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运动员
袁敏

多少年以后，当我重新向我爸爸提起1976年那个春天的下午，他被市委组织部以谈话的名义带走时，是否认为此番谈话会和他的重新出山有关。我爸说：你太幼稚了，在总理去世，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四人帮”虎视眈眈等着夺权的背景下，我怎么可能还会幻想重新出来工作呢?我问爸爸：那你为什么想都不想，站起来就跟他们走呢?你难道一点预感都没有吗?你也是做过地下工作的，对于这样没有任何先兆和解释的以谈话为名的诱捕，你难道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觉察吗?我爸没有正面回答我，却给我看了一摞整理得整整齐齐的他个人的档案材料，其中一本紫红布面和黑皮拼接的硬壳笔记本上，清清楚楚地抄录了对我爸在战争年代被日本鬼子逮捕扣押了二十七天这一段政治历史关节问题历次的审查结论。我一页一页地翻看着这些烙印着岁月痕迹，措辞上有着微妙变化的文字，心里不知为何涌上一股巨大的心酸，我望着我爸满头的白发，慨叹着这位把一生都献给党的老共产党员，几乎大半辈子都在为党工作的同时，接受着党的审查，而且接受得心甘情愿。我不知道我爸给我看他的这些档案材料是想告诉我些什么，但我显然意识到，我爸不希望我因为1976年“总理遗言”案全家所蒙受的冤屈而对我们的党和国家有什么怨言。“心底坦荡天地宽”，个人的事再大也是针，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天，明白了这个道理，耿耿于怀的心结就会悄然解开。

我爸后来告诉我，其实来人说市委组织部赵部长找他谈话，出门时却又要叫他带一件衣服，他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而且没来由地他就想到了出差在外的儿子，他在心里断定，儿子一定出事了!这是一个老地下工作者潜伏在血液中的职业敏感，虽然他并不知道儿子究竟出什么事，出多大事，但“知子莫如父”，他断定儿子两个多月的人间蒸发必定和当前乌云滚滚的局势密切相关。以往都是孩子们受自己的影响和牵连，这一次情况也许倒过来了，可能是因为儿子出事而把老子牵扯进来了。才刚二十出头的儿子一直是他心头的骄傲，他相信这一次儿子也不会让他失望。“乱世出英雄”，不到十七岁就参加革命的父亲，渴望儿子也能在风雨中磨炼成长!出门时他没有和我妈及我话别，因为他知道同样也是老地下工作者的母亲和他具有同样的敏感和坚强，一切尽在不言中。

爸爸就是这样平平静静穿着一件居家的老头汗衫走出家门的。停在我们家小楼拐弯处的一辆军绿色的吉普车证实了我爸的判断，市府大院里是没有这样的车的。上车后，坐在我爸一左一右两个人的架势显然是便衣的干活，当他们面无表情地把我爸夹在中间时，我爸明白，又一场漫长的斗争较量开始了。

一开始，我爸被带到了三台山。这里原是省总工会的疗养院，造反派头子翁森鹤拉起队伍，占山为王时，三台山就是他的所谓“革命据点”。现在回想起来，涉及“总理遗言”案的几个“老家伙”被抓以后却分别关押在不同的地方：阿斗的爸爸妈妈刘叔叔和许阿姨被关进米市巷监狱；蛐蛐儿的父亲李伯伯被关在屏风山：而我爸则被关押在三台山。

三台山坐落在西湖西南侧的山峦之中，虽然离市区只有几公里的距离，却似已不闻人世嘈杂，只有树声风声流水声。这里绿地如茵，桂树干株，茶园古道环环相绕，茅乡水情尽收眼底。我至今没有想明白，为什么同是因为“总理遗言”案，我父亲却没有像刘叔叔和许阿姨那样，直接关进米市巷监狱，而是被送到这座风景秀丽、空气清新的三台山，做了一段短暂的修身养性。

