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鸭子”使命
发布: 2014-5-30 05:02 | 作者: 袁劲梅
在战争的最后阶段，美国在华战区总令魏特曼将军知道日军投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在中国军民的帮助下，他已经掌握了比较准确的情报：大约有20,000多名战俘和犯人（POW）被关押在数个日占区的监狱里。其中有1942年4月18日，美国空军将领杜立特领导的十六架飞机首次轰炸东京时，不幸落在日占区被捕的两架机组的飞行员们，也有在太平洋战争初期被捕的瓦克岛美军将军康宁汉（Commander W. S. Cunningham），还有其他很多联军将领和士兵，中国抗日军人和游击队员，以及日本敌对国家的在华侨民。魏特曼将军以军事战略家著称，美军和日军在海上，天上和陆地上打了五年了，从过去的经验中，他看出日本兵纪律严格，绝对服从上司，不怕死，但不善于应付突然变故。他仔细计划并布置了前面说的到的八个以鸟为军事代号的使命，突然出动。由皮尔斯上校执行。
皮尔斯上校接到的任务是：在日本人尚未能开杀之前，组织八个小分队，担任这八个使命，突然直接空降到这些监狱所在地，解救各监狱里的战俘和犯人。在时间上，不给敌人机会动手，保证在大部队开进来正式接受日本投降之前，日军不能杀害监狱里的战俘和犯人。因为这些使命太危险。小分队的士兵们等于是要从天上直接跳进虎口，以少对多。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日军的残忍和拒不投降，到1945年8月，已是人人皆知。皮尔斯上校接到的命令指明：小分队的士兵只收志愿报名者。就是只收那些在胜利到来之际，依然愿意去执行一次有可能是有去无回的最后使命的士兵。
皮尔斯上校只有48小时组织他的小分队。他日以继夜，两天内组织起了头五个小分队。他从一百多个自愿者中选出一些已在“中缅印战场（CBI Theater）”有战数年作战经验的老兵和战略情报局军人。每个小分队七个人。一个军医，一个日语翻译，一个中文的翻译。他的这些小分队成员个个都是人物。
泰德.那卡奇是其中之一，他是美国战略情报局101独立支队的军人，又是日语翻译。原来就在威廉?皮尔斯上校手下工作。他在“鸭子”队。“鸭子”队的队长是，斯坦雷?斯泰格少校 （Major Stanley A. Staiger），是美国战略情报局 202独立支队的军人。在中国作战几年了。他瘦、高、帅，严肃、成熟，讲话清清楚楚，一句废话也没有。他就是不说话，往那儿一站，也有一种谁也别想糊弄他的架式。参战之前，他是奥尔根大学三年级学生。现在，他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小队长。队里还有个中文翻译，叫王艾迪 （Eddie Wang），从地面炮兵部队来。“鸭子”队的医生叫瑞曼德?汉切尔克（Raymond N.Hanchulak），生长在美国宾州，矿工的儿子，第二代捷克斯洛法克移民。上士音信?詹姆斯?摩尔（Ensign James W. Moore）, 也美国战略情报局 202独立支队的军人,他的父亲在中国南方传教，他在中国上的小学，也会中文。小分队里另一个士兵少尉也叫詹姆斯，全名是詹姆斯?汉伦 (Lst Lt James J. Hannon)，他在当兵前，正准备到阿拉斯加去历险淘金。因为战争，他的历险跑到中国来了。队里最小的士兵是纽约男孩比德?奥利切（Peter C. Orlich）,电报员。才二十一岁。当兵前收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奖学金。却没去。到了中缅印战场，几年下来，成了老兵了。
