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设计资质
建筑设计关乎民生福祉、生命财产安全、公众利益，因此对从业者资格和资质设置一定的门槛，是必行的管理手段之一。目前，设计资质发放对象依然是单位（无论所有制的形式），而不是个人。
建筑工程设计资质分为甲、乙、丙三个级别，边远地区及经济不发达地区如确有必要设置丁级设计资质。不同的资质，其承担任务范围不同。根据民用建筑的类型和特征等因素，将民用建筑分为特、一、二、三级四个等级。类似地，工业建筑及构筑物的等级也作了分类。之所以不同的资质单位能承担设计不同难度的建筑物，也在于其人员、资金、业绩的标准不同。
在与国际接轨的思潮影响下，针对过往设计院综合资质的模式，专业资质的独立也应运而生。千禧年后，单专业资质的建筑设计事务所在并不苛刻的条件下允许成立，例如，至少有三名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业绩的一级注册建筑师作为发起人，且发起人之一必须从事设计工作10年以上（其中60岁以下不少于1名）。建筑设计事务所资质不分级别，可以承接所有建筑工程等级（包括建筑装饰工程）的项目设计。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综合资质中等级分类的革命。
设置资质门槛，本质上是政府对工程质量和安全进行监控的有效手段。但也正因为政府实施这一手段的人力、物力、财力有限，限制了发放资质的数量，促成了资质本身变成了有价的商品。既然资质可以通过市场的手段来获得（无论是购买资质，还是购买图签），设计人员就完全可以和有资质的单位剥离。因此，在近二十年的时间中，我们既可以看到独立的设计队伍“挂靠”有资质的单位的现象，也可以看到有资质的单位服务于没有资质的方案设计队伍（或个人）的现象。有资质的单位做管理和服务型的工作，反倒解放了生产力，使有创造性的生产力摆脱了琐碎的事务性工作的纠缠。这些现象既揭示了设置资质的本质性问题，又展现了民间对政策的创造性把握。在一个上升的年代，任何似乎有负面性的事情也可能得到正面性的发挥。（王辉）
18．实验建筑
在当代中国建筑语境下，实验建筑、先锋建筑、批判性建筑等源于西方的术语常被专业和大众媒体用来描述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一小群建筑师的作品，其代表人物包括张永和、刘家琨、王澍、马清运、张雷等。由于背景、经历各异，这些建筑师的工作是多元的，有着各自的出发点和发展轨迹，难以用单一的动机、立场或理论加以概括。他们的实践一方面明显地有别于长期在中国占主流地位的国营设计院体制和市场经济所催生的商业主义设计模式，表现为小型独立的创作组群、注重研究的工作方法、对设计逻辑的思辨、以及对建筑学本体价值的探求；另一方面，他们没有追随1980、1990年代在西方流行并迅速传入中国的后现代、解构主义的建筑思潮，而是更多地从现代主义建筑的形式语言中吸取养分，并在作品中分别引入了叙事建筑、概念建筑、建构/建造、地域主义、都市主义等当代建筑学的话语。
1999年，王明贤策划的“中国青年建筑师实验作品展”在北京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期间开幕，“实验建筑”首次正式亮相，尽管当时展出的作品大多并未建成。此后，“实验建筑”的参与者们通过展览、出版、写作、论坛、访谈等方式在各种媒体上频频曝光，其中不少还身兼教职，因此很快便获得了建筑学术主流的关注和认同，曾经被认为是“前卫”、“另类”的设计在渴求“创意”的商品经济浪潮中也日益被社会所接受——随着从“实验”到“实践”的成功过渡，一些“实验建筑师”如今已成为学界里举足轻重、媒体争相报道的“明星建筑师”。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建筑师进入中国，相继完成的一系列形式新奇、技术高难、造价昂贵的建筑作品令不少人惊呼“中国正在成为外国建筑师的实验场”。与此同时，本土“实验建筑”所对抗的实践模式已发生变化，其“先锋性”和“边缘性”随着个体建筑师事务所的不断增多而逐渐崩解，难怪评论家史建已发出“中国实验建筑从喧嚣走向终结”的断言。然而中国现阶段的高速城市化进程本身就是一场规模宏大的“实验”，剧变之中的城市现实、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不断更新的社会需求、层出不穷的新技术和新材料为建筑师们提供了充满挑战性的实践环境——或许，真正的“建筑实验”才刚刚开始。（钟文凯）
19．建构
“建构”（tectonic）——建造的诗意化表达——一直贯穿在人类的建筑活动中。这个命题被特意地强化，得益于1990年代中期出版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肯尼思·弗兰姆普敦教授所着的《建构文化研究》一书。不同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时期将过多的建筑学以外的理念嫁接到建筑学之上，这本书把19世纪和20世纪建筑中的建造诗学还原回建筑学本体性的问题，从而打开了解读建筑的特殊视角。这本书的中译版虽然2007年才刊行，但以其为核心的“建构”理念流行于2000年代初期较先锋的当代中国建筑教学和实践中。在之前的中国建筑实践中，建筑学总是与其它非建筑的概念和理论参杂在一起，甚至上升到政治性的意识形态层面。