我爸说，他被关进三台山后并没有像我哥关在“小车桥”那样，遭到非人的待遇，也没有像猜想中的那样被连轴转地审讯，除了关进来的第一天晚上，有几个身穿便衣的人问他：有没有见过《总理遗言》；在哪里见到的；从谁手里看到的；有没有再传给别人等几个小儿科的问题，此后就再也没有人来搭理他。只有到吃饭的时候，才有人给他递进来一份马马虎虎的饭菜，吃完了，有人将碗筷收走，除此之外，完全与外界隔绝。从5月10日进来，到5月27日离开，整整半个多月的时间，我爸除吃饭睡觉以外没有任何事情可干。他几次要求派人到家中给他取些报刊杂志和书籍，都被一口拒绝。我后来问爸爸，如此真空绝缘般的日子你是怎么度过的呢，你每天拿什么打发这一分一秒的时间呢?我爸微微一笑，吐出八个字：闭目养神，静心思考。我不依不饶地再问爸爸，你怎么养神呢?又思考哪些问题呢?我爸说，三台山所坐拥的野趣和湿地生态风貌是西湖风景中独一无二的，若不是被抓来关在这里，你还真没有机会细细体味这样的奇丽景致和境地。此处推开窗子就是绿色，一杯清茶能听树声，树叶落于茶杯旁，一片一片就成趣味了。山风抚吹树声，一段一段，空谷传音，不绝于耳，疑是天上人间。我独隐居于此，此乃养身更兼养神。至于思考问题，那就要沉重得多了，大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当前的局势，中央高层的角逐和较量；小到我和你妈几十年走过的风风雨雨，四个孩子将来会走如何不同的道路……我想象着我爸端坐在窗前，眼前绿浪翻卷，脑海中云蒸霞蔚，三台山漫山遍野的茶园升腾起温润的土气，清凉沁肺。有茶树生长的山谷是土气最盛的地方，人在其间，不知不觉中变得心平气和，很难割舍。爸爸能在黑云恶浪面前保持如此的心态和境界，这真让我佩服无比，却又自感望尘莫及。

天气越来越热，清凉的三台山也开始被暑气包围。5月27日，我爸被带出住了半个多月的那间屋子，又一次坐上了那辆军绿色的吉普车。这一次，吉普车的左右窗户都被装上了厚厚的布窗帘，车厢内像一屉刚蒸过馒头的热蒸笼，暑热难耐。守在我爸一左一右的是两个年轻的解放军战士，他们显然没有像公安局的便衣警察那样高度警惕和恪守规矩。坐在我爸右侧的小战士看样子热得不行，车厢里又没有任何纳凉的工具，小伙子先是撩起窗帘的一角擦汗，而后又拽着窗帘布忽悠忽悠扇凉。等到对面的另一位年轻战士仿佛突然意识到什么，猛地拍打那个正使劲扇凉的小伙子的手，让窗帘再次垂下来，遮挡住车内人的视线时，一直眯缝着双眼的父亲早就看清楚了吉普车穿过涌金门，开过湖滨路，驶进了杭州火车站。爸爸想，问题看来很严重，事情一定升级了，火车头向着北方，估计自己是要被押送到北京去了。

实际上，和我父亲一起同一列火车押送北京的还有：我哥哥瓜子，我姐姐晓燕；蛐蛐儿和他的父亲李伯伯；阿斗和他的爸爸刘叔叔。这是一节专门挂上去的软卧车厢，每一个人分别由两个8341部队的年轻战士看押，单独坐一个包厢。我爸坐的吉普车从车站边门的另一个通道直接开进车站，一直开到那节软卧车厢的门口才停下来。一切都是戒备森严的，一切又都是井然有序的，从我爸坐车驶入火车站，下站台，上火车，进车厢，每一个环节都有人接应、引导，严丝合缝。我爸虽然左顾右盼，但他也没有看到任何一点可以让他作出某种判断的人和事，他更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和儿子也坐上了这列火车。

