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寅访谈录
张桃洲
2005年4月19日，广州
受访者：王 寅
采访者：杨 子
杨：前期诗歌和后期诗歌在情感的浓度，强烈程度，硬和软，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王：只有一个解释，就是生活境遇发生了变化。
杨：一个诗人一般越到后面会越来越平和，越来越冲淡，你为什么越来越激烈，或者说越来越尖锐？
王：那是心里有火气吧。而且我觉得以前也有一点苦闷，比如在中学教书的时候，但那时会自觉地去规避，比如说特别恼火的时候，不会去写，这些都不能入诗，成了一种不成文的戒律。90年代的时候，肯定需要这么一个渠道把它排泄出去，不然的话，人会出问题的。
杨：你的那种宣泄还是太含蓄、太隐蔽了，可能对另一个人来说，起不到宣泄的作用。
王：那不管，只要自己觉得是宣泄就行了。
杨：从来没有想过把一件事情，把一个遭遇直接写入诗中吗？
王：不会。这可能也是我的又一个戒律。我在不断地打开自己，但这个打开是有限度的。说不定以后会。我不是那种特别愿意敞开自己内心的人。我觉得跟别人说了也没用，别人也帮不上忙，反而让别人也一起烦恼。刘翔写那篇文章的时候，特别头疼，他说你提供的东西太少了，他来问我，我也说不清楚。他后来归纳说，其实你也没有碰到什么大事。
杨：还是说说你刚才说的四五个月每天写四五首，持续了那么久……
王：这是非常奇特，非常奇妙的感觉，写下第一行，就可以不停顿地写下去，那时候的每一分钟都可以写出诗来。
杨：在这之前有过长时间的停顿吗？
王：停过一年多，根本没写，是１９89年，到90年慢慢恢复。其实到88年已经开始停顿下来了，以前那种路子已经穷尽了，那时候也有孩子了，都是些琐碎实际的事情。90年、91年的时候又开始写，一开始也不太激烈，后来就发现，只要我愿意，每时每刻都可以写，写了第一行，后面几行跟着就出来了，就好像魂灵附体，好像有人贴着我耳边在说，我只要把这些话记录下来就行了。那个感觉非常好。如果我每天要像挤牙膏那样写，肯定是持续不久的。
杨：近似于神秘的体验。
王：对。有时候自己看了也非常佩服，那种复杂的程度，意外的东西，太多太多了。而且这些诗互相之间很不相同，不重复。这样的状态也不可预期，它什么时候会来，我自己是无法去掌控它的。这本诗集里面，91-92年这部分的诗是选得最多的，差不多有70首。
杨：这些诗当时都没有给人看过吧？
王：没有。其实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整理出来。有的还是雏形，有的还没有誊抄出来，有的是零星地写在纸上，因为很着急，抓一张纸过来就写，有的一张纸上写了两三首，字迹都叠在了一起。
杨：之前在阅读上有什么特别愉快的吗？
王：阅读是一个通道，创作是另外一个通道。而且我比较反对看别人的东西马上消化。我到现在也是这个习惯，现在比较流行的书，大家都看的书，我肯定是不看的，保持一个时间差。
杨：那些没拿出来的诗，谁都没看过？
王：对。
杨：那段时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有什么新的东西出现了？
王：只能说这些诗歌跟以前很不一样，我自己也非常吃惊。
杨：陌生？
王：也不陌生。神奇，而且这些诗的质量都非常不错，比较整齐。写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累，早上起来就可以写。
杨：那时已经借调在报社了？
王：对。那时感觉不是太好，特别郁闷，特别绝望，按照文学理论来看的话，这就是一种救赎，要靠诗歌和写作来缓解自己的焦虑。但事实上它是救不了你的。
