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运动员
袁敏 　　

“老运动员”是公安部负责“总理遗言”案的丁公安送给我父亲的雅号，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称谓，是在 1977年1月，我爸和我姐从京城监狱放出来回到杭州家中时。他们向我们讲述了狱中的种种和释放出狱后的情况，我爸和我姐被放出来后受到了很好的礼遇，他们被安排住在公安部的一个高级招待所，部里还派专车和专人陪同他们游览了八达岭长城。在这过程中，丁公安对我爸说：你养了一个好女儿，勇敢坚强，反张春桥、江青，反“四人帮”，不容易。但你女儿性格太刚烈了，如果不是粉碎“四人帮”，你们可就惨了。而丁公安对我姐姐则说：你爸真不愧是一个老运动员，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们长年累月地和各种审查对象打交道，像你爸这样刀枪不入、油盐不进的人还真不多见。据说这位丁公安从战争年代开始就一直从事隐秘工作和专案工作，他对我爸的评价既显示了一种无奈，又透出一种尊敬。

说实话，我和我妈当时沉浸在劫后余生、亲人重新团聚的欣喜之中，对我爸和我姐讲述的关于了公安对他们的不同评价虽然有较深印象，却也没有再去多想。事实上，以我当时二十出头的人生阅历和感悟，我并没有意识到“老运动员”这样一个平平淡淡的称谓中蕴藏着多少深刻的含义。三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也已经迈近了我父亲当年的年龄，当我经历和目睹了各种人生遭际和命运无常时，再回过头去看我的父亲，我深深地体会到，作为一个“老运动员”当年，我父亲抱着未满周岁的女儿幸福地微笑时，绝对没有想到多少年后，他会与女儿一起坐牢需要怎样的心胸和境界，这真的不是谁都能做到的。而我爸在回顾1976年那段往事时，却淡淡地对我说：我们这辈人，风风雨雨经历得太多了。抗战初期我就参加了抗日救亡，不到十七岁入党，之后经过十多年隐秘战线和枪林弹雨的考验，解放杭州进城时我刚二十七岁，虽风华正茂，血气方刚，却已几经摔打，老成持重。我信奉“夹着尾巴做人”这句格言，这不是谨小慎微，而是谨言慎行。这话我不是随便说的，而是几经教训，有感而发。建国后，尽管我主要从事经济：工作，但各种运动也是持续不断，而每次运动我往往都被卷入其中，有时我是运动的领导，有时我又成了运动对象，到“文革”时更是达到高潮，我被打翻在地，还要再被“踏上一只脚”!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是几经沉浮，十年磨一剑。等到1976年坐牢时，我已经无所畏惧，说到底，也不过是对自身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再淬一把火!我在入党时就曾宣誓“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有这样的理想和信念的支撑，我就是坐牢心里也很坦然。

若是别人对我说出“夹着尾巴做人”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这样大相径庭的话，我会觉得自相矛盾，然而这些话从我爸爸嘴里说出来，我却觉得谐调统一，顺理成章。“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是我爸的人生信念，是一个久经考验的老共产党员发自肺腑的心声；而“夹着尾巴做人”则是我爸在人生道路上一路走来，付出许多教训和代价后才感悟出来的道理。

说我爸是“老运动员”，这话细细想来其实一点都不夸张。我爸出生在一个店员家庭，父亲和兄长都在上海从事商业和金融工作。我爸从十四岁小学毕业后也按宗族规矩赴上海当学徒学生意。1937年抗战爆发后，我爸不断受到进步势力的影响，无心再学生意，回到上虞老家参加抗日救亡工作。1939年2月，不满十七岁的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他的职业革命生涯。1941年，一次在战争年代中属于非常正常在所难免的经历彻底改变了我爸的一生，其时还不到十九岁的父亲却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种改变从此在他的生命中埋下了一粒致命的种子。

