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一次说到风暴 ──王寅访谈录 张桃洲 2005年4月19日，广州 受访者：王 寅 采访者：杨 子 我和王寅两度共事，前后几年。他在上海，我在广州，由于工作的原因，联系渐渐频繁，但无论见面，还是通电话，我们说的都是别的，很少涉及诗歌。这符合他的习惯，也符合我的习惯，无论大家独自在诗歌中浸淫得多么深，多么久，都可以把诗歌的抽屉推到日常生活的橱柜的黑暗深处。他和我认真地谈论诗歌，只有这一次。 谈话持续了将近４小时，有一点信马由缰，却并非漫无边际。王寅的诗歌学徒期，王寅的诗歌美学，王寅心中恪守的尺度和戒律，王寅对诗歌和生活之关系的态度，１９９０年代之初那次持续几个月的黑暗中的辉煌的爆炸，都经由他本人的嘴，说出来了。诗歌，像一个秘密的护身符，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他。 这次谈话没怎么涉及王寅的一些具体作品。这样也许更好。真正卓越的诗歌，一定会突破字面和“本意”，向更多的意义和可能扩散，弥漫。王寅当然不愿化身为读者和评论家，来谈论自己的诗歌，他把感受、评论、引申和发挥的权利，交给了读者和评论家。在今年春节期间为他举办的那次诗歌朗诵会上，他吃惊地发现，读者是很有水平的，他们可以很好地朗诵一首诗，证明他们可以很好地理解一首诗。他感到非常欣慰。很久以前，他曾在一首诗中写道：“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冬天还热爱一个诗人。”现在他一定会在心中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在一个诗歌已经快要死亡的年代还热爱一个诗人。” 如果我们开动宣传机器，王寅也许会成为诗人中的明星，因为他的人和他的诗一样漂亮，符合人们对于诗歌的想象，因为他的诗歌既适合默默地阅读，又适合朗诵（也许，是在小剧场那样的环境？）。但是王寅会在这部机器面前退回去，回到他已经呆得游刃有余的现实世界。他在现实世界里不像其他诗人那么痛苦，不像很多诗人有那么长时间的不适应。在他的后期作品中，他的力量不但没有被现实剥蚀掉，反倒在现实的磨砺中生长得更加丰沛，更能够撼动我们。 王寅早期诗歌中的那些词语和意象，感觉是一双戴着麂皮手套的手，从词语和意象的密林中极度挑剔地精选出来的。毫无疑问，很多东西，是绝对不可进入诗人的法眼的。王寅不否认他1990年代以前的写作，是“为文学而文学”的。那些诗歌给了我们大量的诗意，但对日后的王寅来说，却存在着严重的不足。他曾经用了一个自己觉得有点“肉麻”（其实不是肉麻，而是被滥用了）的词：生命。那些诗歌里缺少生命！ 这并不是王寅一个人的问题。形式主义是很多当代诗人都曾经趟过的一条清澈之河，在有些人那儿，那条河在清澈之余，竟一无所有。 王寅的生活并没有大的坎坷，但对于一个诗人来说，却足够折磨。为了调动工作，他在校长家里“折磨”校长的故事，是这次访谈中挖掘出的最让人寒心的故事。他像所有的艺术家一样，无法活在一个自造的幻境里。在令人心灰意冷的现实面前，他用诗歌营造的幻境，崩溃了。正是这种崩溃令后期的王寅爆发出当代诗歌中罕见的力量和光彩。１９９０年代以来，尤其是１９９０年代之初，那些被一种类似于火山岩浆般看不见的力量推动着喷薄而出的诗歌，更多地是命运之手在一个诗人心灵上留下的粗暴的指印，在诗人的琴弦上刮擦出的刺耳的、尖厉的声音，有时，简直要将琴弦扯断！而王寅已经准备好了他的对位法：他顺着那股力量，将它结实地演奏出来了。 依然是那么漂亮，却已经放弃了制作；高超的手艺仍在，却完全听命于心灵的力量，──直面冷酷的命运的幽灵，与之对峙，相撞，或者一同顺流而下；激情宣泄，却暗中紧扣那根暴烈的缰绳。这些诗，仿佛一把斧头劈开了冰封的大海，让我们直视已经改变了颜色的太阳，鲜花和灾难。一切都不同了，一切都笼罩上了一层阴郁的，悲剧的色彩，一切都映射着我们置身其中却看不真切的世界的寒光，让人倒吸一口冷气！ 