杨：当然。当时对你来说，最焦虑的问题是写作的环境不好吗？
王：是生活让你看不到出路，前面充满了阻力，特别沮丧。而且这种状况维持了很长时间，眼看30岁已经过了，什么时候是头呢？有时候会觉得命运为什么对我那么不公平呢？
杨：有关你的评论文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王：评论文章很早就有了，但我都没有收集。
杨：你已经看到的评论里谁说得比较好？
王：我觉得谁说得都不错。我看别人的评论，他们说得都对，但仔细想想好像又都不是我的意思，未必很全面，只是某一个点是对的，也许我写作的初衷并不是这样。唐晓渡、沈奇他们都写过具体一首诗的导读，看完之后，觉得这样解释也通。
杨：你觉得你的诗可以用新批评的“细读法”来读吗？
王：可以。但是这样很容易走入一个误区，可能他一开始就错了。
杨：能不能说说那些疯狂的诗人对你有什么影响？
王：那太多了。普拉斯、茨维塔耶娃，萨克斯也可以算一个疯狂的诗人，90-91年那个时期看萨克斯的诗很多。
杨：金斯堡呢？
王：一度很喜欢，后来觉得还是比较单调。茨维塔耶娃非常厉害，浑然天成，还有迪伦?托马斯。
杨：我觉得你那段时期的作品，好像是冰冷的海洋里有热血在喷涌。
王：其实我骨子里是冰冷的，但这段时间是非常时期，所以海洋里的火山稍微喷发了一些，好像也挺特别。但是很奇怪，等我境遇好了的时候，写出来的东西还是这样的。是不是我气还是不顺啊？什么气不顺，我就不知道了。
杨：你的诗产生歧义的可能性比较大。
王：对。朗诵会上很多人念《情人》这首诗，其中有一个人就说，明天是情人节，我们把这首诗献给明天的情人节。这完全理解错了，这是一首悼亡诗。朗诵的是个演员，很深情地在念。这样也没什么不好，她有她的理解。另外一个人念的时候，尔冬强流泪了。请柬是他设计的，请柬上的诗也是他选的，他肯定对这首诗特别有感触。那天，钢琴伴奏彭程去朗诵会现场，试弹一下，顺手就翻到这首诗，他说，我就弹这首吧，他用的是《海上钢琴师》中的一段音乐，前奏出来的时候，尔冬强的眼圈就红了。尔冬强说，肯定成功，不用再弹了。很多人问我，你这首诗有什么故事吗？天知道有什么故事，那时候我才二十五六岁，根本没什么故事。《精灵之家》就是一个组诗，每首诗都是一种类型的人，先拟好了标题，就这么一首首去写。
杨：朗诵会去了多少人？
王：100多人。
杨：没有收到请柬自己去的多吗？
王：很多。尔冬强在网上发了信息，原来说要登报的，我说不要搞得太大了。其实我心里也没底，不知会搞得怎么样。
杨：结果让你很意外是吗？
王：所有的人都很意外。我想，我那些诗能朗诵吗？我自己也没有体验。那天是年初五，很多人都不在上海，出去玩了。
杨：那天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王：那天忙得不行，好多朋友来了，就打了个招呼，连话都没顾上说。其实是蛮好的经验，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登台朗诵过，更不要说开朗诵会了，朗诵会和出诗集的感觉不大一样。
我听张献说，他去年去参加衣荷华写作计划，衣荷华城里每天都有朗诵会，很多作家住在那里，人们觉得能够听到诗人原声的朗诵是很珍贵的，朗诵会的规模很小，不过几十个人，所有的人都非常认真，非常严肃，朗诵的人也非常投入。这就是一种基础。
杨：很难有外力进入这个场，我们这个场被自己搞得污七八糟。
王：我们现在看书的人还是不多，热爱文学的人更不多。朗诵会让我比较受教育的一点是，诗歌确实是可以打动人的，千万不要低估了读者的接受能力，他们其实还是很厉害的，只不过他们没有机会接触到。一旦他们接触到了好的东西，他们会做出反应。在朗诵会这种氛围里面，一首诗很容易被读懂，这跟你一个人自己在家里阅读很不一样。
