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以军：我可能是全台湾最爱写梦的（笑）。我25岁去念研究所，我的恩师，一个女的，逼我读了很多理论，压力很大，那时候我和我太太谈恋爱，很辛苦。
木叶：你太太是中文系的？
骆以军：对。我大学跟她是同学，我是从森林系转到中文系文艺创作组的，后来到研究所念戏剧，在别的学校。我毕业以后有三到四年写不出东西。从我20岁启动，自己就像练武功，乖乖练蹲马步，乖乖踩梅花桩，乖乖练拳，就是为了写一个大的长篇小说。那时候突然发觉我卡住了，不知道要写什么或怎么写，那时候理论读太多了，消化不了。后来遇到台湾的前辈小说家雷骧，台湾有一个女歌手叫做雷光夏，他是雷光夏的爸爸。有一次听他演讲，他说有一个习惯，在床头柜放一个笔记本、一支笔，他每次一做梦只要半夜一醒，马上开灯，记录。你知道做梦时候，醒来会跟太太或女朋友讲刚才做了梦，超棒的或超恐怖的梦，写下来就是超棒的小说，但你没记下来的话，那个梦就蒸发掉了，怎么都想不起来了。大概有一年的时间我写不出小说，我就开始乖乖做这件事情，做“梦笔记”。我发现这对我后来的写作有影响。
“西夏”对我台湾的读者可能太难了，很多精英读者都是10年前一路读下来的，他们有的是很棒的年轻小说家，他们读“西夏”也会不知道（写的是什么），前辈舞鹤有一次跟我对谈，他对文字那么严格、文字比我更怪，他说读到后来都觉得好像骑马摔下来了（笑）。
木叶：其实，越是难读的小说，越可以说你已经读好了，但比如《安娜?卡列妮娜》倒真的很难说你读完读懂了。《西夏旅馆》实在是庞杂，刚才你说像违规建筑一样，的确是。
骆以军：后来台湾有一些评论者或读者，他们说，我有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即使是虚构的，也会造出一个宛然的栩栩如生的剧场空间，我很重视调光，很重视空间的建构。其实这个就是在做梦笔记时练成的，你刚才讲的“杀骆驼”，真的是我做的一个梦，没有别的创造，就是记录。一醒来，你清楚那个梦，可能是一个无人的校园，可能是一个根本没有去过的祖先的房子，可能是一个非常暗的黄昏的市场，可是在写的过程中，越写那个梦就越来越稀薄，那个梦的场景就越来越趋于消失。我觉得就像画家在给自己做素描练习，我的素描一直是素描梦，有一年时间。
木叶：就沿着这个问题，记得格非评贾樟柯的时候说，贾樟柯拍过纪录片，那种写实能力和美学质地很好，但是他作为导演的虚构能力和叙事能力有待验证。坦白而言，我觉得我对你的虚构能力毫不怀疑，那么写实能力呢？或者说，你的写实能力，或直击当下生活的功力，是什么样的？
骆以军：大家应该知道，我公开喊话，我是“经验匮乏者”，后来有人用这个来问我，那我觉得没办法，我们本来就是历史上的弃儿，就是我们那个命，我之前说过，只恨投胎的时候不是投到白先勇他们家，或者张爱玲他们家，或是像章诒和，她不需要太多文学上文字上的技巧，本身就是一个繁华。
木叶：张悦然说的很好，她说你是很容易把别人的故事当成自己的故事来讲的一个人。
骆以军：对，这就是我在这个时代的小说幻术，其实写小说的过程，你可能还是要具备一些东西，你要具备比别人纬度更高更强大的同情理解他的能力。
木叶：谈一下你的工作习惯、构思过程吧，据说你现在还是习惯于用手写稿子，还是夜猫子……
骆以军：是的，我还是用手写稿，还是夜猫子。我每天花蛮多时间在带两个小孩，白日他们上学我到咖啡屋读书写作，但因烟瘾大，台北禁烟，只能坐户外，像冬天或七八月盛暑我就很痛苦。我有失眠问题，长期吃安眠药，九月初忧郁症又犯，现在还在服药，已慢慢恢复，很像我的哥儿们创作者一年有十二个月，而我一年就只有九个月。在台湾，写小说要养小孩，还是有颇大的经济负担，这不只我，大约我同辈或下一辈都如此吧。