建筑文化成了其它文化的附庸。1990年代后半期掀起的城市化浪潮，虽然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建造机会，但其本质是把建筑学沦为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工具。在这种背景下，回归建筑学本体的“建构”理念，变成了对主义和理念满天飞的现状进行批判的最有力的武器和最清澈的思路。然而，正是这种有现实意义的批判，使本来是作为个体内向性心灵享受的“建构”，变成了个体外向性地应对现实的一种谋略。因此，“建构”成了甄别个别风格的标签，而不是一般性的品质。将“建构”标签化地缩水，还源于快节奏、低层次的城市化，不能容忍诗意化的建造，也培养不出诗意化的建造者。因此，在那些能够贴上“建构”标签的实验性建筑师的作品中，理念优于操作，甚至许多建构性的表现与构造逻辑是相悖的。在一个没有诗意的时代，诗是最被期待的；但没有诗的土壤是否反倒能种出诗来，则是一个大家都企盼的当代神话。（王辉）
20．绿色建筑
又称生态建筑、可持续建筑。生态建筑的理论始于1960年代，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使人们认识到建筑节能的重要性，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形成和全球变暖现象的备受关注，绿色建筑的研究已成为当今建筑和规划领域的热门课题。19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陆续建立了综合、定量的绿色建筑评估体系，如英国建筑研究组织环境评价法（BREEAM）和美国能源及环境设计先导计划（LEED）。中国于2006年颁布《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将绿色建筑定义为：在建筑的全寿命周期内，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节能、节地、节水、节材）、保护坏境和减少污染，为人们提供健康、适用和高效的使用空间，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建筑。显然，绿色建筑指的不是绿化环境有多优美，也不是房地产概念炒作里的“高档建筑”，甚至不仅仅是建筑单体的节能保温。城市规划里的大拆大建、低密度别墅开发的禁而不止、住宅户型配置的贪大求全、公共建筑片面追求“视觉冲击力”而忽视经济实用性等等，都与绿色建筑的精神背道而驰。建筑运行能耗约占社会能源总消费量的30%，而中国现有建筑中高达95%是高能耗建筑，大量新建建筑未能达到国家的强制性节能标准。除了监管不力以外，激励政策的缺乏也使绿色建筑在中国的推广步履维艰。（钟文凯）
21．数码建筑
突飞猛进的计算机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建筑师的工作效率，同时也革新了他们的设计方式。在各种3D建模软件的帮助下，建筑师和工程师们得以轻松自如地驾驭复杂的几何形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形式表现力。然而建筑毕竟不是数码，而是物质——计算机辅助制造技术（CAM）借助共通的数字语言缩短了设计与建造的距离，数字化控制设备能够将计算机图形和信息精确地“翻译”为现实世界里的建筑构件，降低了异形产品的制作成本，使“批量定制”成为可能。以这种方式生成的“数码建筑”打破了标准化的批量生产对建筑语言的束缚，以其自由流动的形式给人们带来了全新的视觉感受和空间经验，因此被认为是当代建筑学的一场革命。但是这些新技术的潜力绝对不应该仅仅是上演几幕轰动一时的“都市奇观”，而是被用来重新整合和优化建筑设计与施工中的各种因素：基地、使用、空间、光线、结构、材料、构造、节能……从而创造出属于我们所生活的信息时代的新建筑。（钟文凯）
22．欧陆风
初期，商品房只是讲求实用、经济，对于外部形象没有特别的追求，可以说是无风格的。随着商品意识的增强，住宅的外观和其它商品的外观一样成为商品质量的象征，这时出现了欧陆风，可以说是中国住宅最早的风格之一。
欧陆风并不是一种确切的建筑风格，这个词在英语中并不存在，它是中国房地产开发商为了吸引市场所创造出来的一个称谓。它只作为符号出现在住宅建筑的表皮上，而其平面形式、空间处理手法则并没有被运用。它是一种混合风格。
欧陆风的诞生并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从建筑师角度讲，很多建筑师受信息和知识的局限，不能准确地使用欧洲古典建筑的元素来进行设计，只是将他们所能得到的古典建筑元素加以拼贴。同时，恶劣的设计环境使很多建筑师无暇去研究元素间的搭配问题，只能追求速度。从业主的角度讲，在经历解放后几十年的“禁欲”，加上消费主义观念的进入，他们的欲望需要某些符号来满足，人们立刻锁定了欧陆风格及其所代表的潜台词：洋气、贵族身份、有文化、品位、格调、资本主义、自由、奢华……在西方看来，这种建筑形式是后现代建筑在中国的一种实践，而事实上，它是一种多重社会现实和文化心理在建筑设计上的表达。（冯果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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