那一次，我爸奉命去开辟一个新的地区的武装斗争，在当时敌顽我几方犬牙交错的复杂情况下，我爸从他原先工作的地方到即将去开辟工作的新区虽不满百里，却要穿过敌占区、国民党统治区、日本鬼子的防线(驻地)，和“烧毛部队”(由地痞流氓组成的土匪)控制的所谓游击区。为了能顺利通过这些不同的地区，我爸除身揣由党组织带来的敌占区的身份为小学教员的良民证以外，还携带了一张国民党统治区的区政府出具的身份证。没想到，就在我爸通过日本鬼子驻地时，这张国民党区政府颁发的身份证被搜出来了，日本鬼子怀疑我爸是国民党政府的情报员，就把他扣押了起来。经过短暂的审讯后，坚持说自己只是一个小学教员而没有暴露自己政治身份的父亲被鬼子强迫充当了苦力，在营房里做杂役和挑夫。这样的日子过了二十几天，一次鬼子开拔进攻上虞城时，我爸趁穿过集市人多眼杂的机会，撂下挑夫担子就逃了出来。回到根据地以后，父亲向党组织详细汇报了事情的经过，党组织也对我父亲这段被鬼子扣押二十七天的经历进行了严格的审查，鉴于当时我父亲出发和报到的地点的党组织丝毫未损，我父亲也并未暴露自己共产党员身份的事实，党组织在审查清楚这一段经历后即重新给父亲分配了工作。父亲先是领导了一支抗日游击队，后又受党的派遣，带领一批党员打入敌特内部做秘密工作，不久又调回根据地从事隐秘战线的领导工作，直至担任地委的敌工部长。抗战胜利后父亲又奉调至野战军，北撤山东。解放战争期间，父亲参加了华东战场各次重大战役，一直到解放浙江，参加军管会，接管杭州城。

刚解放那阵，我爸是市委组织部的干部科科长，管着当时南下、地下党、部队转业干部的工作分配。1953年，还不到三十岁的父亲就被提拔为杭州市工业局局长、党组书记，不久改任新成立的市计划局局长，后又出任市委工交部长。那些年，从我爸职务的频繁变动和升迁中可以看出，在当时同级别的干部中，我爸算得上是一位从战争年代转向和平时期，在新形势新任务的挑战下，能较快适应城市工作，适应财政经济工作的年轻有为的干部。

让我爸锋芒磨损，变得谨言慎行的主要原因，是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反右扩大化带来的消极影响。先是我爸的一位老领导，时任副省长的杨思一同志被定性为“右派分子”，成为当时在全国声名昭著的“沙 (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孙(章禄)”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之一，并在浙江省第二届党代表大会上宣读了《关于开除沙文汉杨思一等四名右派分子党籍的决议》。这事如晴天霹雳，砸得我爸目瞪口呆。在我爸心目中，杨思一是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久经革命斗争考验的受人敬仰的老领导，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右分子”?还没等我爸从省级机关反右斗争白热化的成果——“沙杨事件”中醒过神来，杭州市也按照中央指示和省委部署，展开了整风和反右斗争，在讨论右派分子内定名单时，我爸看到自己下属的一位女同志的名字也赫然列在其中。我爸十分了解这位女同志，她也是一位“三八”式的老干部，在浙东根据地时她就是地区交通总站站长，经北撤南下，到市委工交部工作后表现是大家公认的，作风正派，埋头苦干，就是性格耿直，好提意见。在大鸣大放中她响应号召，直率而尖锐地批评了某个领导。我爸无论如何也想不通这样一位好同志怎么就因为其对某个领导提了一些批评意见也要被打成“右派”，在深感震惊的情况下，他当即找了市委的主要领导，表明了自己的看法。领导的答复是：先让她做个检查，有个态度，然后视情况而定。我爸连夜找了那位女同志，委婉含蓄地对她进行劝导，让她无论如何先做个检查，不料却遭到对方一口拒绝。我爸心焦如焚，但鉴于组织纪律，他不可能对这位女同志再做更多的提示。在第二天的定性大会上，通过我爸的口宣布了这位女同志被定性为“右派分子”。随着反右的扩大化，恶果还发生在我们自己的家里。我妈的一个亲侄女，也就是我的表姐，幼年丧母，其父早年投奔革命后下落不明，我妈收养了她，供她读书，后由组织上给她安排了工作，在市园管局当了保卫干事，还是入党的发展对象。我表姐那年十九岁，单纯热情，大鸣大放时她也天真地大放大鸣，结果当然可想而知。虽然上面最后念其“年轻幼稚”，手下留情，没有将其划成右派，但也被戴上“右倾边缘分子”的帽子，调离机关，清除出干部队伍，下放农场劳动。这以后大约不到半年，先是我爸那位老领导抑郁而死；那位女同志则被发配到穷山恶水的地方劳动改造；我表姐更是很长时间遭受各种歧视，连对象都找不到。从自己敬仰的领导，到自己了解的下属，乃至在自己身边看着长大的孩子，一个个都无端落马，我爸当年心里的创痛和迷茫如今已无法言说，但我爸从最初的锋芒毕露到后来逐渐变得谨言慎行，无疑与那一段的创痛和迷茫有关。