1976年的北京白云路一带还很荒凉，虽然离着长安街不远，按现在的眼光和地段概念，这里应该算是二环边上，完全是市中心了。可是，三十年前的白云路恐怕还不如现在的通县和大兴，大片裸露着乱石的荒地使这里就像城乡结合部的郊区。当时很有名气的中央政法干校(今中央公安大学)就坐落在这里。

为了寻找1976年那座关押我的亲人们的监狱的影子和痕迹，我专门去了中央公安大学。第一次是我哥陪我去的，在大片大片的绿树繁荫中，一幢幢高大漂亮的教学楼、图书馆、大礼堂、学生宿舍拔地而起；林荫大道上，满脸阳光灿烂的年轻学子们来来往往；篮球场内，龙腾虎跃的小伙子们在姑娘们的尖叫和欢呼声中大展雄风!这里哪有半点监狱的影子和痕迹呀?我有点怀疑地看着我哥哥，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他的记忆产生了偏差，走错了地方。然而我哥很肯定地对我说：我对1976年关押我们的地方是刻骨铭心的，我不可能记错，就是这里。我担心的是，当时关押我们和一批政治犯的那儿排平房是不是还能保留下来，现在到处都在拆迁，那些平房都非常老旧，能否得以保存下来，只有看天意了。

校园很大，我们从北门一直走到南门，走了很长时间。就在我们几乎丧失信心，觉得再也难觅1976年关押“总理遗言”重要案犯的旧址时，离南门不远处，有四五排绛红色的砖坯平房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我哥停下脚步，仔细打量这儿排显然翻新过的平房，很久没有说话。他先是绕着这几排平房转了好几圈，然后又推开平房一头的双开玻璃门走了进去。这平房的结构很像一些大学校园里的筒子楼，两边的房子都呈长方形，一问挨着一间，楼道大约两米见宽，在楼道里来回走动，可以清楚地注意到两边的动静。我哥推开几间房门看了看，又在楼道里来阿走了一下，最后他走出平房，大跨步地跃上平房前而的几个水泥墩子，又跃上围墙回望着那几排低矮的平房，肯定地说：就是这里。

我承认，这几排绛红色的平房与周围的高楼大厦确实大相径庭，它们的简陋和素朴让其有一种傲视周边的沧桑。虽然那种翻新的绛红色彩有些覆盖这种沧桑，但那些裸露的砖墙，木质的窗框，幽暗的走廊，水门汀的台阶……一切都显露出七十年代的苍老痕迹。但要说这里就是当年关押政治犯的监狱，我还是有些匪夷所思。直到我从南门走出来时，突然看到了一堵百孔千疮的土墙，看到了土墙上歪歪扭扭但却绵延不断的铁丝网，我才不得不相信，这里也许真的曾经是囚禁犯人的地方。令我震惊和不解的是，南门之外已是一个漂亮成熟的居民小区，新建的公寓楼比肩继踵，在这一片显然精心规划过的小区里，一切都干干净净整整齐齐，那堵破败的土墙和扎眼的生了锈的铁丝网在这里就像一块丑陋的补丁。拆迁者为什么要留下这块硌眼的补丁我无法知晓，但我更愿意做这样的推断：是哪位了解这里曾经发生过的历史烟云的人有意为之，他一定是希望历史不要完全被岁月洗去痕迹。我不知道这堵尚能供人怀想的土墙和生锈的铁丝网最终是否会被推倒铲平，我只能庆幸自己还能有缘目睹1976年与“总理遗言”案相关的最后一点残留的真迹!我赶紧拿出随身带的相机啪啪啪地拍了一串照片。

当我把这些照片洗印出来拿给爸爸看的时候，他显然已经认不出来这就是当年关押过他的地方，但他一看到那堵破墙和破墙上东倒西歪的铁丝网，脸上的表情还是起了明显的变化。我爸是个喜怒哀乐从不溢于言表的人，我知道这些照片触动了他久远的却永不会忘怀的那段记忆。

