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运动员
袁敏

至于在别人眼里也许最难渡过的“劳动改造关”，在我爸爸眼里却似乎是自己和大自然亲近，和山川土地做伴的一次天赐良机。尽管他知道前面关山重重，但他却坚定而乐观地认为：这对改变自己长期坐机关，并针对自己人到中年，已潜伏有血压、血脂、血糖和前列腺等方面的疾病会是一种锻炼和改善。1970 年底，已由造反派掌权的市委，办起了市“五七干校”，我爸爸和一批各单位被打倒的当权派，被送往“五七干校”进行“边审查，边劳动”的改造。干校办在海宁县(属嘉兴地区)钱塘江边的袁家坝，离杭州市区有六十五公里，原是乔司农场一片荒凉的盐碱地。当时已是寒冬腊月，滴水成冰，阵阵江风，扰人入睡。那一段时间，老天也很残酷，经常雨雪不断，多数人可以学习为名，借机休息，而爸爸等一些“死不悔改的顽固分子”却必须风雨无阻，照常出工。要干的活先是争分夺秒抢建用毛竹和灰浆搭造的校舍，接下来是平整土地，进行备耕和整修海塘。而最折磨我爸的超强度改造，还是在白天劳动收工后，大家已回到驻地，洗洗汰汰，谈天说地时，我爸爸却依旧不能休息，他还须比别人付出更艰苦的劳动，从近半华里远的水塘里，挑六七担水到驻地前的水缸中。最初挑起两大木桶水时，我爸腰疼得直冒冷汗，两腿发颤，几乎站不起来。慢慢地，腰虽然还疼，腿却能不颤了，可以站起来了。但一迈步，桶直晃荡，水有一半都洒在了地上。我爸也不着急，水洒了，他又给续上，再把水加满。为了防止走路不稳，水再晃出来，他就自己琢磨，在两只水桶里各放一张南瓜叶，南瓜叶像两顶小小的帽子，罩住了桶里的水。除了挑水，我爸感到自己最吃不消的，是和几位被造反派称为“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的老家伙们一起抬石头，几百斤重的大石头，一抬就是一天。这种抬石头还不仅仅是力气活，还得有技巧，须抬石头者步调一致，还要边抬边喊“吭呦、吭呦”的号子来前后配合，才可避免出事故。我爸毕竟是一个出身并成长于城镇小康之家的小知识分子，十五岁时，去上海当过一年学徒，为时不长，参加革命后即进入各级领导层，基本上没有接触过重体力劳动。幼年时，他得过严重的伤寒症，战争年代和解放初期，患肺结核长期吐血；三年困难时期，又因长期营养不良，劳累过度，引发肝炎和腰椎病。虽然这些病最后都痊愈了，但身体底子却一直不好。以这样的身体，要完成长时间、超强度的劳动，实在是“力不胜任，难上加难啊”!幸亏得到一位贫农出身，来自专产石头山区的王叔叔的保护和帮助，我爸才得以渐渐过关。那时候，爸爸皮肤晒得粗糙黝黑，肩头磨出了老茧，胃口奇大，就着没有油水的白菜萝卜，他能吃下小脸盆一样的搪瓷盆满满一盆米饭。刚开始时，他们这些劳动改造分子不能回家，后来松一些了，两个星期可以回一次家。我爸每次都会和几个一起改造的伯伯被勒令结伴回家，也许是为了让他们互相监督吧。他们戴着草帽，脖子上搭着满是汗味的黑乎乎的毛巾，裤腿卷得老高，拉着垃圾车，从乔司农场一直徒步走回城里。我爸第一次拉着垃圾车回到菩提寺路蕙宜村1号的家门口时，我们根本没有认出这个像老农一样，一身短打的人就是父亲。等到他把门口垃圾筒里的垃圾都装上垃圾车，摘下草帽扇凉时，我们才惊讶地发现，父亲正朝着我们微笑。当我们问他，为什么要收集这些散发着酸腐味的垃圾时，爸爸说，这些垃圾拉回农场经过处理后都是很好的肥料。爸爸说这话时一脸坦然，仿佛他本来就是一个普通地道的农民。让那些造反派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我爸爸和其他一些被赶到农场进超强度的劳动改造并没有让我父亲趴下行劳动改造的黑帮分子，为什么不但没有在繁重艰苦近乎残酷的劳动改造中趴下，反而一个个变得黑里透红，一副健康模样?

