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文凯，建筑师，在场建筑（SPACEWORK Architects ）合伙人，现居北京。
王辉，建筑师，URBANUS都市实践创建人之一，现居深圳。
秦蕾，《Domus国际中文版》主编助理，现居北京。
嗯工作室（Noffice）：是由朱晔、徐浪、魏皓严三人联合组成的城市空间研究团队。朱晔，独立艺术家与评论人，《城市中国》杂志执行主编，现居广州与重庆；徐浪，建筑师、独立艺术家，现居重庆；魏皓严，建筑师，规划师，任教于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现居重庆。
冯果川，建筑师，深圳市筑博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主持，现居深圳。
关键词条：
1．土地 2．城市化 3．总体规划 4．可持续发展 5．遗产保护 6．城中村 7．大学城
8．CBD/中央商务区 9．形象工程 10．豆腐渣工程 11．烂尾楼 12．房改 13．拆迁 14．钉子户
15．建筑学学位 16．注册建筑师 17．设计资质18．实验建筑 19．建构 20．绿色建筑 21．数码建筑 22．欧陆风23．招投标 24．围标 25．集群设计 26．炒更27．效果图28．盗版书29．建筑展览30．媒体
1．城市化
城市化是与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息息相关的一个历史进程。建国初期，由于实行计划经济，中国政府建立了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并一度采取“反城市化”战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市民返乡、干部下放等），使中国的城市化长期停滞、甚至出现过倒退。改革开放以后，长期积蓄的城市化压力以及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经济差异，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呈现出一种突然爆发的趋势，巨大的人口基数决定了中国正在经历的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高速城市化进程。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以每年约百分之一的速度增长，预计在2020年将达到50%～55%。高速的城市化刺激了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同时也给生态环境、耕地保护、基础设施以及社会福利制度等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户籍改革至今进展缓慢，大量流动的城市农民工无法在就业、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加剧了社会不公与贫富差距，城市难以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输出的终点，致使中国目前的城市化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夹生饭”。高速城市化的同时也伴随着“城市性”的日渐稀释：绿化退线、日照间距等硬性规划要求使城市建筑沦为了城市孤岛；拥挤的车流代替了街道生活；传统城市肌理被置换成封闭式住宅区……另一方面，中国城市化的区域差异显着。一些发达地区的城市已开始步西方国家的后尘，出现了城市人口向郊区迁移的趋势，进入城市化发展的“市郊化阶段”，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别墅与经济适用房并置的郊区景观。（钟文凯）
2.土地
1991年，全国土地市场开始建立。这一改变，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广袤的土地资源终于变成了资产，中国城市空间的生产方式由此被重新书写。如果把住宅比喻为面包，那么土地就是面粉，各级地方政府则处于面粉交易的核心环节。1998年中国房改启动之初就被过度地赋予了拉动经济增长的功能，2003年《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通知》中，明确指出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这一界定被各地方政府推演到极致，并演变为畸形的增长模式。在现行体制下，由土地产生的资产性收益和大部分税费基本上归地方政府所有，这使得地方政府高度依赖土地收益。政府热衷于批租土地，包括征用农村土地用于大规模房地产开发，依靠房地产投资来拉动当地的经济发展。一些地方政府在利益的驱动之下，以各种方式支持甚至助推房价上涨，这是造成房地产市场秩序不规范的重要因素。而目前的土地出让制度把70年的土地使用权一次性地转让给开发商，开发商又将这笔费用转嫁到购房者身上，从而抬高了住房消费的门槛。土地问题涉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民、工业企业、开发商、城市居民等六个利益或权力主体。根据目前的土地制度，拥有土地的农民与需要土地的房地产开发商、工业企业不能进行直接交易，地方政府则可采用征用土地的办法，把土地从农民手中拿走，转手再将其建设使用权出让给房地产开发商或工业企业。这样一来，地方政府实际上成为了经营土地的商人。 （嗯工作室）
3．总体规划
30年来，我国城市总体规划的发展，经历了1980年代末以前改革开放初期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的阶段，和1980年代末至今以社会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为原则的经济大发展阶段。对比于改革开放之前计划经济时期以工业生产为主体的城市总体规划，中国城市的性质、规模、发展方向和空间结构都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并逐渐向现代化和全球化发展。
总体规划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毋庸赘言，但当前中国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管理的混乱是一些不合理的城市现象的渊薮。国家发改委编制发展规划，国土资源部编制土地利用规划，建设部主管城市规划。这三种总体规划，虽然有一定的逻辑关系，但不能落实到同一张图纸上，产生了规划中许多自相矛盾之处，例如产业结构规划和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相脱节，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土地规模相脱节等。较之于总体规划编制和实施过程中的其它弊端，这个源于管理体制的痼疾，其负面影响可能是最大的。它使中国的城市成为世界城市史的一个特殊案例。（王辉）