送到北京，关进中央政法干校后，我爸真正成了一名犯人。首先是收缴了身上所有的随身物品：皮带、钥匙、手帕、指甲刀、毛票钢铺儿，一样都没有拉下。他的监号是58，“袁啸吟”的名字再也无人提起，无论是提审，还是放风；无论是开饭，还是如厕，看守人员都是叫“58号”。最初，我爸常常没有反应，当有人高叫“58号”时，我爸总是无动于衷，其实他倒也不是成心抗拒，他只是总也不习惯“58号”就是自己名字的代号。

我爸告诉我，他被关进这里印象最深的第一件事，就是隔壁关了一个脾气暴躁的老头，虽然他从未和这个老头打过照面，但老头整天骂骂咧咧的声音却成了他最初了解这所监狱情况的唯一信息来源。老头具体都骂什么，我爸说他一点也不记得了，但他每天拍桌摔凳，撞门踢墙，折腾得整条楼道里不得安宁，我爸却记忆犹新。我爸说他很佩服这老头永不消退的精气神，但他自己却绝不会像老头那样无渭地消耗能量。

对我爸的提审完全是围绕“总理遗言”展开的：

“你看到过‘总理遗言’吗?”

“看到过。”

“从哪里看到的?谁给你看的?”

“就在家里，小鬼同学拿来的，我就看了。”

“你相信这份‘遗言’：是真的吗?”

这是一句有分量的实质性的问话，我爸沉默了。

“回答!相信吗?”问话者的态度非常严厉，他们的审讯水平比我爸在杭州三台山遭遇的那些便衣们要专业多了。

我爸知道自己的回答显然会表明自己的倾向，而这倾向可能就是给自己定罪名的依据。以他多年的政治斗争经验来判断，自己此次入狱肯定和“总理遗言”有关，而“总理遗言”肯定又和儿子及他的那帮同学有关。说实话，他最初从儿子手里看到“总理遗言”时，心情是兴奋和激动的，他不知道“遗言”是不是真的，但他太愿意相信它是真的了，尤其是“遗言”中对邓小平的评价，和希望小平同志继续主持工作等内容完全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让他看到了某种希望。我爸说，他对邓小平较深刻的印象是打淮海战役的时候，那时，邓小平是指挥这场战役并取得全胜的总前委书记，小平同志的那种大将风度，那种指挥若定，让我爸认定了这是一个具有领袖素质的人物。1965年，我爸去北京参加全国工交会议，薄一波主持会议，邓小平代表中央做工作报告。邓小平一口气讲了三个多小时，从全国的形势讲到工交战线的现状，从党的方针政策讲到具体的工作方法，条理清楚，逻辑性强，语言生动幽默，我爸觉得他水平很高。“文革”中邓小平被打倒、批斗、流放江西，后被解放，出来工作，和“四人帮”较量，最后再次被打倒，邓小平的传奇经历和其非凡的胆识魄力，让我爸对他佩服不已。那时候，我爸觉得毛主席他老人家左右已经被“四人帮”包围，邓小平的命运实在堪忧。“总理遗言”中对小平同志的高度评价让这种堪忧的命运似乎有了某种转机的可能性，他从心底里希望“总理遗言”是真的，但他确实不知道“总理遗言”到底来自何处，里面的内容到底是真是假。我爸毕竟是久经沙场的“老运动员”，接二连三的审问使我爸逐渐意识到，对他的审问一是想挖出“遗言”制造者的后台；二是要“顺藤摸瓜”。审讯者的兴趣远不满足于他这个“老家伙”，而是要寻找目标向上的突破口。我爸不可能像我哥他们这帮热血青年那样十分直接和沸腾地表露自己的愿望；他的性格也注定了他不会像我姐姐那样和审讯者针锋相对地展开激烈的辩论。我爸采取的应对方针是：“情况不明，原地宿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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