送斧子的人来了 我们的头来了 　　──《送斧子的人来了》 又是冬天了 死亡不可迷惑 信心无法医治 …… 微小的锋刃 巨大的痛苦 预感和结果 就像两列火车迎面急驶 将在我的头顶上相遇 　　　──《今天的光芒》 不会再受伤了 不会再癫狂了 亲爱的教父 向你致敬 灵魂终于出窍了 ──《灵魂终于出窍了》 “我又一次说到风暴/是因为我酷爱这个词。”这句诗，也许泄露了王寅内心的秘密。这样的强度，这样用折断、粉碎和无言，来反抗黑暗的压迫的意志，这样的从生活那儿领教来的致命的箴言，引领我们活着经历我们的死，死着走向我们的永生。 …… 杨：你最早开始写作的时候，你父亲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反应吗？ 王：我们家其实蛮有意思的。我的爷爷那时候就是吃文字饭的，他最早在日本留学。 杨：学什么？ 王：学的是经济。 杨：他留学的年代跟周作人他们差不多前后吗？ 王：比他们晚一些，30年代吧。我家里还有一份他“文革”时写的自我批判的材料，里面提到在日本的什么学校读书，后来在国民党政府里做事，编杂志，做主编，做大学校长。也很能干。 杨：一直在上海？ 王：不是。他是抗战以后才到上海的。 杨：以前在哪儿？ 王：以前在上海呆过，在交大也读过书，然后去日本，在东京政法大学留学，回国之后主编一份叫《开发西北》的杂志。后来，抗战爆发就到了重庆，抗战结束去北京，做一家报纸的总主编，再到上海，拖家带口，父亲母亲，五个孩子，还有一个妹妹，全靠他一个人养，后来就开一个磅秤厂，成了资本家。他特别反对我写东西，因为他在“文革”当中吃了太多苦，觉得实在是没有意思。他希望我去学数理化，就跟我父母商量，我父母也非常实在──至少考进大学吧。我说考文科也可以进大学，因为我数学非常差，不可能把数理化弄上去。 杨：他们没有让你在数学上下点工夫？ 王：这个不可能的，我没这个天赋，太痛苦。中学的时候，我用赋的形式写过一篇文章给我爷爷看。之前他要看我的东西，我一直不给。那篇东西我比较得意，就给他看了。他一看，觉得非常好，就写信跟我说，没有想到你还是很有写作天才的，但是考虑到以后的生计，你还是要学好数理化。那封信我到现在还保留着。当时跟父母一直有冲突，他们觉得你为什么老是去弄那些不正经的东西，我看的书他们也是觉得没有用的。 杨：你父亲是做什么的？ 王：我父母也都是上海师大中文系毕业的，和我是校友。他们都是中学教师。 杨：你父亲教什么？ 王：都教语文。我跟我父亲的关系比较有趣，他反对我写诗，看文学书，但他自己也喜欢，所以他经常会去买这些书回来，我家里那些外国文学都是他买的。而且他那个时候帮学校图书馆买书，买了可以报销，买回来就自己先看。有些书明显超过我的接受程度，他觉得比较有意思，就买回来了，我就先睹为快。中学和大学的时候，确实看了许多书。 杨：有没有闹得比较僵的时候啊？ 王：有。 杨：那怎么办？ 王：那还能怎么办。当时更痛苦的是他们，不是我，他们真是一筹莫展。我的诗集出来之后，送给我父母一本，他们特别高兴，让我在上面写上字。我说自己人还写什么字？他们说，你不写，人家还以为是我们从店里买来的呢。我想他们一定很高兴的。 杨：最初发表诗歌的时候，他们应该也很高兴吧。 王：对啊。那时考上大学，他们就放心了一半，觉得会有一个工作了。当时他们主要担心我考不上大学。 杨：在大学那么多年还是持续写诗，这个他们有没有担忧过？ 王：没有。他们不管了。 杨：他们知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很早就有名气了？ 王：这个我不会和他们交流的。 杨：那他们没有什么渠道去了解吗？ 王：可以从侧面了解到。那时候诗人频繁流窜，经常有人来敲门，有时候父母会招待他们吃饭，那时候他们会听到一些。但是他们对这个可能并不看重，也许看到我在报纸上以本报记者的名字出现，他们更高兴。朗诵会那天我父亲还特地去了，我说你们来，我会很不自在。他们说，那你就不用管了。 杨：你在台上朗诵的时候会看到他们吗？ 王：朗诵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其实我只朗诵了三首，其他人都很踊跃，根本不用我朗诵，所以就没我什么事。 （一）（二） （三） （四） （五） （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