第二件事情是审干结论带来的政治压力。早在1954年，我爸就因为其工作出色能力强而被上级选拔为市委工交部长，由于工作需要，上面一边要我爸先去工交部接手工作，一边上报中央组织部审批。我爸对工作从来没有二话，立即就到工交部上任了。没有想到的是，市委的任命报告送上去以后，中组部迟迟没有批复。对此，我爸倒没什么，工作还是勤勤恳恳地干，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应有气度。可是，省委、市委的各级干部纳闷了，他们从期待到猜测，从不解到议论，最后传言沸沸扬扬，说我爸“有历史问题”，工作可以，提拔不行。事实上，其时审干已经开始，中央组织部对我爸的历史关节问题重新开始审查。这件事情对我爸无疑是一个打击，他觉得自己被组织上划入了另册。

1956年，正在忙碌工作的父亲突然接到通知，要他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去避暑胜地莫干山学习。同去学习的还有当时的一位副市长。莫干山上生活条件很好，住别墅，吃小灶，鸟语花香，泉水潺潺。这次学习一学就是将近一年，这一年父亲通读了一遍《资本论》，记了很多学习笔记。我爸和那位副市长其时都是正当三十多岁、应该大干事业的时候，莫名其妙地被拴在山上苦读《资本论》，这事似乎有点蹊跷。后来才知道，这是审干，因为我爸和这位副市长历史上都被日本鬼子逮捕过。根据组织上的要求，我爸在学习的同时，须认真回忆和详细交代自己参加革命后的各个历史环节，接受组织上的严格审查。这次审干对我爸最后的结论是：“……虽然找不到直接证明人，鉴于袁啸吟同志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的考验，又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应该信任本人交代，予以结论。”这样措词含混、模棱两可的结论显然延续了中组部对我爸提干不批的影响，我爸当时承受的压力是巨大的。虽然他清楚自己当时并没有暴露政治身份，虽然他最后是凭着自己的机智从鬼子那里脱逃的，但是，谁来证明?

从莫干山下来后不久，父亲虽然被重新任命为杭州市委工交部长，但对父亲说来，那是“戴着枷锁工作”的苦涩生涯的开始。之后，共和国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运动和一次又一次的起伏，父亲也一次又一次地经受着运动带来的“考验”。同时，仍然一次又一次地在需要打开工作局面时被派往一线主持工作，一旦工作局面打开后，又重新被“限制使用”。其实，当时的市委书记王伯伯对父亲还是非常了解的，早在浙东抗战时期，他们虽然不在一个地区工作，但彼此早就相识，特别是在杭州解放不久，杭州市成立财经委，王伯伯任秘书长，父亲任办公室主任，两个人一起面对面地工作了较长一段时间。这期间杭州重大的财经决策几乎都是他们两人共同商议，提出方案，送领导决定后，再共同组织实施。对父亲的了解使得王伯伯在工作遇到困难时总是想到父亲，但对父亲的使用他却无能为力。面对如此境况，我父亲内心的委屈和煎熬可想而知。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66年“文革”爆发，这时的父亲已经被“磨练”得荣辱不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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