4．可持续发展
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一概念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其影响日益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衍生出可持续城市、可持续农业、可持续能源、可持续消费、可持续旅游、可持续建筑等新的理论和探索。可持续发展是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既强调当代人之间的横向公平性，也强调当代人与未来世代之间的代际公平性。
中国是世界上的第一人口大国，人口总量、就业、老龄化三大人口高峰将在未来二、三十年内相继到来；中国的人均资源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资源的破坏和浪费严重；改革开放以来，持续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主要依赖“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型模式，带来了严峻的环境和生态问题。中国政府已将可持续发展确立为国家的基本战略，但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把经济上的数量增长等同于发展”的观念，并以身作则地致力于培养节约型社会的全民意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只会成为挂在嘴边的一句空话。（钟文凯）
5．遗产保护
对比于梁思成为文物保护而独自哭号，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促使今天的文化遗产保护成为在法制轨道上的一个系统工程。今天，中国的文保技术已经输出到国外，去承担保护吴哥古迹这样的项目，也证明了30年来这个领域的思想和技术上的巨大变化。1985年，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使中国相对独立的文物保护体系和国际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得以接轨，并用文化遗产的理念来代替文物的概念。随着从1987年起，中国不断地申请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这些项目的保护、维修和管理的要求也进一步影响了国内的文物保护的标准和水准。1990年代，三峡工程淹没区文物的抢救工程历时十余年，不仅仅抢救出千余处地面、地下文物，也培养了一支文化遗产保护的队伍，并唤起了全社会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关注。1980年代以来对近现代建筑的保护和研究，1980年代末以来对乡土建筑的保护和研究，以及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一些城市中新兴的对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再利用工程，也都在不断地拓展遗产保护的内涵和外延。文物建筑、历史街区、历史文化名城三个层次的保护体系，使保护工作更加立体化。2000年完成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规定了保护工作的操作程序，是用制度来规范决策的里程碑。然而在这些重大进步的另一面，遗产保护与片面追求短期效益的开发之间的矛盾也在日益激化，比如目前很多城市流行将大片历史街区拆除，将原住民迁走，在原基地上修建仿古的商业性街区，这实是官商结合起来对城市遗产的严重破坏和对遗产保护概念的恶意扭曲。（王辉）
6．城中村
中国二十世纪末开始的大规模城市化在快速侵吞城市周边的农业用地时，却没法吞噬受国家土地政策保护的农业人口的宅基地，从而形成了城市中的村落。在南方城市中，村民们利用政策的疏漏，最大限度地在宅基地上“非法”建房，形成规模化的城市低端社区，为新增的城市下层人口提供了基本的廉租住宅。城中村的混乱被很多人视为城市的疤痕；而它的安全隐患对城市政客更是一种危险的定时炸弹。
中国城市在短时间内能够用廉价的方式获得的中产化，是建立在广大的低收入阶层生活的不舒适性基础之上。城市需要城中村。城中村或类似于城中村的廉租住区不仅是居住的场所，还是极其简易的就业场所，同时也是一种可控制的邻里体系。城中村中自发形成的自然的城市形态，也是对教条化的当代城市规划的一种反动。
城中村的社会价值和空间形态价值也愈来愈为人们所重视，有机发展的呼声也已远远盖过推倒重建的粗暴做法。2009年，农民宅基地可以流转的新国家政策或许会为城中村的发展打开新的思路。（王辉）
7．大学城
教育乃百年大计，然而中国的大学城建设热历时竟不到五年。1999年开始实行的高校扩招政策是引发大学城建设热的契机。2000年8月，位于河北廊坊经济开发区的东方大学城拉开序幕，此后仅两年时间，全国规划建设的大学城达50多座，遍布21个省、市。在高等教育产业化改革的背景下，大学城建设集教育、商贸、房地产、娱乐等于一体，成为诱人的“经济蛋糕”,迅速带动又一轮“圈地风”：政府以行政划拨方式而不是以市场机制提供建设用地，其中包括大量的耕地；资金匮乏、办学空间不足的学校积极响应，通过向银行贷款实现扩张；投资者打着教育的旗号，以低价从政府手中获取土地。由于存在严重的土地违规问题，各地的大型大学城建设在2004年被先后叫停，银行也逐渐停止向大学城内的高校建设提供贷款。已经建成的校区普遍面临生源不足、还贷困难等问题，本来能给城市注入无穷活力的青年学生群体被“放逐”到偏远的新区，仓促规划、设计、施工的校园大多空间单调、缺乏个性，更谈不上人文、历史氛围，离真正的大学城相距甚远。（王辉）
8．CBD/中央商务区
1920年代，美国城市社会学家伯吉斯（E.W.Burgess）根据对芝加哥的观察，创建了城市土地使用的同心圆模式，其核心区域为中央商务区，简称CBD。CBD的涵义随着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变化：传统意义上的CBD类似于城市中心区；进入1980年代，世界发达国家开始由工业社会进入信息化社会，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CBD被特指为国际性大都市中金融、贸易、信息和商务办公活动高度集中、并附有购物、文娱、服务等配套设施的综合经济活动的核心区域。在中国加入WTO以后，随着对外经济联系的增多，已有近40个城市提出“打造CBD”的发展计划，数量甚至超过了美国，尽管其中真正具备条件的城市只占少数。起步较早的北京朝阳区和上海陆家嘴CBD现已初具规模，但也存在不少规划方面的缺失，例如缺少人性化尺度的城市空间、交通堵塞问题严重等。（钟文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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