对于自己最终能够闯过“三关”，父亲说是因为他心中一直有“三气”，这三气是：1、鼓起勇气；2、压下火气；3、永不泄气。鼓起勇气就是坦然接受批斗，既要坚持真理，也要勇于承担责任。有就有，无就无，是就是，非就非，绝不含糊；压下火气就是面对造反派捏造事实，蛮横无理时，自己一定要保持冷静，不要冲动上火，让他们抓住小辫子；永不泄气自然是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组织相信自己，同时，更要相信时间，相信“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我在《我所经历的1976》那篇文章中曾经写道：“‘文革’开始即被打倒，在‘九一三’事件后一度被‘解放’，但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又被‘靠边站’的父亲，与外界几乎是隔绝的，他每天所有的事情就是躺在一张老旧的藤躺椅上翻看书报。”我爸看到我这篇文章的校样时，已经是那期《收获》付印前最后一次清样了，我爸几次三番跟我说，你们只看到我躺在藤椅上看书报，但我其实和外界并不隔绝。我爸当时就坚持要我将这一段改掉，可我觉得与外界隔不隔绝好像并不是什么原则问题，再加上《收获》付印在即，也不允许对文稿再有大的变动。对此，我爸耿耿于怀。我当时并不理解我爸的较真，等到这次我写这篇《老运动员》，再次向我爸问及1976年“总理遗言”案中他所经历的前前后后时，我爸又一次说到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后，也就是我写到的父亲又被 “靠边站”的那一段经历和心态。

我爸在经历了“批判关”、“政审关”和“劳动改造关”后，被造反派认为“案情特别复杂，态度特别顽固”，拖至1972年后，谭启龙同志调来浙江，贯彻党中央[1972]16号文件时，才第一次被解放。尔后在调整加强各级领导班子，落实干部政策时被掺进沙子的杭州市委任命为市革委会工业办公室第一副主任(主任系军代表)，抓了约半年时间的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工作。时至1973年，浙江的形势又风云突变——“四人帮”直接插手浙江，指责、批评浙江的批林整风是搞层层批判检讨，是纠缠历史旧账，走偏了方向。造反派也在王洪文直接或间接的授意下，掀起一股“反潮流”的浪潮。从此，浙江本已好转的局势急转直下，动乱重新升级。197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各地转发了《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从批林整风转向批林批孔运动。紧接着，江青又大搞突然袭击，以个人名义写信给驻浙部队二十军防化连，并派迟群、谢静宜给防化连送信送材料，“放火烧荒”，指责浙江的“批林整风”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否定了新生事物，是开历史倒车的“右倾复辟思潮”。各路造反派闻风而动，推波助澜，层层揪斗“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我爸也被作为“复辟势力”再一次打倒。

1974年6月，周恩来总理的病情加重，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于1975年1月复出，负责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他顶住“四人帮”的阻挠和压力，开始了对全国各条战线的整顿，短短一年，就使国民经济、文化教育、部队建设等各方面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并派出工作组，帮助解决浙江的动乱问题。

当时主持浙江省委工作的谭启龙同志，坚决遵照小平同志关于批判派性、整顿组织和把生产搞上去的指示精神，积极开展工作。他主持召开了省委工作会议，确定把杭钢、杭丝联、杭州重机厂、杭州齿轮箱厂等八家著名企业，作为批判派性、纠正“双突”、增进团结、促进生产的试点单位。省、市抽调很多干部力量，协同中央派来的工作组，共同进驻试点单位，开展工作，总结经验，指导全面。我爸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又被重新安排工作，由市委派遣并任命为杭州重型机器厂工作组组长，率领工作组进驻杭州重机厂搞整顿的。当时的杭钢和重机厂是“文革”以来的两个重灾区，情况特别严重，生产完全瘫痪，但经过工作组日以继夜的努力工作和整顿，短短的几个月，便开始人心安定，生产走入正常，混乱不堪的局面得以扭转。重机厂面貌的大变，其实只是全省、全市普遍开展整顿后初见成效的一个缩影。然而，形势刚刚有所好转，又遭遇风云突变。1975年11月，中央转发毛主席对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经邓小平同志转交的两封信的批示，由此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短暂的大好形势旋又逆转，我爸也在工作了短短一段时间后，第三次“靠边站”，重新被晾在家里。才刚五十出头的父亲，脑子和精力都处于最清晰最旺盛的时期，却像一头被人遗忘在笼子里的困兽，辗转四顾，无人搭理。

父亲对于这样的现状感到忿懑和茫然，他始终在苦苦思索：局势究竟要乱到什么时候，乱到什么程度?文化大革命究竟还要搞多久?毛主席说过“南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可现在已经乱了整整十年，难道还没有乱够乱透?国家这副烂摊子最后又怎样收场?爸爸的心里虽然一直倒海翻江潮起潮涌，但表面上却不动声色，他很平静而自然地承担起一个家庭主夫的角色。每天早上，他都会拎着一只竹篮子，晃晃悠悠地逛荡到龙翔桥菜场买点小菜，然后拎着小菜篮子穿过东坡路，沿着西湖边的湖滨公园绕到人民大会堂对面的马路上看大字报，从各派大字报的种种言论和信息中，冷静思考，分析形势，静观事态发展。