木叶：不少人看了《妻梦狗》《第三个舞者》《远方》等，乃至散文和诗歌，觉得你兴趣庞杂、手段诡异。《西夏旅馆》里有一部分写“杀妻者”，据说是有新闻依据的。对于暴力和人性恶的窥测与书写，你有什么底线或期许？
骆以军：我的年纪或恰好到一个换日线，我在飞机上看那种好莱坞非常感伤温情的电影，会莫名其妙在座位上泪流满面。也许我气血已衰不复年轻时的状态——能把自己的头沉进地狱噩梦的水潭，伸回头甩甩就干了。我教训我儿子唯一的一条底线是，“任何人皆没有权力无意义地伤害他人”。但回到这个职业的严肃性，它岂有所谓创作者个人的底线？它非以创造出恶为快悦，而是迷惑，不将之盖掉地直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恶？它甚至也不是京戏舞台或日本漫画或好莱坞的恶，它或者是追踪“我们在什么时候变成不像人了”？或者是剥夺和失去，譬如我爱提的库切的“屈辱”。整个文明的最高峰是渥兹华兹这些浪漫诗人讲的“极限的光焰”。但在这个卡夫卡的世界里，什么是极限的光焰？你可能正不自觉地在网络的末端参与了一个集体施暴强暴的秀而跟着摇头晃脑。这后头或许有台湾大陆不同现实面的冲击，我两年才来大陆这么几趟，听不同哥儿们讲这边发生的一些真实事件，我想妈啊我在大陆出生的话兴许不会写小说了。真的发生的事比小说家掰的还神!!!但话也不能这样讲，你看也有波拉尼奥《2666》这样沉静、不眨眼不换气写动物性的记录报告式的虐杀，但可以写得如梦之梦。作为读者，我们觉得我们也是那个无以名状的恶和哀恸的共同参与者，但他是那么的现代性。
木叶：我们看到朱天文、王德威、陈思和等对你都赞赏有加，我也注意到你说“真正伟大的（中文）小说家可能还没有出生”，你怎么看待这三四十年来的华语文学创作？紧接着的问题是，你对更年轻的作家了解多吗？你看重经济和国力对于小说的影响吗？
骆以军：不是我看重的问题，而是真实存在着。譬如2007年我去爱荷华参加国际作家工作坊，台湾这边还上报，一个大标新闻，好像姚明易建联去打NBA。这是张大春之后十年来台湾第一个去爱荷华的。但那时我已四十岁，写了十本长短小说了。但我到那边发现，像德国、捷克、匈牙利、俄罗斯，甚至刚果或阿拉伯一些作家大约都才三十上下，那是一个世界观、好奇心都还在打开的年纪。他们参加这种活动是来交流交朋友的，但我好像是去“为国争光”一样。事实上我去的经费还不是美国邀请或台湾当局出钱，而是王德威老师私下帮我奔走找两个基金会出的。譬如大陆顶级小说家如莫言余华他们，可能世界最好的法文德文日文的汉学家都翻译了他们的小说，但台湾可能像张大春朱天文朱天心这样顶尖的小说家，也许就是英文日文有极难得的译本，可能世界会想透过莫言李锐余华王安忆的小说去理解一个“想象性的让他们迷惑的中国”，但他们可能不会有同样的情感去理解朱天心或舞鹤或我笔下的“台湾”或李永平张贵兴笔下的“马华”。
但另一方面，我们真的诚恳地反思，整个中国或大华文小说书写，确实还并没有真正出现一个像博尔赫斯、卡夫卡、普鲁斯特、大江、奈保尔、昆德拉那样以一个独立个体的小说便辩证回答或创造一个庞大的哲学宇宙，或整个时间逻辑观看方式的推翻。这可能是整个国族真正进入世界现代(尤其二十世纪小说这种西方的发明)描述方式的时间尚浅，所有中学的基础人文艺术教养还是僵直贫落，这个话题我其实无资格在这么短的篇幅谈，譬如阿城或木心或陈丹青他们笔下那个丰美饱满、款款摇晃的“陶庵梦忆”，我也无限孺慕伤怀，但在小说这领域，就耐心让超过一代的创作努力去积累，在毁坏中如补锅匠或油画画布一层层镀上盖上。