杨：实际上这是一次接受检验的机会。
王：对，对。很多人是第一次看我的诗，到了那边才拿到诗集，随手翻，看到意会的，就上去念。
杨：后来你发现自己的诗还是很适合朗诵的？
王：很适合。他们都念得非常好，比演员都念得好，可能普通话不标准，声音不好听，但通过对节奏的处理，你可以感觉到他们非常明白诗的含义。
杨：你的诗很难用播音员的朗诵腔或者造作地去朗诵。
王：对。有一首《水》是两个朋友念的，他们是一对情侣，电台的主持人，念得很棒。我跟他们说，你们完全可以添油加醋，任意删改都无所谓，只要你们觉得合适就行。他们上去就自己发挥，念得非常舒服，把这首不是爱情诗的诗读出了爱情的氛围。念完之后，我上去说，没想到被他们一念，我发现自己写得这么好。既夸了他们，也夸了自己。
杨：那天找你签名的人多吗？
王：多。念《情人》那首诗的人很多。有一个中年人就把诗集拿过来，翻到“情人”那一页上，让我帮他签个名。我说，签在扉页上不好吗？他说，不要，我很喜欢这首诗，请你务必签在这首诗上。签完之后，他很满足地走了。
杨：那天上海的诗人都来了谁？
王：我都没请。
杨：陈村那天很激动，是吗？
王：陈村对这种事情特别起劲。尔冬强给我开了个名单，寄了请柬。后来我又给陈村打了电话，他说，没收到，不过你等一下，邮件太多，一般不是手写的我就不拆了。后来他找到了。他就在他那个BBS上发了消息，之前他已经在天涯和小众菜园里面贴了很多东西，在网上搜到别人对我的评论也发在BBS上。他特别热心，还写了自己的很多感言。其实我跟他的交情很淡。他就是一个性情中人，我的诗集还没有拿到的时候，他已经帮我做了。我拿到出版社寄来的第一批诗集，就送去他家，他非常高兴，还让他太太把照相机拿出来，拿着我的书作手捧宝书状跟我照相。他在BBS上这样说，自己写得那么差，都出了那么多书，王寅写了那么多年，就出了一本书。他宁可成为王寅。这是客气话。很真诚。
杨：你那天朗诵了哪三首诗？
王：一首是《朗诵》，一首是《音乐》，还有一首是《想起一部捷克电影想不起片名》。我其实不会朗诵。中间休息的时候，钢琴伴奏特地跑过来说，你念得真好，真有感觉。让我很意外。
杨：这种情景很少见。
王：对。每个上去朗诵的人都会说一段话，非常激动。这个氛围很好，也没有特别人来疯，大家其实还是很理性的。
杨：如果让你去做一个专业诗人，你觉得怎么样？
王：我从来没有想过。
杨：比如给你个闲差，然后有大把时间写作。
王：那我未必写诗。我觉得写诗真的很奢侈，不是说物质上，而是时间上，精神上。谁来养你啊？很多人愿意这样。但是凭什么诗人要被养啊？而且职业化也不好，很多声音都会走样。我现在是个娱记，有另外一种身份。
杨：除了文学书之外，其他方面的书对你影响大的有哪些？
王：哲学的书，宗教的书。我现在文学的书籍反而看得很少，小说肯定不看了，诗歌看得也很有限，散文随笔看得多一些。
杨：哲学家对你影响比较大的是哪些？
王：也没有系统看，有些书可能看了一半，觉得对路，就多看一些。
杨：这些年不断有一些时髦的西方人物在中国大受崇拜，被人整天挂在嘴上，从萨特到福柯，都是如此，你怎么看？
王：我发现我是一个不赶时髦的人，而且我会自成一个系统，我会挑选我感兴趣的人来读，绝对不会去跟风。也不会因为我没有看过这些东西，就缺乏一个谈资。这也是我的弱点吧，比较固执一点。
杨：这可能跟个人偏好有关系。你觉得日本文学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王：日本文学我看得非常多，从《古事记》到俳句到当代的小说看了很多。我觉得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是特别有趣的参照。我看过读大学做过的一个笔记，那是从杂志上看到的一篇《中日文化的比较》，这篇文章中说中国文学里面缺少一个东西，恰恰是日本文学强调的东西，就是“物的哀”。日本一个是岛国，作品特别短小、朦胧、诗意。大陆的东西都是长篇巨制，比较阳刚、硬气、北方一点。中国的整个文学传统都以这个为主导，那些比较唯美的，往往不是主流。日本文学其实蛮对我胃口的。
