所谓上班下班的 Zero、依从客人需要而不停转换地点的北姑E，以及沉迷于无远弗届的网海的Nichole，她们的生活时性随空间的流动而巧合地偶遇或分解。电影结束时，三个女子在油麻地的路上擦身而过，仿佛一个圆形的圆满结构，诉说情欲碰遇的可能，可是擦身以后仍是分叉的路线，各不相干的方向，欲望毕竟没有在这个城区内落地生根！《金鸡》跟《好郁》不同，阿金的生儿育女与这个城市的生老病死血肉相连，城市的由盛转衰、再死而复生是她线性生命的写照，而《好郁》的众多女子，跟这无家之城始终保留一份若即若离的漂移感。

或许，香港本来就是一个「无家之城」，「八万五」的房屋政策与「居港权」引来的释法纷争，成为「九七回归」、「香港是我家」、「明天会更好」等政治标语最大的反讽。离散的家，恒常地浮动的城市，在资讯高速的旋转下，越益分崩离析，人的身和心又该如何安顿和静止呢？这是《好郁》力图呈示的命题。游静的诗说过：「祇有香港/永远是开始/因为不可能/也许这便是/所谓家」，「家」不单是日常生活空间的所在，同时也是历史的连结，个人情绪与情感的归向，因此，它不是一个选择，而是一种必然；像《好郁》，用近乎静止的镜头，抓住时刻板荡的城市，呈现香港「后九七」的破烂景观：破旧的街道与楼房、破灭的家、破碎的人际关系，当中能够肯定的祇有女子同性之间的情谊、爱欲、身体意识与自我圆足，以及同性爱情在追逐过程上的勇气与挫败。

电影拍得最为动人的场景是主角陈国产与母亲(玛莉亚饰)那段欲近还远、似远又近的关系，母女二人一起做萝卜糕或坐在地上边吃边谈，彼此的对话不一定能带来互相明了的宽慰，有时候甚至出现一人自说自话的状态，例如国产的妈妈说不知道女儿这二十多年来到底在做些什么？而女儿又不能告知母亲有关自己的职业状况!然而，母女二人的关系依旧血浓于水，游静在这层次的捕捉十分细腻：无法具备了解的「关注」，是「爱」但也带着遗憾，唯独如此，才又带有人间真实的气味。因此，当镜头转到午夜时份国产偷偷下床睡在母亲的身旁时(父亲睡在地上)，那份心在隔膜而人在咫尺的张力，完全拉紧了一个动人心弦的画面。这种接近「乱伦」的情欲意识，又巧妙地回应了电影名字的政治譬喻：爱港、爱家、爱国(或中国人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来都是一种对衡拉扯的关系，在危城里，这种异质化了的人伦与情欲，才更能表达香港变异的政治境况，当从属的(香港/女儿)回归祖国(中国/母体)，当中激荡的困惑和误解，并非单纯的爱国便可解决，彼此仍不能避免许多无法移近的隔膜、误解、期待与落差。从这个角度看，《好郁》的母女关系或恋母情结，是危城政治回归的隐喻，尤其是电影中大量母亲买菜、挥刀斩切和煮食的镜头，交义出现于女儿作为情欲躯体的电脑画面上或宾馆房间内，意在言外，食与性、乱伦与爱国、因爱而来的暴烈与温柔、对母体的移近与反叛，构成了电影异质的风格与题旨。

《好郁》的节奏缓慢拖沓，非职业演员的演出略嫌生疏不够自然，部份片断的连接仍有欠流畅，但作为一部以电影论述性别文化与政治议题的作品，它的批判意识强烈，影像饱满丰富，以大胆的设置、电脑的虚拟世界、地震的异象，带点魔幻的色彩，呈现了一个城市破落后的异质感官。相对来说，麦婉欣的《蝴蝶》走入过去历史的洪流，借「六四事件」描划政治与情欲的纠缠与挫败、核心家庭的没落与城市进退维谷的压抑，与《好郁》互相映照。