不要急着定位，或因为经济崛起就暴涨了文化大国之幻觉。不要从五四的西化的“拿来”变成东方主义的“拿出去”， 而是可否借作品提供更高维更多次元的“存在描述之象限”。 我也是这条大河里的一个小泡沫，“可怜身是眼中人”，但我是正面期待下一轮更丰饶的文明积累。
木叶：你不会缺故事的，下一部作品写了还是没写呢？也是亦真亦幻吗？
骆以军：《女儿》，小说。不真，而幻。其实我应该有很强大的建构真实的能力，只是大陆的读者对这种真实感不熟悉。那天跟梁文道也聊到，大陆的写实，大陆的顶级小说家，他们本来就在写现实的部分，即使是魔幻莫言，他们写实的根基太强了，还有像毕飞宇、王安忆他们，应该讲，他们发展出来一个太强大的写实状态，这种写实小说是大陆作家整体发展出来的一个庞大物种。可是在台湾，因为它有复杂的历史背景或时空状态，或像刚才讲的，经验是匮乏的。可是具体到某一部分，我觉得台湾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比大陆要直接一些，其实我们很大部分是在“写实”，可能我写的不太一样，比如那种铺天盖地的城市空间……
木叶：如果向初读者不推荐《西夏旅馆》和《遣悲怀》的话，你会推荐哪一本？
骆以军：我建议可以看看《月球姓氏》。我记得很好玩，当时莫言到台湾去，我很尊敬他。那时我还没写“西夏”，记得拿《月球姓氏》和《遣悲怀》给他，后来第二天遇到，他就笑着说：骆以军，像你，去写原乡，写农村，写得特别幼稚。因为我《月球姓氏》是写父亲在台北这个城市的事，我从小根本没有到过我父亲的原乡，是他讲给我听的。莫言接着说，但写《遣悲怀》，第一章（“运尸人”），你写的地铁等情境，写得特别好（笑）。
木叶：我也觉得第一篇“运尸人”和最后一篇“运尸人”，这个设置使整部作品有一种张力，如果光是“第一书”“第二书”这么下来的话，会缺一些味道。我有一个朋友，他看到“西夏”这个作品，然后在“豆瓣”上关注你以前的作品，就觉得你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比较嚣张，我不知道朋友最终的想法是什么样，但这个说法给我带来一个问题，文学对你意味着什么？你对文学最终的期许又是什么？你的梦到底是什么呢？你前面多次提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或什么，其实有些作家自己写了一个作品，特别怕别人说像《百年孤独》像《看不见的城市》像《玩笑》，但是你会把它都讲出来。你的期许和别人可能不同。
骆以军：其实我一点不嚣张，如果熟悉我的人，会认为我是非常谦虚的人，我讲谦虚不是一个做态的概念。我记得有个大导演的电影，他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就跑到电影的放映间里，陪着放映师放一部部电影。（《天堂电影院》？）我觉得我就是这样一个小孩，活在20世纪的尾端，在台湾，或者是大陆，作为这样的读者或对小说有梦的人，我觉得好幸福，还好我不是19世纪的人。这个文学星空上有马尔克斯，有博尔赫斯，有拉什迪，有奈保尔，有大江，有数不清的人。对于这些大小说家，如果是做创作的，你当然希望自己造出跟他们不一样的一颗星。但是，如果问对文学是什么情感，我觉得我是像仰望满天繁星的一个小男孩。我一直在跟哥们讲，我觉得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绝对不是网络，也不是电视，而是小说，当然小说早在17世纪就存在，或者说中国早就有了，可能我讲的那个“发明”是指20世纪对小说的态度，通过所有的视觉，所有的认识，所有的可能性，哲学上的辩证，是透过小说不断去冒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