杨：日本作家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王：很多。《枕草子》我特别喜欢看，里面有对季节变化的很微妙的描述，中国文学里面会有，但只是只言片语，它那里面是大段大段的。也喜欢女诗人与谢也晶子，还有俳句，我那时买过一本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的《日本俳句史》，那本书我看了无数遍，我还写过俳句。我的朋友朱浩在《上海侨报》编一个俳句的专栏，他写了很多俳句，还在日本拿了很多奖，他跟我说，你也写一下吧。有时候他很着急要拼版，把电话打过来说，你想十分钟，待会儿我再打过来。他挂了电话，我就在传呼电话那儿哗哗地写。那时候只有公用电话，要传呼的。十分钟后他打来电话，我就在电话里读给他听。有时候实在来不及，我就把白话文的诗压缩之后，把意思改写一下。一首徘句当时稿费四元钱。
杨：日本的现代诗歌呢？
王：现代诗歌读得不多。日本人的现代诗很罗嗦，他们的文字本来就罗嗦。我后来去日本得到了证实，他们说了那么长时间，翻译过来只有两三句。翻译过去，我很短的几句话，他们要用很长的时间。后来我问学日文的朋友，他说确实日语里废话敬语特别多，有些话完全可讲可不讲，但是出于礼貌一定要讲。
杨：鲁迅对你有没有影响？
王：他可能作为时代的人物对我的影响更厉害些，因为那时我读中学小学就是在鲁迅生活的地方附近，他在上海的住处就在我们学校附近，就住在虹口区，日本人待的区域，他在文章里写到去哪里吃东西，去哪里买报纸，去哪里买书，就是我们那个区。我中学离他提到的内山书店就隔一条马路，近到这个程度。他住过的北川公寓就在我们学校对面，坐在教室里就可以看到。他的故居也就是五分钟的路程，他在溧阳路的藏书室也很近。春天我们要去烈士陵园扫墓，班主任就派我们去鲁迅公园跟他们的管理员说一下，把送给鲁迅的花圈拿过来，扛去烈士陵园。
杨：鲁迅的作品你比较看重的是哪一些？
王：小说、散文。他的杂文看起来有些莫名其妙。后来在我电视台拍《百年上海》的时候，拍到上海的文化，假公济私去鲁迅纪念馆拍些鲁迅的手稿，可以随意挑，可以抚摸，都是真迹。看到他的东西还是挺激动。记得小时候去鲁迅纪念馆，看他的生平展览，有他的长衫、雨伞，一双很小的鞋子，我奇怪他长得真是矮小。读大学的时候，有一年鲁迅诞辰，还去他故居看过，二楼是他的卧室，外面有一个空间，里面有个柜子，趁着没人就把抽屉拉开来看，里面还垫了当年的旧报纸，鱼缸里还养着金鱼，挺有意思。
杨：其他作家的作品看吗？
王：我对那种写得特别多的作家一直是持怀疑态度的，他真的有这么多体验吗？那些作品真的看得不多，像茅盾的作品一看就觉得太差了，茅盾还是我的老乡，都是乌镇人，但我都羞于提及。30年代的红色作家都看过。张爱玲这样的作家盛名之下，也不过如此，只是一个特别聪明，有点刻薄的女人，她不是一个不可替代的作家。
杨：你有没有尝试诗歌之外的其他文体？
王：散文一直在写，但写小说好像自己不是这个料，我觉得我的叙事能力特别差。而且写诗很快，我已经习惯了短时间解决战斗，当天写不完，第二天再写就很累。说到底还是对叙事没有感到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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