“鸭子”使命是到潍县（现山东潍坊）。潍县有一个大监狱。里面关了1600人。潍县在山东，山东的文化大概就是中国最传统的文化了，潍县老百姓忠实敦厚，从1943年3月日本人把潍县的集会中心变成潍县集中营后，潍县老百姓就没有停止过帮助狱中的战俘和犯人。甚至还有过帮助两个飞行员成功越狱的例子并把一个从B-29（当时最大最先进的轰炸机）上跳伞下来的受伤飞行员，威廉?仁帕勒曼少尉(Lt. William Zimpleman)藏在的潍县游击队中6个月。
其它如“喜鹊”使命到北平。和潍县相似，有自由的人从来没有把没有自由的人忘记。早在三个月前，战略情报局就已经派了三个美军亚裔情报人员化妆进入了北平城，搞清楚了城内有军事监狱，瓦克岛的康宁汉将军就关在这里，而且，丰台还有一个大监狱。有640多个联军将士。后来，当“喜鹊”使命成功进了北京之后，还意外发现了杜立特将军的两架机组被捕的飞行员们，还有四人活着，也关在北京。他们都被救出来了。
再如“红衣主教鸟”到奉天(今沈阳)。这队人中有一个泰德? 那卡奇的老同事，叫“班长黑斯曼第二(Captain R. F. Hilsman, Jr.)”，也是美国战略情报局101独立支队来的士兵。他在缅甸与日军打仗，受了伤，也不投降，躲在缅甸丛林里，和土著人一起跟日本兵打了一年的游击。他的爸爸叫“少校黑斯曼 (Colonel Hilsman)”，在菲律宾的尼格罗斯岛（Negros Island）和日军打。日军大批压境，少校黑斯曼当时是岛上的美军司令，看看打不过，只好率军投降了。到1945年，战略情报局已知道“少校黑斯曼”就关在奉天。“班长黑斯曼第二”自愿报名参加了“红衣主教鸟”使命。“班长黑斯曼第二”后来回忆说：他突然站在“少校黑斯曼”跟前，“少校黑斯曼”躺在一张小木床上，瞪大眼睛，不知所以然。“班长黑斯曼第二”说：“爸，你不是在做梦。” “少校黑斯曼”过了半天，坐起来看着儿子，说：“我就知道你这家伙没事。”
总之，每只鸟都有故事，“火烈鸟”到哈尔滨；“麻雀”到上海；“和平鸽”到海南岛；“鹌鹑” 到越南的河内，“大乌鸦”到越南和老挝。所有这些使命，都由美国空军第14飞行大队参与执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在电台“日本之音”中发布演说，宣布日本向盟军投降。在中国的日军听到没听到收音机广播，不知道。但是，威廉?皮尔斯上校的小分队队员们已经准备好了。他们从昆明飞到西安，在西安基地等待，他们打牌，聊天，开玩笑，吃口香糖，睡觉。这些老兵，经过战争的残酷，知道“使命”是什么意思。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包括泰德? 那卡奇，都在敌后工作过。据说，他们中间有一个夏威夷出生的第二代日裔士兵，在日占区工作的时候，居然被当地守军中的日本军官请了去，参观各连队的设防堡垒。现在，战争的胜负已成定局，他们只等着出发令，把最后一个任务完成了，好回家。
回家！让所有“没有回家自由”的人，都可以回家。这样，八队“鸟儿”们最后使命就完成了。“让人们能回家”，为了这一个最普通的要求，成千上万的人得先死去，这是人类发明的最荒唐，最丑恶的游戏。现在，作茧自缚，那个发动战争，把成千上万人逼进地狱无家可归的日军，要接受正义的审判了。
3. “潍县疯了”
1945年8月17日，潍县热不可当。县城外，潍县监狱集中营里，战俘们除了知道“外面也很热”以外，对于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曾有一位集中营里的战俘在1943年给国际人道组织写下过一篇“潍县集中营报告”。里面说到：集中营里的新闻，就是战俘们之间传来传去的小道消息。战俘给外面亲友写明信片，不能超过50个字，写信不能超过150个字。日本法西斯知道，想让战俘听话，就什么也不让他们知道。