1976年周恩来总理的与世长辞对我父亲精神上的打击无疑是摧毁性的。我记得那年冬天特别寒冷，西湖都冻成了大冰坨子，人可以在上面骑自行车。1月8号那天早晨，天色灰蒙蒙的，凛冽的寒风像飞刀一样在窗外发出“嗖嗖”的声音。我和姐姐挤在被窝里谁都赖着不肯起床，自然界的冰冻三尺和人世间的阴霾漫天让我们觉得自己很渺小，很无助，只有彼此依偎着的被窝里是温暖的，我们对这种温暖的依恋无法言说。

爸爸冲进我们的小屋时脸色发青，对我们说话从来都是慢声细语的他破天荒地对着我们大嚷：你们还睡着不肯起床啊!总理去世了!总理没有了呀! 我和姐姐听闻此言，掀开被子“噌”地从床上跳起来，我的第一感觉是：天塌了!爸爸捂住眼睛，泪水无声地从手指缝里流下来。我们从小到大没有看到过爸爸流眼泪，我和姐姐抱住爸爸，我们都哭了。

当时我们家只有一只九英寸的黑白小电视机，从早到晚，全家人都围坐在这只小匣子般的电视机前看总理逝世后的一系列催人泪下的场景，播音员沉痛的声音和令人肝肠寸断的哀乐锤击着每一个人的心，电视屏幕上王、张、江、姚夸张而拙劣的表演更让全家人反感和愤怒。

接下来的1月9日到1月15日这一周，大概是有史以来中国大多数人最悲痛也最难熬的一周，人们感到前所未有的压抑。追悼会不让开，灵堂不让设，黑纱不让戴，怀念总理的诗文不让发表。上面竟然还传达下来这样的精神，大意是：要警惕有人利川悼念周总理来干扰反击右倾翻案风；要警惕阶级斗争新动向……

那段时间，我哥哥开始频繁地离家，每天回来很晚，只要回来就把我姐姐拉到房间里躲着说活，半天小出来。二月初的一天，我哥哥突然对我父母说他要去东北出差。我母亲开始不同意，说现在外面那么乱，不安全。是我姐姐帮我哥说了话，我母亲才勉强放行。我猜想，我姐姐和我哥哥之间一定有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而这秘密肯定和总理逝世以后的局势有关。

我哥哥离家时说是到东北某重工企业催机器设备，然而他这一去两个多月没有任何消息，这显然有别于正常的出差。我父亲嘴上不说也不问，但我看他每天撕下挂在墙上的日历时，都会攥着撕下的日历纸发一会儿呆，就猜想爸爸一定是在想我小哥哥了。在我们四个孩子中间，我知道父亲最寄予厚望的就是我小哥哥。我姐姐虽然是老大，但由于出生在残酷的战争年代，营养不良，从小身体一直不好，中学时还休过学。“文革”中上山下乡，去东北插队，五年的艰苦生活和超负荷的劳动，使她落下了一身的病。尽管我姐长得聪慧美丽，但我爸只希望她平平安安就行。我大哥老实敦厚，脾气有点闷，但他的脑袋瓜里却常常有些异想天开的东西。他从小就会做出一些诸如：把新翻的丝绵被铰了，想看看里面为什么这么柔软蓬松?将家里唯一的一口闹钟大卸八块，零件拆得四分五裂，就因为想弄明白这小东西发出的“滴答滴答”的声音源自何处?我爸妈不是教育家，他们没能从我大哥的破坏行为中发现他的探究思考精神，反而认为他只会调皮捣蛋。只有我小哥哥让我爸爸妈妈备感欣慰，不用说他从小学开始就品学兼优，门门功课都很出挑，也不用说他在校期间一直是班干部，从中队长到红卫兵团长；单说他从小学时代就抱着大厚本的《资本论》，我爸单位送来的《文史资料》每本必读，我爸就对他刮目相看，欣赏有加。我想，平时沉默寡言的父亲虽然从没有在我们面前表露过什么，但他也许早就在心中认定：我小哥哥将来是可以有所出息的。对于我小哥哥此番外出究竟去干什么，我爸是有猜测的，两个多月的音信全无，我爸心里十分焦虑和担忧，但他的性格使他将喜怒哀乐都锁在心里，你从他的脸上根本看不出任何风雨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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