2.政治与同性情欲的毁伤

电影《蝴蝶》改编自台湾酷儿小说家陈雪的同名作品，但除了保留故事原有的人物与骨干外，导演麦婉欣将场景由台北搬到香港和澳门，并将时段上溯至89年的时候，使一个原来叙述女同性恋者成长的小说，变身而为关于香港历史与情欲身份的换喻。麦婉欣的电影讲述任职中国语文科的中学教师胡蝶(何超仪饰)，偶然在超级市场巧遇从台北流浪香港的年轻歌手小叶(田原饰)，二人迅速触动一发不可收拾的情欲牵缠，从而牵出胡蝶十多年前的青年记忆，同样是她的同性恋人真真(蒋祖曼饰)，为投入政治抗争的炉火而燃烧青春，二人同性的恋情在父母的阻挠下被迫拆散，胡蝶也安份的嫁人和生儿育女。电影以回流的方式，一方面叙述现今的时态胡蝶与小叶的婚外情，一方面倒叙青年时期胡蝶与真真波折重重的初恋，两组镜头来回穿插，以金黄的色温、粗微粒的超八摄影画面，塑造胡蝶早年天真无邪的形态，却以灰蓝的冷色调衬托步入中年后胡蝶冷漠的家居生活与压抑的情感。然而，在叙述现今胡蝶的处境时，电影也间中配上一闪即逝的粗粒镜头，这种处理，似乎是要表达中年的胡蝶在小叶的鼓动下，也逐渐呈现旧日的真我，这种追寻和重新辨认失落的自我，也是后来反抗婚姻的因由。

电影《蝴蝶》有两个时空、两条主线，一个是89年「六四事件」发生的前后，当时胡蝶与真真正值二八的花样年华，在澳门充满浪漫殖民建筑色彩的城市里，萌生豆芽的恋恋风尘，但政治的惊涛骇浪连同家庭的保守势力，摧毁了这段青涩而不容于世道的恋情，政治的挫伤连同情欲的断层，造成无可追悔的遗憾。另一个时空和线索是回归后的香港，婚后的胡蝶努力压抑过去的情欲蠢动，与丈夫建立别人眼中的模范家庭，表面上物质丰盛，夫妻相敬如宾，可是，经由压抑建构而成的家依旧脆弱不堪，小叶的介入瞬即掀起了危机重重，最终甚至崩塌了。不同于《金鸡》社会风情的怀旧，《蝴蝶》追溯的是青春无悔的火红岁月，89年的民运牵系中港两地同心的民族情绪，对民主的诉求超越了两地政治和文化的隔阂，也是回归前香港人对中国大陆自改革开放后抱存的希望，可惜，血腥的镇压带来了无法补救的幻灭，北京的危城状况成为香港人永远抹除不了的梦魔。如果说胡蝶的青春恋情被父母、家庭的权力无情的连根拔起，迫使她循规蹈矩的踏上异性恋的婚姻模式，并埋下日后反抗的情绪，那么，「六四事件」的创伤也隐伏了「九七回归」前后城市惶恐不安的氛围，并在「后九七」滑落的时段，对中央委派的特区政府无穷的怨言。说到底，「六四事件」是香港人集体的政治心结，十七年(1989-2003)来未能平反，是一个无法痊癒的伤口；麦婉欣之所以改写原著小说的时地背景，相信也源于个人成长的印记，「六四」是一个跨越了殖民历史与政治回归的疤痕，疙瘩于人的记忆深处。