要说潍县集中营里关着的人都是战俘，实在不准确。关在集中营里的很多人都是一些日本人认为是他们敌对国家的平民。最早进集中营的人，主要是1943年初从北京，天津，青岛强制迁来的侨民。开始还按地区分三个食堂自己开伙，后来人越来越多，什么样的人都有了。若按国籍分，集中营里有十四个国家的人。有主教，还有400多个神父和修女，有国际银行的总裁，有外国公司经理，有商人，有画家，有教授，有医生，有运动员，有被日军抓到的联军飞行员，还有很多抗日联军士兵和游击队员。最奇怪的是：在1943年夏天，日本人突然决定把400多个神职人员迁回北平（为什么只有日本人知道）。这些神父修女们刚走，日本人又把一群“Chefoo（芝罘，即烟台）教会学校”的小学生关进来了。所以，潍县战俘中还有一大群小朋友。
到1945年8月，小学生们已是老犯人了。从1943年起，他们就被关到这里。很多孩子与父母已经分离几年。为什么要把小朋友们关在集中营里？也许不需要理由。“不可理喻”，在战争中是侵略者的游戏规则之一。日本兵在美国对日宣战之后不久，就抓走了小朋友们的美籍校长布鲁斯先生，封了学校的教室，又向小朋友们宣布：从此，这里是天皇的领地了。然后小朋友们就失去了自由。膀子上被别上标志，全被送到一个叫“庙山”地方，然后又被送到潍县集中营。这些小学生们还很小，不知道世界怎么会突然成了这个样子，小孩不能在野地里疯跑了，不能回家跟爸爸妈妈撒娇了，不能想笑就笑想闹就闹了。他们不知道那些在监狱门口和周围走来走去的日兵，凭什么要把他们和其他那么多成人的自由拿走。
1600多人的集中营，就是一个小社会了。每天早上，小朋友们和大人一起，拎着小铁桶排队打水。然后就盼着潍县农民的驴车和平板车进来，送菜送煤。农民的驴车和平板车是监狱集中营和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突然一天，日本守兵下令：农民不准进来了。驴车和平板车只准停在集中营大门口。犯人得派人自己赶驴车、推平板车到厨房诸存室。可是，没想到，中国的驴通人性，懂声音。一到门口，农民不走，它们也不走了。任你是银行总裁，还是租界警察，不是主人的吆喝，驴子就听不懂。平板车也不好推，一不小心货物就倒了。战俘和农民们都请求日本守兵能取消不准农民进来的新规定。日本守兵断然拒绝，就是不准农民进来。但是，他们不知道，当一个强权不停地对人们说“不”的时候，它所得到的回报绝不可能是“服从”。日本守兵也绝没有想到，唯一一个他们允许进入集中营的中国伙夫，居然还就是OSS 的情报员。
小朋友们小小年纪，就看着那些文质彬彬的成年人白天在集中营里做各种各样的苦力，为食物计划来计划去，只要一没有日本兵看见，就悄悄地用各种方法和监狱外面的农民们换食物。小朋友们知道监狱里有一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那个角落里有一棵歪树，等在那棵树下，监狱的墙外面，会有农民突然扔进来几个馍，或者几个红薯，偶尔运气好，还会突然有一只鸡从墙外面“飞”进来。外面的农民知道，监狱里关的是什么人，也知道不管里面还是外面的人们，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反抗共同的敌，各人有各人的方式。给监狱里面的人扔食物，是潍县农民们抗日的方式。
犯人中的老师们给集中营里的孩子们办了两个学校，一个按美式制，一个英制式。老师们坚信：孩子们决不可以忘记他们是自由人，总有一天他们要重新拥有外面的世界。两年半里，学校居然还在监狱里培养出了5，6个小学毕业生。给毕业生开毕业典礼，是所有大人和孩子们在集中营里的唯一节日。什么能可以被毁灭，希望不能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