《蝴蝶》的家庭景观，同样也是千疮百孔，最后甚至难逃离散的局面，无论是十多年前父母的家，还是十多年后胡蝶与丈夫何旭明(葛文辉饰)组成的家，表面安逸恬静，内里却波澜起伏，彷彿异性恋的中产家庭总是那么不堪一击，上一辈夫权/父权的强横，始终无法长久架起家庭屹立的支柱，而下一代的物质丰裕，似乎也不能撑住家的稳固，两代家庭不但没有为主角提供成长的庇护，甚至祇带来无尽的禁锢，例如小时候父亲有婚外情，胡蝶的母亲曾带着女儿投海自杀，到长大后胡蝶觉醒自己的需要，主动向丈夫提出离婚，却又要面临与女儿骨肉分离的局面。相反的，小叶与胡蝶建立的家，虽然物质匮乏，家具都是捡来的，但温馨平静，即使是青葱岁月里真真与胡蝶在澳门的小窝，也曾经有过短暂的欢愉，不似父母或丈夫的家，永远有无穷无尽的负担和疲累。从家庭的层面看，游静的《好郁》呈示了香港作为「无家之城」的冰冷与寂寞，而麦婉欣的《蝴蝶》却透现了中产阶级异性恋家庭的岌岌可危。回归后经济的滑落与社会转型，对中产阶级的冲击最大，原有的优势迅速消失，面对无法掌握的变化又不知何去何从，《蝴蝶》的「家庭危机」连着一个城市整体的失陷与失据。

电影《蝴蝶》成功地将个人的女同情欲与政治历史的大论述牵连在一起，尽管当中充满二元对立的公式，像过去与现在、上一辈与下一代、同性爱与异性恋等等，但电影拍来没有太多煽情的火位，在肯定女同情欲之余也没有刻意抹黑异性恋者的形像，片中的丈夫阿明对家庭维护但偏执，对妻子千依百顺却无法了解，对同性恋抗拒，并且充满保守意识等等，无不在在显示他的有血有肉，他也是核心家庭制度下的夹缝者与受害人。可是，电影中处理成年后的真真(车婉婉饰)因政治与感情的创伤而遁入空门，虽然忠于原著，但却让人看得难过，真真的出家彷彿带着「赎罪」的姿态，让火红的年代里原本青春无悔的女同情欲，无端的给髹上了一层暧昧的原罪感觉。

结论：阴性与酷儿的异质空间

走过一九九七，回归后的董建华年代，滑落的不仅是经济和政治，还有是香港人的自信与尊严，对比昔日的光辉，面对内地城市的兴盛，破落的危城祇剩下追忆逝水年华的感慨，于是，「金鸡」系列借用过去的经济奇蹟重建香港的传奇，游静的《好郁》则走入电脑虚拟的世界内寻找慰借，而麦婉欣的《蝴蝶》却移徙澳门的空间拼贴香港的存在。这四部电影的城市形貌都带有强烈的借喻性质，「金鸡」系列布满的是媚俗的、怀旧的、物质性的欢场之地，而《好郁》充斥的是高速的资讯领域与情欲不断扩张的电脑屏幕，《蝴蝶》抓住的却是(澳门)阳光灿烂的小镇街道与白墙绿瓦的阳台楼房，这些借喻的空间，或已逝去不返，或还未到来，或来自他人的风景，或正在逐渐瓦解，却彷彿实地香港的隐身影子，无时无刻不在铭刻这个城市异质的常态。是的，异常、异质也是这些空间的特性，是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边缘地带，况且，妓女与女同性恋者的情欲本身就带有非主流、非官式、非大众认可的异化情态，常常被打压和否决的身份，十分配合香港在滑落时期自我低落的形像。当然，从正面书写的角度看，「金鸡」系列、《好郁》与《蝴蝶》也从自我肯定的位置出发，揭开了城市在雄性叙述(如《无间道》与《黑社会》系列)以外属于阴性的、酷儿的景观，没有(男性)英雄的奋勇事蹟或人在江湖，有的祇是平凡小人物的衣食住行；欢场的＃烟花之地、破烂的街道与扔满垃圾的天井、女子为民主政治呐喊的平台，纵使边缘、细小、弱势，但仍衍生了无尽具有尊严、人性和向往美好生活的故事，妓女阿金、性玩偶陈国产、女同志教师胡蝶，都在个人迷乱的成长与社会动荡的年代里跟这个城市同步呼吸，从她们身上特殊的气息散发了香港异质的风格。正如游静的诗所言，香港是在家的版图上一种心的抽搐──经历陷落的境况，走过充满死亡阴影的伤逝，我们或许不再天真地假设明天会更好(「董建华年代」结束后曾荫权的管治仍有待观察)，但仍希望能留住记忆，毋忘危城的岁月。

（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